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认为北方没有因为“剃发令”而引起反抗,那只是一种错觉。
比如,山东高苑的谢迁起义;山东榆园军的反清斗争;山西大同总兵姜瓖在山西的反清运动;延安营参将王永强陕北起兵反清;甘肃回民将领米喇印、丁国栋的抗清运动,等等,数不胜数。
在大顺朝政权统治的短暂时间里,农民没有了沉重的赋税,如释重负,原本到处“土贼蜂起”的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等地一度出现了“太平景象”。
清军入关以后,公开宣布维护地主豪绅的利益,为了对付李自成、张献忠和南明的敌对武装势力,恢复征粮征赋,新旧官绅有恃无恐的大搞反攻倒算,因而导致了各地自发性的武装反抗烽火连天,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甚至超过了明末崇祯时期。
清廷的“剃发令”一下达,官绅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忍气吞声乞怜于清廷;一部分由依附于清廷转变为公开,或者是秘密的反清。
也正是因为有了北方这些反清武装的斗争,牵制了大量的清军,这才延长了南明政权的生存时间。
那为什么北方的反清一直被忽视,或者说是一直给人一种没有反清斗争的错觉呢?
因为南明的几个政权都是在南方建立的,并且清朝和南明的对峙也主要发生在南方,所以才有了北方没有反清运动的错觉。
关于清初的剃发问题,其实有很多知识盲点,甚至可以说,很多争论完全是鸡同鸭讲。
譬如,很多人讨厌电视里的大辫子戏,并对教科书里宣扬的丑陋的辫子厌恶至极,便以为清初江南反抗清廷是反对留辫子,事实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首先要说的第一个问题是,清初江南反抗的并非是留辫子,而是薙发,也就是前额剃发。因为按照儒家传统,身上毛发受之父母,是不可以剪剃的。
在古代,只有那些看破红尘的和尚或者犯罪的人,才会剃发,普通人剃发,是被认为是一种极大的侮辱,这才是清初在江南引发反抗的原因。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引起反抗的是薙发,即前额剃发,而不是留辫子!留长发是汉人的传统习俗,辫子只是绑扎一下,和反抗几乎没有关系。
另外,所谓反抗薙发的嘉定三屠,很大程度上说,薙发也只是诱因,真正引发镇压的,其实是反叛。
而且,嘉定被镇压的烈度并不高,否则也不至于一屠完了还有二屠,二屠完了还有三屠,三屠完了,人还很多。如果真是屠城,一次就够,哪能屠三次呢。
这里,在透露一点小秘密,其实现在提到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清末革命党为了反清而大肆夸大甚至伪造的历史,真实的历史远没有那么严重。
就说问题里说的,汉人真因为薙发问题而引发了大范围的反抗吗?答案是否定的,根本就没有。
原因很简单,清廷根本没有在全国范围里强力推行这一政策,而事实上,以农业社会的治理机制,清廷权力最多也只及于县,县以下基本靠士绅治理,也做不到强力薙发。
也就是说,目前宣传的嘉定三屠,其本质就是造反,所谓反抗薙发只不过是一个借口,并非事实本身。
认真说,在清朝以后,中国人薙发留辫其实有一个过程,也就是说,首先是从读书人开始的,因为读书人是求官的,求官必须服从朝廷政令,因而这一群体最早薙发留辫。
然后,这一风气蔓延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在士人的带领下,薙发留辫才最终变成普通人的习俗。
如果不相信,可以看一下《康熙耕织图》,从中就可看到,很多农夫在康熙面前也还是老样子,卷着长发,并没有薙发留辫,这还是在康熙时期并且就在康熙面前!
哪有不薙发留辫就得杀头的说法?!分明是革命党没知识,胡说八道嘛!
换言之,薙发留辫是一个习俗,更是一个过程,可能经过了上百年才形成,直到乾隆年间才最终定型,成为绝大多数国人接受的习俗。
这个解释,是唯一的正确答案。请不要被无知的革命党和历史民科们误导,谢谢!
科班出身,保证不坑你。要坑,也绝不商量!
在清朝(后金)以前,金人南下的时候,也是攻占一座城池,就勒令所有居民髡发。如有不从者,必死。当时的东北居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髡发这种行为,于是争相反抗。有镇江(辽宁丹东)、复州(辽宁瓦房店)、海州(辽宁阜新)、金州(大连)、盖州(营口),宁死不剃头。
金朝已经占据了这些城市,譬如镇江,属于辽东,还群起杀了金人的使臣。于是金朝下令大将乌尔古岱等人,率领军队前往查验。说只要把为首的几个人交出来就没事,只要剃了头,各归各家,什么事都没有。可是镇江人没听那一套,拒不配合,于是金兵立即开始了大屠杀,拒绝剃发的百姓纷纷投死鸭绿江。
那么一些人张嘴就说,啊,北方人不反抗。
奴性。
你是真知道啊还是假知道?
对得起殉难的满城百姓么?
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必须要说,即,金人在东北时,拒绝剃发的东北人民可以往南跑。江南之屠时,里头也有落难的百姓。可是一旦过了江,整个明朝都消失了,逃无可逃的时候,就不会跑了。明明可以往山东明朝统治区跑,不必投鸭绿江,那就不投。除非已无退路,如镇江百姓投鸭绿江。
金人到北京,说是替明朝除贼,干掉李自成,逢迎明朝太子进京。百姓来迎接,结果发现来的是金人王爷多尔衮。错愕之间,多日后下令剃发,北京人不肯,又下令不剃发者杀,于是北京百姓纷纷外逃。关闭城门内困百姓,反抗的已死,还有消极反抗的,更改剃发样式,同样是死。
金人到山东,遭遇民间武装顽强反抗,名曰榆园军。清顺治二年(1645),先后攻克曹州(今山东荷泽)、濮州(今范县西南)、定陶、城武(今成武)四城,拥立明代忠义王建都曹州为鲁王,改元天正元年,连克巨野、东明。清朝调集了两省重兵围攻两月,没见效,顺治四年,山东义军大破大名府,最终到顺治十二年,金人采取决黄河大堤的方式围困榆园,后义军大部死难。
整个东北,普通百姓的反抗未成系列,但不是没反抗,反抗形式是死难或者逃亡。山东、山西、河北等地,被纠集起来的百姓,则拥戴明朝皇子,形成军队,重创金人,坚持十余年。而到了南方,有士人牵头的城市,多满城殉难。
譬如江阴有阎应元、陈明遇,扬州的士子,均形成了一股绳。殉难者有骨气,未殉难者呢?被困闭在城内而没有牵头人的,不得已而髡发者也很多,有迟疑者会被砍死,这种情况下,多半是家族中为诗书之家,有满门闭门自焚而死的。
许多儒生和士子,躲避到深山中不问世事,以明朝遗老自居。还有的积极牵动消极反抗行动,金人规定必须剃发,那么整个清朝,所有百姓正月里就偏不剃发,号曰“思旧”,后被讹传为“死舅”。
总之,不要因为地域优越感就去想当然地去挑动纷争。北方的反抗是很激烈的,也不是没有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不要靠想象去抹黑那些殉难的古人。不要在这种事上搞地域黑,这很恶心。
清朝推行剃发令,其实主要是为了使当时的汉人归顺清朝,削弱他们的思想反抗意识。这其实就像是粗暴的文化演变的方式。
清朝的统治者是满族人,他们是少数民族,也是一路从关外打进关内的,他们的发型也不同于汉人,他们的思想里其实也没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样的想法,为了生活方便,他们的头发可能只会在头顶留下很少的一簇。
当满族人成为了统治者的时候,他们也担心只是一时的胜利者。想到元朝他们的统治者同样是少数民族,但是仅统治了短短几十年就被推翻,所以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他们推出了剃头令。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些汉人在思想上接受现在已经是少数民族满族人统治天下,不再是明朝了。
要知道明朝虽然统治者腐败,但是他们的血统终究还是汉族人,所以很多汉族人虽然受到压迫,但不到万不得已还是愿意接受汉族人自己的统治。这一点其实从清朝统治之后经常出现的反清复明行动就能看出。还是有很多的汉族人不接受清朝满族人的统治的。当然这其中肯定也涉及到其他利益,但是民族不同导致的不接受统治这一点我认为也是存在的。
古代的汉人受到的教育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孝之始也。结果在剃头令的推行之下,连头发都能剔除了。和少数民族的头发都一样了,你还矫情个什么劲。无形当中也就是接受了满族人的统治。毕竟连他们最开始受到的思想教育都压制住了,接受了剃发。当然了,在推行期间也发生了很多杀戮事件。
但最后清朝还是在铁血政策下推行了剃头令,所以当时的清朝百姓无论大人小孩,全是只有头顶有那么一绺头发。
南明弘光政权覆亡后,原先避居杭州的明朝潞王朱常淓奉弘光太后之命于1645年7月1日(顺治二年六月八日)监国于杭州。
但这个被东林派官僚们寄予厚望的“贤藩”却是个软骨头,监国仅五天,听说清军逼近,便不顾黄道周等的劝阻,在浙江巡抚张秉贞、总兵陈洪范的鼓动下向清军投降了。
然而南明的抵抗还没有真正的结束。
不久,南方地区几乎是同时间建立了两个南明政权:8月,明朝福建巡抚张肯堂、礼部尚书黄道周、南安伯郑芝龙拥戴明朝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登基为帝,改福州为福京天兴府,建立隆武政权。
次日,明朝兵部尚书张国维、行人张煌言等拥戴明朝鲁王朱以海在绍兴登基为帝,建立浙东政权。
隆武政权与浙东政权虽然也是由官僚士绅地主建立的,但它们与弘光政权存在着明显不同。唐王鲁王和小福王朱由崧完全不一样。
朱聿键出自所谓“高墙罪宗”,自幼因明朝皇族内部问题而被囚禁长达20年,31岁嗣唐王位后刚不久,又因为擅自起兵勤王被崇祯帝朱由检所忌惮,被关进凤阳高墙(明朝监禁有罪宗室的特殊监狱),直到弘光政权建立之后大赦天下才被赦免放出来,是个历经磨难、有志进取的人物。
朱以海所在的鲁王府在崇祯十五年“壬午之役”中清军攻破充州城时惨遭横祸,哥哥、前鲁王朱以派自缢身亡,本人也被清军俘获,险些丧生。因此他对清朝怀有真正的国仇家恨。
相比之下,小福王朱由崧的父亲老福王朱常洵是被农民军杀死的。
显然,唐王鲁王二王从个人来说比福王更倾向于抗清。
更为重要的是:闽、浙建立政权的时候,国内社会矛盾与政治形势已发生很大变化,因而这两个政权的基本国策与历史地位自然也不同于弘光政权。
第一、李自成与朱由崧这当时中国汉人的两位首领都先后被杀,大顺政权与弘光政权两个敌对政权斗争的结果是在新兴的清朝打击下同归于尽。 从此农民军的反明斗争渐失其意义,而南明方面与清朝妥协的幻想也彻底破灭了。
严峻的现实使这两股势力中不愿向清朝屈膝的人们不能不彼此靠拢,造成了农民军联明抗清、南明“抚贼北拒”的政治条件。
第二、清朝占领广大的西北地区和富庶的长江中下游一带后,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都为其所控制,弘光政权两大军事力量——左良玉部和江北四镇的绝大部分军队以及部分农民军也为其收编,政治、经济、军事力量都已居绝对优势。 然而入关后短短一年便取得如此成果,也使清朝统治者忘乎所以,改变了入关初期比较缓和的统治政策,变本加厉地强化对汉人的压迫与野蛮征服。如攻占扬州后,清军纵兵焚杀淫掠,屠城十天,“百万生灵,一朝横死”!!,造成了“扬州十日”大惨案,繁华城市沦为青磷出没之所,开创了清军入关后大规模屠城的恶劣先例。
而伤害汉人最重的,导致民族意识爆发的是重颁剃发令一举。
清军入关初期,由于顾虑人民强烈的反抗情绪,曾宣布取消“甚拂民愿”的剃发令,允许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清军下江南时,也把“随俗”作为“新政八款”之一,在南京、无锡等地广为宣布,多铎在入驻南京时也曾出示,声明官民无须剃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
本来,南方在清军进占后并未发生像北方那样的圈地、投充之风,屠城则多为对抗清斗争的报复,它虽激怒人民,激发了更强烈的抵抗,却不是抗清运动全面爆发的原因。如果没有剃发一举,许多地方的秩序是容易安定的。
但清廷得胜后趾高气扬,不仅以军事征服者自居,而且以文化征服者自居。于7月8日悍然恢复剃发令,而且以极残暴的手段强制推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威逼人民十天之内必须全部按照满俗风格来进行易装剃发,包括中国汉人儒家的象征——孔府“衍圣公”都不允许留发,必须留金钱辫子。
这对于文明历史悠久的汉人来说是是不可忍受的侮辱。
因此,剃发令一下,国内群雄逐鹿天下变成民族矛盾激化,清军已占领地区秩序顿趋动荡,未占领地区的反抗也显著加强。像江南的江阴、嘉定等地,在剃发令颁布前本已归附并接受了清朝任命的守令,一些不愿附清的绅士也仅以夷齐之节自诩,并未起兵反抗。然而剃发令下,形势顿时激变。
正如江阴军民答清朝劝降书所说:“方谓虽经易代,尚不改衣冠文物之旧,岂意剃发一令,大拂人心,是以乡城耆老,誓死不从。”
在无锡,六月十一日上面下达剃头令,仅仅一天,十二日就发生大规模民变。在嘉兴,清军刚来的时候不要求剃发,当地百姓引睇北望,都希望清军过来,剃发令一下,瞬间士绅阶层和百姓都被激怒,开始准备反清活动。
当时有诗云:“剃发令朝下,相顾为发悲,三吴同时沸,纷纷起义师。”
在湖广地区,李自成死后,残余的大顺军都有过向清朝表示投降的意愿,连李过、高一功等老闯营将领都开始动摇,但剃头令一出,清朝与大顺军余部谈判直接破裂。而一度已经投降的田见秀等也“以不剃发为名”重举义旗。
剃发令引起全国汉人人民和有志节的汉人士绅官僚们的强烈抵制,却给汉人里面无耻之徒得到有乘之机。
这些社会渣滓肆意摧残汉人人民以向清朝主子邀宠并借以自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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