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夏朝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生产部门的分工,烧制陶器,琢磨石器,制作骨器、蚌器,冶铸青铜器和制作木器等各种手工业,也有了新的发展和分工。
在烧制陶器方面,当时不仅广泛使用了快轮制造技术,而且在烧造方法上,又多采用陶器出窑前的施水法,使陶器多呈灰黑色、灰色或黑色,且又质地坚硬。陶器表面除多施用篮纹、方格纹与绳纹等装饰外,还有精美而细致的指甲纹、羽毛纹、划纹、圆圈纹和镂刻等装饰。器形品种如炊器、饮器、食器和盛储器等达三十多种。
特别是有些造型美观,制作精湛,胎质细腻、薄如蛋壳、器表漆黑发亮的磨光黑陶器,只有具备烧陶丰富经验和高超技术的人才能烧制出来,故制陶业大概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生产部门。
在石器制造方面,以钻孔石铲与石刀为主。各种石器磨制精致,几乎没有钻孔损毁或重钻的现象,表明制作石器的技术已相当成熟。少数靠近山区的遗址中,有较多的石器成品出土。而在远离山区的地方半成品和打下来的石片则不多见。说明这些地方出土的石器都是由制造石器的地方交换而来;还说明当时石器的专门加工和交换已经出现。
在文献中,有夏朝冶铸青铜器记载。如“禹铸九鼎”和夏后启命人在昆吾铸鼎,出土的铸造铜器的遗存可以为证。如在临汝县煤山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址中,出土了炼铜坩埚残块,其中最大的一块长5.3、宽4.1、厚2厘米,上面保存有六层冶铜痕迹。郑州牛砦龙山文化晚期遗址中,也出土过一块炼铜坩埚残块,残块上还粘附有铜碴与铜锈,经化验是属于铜锡合金的青铜遗存。
特别是1980年在登封王城岗的发掘中,出土了一件青铜残片,残宽约6.5、残高约5.7、壁厚约0.2厘米,经化验是包含有锡、铅、铜合金的青铜。其器形有可能是青铜鬶,有些学者认为,夏朝已经铸造铜器,并进入了青铜时代。
此外,制造木器、玉器、骨器和蚌器,以及纺织和酿酒等,在夏朝都可能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生产部门。
青铜器:《考工记》记载,“夏后氏上匠”,表明夏后重视手工生产业。夏朝一代成功地将中原文明从石器时代过渡到青铜时代。细石器、骨角器、蚌(bàng)器等新石器时代的器物逐渐被陶器、漆器、玉器、绿松石器、红铜器和青铜器取代
。二里头文化第三期的出土文物中有中国最早的青铜兵器,与“禹穴之时,以铜为兵”的记载一致。铜器种类繁多,有戈、刀、锛(bēn)、凿、锥、鱼钩等多种青铜工具和武器。此外还发现如木炭、红铜渣、陶范片、坩(gān)埚片等青铜制造的痕迹。
漆器:相传尧舜时期已经使用漆器,夏禹时作为祭器使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远古时期木、漆器具被人民广泛利用,但木制品容易腐朽,不易保存,现代发掘出的器件较少。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几件漆器的木胎都已腐去,但仍可辨出器形。从器形研究,有漆筒、漆鼓、漆钵、漆豆、平底漆盒、漆制棺材等多种。
玉器:夏朝玉器制造已有相当的水平,《左传》记载周初分封鲁国公伯禽时,赐予传世宝玉,“夏后氏之璜(huáng)。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器有玉戈、玉刀、玉圭(guī)、玉琮、玉板、玉钺(yuè)等多种。这些玉器用于礼仪形式的装饰物品,并非实用工具。
纺织:夏朝新石器时期,纺织业有了进步,出现了原始的织布机,纺织原料在社会下层多为葛、麻,社会上层多用毛、革,当时已经有了染衣的习惯。虽然至今尚未发现二里头文化使用丝绸的考古证据,但在更早的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zhǔ)文化等都有相关的考古发现,再结合《夏小正》的记载,“三月,……摄桑。桑摄而记之,急桑也。……妾、子始蚕。”,夏人使用过丝织品也在情理之中。
经过辛勤努力,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河南二里头发现了中国最早王朝夏朝的都城遗址,还发现了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宫城、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铸铜作坊,还发现了最早的车辙痕迹,将中国发明双轮车辆的年代前推了300多年。二里头遗址距今大约3800年至3500年,相当于夏朝时期。
夏朝的农业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已经有谷、稻、麦、菽、瓜等多种农产品。夏朝实行了“五十而贡"的税收制度,各部落只按收入的五十分之一的固定比例向中央政府纳税。后世的井田制度在夏朝也已经存在,只是还没有大规模推广而已。夏朝的大部分土地已经作为份地分配给奴隶,由其独立耕种;另一部分土地作为公有地,由奴隶共同耕种,将其收获物缴纳给奴隶主。
为了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夏王命令大臣探索出农业和季节的规律,用于指导农业生产。现在仍在流行的农历就是那时发明的,因此也称夏历。由于夏朝发明了节气和干支纪日法,制定了历法,能够利用季节,气候知识来指导农业生产,并能变水害为水利,因而农业生产有了新的发展,粮食生产有了剩余,发明了酿酒技术。
禹的大臣仪狄开始造酒,夏王少康又发明了秫酒的酿造方法。酒是要用粮食酿造的,酒的出现反映粮食除供人食用外还有大量剩余的事实。夏朝的畜牧业也有很大的发展,牛羊遍野,猪羊满圈。有一大批奴隶从事畜牧工作,还有一些专门从事畜牧业的氏族部落。马已用于拉车,马的饲养受到很大的重视。
夏朝,我国出现了手工业,还出现了用于商业的货币。制陶业在夏朝已经发展为一个独立的、极为重要的行业,品种越来越多。作为中国奴隶制社会第一个朝代的玉器,是新石器时代玉器的总结,为商朝玉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夏朝人使用的工具仍以石器为主,青铜器刚刚出现,形式非常接近陶器。因为铸造青铜的历史不长,所以夏朝青铜器没有形成一个好的规范,跟夏朝出土的陶器一模一样,比较原始,没有花纹,只有一些小圆点,或刻画着简单的线条。
夏朝都城出现了车,车辙有一米宽。夏朝奴隶发明了染织工艺,成为中华民族染织业的重要一环。出土于二里头遗址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被学者正式命名为“中国龙”。绿松石龙形体长大,总长70. 2厘米,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见的。“中国龙”的出土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夏代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史记。夏本纪》注引《集解》等书说,夏代从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共471年。《汉书。律历志》引《帝系》说,夏代历432年。大约从公元前22世纪到公元前17世纪,共450年左右。
夏朝的主要活动地区在河南西部颖水上游和伊河、洛河下游及山西晋南地区。这一地区夏代的文化遗址,有豫西偃师二里头文化与晋南夏县东下冯文化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址在河南、山西南部陕西发现的达100余处。其中,豫西地区二里头文化遗址已发现的数十处,晋南地区以夏县东下冯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也有30余处。与夏代文化遗址同时存在的其他氏族、部落的文化遗址主要有黄河下游齐鲁地区的岳石文化、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长江中游荆楚先民的石家河文化和长江下游吴、越先民的晚期良渚文化等等。
夏代遗址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包括数量较多的石`,石刀等收割工具。庄稼以「畎(音「犬」quanˇ)亩法」进行种植,就是在两垄之间留一条沟,庄稼种于垄上。夏代的农业生产已经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产量迅速提高,饮酒之风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手工业的发展,在夏朝时金属器皿已经出现。
货币的产生传说产生与夏朝,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称为「三品」。此说法恐不可信。就现有数据来看,中国古代最早的货币为贝币,它萌发于原始社会末期,盛于商代。
二里头文化的考古发现证明,夏代豫西、晋南、陕西等地的农作物主要仍是粟、黍。另外,麻、菽(大豆)也已出现,《史记。周本纪》载,尧时作农师的周祖后稷小时好种树麻、菽(大豆),麻菽美。麻是食用、油用和作纤维用的植物,仰韶文化陶器底部常发现的布纹,被认为是大麻布,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和浙山吴兴钱山漾良堵文化遗址等地都出土有麻织物,说明早在夏代以前麻已出现。学者们一般认为中国在新石器时代菽(大豆)就已出现。水稻在新石器时代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地区已普遍种植,一般有籼稻(早熟无粘性的稻子)和粳稻(粘性强的稻子)两种。从二里头文化遗址看,当时的农具主要是石器,如石铲、石镰,以及蚌铲、骨铲、蚌镰和木制耒、耜等。
夏代的农业生产比过去有了大的发展,《史记。夏本纪》说禹在治水的同时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氵一丝土)。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这说明禹在治水的过程之中推广了水稻等农作物的种植。夏代农业生产已能提供余粮造酒,《世本》载夏代杜康造酒,少康作林酒。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的酒器有陶制的觚、爵、罂(lei)和青铜爵等酒器,说明夏代确已有酒。
夏代已有农田的排灌沟渠,《论语。泰伯》载孔子的话说禹尽力乎沟洫。《史记。夏本纪》则说禹浚吠(quan)浍(kuai)致之川,《集解》注引郑玄说吠浍,田间沟也。这就是说禹疏浚田间吠浍使之达于河流。这里就有排与灌两方面的问题。
夏代人们在农业活动中对物候(生物、非生物对节气、气候变化的反应)的应用,比以往也有较大的进步。我国对物候的观察、应用是很早的,《左传》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载稍后于黄帝的少(白皋)(少昊)以鸟名官让玄鸟(家燕)氏司(掌管)春分、秋分等时节的变化,这与玄鸟春来秋去习性正相吻合。少看白皋以鸟名官的传说反映出我国原始社会已用物候来区分节气了。原始社会中以物候指时的经验留传于后世,并有所发展,西周至春秋时杞国使用的《夏小正》,讲到物候的有60条,其中属动物物候的37条、植物物候的18条、非生物物候的15条,不但每个月都有物候指时,而且一个月中有几个物候来指时。这说明那时积累的物候知识已相当丰富。
夏代可能颁布过历法,相传夏禹时曾颁夏时于邦国,孔子曾说吾得夏时焉。传世的我国最早的历书--《夏小正》,有的学者认为就是夏代的历书,保留着夏历的基本面貌。《夏小正》一年12个月都有明确区分,每个月中都有一定的农事活动,对一年12个月的农事活动已有全面安排。这说明,《夏小正》这部中国最早的历法一出现就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
《夏小正》对一年12个月的农事已有全面安排,颇似后世《月令》。如《夏小正》载每年正月中年初要视察田器(初岁祭耒),准备农具(农纬厥耒),准备春耕(农率均田);二月要在黍田春耕[往耨(you)黍蝉];三月要为麦祈实(祈麦实);五月要种黍、菽、糜;七月粟熟(粟零);九月种麦(树麦),准备冬衣(王始裘)等。值得注意的是《夏小正》中除了农业之外,还有家畜饲养、其他副业的安排,如正月有孵小鸡(鸡桴粥)、菜园见韭菜,二月有饲养小羊(初俊羔)、采白蒿(采蘩),三月有整理桑树枝条(摄桑)、养蚕(妾子始蚕),十一月有狩猎,十二月有捕鱼等活动的记载。总之,《夏小正》是一部以安排农事活动为主的中国最早的历法,其中一些内容是夏代从事农业活动的反映,因此在探讨夏代农业活动时对此应予以重视。《夏小正》的出现,正是夏代农业经济显著发展的重要表现。
夏代在中原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其他地区农业经济也在发展之中,如分布在黄河上流及其支流渭河、湟水流域,时间上大约与夏同时的齐家文化就是如此,齐家文化因1924年发现于甘肃广河县齐家坪遗址而得名,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其主要遗址有甘肃武威皇娘娘台、永靖大何庄和秦魏家等350多处。齐家文化的经济生活也以农业为主,部落、氏族居民过着较稳定的定居生活,主要农作物是粟,大何庄遗址出土的陶罐中就发现了粟。生产工具为石器、骨角器,挖土工具为石铲、骨铲,有的石铲用硬度强的玉石作成。收割谷物多用磨光穿孔的石刀、石镰。加工谷物用石磨盘、石磨棒、石杵。家畜饲养以猪为主,还有羊、狗、牛、马等,据皇娘娘台、大何庄、秦魏家三处遗址统计,即发现猪的下颚骨800多件,说明养猪在经济生活中有重要作用。
夏朝的北方,约在今内蒙赤峰一带、辽宁西部、河北北部,分布着一种首先发现于内蒙赤峰夏家店村遗址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碳14测定夏家店下层文化在公元前2300年~前1600年左右,恰在夏王朝统治时期与商朝早期。考古资料说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部族先民以农业生产为主,过着定居生活。使用的农业生产工具有打制石锄、磨制石铲、磨制石刀,谷物加工有石磨盘、石磨棒等工具。
长江中游、汉水流域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和青铜时代早期,约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和夏代前期,在屈家岭文化的基础上进入了石家河文化阶段。石家河文化曾一度被称为青龙泉三期文化,主要遗址有湖北郧县青龙泉、房县七县河、天门石家河等,因后者更具代表性,故称之为石家河文化。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2400年前后,晚期已进入夏代。这一文化据说就是古史传说中的苗蛮集团文化。石家河文化的先民在农业方面以生产水稻为主,在遗址中发现大片红烧土夹着大量稻壳和茎叶就是明证。发现的农业生产工具有长方形无孔石铲、打制双肩石锄、长方形带孔石刀、蚌镰等。家畜饲养业也在向前发展,湖北郧县青龙泉遗址发现了猪、狗、羊、鹿的遗骨。各地发现的动物遗骨以猪骨为最多,在墓葬中大量随葬,说明以家畜为私有财产的现象在发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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