管仲的石壁谋

齐桓公以管仲为相，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代替周天子充当盟主的诸侯，因此被称为春秋五霸之首，而齐国为称霸而采取的手段不同于其他几位霸主，而且是后世国君所没有的一个特例，因为齐国称霸更多的是依靠其经济手段而不是军事，而不像其他的诸侯靠的是战争。管仲熟练的运用轻重之术对外策划了衡山之谋、石壁谋和菁茅谋，堪称古代货币战争的经典案例。下面一起来了解一下管仲的石壁谋。

管仲的石壁谋

葵丘会盟之后。齐桓公对管仲说，咱们举办这么大一场盛会，花了不少钱，风头也出尽了，可怎样才能把这些虚名转变为实实在在的利润呢？不然的话，寡人想去朝拜天子，会感觉费用不足，仲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管仲说：“主公，某处有一片乱石岗，请下令招聘一批玉匠，把这些乱石头，按标准雕制成一块块的石壁，一尺长的定价一万钱，八寸的定价八千，七寸的定价七千，石珪定四千，石瑗定五百。”齐桓公听了，将信将疑，但还是都照他所说的做了。

石壁完成之日，管仲就来到洛阳，朝见天子。天子亲切地会见了这位霸主的仲父。当时，天子的弟弟姬带还在为分家的事和天子扯皮。管仲作为大诸侯国的宰相来到朝廷，是来为天子兄弟俩说和劝架的。

管仲说：“为了大王的尊严，我国君主打算率领诸侯们前来朝拜先王的宗庙，一者可以观摩学习周礼，二者也能为大王助威！乱臣贼子们见到这架势，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天子说：“好，那就叫诸侯们都来朝拜先王宗庙，这没问题。”管仲又说：“请大王发令，凡是来朝拜先王宗庙的诸侯，都必须带上‘石破天惊’壁，作为献给大王的贡礼，否则，不准入朝。”

所谓‘石破天惊’壁，就是从那一堆乱石头里凿出来的，找到一个好项目，立马就值钱了。

天子说：“可以，这没问题。”便向天下各地发出了号令。诸侯们一般很少有机会参观朝拜天子先王的宗庙，机会难得，一票难求呀。于是，天下的诸侯们都载着黄金、珠玉、粮食、彩绢和布帛，纷纷赶到齐国，争着抢着来购买门票“石破天惊”壁。就这样，齐国的石壁流通于天下，天下的财物流归于齐国。

一大堆废弃了的乱石头，原先只是半文不值的障碍物，但在管仲的运作下，却变废为宝，价值连城，狂赚了一大笔。这一笔赚了多少呢？相当于八年的税收。所以，齐国爆发了这笔横财后，齐桓公为他的百姓减负，也就不收税了，一直到他去世的八年间，都再没有向他的百姓们征过税。谁还不喜欢呢？这就是管仲的经济谋略，叫做“石壁谋”，这个故事就被记到了《管子》这部书里。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装的正是政治变革是什么?

行政改革管仲整顿行政管理系统，“叁其国而伍其鄙”。所谓“叁其国”，就是将国划分为21乡，士居15乡，工居3乡，商居3乡，分设3官管理。所谓“伍其鄙”，就是将鄙野（国都之外的广大地区）分为5属，设立5大夫、5正官分管。属下有县、乡、卒、邑4级，分别设立县帅、乡帅、卒帅、司官管理。整顿行政系统的目的是“定民之居”，使士、农、工、商各就其业，从而使部落的残余影响被彻底革除，行政区域的组织结构更加精细化，并且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军事改革其原则是“作内政而寄军令”，其措施是“参其国而伍其鄙”，其内容为：将全国分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工商之乡不从事作战，实际从事作战的是士乡十五。五乡为一帅，有一万一千人。由齐君率为中军，两个上卿各率五乡为左右军，是为三军，就是“参其国”。一乡有十连，一连有四里，一里有十轨，一轨有五家，五家为一轨，这就是“伍其鄙”。轨中的五家，因世代相居处在一起，因为利害祸福相同，所以，“守则同固，战则同强”。(见《国语·齐语》)。这是一种社会与军事相结合的战斗体制，亦为后来大规模的战争作了准备。经济政策管仲相齐的经济政策是“遂滋民，与无财”(《国语·齐语》)，“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史记·齐太公世家》)。或言“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史记·平准书》)，以至“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

子反对向“树木”、“六畜”和人口抽税，而主张“唯官山海为可也”，“山海”就是铁和盐(《管子·海王》)。若此记载为可信，则于管仲时就已经实行了统治盐铁的经济政策了。管子熟练的运用轻重之术对外策划了衡山之谋、石壁谋和菁茅谋，堪称古代货币战争的经典案例。管仲实行了粮食，“准平”的政策，即“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故大贾富家不得豪夺吾民矣”，(《汉书·食货志》下)。这种“准平”制，平衡粮价，间接承认了农民自由买卖粮食的权利及自由私田的合法性，保障了私田农的生产利润。管仲提出“相地而衰征”即按照土质好坏、产量高低来确定赋税征收额，同于马克思级差地租。管仲面对当时“竭泽而渔”的经济开发，为了有效利用齐国的林木和渔业资源，制定了“山泽各致其时”。即历史上最早的自然环境保护法，即禁止人们为了眼前利益而滥伐滥捕,以保护树木和鱼类的正常生长、免遭破坏。伐木和捕猎只准在适当的季节进行。管仲修齐太公“九府圜法”，在齐国设立了专管货币的机构——“轻重九府呻”。齐国由政府统一铸造货币，这种规范的货币呈刀形，名为“齐法化”或“节墨法化”，俗称“齐刀”。在《管子·奢靡》一文中，系统的阐述了消费对生产的促进效用。人事改革国中“慈孝”、“聪慧”、“拳勇”出众者，由乡长推荐试用，称职的委任为吏，任用称职的又可以晋升，直至升为上卿助理。选贤任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世卿世禄制，扩大了人才来源，这一制度成为日后科举制度的雏形。社会改革管仲推行礼法并重，即推行道德教化，也可以称为“德治”，形成了“霸业”和“礼治”相结合的思想体系，即礼、法统一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治国的过程中，礼义教化与厉行法制是相辅相成的，“明智礼足以教之……乡置师以导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故百姓皆说为善，则暴乱之行无由致矣”（《权修》）。这一理论较之儒家的重礼教轻法制，较之秦晋法家的严刑峻法，较之道家的消极无为思想，无疑是一种更全面、更有价值的理论。法制改革管仲以法治国，“事断于法”。提出：“明主者，一度量，立仪表，而坚守之；故令下而民从。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出于方正之治而不敢为奸。百姓知主之从事于法也，故吏所使者有法，则民从之；无法则止。民以法与吏相距，下以法与上从事。故诈伪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妒之人不得用其贼心，谗谀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诈伪。”“正法直度，罪杀不赦，杀戮必信，民畏而惧。武威既明，令不再行。”就是：法律公正，制度明确；杀有罪，不宽赦；执行刑罚一定说到做到，民众就会畏惧。权威明示于众，法律就不必一再重申。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严格执法，公开执法。法制

“君一置其仪，则百官守其法；上明陈其制，则下皆会其度。君之置其仪也不一，则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翻译过来就是：国君统一立法，百官就能守法；上面把制度公开，下面行事就都能合于制度。如果国君立法不能统一，下面为公法而另立私理的人就会增加。换成今天的说法，就是公开公平公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明君察于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故曰：亏令则死，益令则死，不行令则死，留令则死，不从令则死。五者死而无赦，唯令是视。故曰：令重而下恐。”翻译过来就是：英明的君主知道治民的根本，根本中没有比法令更重要的。所以说，随意增删法令的，不执行不遵守法令的和扣押法令的都必须处死，法令有了权威，下面的人就畏惧了。“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公元前685年，齐恒公同意管仲以法治国的法制主义理念，在齐国实施。此后，“事断于法”便成为法家法治的基本理论。在这一基本理论的指导下，管仲整肃齐国内政，上下齐心，国家实力得到迅速提升，从而实现了称霸中原。[3]?外交改革管仲辅佐齐桓公以“尊王攘夷”的旗号，打败侵燕的北戎，“存邢救卫”，制止了狄人的侵袭，又举兵击败了兵力强盛的楚国。公元前651年在葵丘大会各国诸侯，周天子也派人前往，此次盟会齐桓公确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管仲的外交战略获得了很大成功，后来孔子称赞管仲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管仲辅助齐桓公做诸侯霸主，一匡天下。要是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头发，左开衣襟，成为蛮人统治下的老百姓了”）。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3改革思想编辑人性趋利管仲有很强烈的民本思想。他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他不主张用严酷的刑罚来威慑百姓，因为“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那么如何才能做到“顺民心”？管仲的答案是要“从其四欲”，即“百姓厌恶劳苦忧患，我就要使他们安逸快乐；百姓厌恶贫困低贱，我就要使他们富足显贵；百姓厌恶危险灾祸，我就要使他们生存安定；百姓厌恶灭种绝后，我就要使他们生养繁衍”。他认为，为政者只要懂得这些道理，把给予看成是取得，就是从政的法宝了。 基于此，管仲提出了那句非常出名的格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仲雕像

在管仲眼里，老百姓是“人”---好逸恶劳，贪财好色，自私自利，但也有人情亲情。在管仲眼里，官员和皇帝也是“人”，只是多了一些欲望野心和责任而已。在管仲眼里，这个世界不是由“好人”或“坏人”组成的，而是由“自私自利”的人组成的，所以“政之所兴，在顺民心”。孔子和孟子看到了人性的善，尤其在没有利益冲突的时候。商鞅和韩非看到了人性的恶，尤其在面临利益冲突的时候。所以，儒家和法家的观点确实是对立的，但他们都推崇管仲。管仲既看到了人性的善，也看到了人性的恶，更看到了人性的“贪”---贪生怕死，贪财好色。齐国之所以富强，正是基于管仲对人性的了解，并想办法使之有机会得到人性的满足。四民分业这一方针是把国民分红军士、农人、工匠、商贾四个类别，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区域。管仲指出四民分业好处：一是“相语以事，相示以巧”，同一作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历，进步技艺；二是“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价”，对推进商品出产和流转有很大效果；三是营建专业空气，使民众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然后构成作业的不稳定性；四是无形中营建杰出的社会教育环境，使子弟从小就潜移默化，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把握专业技能。管仲将“工商”与“士农”并排，以为这些人是“国之石民”，他说：“齐国大众，公之本也。”专业分工、子承父业的准则让齐国的制造业技能领先于其他国家，以丝绸为例，中国最早呈现的丝织中间就在齐国首都临淄。其时，临淄出产的冰纨、绮绣、纯丽等高级丝织品，不只齐国国内供应充沛，还许多热销周边各诸侯国，乃至“全国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对外开放齐国地处海边，渔业和煮盐业一贯兴旺，管仲规则，鱼盐能够自在出口，关口只挂号而不予交税，以便当诸侯各国。其他的出口商品也实施单一税制，在关口征过了的，在商场上就不再征了，反之亦然。关于前来齐国经商的商人，他更是大开国门，无尽期待，提出“空车来的不要去讨取税费，步行背东西来的不要去交税，这样来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他还主张齐桓公专门建立款待外国商人的客舍，每三十里有一处，来一搭车者供应自个饭食，来三搭车者供应马的饲料，来五搭车者装备可供自在调遣的人员。从此，“全国之商贾归齐若流水”。为了活泼贩子，管仲乃至首开公营色情业。他在国都临淄开了七间官办的倡寮(“女市”)，每一间有妓女(“女闾”)100人，共700人。管仲以此招引外来商旅，并大收其税。在后世，管仲因而被拜为娼妓业的“祖师爷”，好像鲁班在木匠业的位置。在这种自在贸易方针的鼓舞下，能够想见齐国商业的昌盛以及商人的活泼，《战国策·齐策》如此记载齐国首都临淄盛极一时的富贵现象：“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据核算，其时临淄的居民人数达30万之多，是其时国际上最大规划、最富贵充足的城市，而与其一起的雅典城生齿不到5万。土地革命管仲推行的在‘均田分力’基础上的‘相地而衰征’的政策，顺应时代发展，以适应当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齐国收到了‘粟如丘山’之效，导致了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均田分力’就是把土地经过公开折算后租给农民，使其分户耕种。《管子·乘马》中说：‘把土地分下去，实行分户经营，可以使人民自觉抓紧农时。他们会知道季节的早晚、光阴的紧迫和饥寒的威胁。他们会自觉地早起晚睡，全家人都关心劳动，不辞劳苦地经营。若不实行均田分力，地利就不能充分利用，人才不能充分发挥。不告之农时，人民就不抓紧；不教以农事，人民就不积极干活。’‘均田分力’把劳动者在土地所有者野蛮强制下的劳动变为自觉主动的尽心尽力的劳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与‘均田分力’相配套的是“相地而衰征”的新田赋制改革，就是依据土壤的肥瘠征收数额不等的实物农业税。‘相地’又称‘相壤’，就是把可耕地核正准确，再对土壤进行质量区分。战略合营齐桓公与管仲屡次商讨富国之策，齐桓公主张对生齿、房子楼台、树木、家畜交税，管仲逐个否定，在他看来，税收是有形的，直接向公民收取财物，自然会导致公民的不满。“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管子·国蓄》。最佳方法是“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并提出了“寓税于价”的方法。并给指出“唯官山海为可耳。”食盐工业

在农耕时期，盐和铁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性工业，无一民众能够顷刻脱离。他说，万乘之国的生齿约为千万，如按成人征人头税，应交纳者约为一百万人，每人每月征三十钱，为三千万钱。若是进行盐的专卖，每升盐斟酌涨价出售，每月能够得到六千万钱，就可望得到一倍于征人头税的收入。表面上，政府确乎不曾交税，不致导致公民的“嚣号”对立，还可运盐出口而获取重利，即“煮沸水以籍全国”。铁的专卖也是相同。管仲说，大凡一个农户，无论是从事耕耘仍是做女工，都需求针、刀、耒、耜、铫、锯、锥、凿等铁制东西，只需在一根针上加价一钱，三十根针就可收三十钱，即等于一人应缴的人头税了，由此类比，则全国收入总数亦不下于人头税的征收总额。表面上，国家并没交税，实践是“无不服籍者”。管仲发起盐铁专营，但不是主张政府亲身下场，兴办公营盐场或公营铁厂---后世之人学管仲，以为专营即是公营，多入歧途。在盐业，管仲实施专卖方针，敞开盐池让民间自在出产，然后由国家统一收买。因为操控了盐业的出售和产值，进而操控了报价，齐国的盐出售到别国去，价格能够举高到成本价的四十倍，国家和商贾都得利颇丰。在冶铁业上，管仲实施的是国有民营。他首要严峻地着重了国家对一切矿山资源的独占，所谓“泽立三虞，山立三衡”，他出台法则宣告，只需一发现矿苗，就立刻要由国家保护和封存起来，有勇于私行挖掘者，左脚伸进去的，砍左脚，右脚伸进去的，砍右脚。进而，政府又控制了铁器的定价权，并对所出产出来的铁器进行统购统销。在这些条件之下，管仲敞开冶铁作坊业，答应由民间商人自主经营，其增值有些，民商得七成，政府得三成，适当于征收30%的所得税。《管子·轻重乙》：“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由政府控制资源，然后把经营权下放给民间商人，以必定份额分配利润，这即是后世十分盛行的“财物国有、承包经营”的雏形。‘官山海’政策的推行，盐铁利润的获得，迅速增加了齐国国家财政，为齐桓公的霸业奠定了坚实的财政基础。早在公元前841年之前，周厉王就任用荣夷公大力推行‘专利’政策，其本质也是国家对战略经济资源的掌握。但由于种种原因，周厉王的改革很不得人心，导致改革走向彻底失败。管仲的国家专营政策建立在对周厉王改革失败的经验教训之上，增加了这项关系到齐国富国强兵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性改革成功的可能性。管仲推行的国家战略资源专营的理论和具体实践对后世王朝国家经营管理产生了重要历史影响，并且成为大一统之后的帝国存在下去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一。统计考核“田有轨，人有轨，用有轨，人事有轨，必有轨，乡有轨，县有轨，国有轨。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什么是轨？统计。上面一段话就是说凡是需要统计，不懂得统计理财，那就根本无法治理国家。统计学，在管仲这里非常重要。据黄仁宇说，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王朝，没有现代化的原因，就是因为统计学没有建立起来，“无法用数目字管理”，那是因为后世没有贯彻管子的思想，否则不会是这样。管仲专门成立了一个负责统计的机构，他们的统计非常全面，人口、土地、产出、总值、男女劳力等等，都要进行统计，之后，根据统计结果进行各方面的决策，同时也根据统计结果来进行下一个年度的预测。这也是现代会计学预算和决算的来源。统计和预测的结果全部保密，以防止商人从中谋得利益。那么，谁可以从中谋取利益呢？政府。通过统计，政府掌握各种借贷的时机，从而赚取利润。也同样通过统计，国家也设立各种便民措施，譬如到了春天老百姓需要什么，到了秋天老百姓需要什么，所有这些，政府都提前做好准备。[4]?所以，老百姓被政府赚走了钱，无话可说；而政府给他们提供的便利，他们又会非常感激。年终总结很重要，考核制度很重要。每年的腊月最后五天是年终总结，齐桓公亲自临朝听政，议定罚、罪、刑、杀。年终总结之后，就是全年考核。每年正月初开始，就是齐国的考核期。考核也是五天时间，也由齐桓公亲自进行。考核的对象是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考核之后，做得好的有赏，最后一名会受到批评警告。在今天，就是末位淘汰。考核结束之后，开始法律学习班。新的法令在正月初一向百官颁布，但是在初六开始召集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进行学习，认真领会法律精神。为什么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要专门有一个学习班？因为他们还要负责把法令传达到各地。学习班结束之后，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回到各自的管辖范围，必须第一时间把新法令公布出去，然后才能回家，否则这叫做“留令”，属于死罪。宏观调控管仲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集中体现在《管子》一书《轻重》篇中。‘轻重’概念从广义上说是指君王处理诸多政事的权衡之术，但其重点是指国家控制商品流通和与社会经济生活有关的内容。其中又分为探究商品流通规律的理论文章，称轻重之学。用轻重理论控制商品流通的具体措施，称为轻重之术。轻重之学包括价格理论、货币理论和商品轻重关系理论三部分；轻重之术包括平衡物价、国家专营、调控货币、战略物资国有等一整套完整的国家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模式。《管子》认为商品价格不断围绕一个轴心上下波动是一个客观规律。‘常则高下不二，高下不二则万物不可得而使用。”（《轻重乙》）常固不变的价格是不存在的，如果价格恒定不变，就无法调节流通。只有价格上下波动，价值规律才能发挥其自发的调节作用，商品才能正常流通。

管仲：盛名之下的运气与过失

说起春秋时代的谋士，管仲这个名字绝对如雷贯耳，让人无法忽视。

历史上对管仲的评价也非常高，他辅佐齐桓公，大力改革，使得齐国日渐强盛，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管仲是治国之能臣，孔子也对管仲给出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至高评价。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毫无疑问，管仲是匹千里马。

而鲍叔牙和齐桓公，就是管仲的伯乐。

管仲能够功成名就，名垂青史，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这两位慧眼识人，心胸宽广的伯乐。

当初，管仲辅佐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争夺齐国王位，在局势非常有利的情况下，输掉了这场“权力的游戏”，并导致公子纠丢掉了性命，在这点上，管仲是有很大过失的。

这场王位的争夺战，规则很简单，谁先返回齐国的都城，谁就可以登上王位。

当管仲拦住公子小白的军队，射出那一箭，看见小白倒下的时候，他就已经输了。

兵者，诡道也，而管仲，是个老实人。

在小白倒下后，管仲既没有派人监视对方军队的动向，也没有打探和确认小白的生死，更没有派人前往齐国都城散布消息，掌控大局，反而带人匆匆忙忙返回鲁国去炫耀他的功绩。

这才误导了有鲁国支持的公子纠，自以为胜券在握，王位非他莫属，从而在耽搁了六天之后才到达齐国都城。

公子纠依靠管仲这样的谋臣去争权夺位，输的也不冤枉。

因为，管仲本不是个善于玩阴谋的人，也不是善于领兵上阵的良将。

管仲，擅长的是光明正大的阳谋，是堂堂正正的变革。

管仲这样的特点，决定了他需要在一位雄才大略，心胸宽广的国君手下，才能发挥最大的才干。

有鲍叔牙这样的知己，有齐桓公这样的明君，都是管仲的幸运。

在投靠了成为齐国国君的小白后，管仲终于登上了可以发挥他才能的舞台，这匹千里马，也将崭露头角，带领齐国走向辉煌的巅峰。

人无完人，即便是千里马也有长处和缺点，只有选对了路，才能够驰骋于天下。

而伯乐，就是带你走上那条路的人。如果没有伯乐，千里马也会“”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管仲是幸运的，遇到了他的伯乐。

应该说是齐桓公成就了管仲，而不是管仲成就了齐桓公。

一个人的成功，往往掩盖了他的缺点和过失。

管仲的盛名之下，也隐藏着他的运气和过失。

“春秋三杰”之“华夏第一相”管仲

管仲，名夷吾，字仲，是春秋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被尊称为管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军事家。一生最大的功业就是扶助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被誉为“法家先驱”、“圣人之师”、“华夏文明的保护者”、“华夏第一相”。

一、误纵小白

管仲早年为了谋生，曾联合好友鲍叔牙合伙做生意，是春秋战国时期为人所不齿的“贱商”。可见管仲早年混的也不好。

后来管仲与鲍叔牙分别辅佐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在外避乱。因为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国国君的女儿，管仲和公子纠就在鲁国躲着。当听说齐国要发生内乱时，两位公子都准备回国夺位。但公子纠慢了一步，他听说公子小白已经先一步在回国路上了。

于是管仲决定带人超近路截杀，他一箭射中公子小白，小白假装中箭应声而倒，瞒过了管仲，先行回国，顺利上位，即齐桓公。

二、终为齐相

齐桓公即位后，想请鲍叔牙任丞相。但鲍叔牙坚持不受，并说若要称霸，必要用管仲为相。

管仲与公子纠认为小白已死，就一边看风景一边往齐国慢腾腾赶路，回到国内才知道小白已经即位为齐桓公。二人便逃回鲁国。

齐桓公带兵杀到鲁国，要求鲁国杀公子纠，交出管仲，否则鲁国必亡。鲁庄公的谋臣施伯主张杀死管仲，只交出尸首。但因为鲍叔牙对外宣称，齐桓公恨管仲入骨，一定要生杀管仲。

鲁庄公因大兵压境，早吓得心颤胆寒。于是按要求杀死公子纠，并将管仲交给了齐桓公。齐桓公确实大度，经鲍叔牙建议，选择吉日吉时，以国家最高礼节迎接管仲。管仲也很识时务，愿意辅佐齐桓公，两人一连聊了三天三夜，拜了管仲为相，并称管仲为“仲父”。

管仲常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鲍叔牙知道管仲之贤，故举荐管仲替代自己的职位，而自己则甘居于管仲之下，齐国因为管仲的治理而日渐强盛，所以被誉为“管鲍之交”、“鲍子遗风”。

三、助齐称霸

管仲上任后，大兴改革，即管仲改革。对内重视商业，富国强兵；对外尊王攘夷，九合诸侯。

一开始，齐桓公想加强军备，管仲说要先加强内政，但齐桓公不听，不修内政，整兵备战，并出兵伐宋，但其它诸侯出兵救宋，齐军大败。于是齐桓公慢慢接纳了管仲的意见。

之后，齐国通过组织北杏会盟、柯地会盟，灭遂国、谭国；和好鲁国，归还鲁国失地；通过鄄城二次会盟，并请周王室参加，调解郑国内乱，逐步树立了一方霸主的威信。

尔后又通过三年时间，助燕国，救邢国、卫国，打败了北方的山戎；与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八国组成联军南下，救郑抗楚，最终与楚国结盟，结束南北对峙。其实，逼迫强大的楚国结盟，管仲是用了奇计的，就是派人高价收购只有楚国才有的鹿，导致楚人误了农耕，到处捕鹿，而齐国派人秘密到楚国收购粮食，最后的结果就是：楚国人手上有大把的钱币，却没了粮食；齐国的存粮却比往年多了4成。最终楚国只能同意齐国的要求，与其结盟。

前651年，周惠王去世，齐桓公会同各诸侯国拥立周襄王即位，并召集各路诸侯大会于葵丘，订立葵丘之盟。之后齐桓公还派管仲帮助周王室平定叔带勾结戎人进攻京城的内乱，管仲的声望达到巅峰。

四、主要成就

管仲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也是先秦诸子中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这一学派的思想集中体现于《管子》一书。

对内，政治上，管仲整顿行政管理系统，“叁其国而伍其鄙”，使士、农、工、商各就其业，从而使部落的残余影响被彻底革除，行政区域的组织结构更加精细化，并且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

选贤任能上，提出“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以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的用人原则，就是在任命一切官员时，都必须根据其实际的政绩，特别是要有取信于民的真实政绩，而不是虚假的、表面的政绩，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世卿世禄制，成为科举制度的雏形。

经济上，他注重经济和农业，提出“相地而衰征”，即按照土质好坏、产量高低来确定赋税征收额；实行了粮食“准平”的政策，间接承认了农民自由买卖粮食的权利及自由私田的合法性，并且还保障了私田农的生产利润，这也是经济层面的国君集权。他还设立了专管货币的机构，由政府统一铸造货币，呈刀形，名为“齐法化”或“节墨法化”，俗称“齐刀”。

他还开创了职业技能教育，可说是蓝翔的先驱导师。另外，他还允许设立国营妓院，收取税金，增加了国家收入。据说是国家发展妓女事业的开始，后来汉武帝又创立营妓制度。而到了隋朝，隋炀帝设立教坊，广纳歌舞艺人，纵情声色。

对外，他最早提出“华夷之辨”与“尊王攘夷”的民族主义思想，以诸侯长的身份，挟天子以伐不敬。通过一系列的会盟与征伐，使齐国俨然成为诸侯之王，最终帮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第一霸主。

有这样的人辅佐，齐桓公想不成为一代霸主，都是很困难的。他的一系列治国措施，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故被称为“华夏第一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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