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阀士族是咋那么被建立起来的是制度的必然还是历史的偶然

门阀士族是咋那么被建立起来的是制度的必然还是历史的偶然

我们常说的门阀士族，是指在官职爵位不能世袭的社会中那些长期为官控制朝政的家族，这些家族并不如那些外戚一样只在一朝显贵，而是长期掌权，换个皇帝对他们的冲击远没有那么大，甚至到了后来，就连改朝换代对他们的影响都不是非常大。

门阀士族萌生于汉朝，形成发展于魏晋，鼎盛于南北朝，衰落也自此始，在隋唐时期有过短暂复兴，随后再次衰落，在武则天时期以后消亡，晚唐再起，唐末彻底消亡。

汉朝选官实行察举制，由高级官员通过考察后举荐人才，有举秀才、举孝廉等方式，另外各高级官员有权力征辟府中属官，一些名气比较大的士人可以获得这种待遇。这种选官方法初期很有效，但到了东汉时期，坏事了。

东汉中后期士人出仕基本都通过察举和征辟，被举、被辟的人成为举主、府主的门生、故吏，人都有趋利性，不少门生故吏为了利禄，不惜谄附依附举主和府主。

久而久之，大官僚和自己的门生故吏结成牢固的政治利益集团，于是东汉后期的士大夫中，一些累世公卿的家族就出现了，如四世三公的汝南袁家。这些家族世居高位，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往往是士大夫的领袖，因而门阀大家族的子弟在察举、征辟中会得到优先。

门阀大族从是大地主长期发展起来的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阶层，就算是当政的外戚、宦官也都要同他们联结周旋。而在地方上，天高皇帝远，门阀大族更具垄断性，实际上统治了这些州郡。

到了汉献帝时期，为了平衡豪强，推行职田制，即皇帝将土地分给官员，他们在这些土地上面，雇佣佃农劳作，劳动所得扣除税收之后，剩下的就是他们的工资，此种土地与私田不同，不得自由买卖。

本身就出身于地主的门阀大族此后更是明目张胆，大肆进行土地兼并，他们的土地不可买卖，但却可以买别人的，社会因此出现了严重的分化，社会阶层开始极端固化，士族门阀控制了朝政和土地，寒门难出贵人。

出身宦官家族的曹操被士族所瞧不起，曹操因此一再发布"唯才是举"令，选用那些不是出身门阀大族但却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可曹操并没有否定世家大族素所强调的德行标准，相反他还很重视对名士的争取。

曹操死后，曹丕继位，在未称帝之前，他就采纳了陈群建议的九品官人之法，即九品中正制，开始新的选官方法。实行之初，士人定品之权掌握在官府的中正手里，中正采择舆论，按人才优劣评定品第高低，较为客观，多少改变了东汉末年名士品评赢得出路的局面。

而西晋时的中正一般只注意被评定者家世的封爵与官位，很少注意才能，最后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九品中正制反而沦为士族巩固力量的工具。西晋沿袭了职田制等制度，还以法令形式承认私家依附农民，这样使得门阀士族地位越发稳固。

司马炎也不知道是聪明还是傻，一方面认为曹魏亡于宗室无权，另一方面为了防止势力强大的士族门阀篡晋，竟然恢复了分封制，大封宗室，最后导致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带来了五胡乱华的超级大乱世，随后形成南北朝对立，这一段时期怎一个乱字了得，政权国祚越来越短，城头变幻大王旗，可谓流水的皇帝，铁打的门阀。

皇帝走马观花一样地换，真正的统治集团，却一直是那些士族门阀，皇帝们反而成了士族门阀的傀儡。

隋文帝杨坚最后终结了这个乱世，统一以后，他开始着手收拾这帮实力强劲的门阀士族，他和隋炀帝父子俩大力推行均田制和科举制，同时打击军阀、门阀以及士族集团。

然而隋朝很快就灭亡了，李渊借助关陇军事集团和山东军事集团的支持，最后得到了天下。

统一以后，唐朝也开始收拾这帮门阀士族，大力推行科举制，经过唐高宗的极力打压，门阀士族实力大减。到武则天时期，又开创了殿试和武举，科举制更加完善，士族已经被极大削弱。

时间进入晚唐，士族貌似卷土重来，但这最后的鼎盛恰恰证明士族在科举制的冲击下已经撑不住了，他们放下了对科举的不屑态度，积极参加科举。此时的士族已经十分脆弱，相比于庶族进士不再有任何优势，极小的打击都可能令其崩溃，然后士族遇上了唐朝立国以来最大的打击之一——黄巢起义。

黄巢起义席卷大半个唐朝，攻进长安后大肆劫掠，那些世家大族几乎被摧毁殆尽，虽然有幸存者，但是士族的根基——土地已无，残存的他们已经完全丧失独立性，再无当年繁盛之景。

然而残存者也难以幸免，在唐朝最后的几年中，朱全忠(即朱温)将他认为"衣冠宿望难制者"的三十位朝臣斩杀，并投尸黄河。

滚滚黄河，融进了士族门阀数百年的兴衰荣辱，最后还是东流入海，再不回头，士族时代就此终结。

东晋时期的门阀政治，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在许多人看来，门阀政治是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然而并非如此，门阀政治是东晋特有的政治现象，曹魏不是、西晋不是，南朝和北朝都不是。严格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东晋一朝。尽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门阀拥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力，然而只有在士族门阀势力的巅峰-东晋政朝时才形成了门阀政治。可以说，门阀政治是东晋最显著的标签，那么东晋门阀政治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说门阀政治是东晋所特有的呢？

门阀政治的形成，有两个条件：一是皇权不振，二是士族专兵。如果出现皇权重振而士族丧失兵权的情况，那么门阀政治必然会走向崩溃。这一点从淝水之战后门阀政治没落就可以看得出来。当时晋孝武帝提拔自己的弟弟-会稽王司马道子进入中枢，录尚书事，以相权佐皇权，促使皇权复兴。另一方面，东晋后期最后一个登上历史舞台的士族门阀-太原王氏，也因为无力掌握北府兵而覆灭。此后，门阀政治迅速土崩瓦解，至刘裕篡晋立宋时，门阀政治正式宣告终结。由此可以看出，当皇权不振和士族专兵这两个条件不复存在时，门阀政治必然走向终结。

首先来讨论皇权不振。东晋皇权不振是学界共识，而东晋的皇权不振，是从东晋建元之初就存在的。东晋建立后，皇权虚弱的现象一直延续到晋孝武帝重振皇权之时。皇权不振的根源出现在东晋第一任皇帝-司马睿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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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睿和西晋皇室的血缘关系远，他是晋宣王司马懿的曾孙、晋文王司马昭的侄孙、晋武帝司马炎的堂侄，理论上没有继承西晋法统的可能。西晋皇室最正统的世系是“晋文王司马昭-晋武帝司马炎-晋惠帝司马衷”，八王之乱爆发后，晋惠帝司马衷唯一的儿子司马燏被司马衷的皇后贾南风害死，那么能继承西晋法统的，首选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子嗣，次选是晋文王司马昭的子嗣。然而历史就是这么吊诡，司马炎和司马昭的子嗣，要么早夭，要么死于内乱，要么不知所踪。那么只能从晋宣王司马懿的子嗣中寻找继承人，这实际上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却让司马睿捡了便宜。

司马睿的祖父司马伷和司马昭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也属于司马懿的子嗣，但司马伷只是庶子，并无继承司马懿政治遗产的资格。阴错阳差之下，司马伷的孙子司马睿却被推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只是，以司马睿和西晋正统这么疏远的血统，他要想名正言顺地继承西晋的法统，要么依靠自身实力，要么借助他人之力。而司马睿本身实力严重不足，他奉命出镇江东时，毫无政治根基，也无军事实力，在江东险无立足之地。司马睿要想依靠自身实力称帝困难重重，那么他只能依仗其他势力即士族的势力。依靠着北方世家大族琅琊王氏联合南北方士族的拥戴，司马睿这才登上帝位，建立东晋王朝。没有士族的支持，司马睿几乎没有称帝的可能，这也是东晋皇权不振的主要原因。

再谈士族专兵。东晋的士族专兵，体现在士族对兵权的绝对控制上。东晋主要的军事力量，一直掌握在士族门阀手里，而皇帝和朝廷对军队几乎没有控制权。军队为士族门阀服务，成为士族压制皇权的重要力量。东晋的士族专兵现象，是从琅琊王氏开始的，琅琊王氏之后的颍川庾氏、龙亢桓氏和陈郡谢氏也都是如此，士族保持着对军队的强有力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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琅琊王氏专兵的情况，起源于司马睿为琅琊王时对琅琊王氏的倚重。司马睿要想巩固其在琅琊国的统治，需要取得琅琊国里的世家大族的合作和支持，而当时琅琊国首屈一指的世家大族，就是琅琊王氏。所以司马睿很快向琅琊王氏抛出橄榄枝，而琅琊王氏也积极响应，双方一拍即合。在司马睿身边，就形成了以琅琊王氏为核心的势力圈，王导、王敦兄弟俩则成为了司马睿的最大倚靠。衣冠南渡后，司马睿的王导和王敦的依靠更加明显，他在政治上依靠王导，军事上依靠王敦。东晋建立后，王导官拜侍中、假节、录尚书事，是名重一时的宰相。王敦官拜荆州刺史、大将军，掌握着东晋上游的军事力量。由此开启了“士族与皇权共天下”的门阀政治格局。此后，东晋的兵权就一直被士族牢牢掌控。

东晋门阀政治的形成，其实有着非常特殊的地方，就如门阀政治是东晋所特有的一样。特殊的历史条件，才最终促使了门阀政治的形成。

从前文分析来看，门阀政治的开端，主要是司马睿的血统疏远和实力不足造成的。因为司马睿自身的问题，使得晋室南迁后皇权衰弱，同时由于对士族的过分依赖，导致士族实力膨胀，并掌握了兵权而产生了士族专兵的情况。在皇权不振和士族专兵的双重条件下，最终导致了门阀政治的形成。司马睿一无法统、二无实力，根基羸弱，因为司马睿个人的问题，导致了以司马氏为代表的皇权低落，也导致了整个东晋门阀政治的出现。这是这是门阀政治出现的第一个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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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睿原属西晋东海王司马越的人马，他出镇江东也是奉了司马越的命令。意在替司马越看守江东，把江东经营成为司马越的战略后方。

八王之乱结束后，最大的赢家就是司马越。司马越执政时，朝政日非、人心惶惶，国祚进入倒计时。有鉴于此，司马越遣司马睿过江，经营江东。司马越的考虑是，万一中原失守，可以把江东作为反攻中原的战略基地。司马越死后不久，胡人大举进攻西晋，先后俘虏了西晋的最后两位皇帝晋怀帝和晋愍帝，西晋由此灭亡。

西晋灭亡后，镇守江东的司马睿在世家大族的支持下，以延续晋祚为名，登基称帝，建立了东晋王朝，开启了百年的门阀政治。可见如果西晋没有灭亡，那么就不会产生以门阀政治为主要特征的东晋。而西晋亡于五胡乱华，而五胡乱华的导火索就是八王之乱。八王之乱一方面导致西晋元气大伤、根基动摇；另一方面，也使原本依附于藩王的胡人参与到西晋的权力斗争，从历史舞台边缘向历史舞台中央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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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朝廷的权力斗争诱发了八王之乱，八王之乱引发五胡乱华，五胡乱华导致西晋灭亡，西晋灭亡才让司马睿能以延续晋祚为名建立东晋。在这个逻辑链中，如果任意一个环节中断的话，那么门阀政治都不会形成。如果追溯源头的话，则是晋惠帝弱者白痴，皇后贾南风野心勃勃，和外戚争权夺利，导致了西晋后期朝廷激烈的权力斗争，这才让原本受制于朝廷的藩王参与到朝廷的权力斗争中，拉开了八王之乱的序幕。如果晋武帝没有选晋惠帝当继承人，而是选了其他智力正常的皇子当继承人；又或者晋惠帝的皇后不是贾南风，而是一个贤良淑德，毫无政治野心的女子，那么西晋后期的朝廷权力斗争也不会发生，往后的八王之乱、五胡乱华、西晋灭亡和东晋建立基本上都不发生。这是门阀政治出现的第二个特殊性。

就传统的皇权政治而言，皇权是天下主宰，掌控着社会一切力量。包括士族在内的所有政治势力，都必须在皇权的控制之下，不可能和皇权平行，更不能驾驭皇权。而到了曹魏时期，随着九品中正制的出台，士族迅速崛起。西晋建立后，士族的实力进一步提升。东晋门阀政治的开端“王与马共天下”，其实早在东晋建立前，琅琊王氏的王衍和司马越的结合就已经初见端倪。但彼时琅琊王氏还是居司马越之下，起主导作用的是还是司马越。而琅琊王氏和司马氏的结合，在衣冠南渡后，权力机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琅琊王氏开始发挥主导作用。士族门阀势力开始和平行于皇权甚至超越于皇权，皇权政治异化成为门阀政治，并延续了百年之久。门阀政治其实皇权政治的一种变态形式，是皇权政治在特殊条件下产生的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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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阀政治的特殊性，前文已经阐明了。司马睿无论是血统，还是实力，都不足以支撑他在江东运作皇权。如果不依靠士族门阀，司马睿在江东可谓是没有立足之地。只有依靠士族门阀的支持，才能增加司马睿的政治势力和军事实力，助力司马睿登上帝位。除了琅琊王氏，北方还有不少士族名士也渡江了，他们也能为司马睿提供政治砝码，因此立国江东的东晋门阀政治才得以水到渠成。

东晋初期，琅琊王氏的王敦，曾两次发动叛乱，对抗朝廷。不过起因完全不一样，结局也不一样。王敦第一次叛乱，是压制司马睿打压士族、重振皇权的企图，得到了士族的普遍支持和纵容。这说明，士族在东晋的特殊地位，是不允许司马氏皇权侵犯的。而王敦第二次叛乱，则是赤裸裸的谋朝篡位，欲颠覆司马氏政权、取代晋室，以士族的联合反制而惨败收场。这司马氏皇权是东晋政权法统所在，不允许任何一家士族取而代之。只有皇权和门阀共治天下，才能维持东晋的平衡和秩序。所以，本来是两晋之交，特殊条件下才形成的“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局面，得到了士族和皇权的共同支持，成为东晋独有的门阀政治模式，任何人想挑战和破坏门阀政治，必将以失败告终。琅琊王氏之后，颍川庾氏、龙亢桓氏和陈郡谢氏先后执政，本质上都是士族和皇权共天下，这种门阀政治格局，一直延续到晋孝武帝重振皇权，谢安出镇广陵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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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到，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的异变形式，无法长期存在，势必要从门阀政治过渡到皇权政治。

淝水之战后，士族人才凋零、门阀势力衰微，门阀政治难以为继，东晋政权也行将就木。晋孝武帝有意重振皇权，恢复皇权政治，但他昏庸无能、执政能力非常堪忧，而司马氏皇族亦是腐朽不堪，使得晋孝武帝恢复皇权政治的努力，收效甚微，反而引发了东晋末期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导致东晋末期政局极其动荡，混乱不堪。一直到刘裕出来收拾残局，才把门阀政治和东晋政权一起埋进了墓地。

门阀政治，本质是皇帝和士族之间达成的平衡。这种平衡要想长期维持，不是很容易。一方面士族中出现的权臣，可能会觊觎神器、意欲篡夺晋室。另一方面，皇帝也不甘心和士族共享权力，更不满被士族所驾驭，可能会采取一些措施钳制士族，重振皇权。这都是门阀政治所面临的挑战。当士族权臣谋朝篡位，而其他士族无力阻止时；当皇帝力图重振皇权，而士族无力制约和反制时。如果出现了这两种情况，那么政治平衡平衡就会遭到毁灭性灭亡，门阀政治就会走向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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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阀政治的终结和东晋的灭亡，属于后一种。晋孝武帝重振皇权时，执掌东晋的陈郡谢氏无力反制晋孝武帝，谢安甚至主动离开朝廷，出镇广陵。但是因为晋孝武帝和司马氏皇族的朽败，无法使皇权政治顺利过渡到皇权政治。直到刘裕篡晋立宋，建立南朝宋，才恢复了皇权政治本来的模样。东晋门阀政治，也被南朝皇权政治所取代。

常有人把门阀政治和魏晋南北朝连在一起说，似乎魏晋南北朝都是门阀政治，但是如前所述，只有东晋才是门阀政治，曹魏不是、西晋不是，南朝和北朝都不是。门阀政治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士族执掌朝政，只有东晋才是唯一符合的。在门阀政治格局下，士族是实际上的当政者，皇帝只是门阀政治的附庸。

曹魏时期，无论是魏文帝曹丕，还是魏明帝曹睿，都是大权在握、大权独揽、政由己出。尽管士族地位很高，仍然是皇权的附庸。曹丕伐吴时，一些士族表示反对，但是曹丕却可以完全无视士族的反对，三次征讨东吴。魏明帝在位时，士族都他控制得死死的。士族出身的两个辅政大臣陈群和司马懿，对魏明帝的权力影响很有限，魏明帝一直牢牢掌握曹魏的核心权力，也是曹魏帝国的最高决策人。至于高平陵之变后，司马家族控制了曹魏，依然是皇权政治，只是由司马家族代行皇权而已，并非门阀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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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朝时，司马家族从士族摇身一变，成为了皇帝。之前有由司马家族代行的皇权，现在正式由司马家族运作，司马家族成为了皇权代言人，也是西晋的当政者。尽管西晋时期，士族的地位明显提高，但依然被强势的皇权所压制，无法发挥主导作用。西晋政坛，发挥主动作用的，是西晋皇族宗室，他们掌握着西晋的主要权力。八王之乱的发生，就是明证。而在八王之乱中，士族要么归附宗室，要么被宗室所杀，要么远离政治，几乎对政局失去了影响。足见西晋的士族只是皇权的附庸，西晋自然谈不上门阀政治。

南朝第一个朝代-宋建立后，标志着门阀政治正式终结，皇权政治得以正式恢复。尽管借着门阀政治的余波，南朝的士族门阀还是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但随着南朝宋、齐、梁、陈政权的更迭，士族门阀的的影响力一步步减退。特别是南朝梁时爆发的侯景之乱，让以王、谢为代表的士族门阀遭遇灭顶之灾，基本退出历史舞台。整个南朝时期，掌握最高权力的一直是皇帝，士族门阀已经丧失了对政局的影响和控制。皇帝更是掌握了对士族的生杀大权，如南朝宋时，顶级士族陈郡谢氏遭到了皇权的强力打压，不少谢氏子弟遭到皇帝的杀戮，如谢混、谢晦、谢灵运等等。这如果在门阀政治格局下的东晋，显然是不可能发生的事。足以证明南朝是皇权政治，而非门阀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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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更谈不上门阀政治了，因为北朝连门阀制度都不存在。如果说曹魏、西晋和南朝虽然不是门阀政治，但至少是有门阀制度，那么北朝连门阀制度都没有了，自然不存在门阀政治了。北朝和南朝一样，也是典型的皇权政治。稍有不同的是，南朝士族能凭借门阀政治的余波，在一定程度上对抗皇权。北朝的士族完全是皇权的附庸，根本无力无力对抗和制约皇权。北魏初期曾发生过轰动一时的国史案，北魏太武帝借国史案对北朝首屈一指的士族-清河崔氏进行灭族处理，牵连甚广，以清河崔氏为代表的北朝士族损失惨重，彻底被边缘化。可见，北朝也不是门阀政治。

东晋门阀政治的形成，需要满足特定的历史条件。东晋门阀政治的出现，根源在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身上，有其历史发展的特殊性。特别是西晋后期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助推东晋的建立，而让门阀政治在特殊条件下上演。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东晋一朝。曹魏、西晋、南朝和北朝都不是门阀政治。

值得注意的是，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的一种异变，是古代政治制度演变的一种回流。门阀政治的特殊性，导致了它无法长期存在。门阀政治的存在只是是暂时性的和过渡性的。门阀政治由皇权政治异变而来，又在一定条件下回归皇权政治。如东晋被南朝宋取代，就象征着门阀政治回归到了皇权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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