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国三分天下的原因是什么,真的是因为礼乐制度崩坏吗

晋国三分天下的原因是什么,真的是因为礼乐制度崩坏吗

晋国三分天下的原因是什么，这是很多读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接下来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春秋战国这一段历史时期有两个占据历史舞台主要地位的诸侯王朝一个是楚国，另一个晋国，可以说在当时春秋战国时期这段时间的历史，更像是这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史，而在另一边，秦国作为在以后将要统一六国的未来统治者，还未在政治舞台上抛头露面。可以说，和楚国和晋国这两个国家相比，秦国可以说是上不来台面的小国家，基本上没有人关注他。可以说，当时的晋国在春秋时期算得上是最强诸侯王朝，但是却发生了三家分晋的事件，导致晋国的力量就此衰弱。可以说，从此一个可能在未来能够统一六国的大国，就此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毕竟仅仅从军事实力来看在春秋时期的楚晋争霸之中，明显属于晋国占据了优势。毕竟因为晋国邻近狄人，可以说在那个时候晋国主要的事情就是跟这些人打仗作战，而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晋国不停的扩充自己的军事力量。可以说相比较楚国晋国在军事上更为强大。

那么有人可能会很好奇，为什么说在历史上如此强大的晋国却三分。毕竟可以说如果不分裂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的晋国说不定可以一扫天下，改写中国历史。首先小编个人认为不分裂首先是不可能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们要从他的军备来看。可以说，在那个时候，周皇朝的王室力量已经日益衰微。可以说旧有的统治者已经无法维持国家的统治，那个时候盛行的是以分封制为主的制度。既然周王朝已经日益衰微维持不住分封制。是必然这些诸侯必然要再进行新的更小一点的分封制。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分封制度已经逐渐从天子变化到诸侯之中。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权力下至，这就反映了当时的一个社会现状，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现状呢?也就是以礼乐和宗法为代表的制度已经接连崩溃在历史长河之中，可以说在春秋人们逐渐将权力下放，所有人都掌握了能够对抗上层力量的权利。为什么在春秋后期各种各样的刺杀谋权情况越来越多。最大的原因就是，法为代表的血缘亲情制度已经日益衰微，人们越来越看重的是能够拿在手里面的利益，所以说因为由此旧有的文化政治制度已经被人们所抛弃即将产生一个新的中央集权制的政治制度。从此从春秋人们踏入了战国的动乱时代。

对于这一点大家可能很疑惑为什么说最后发展的是中央集权制，这是因为当时时代为了重新挽救这个社会。毕竟无论在什么时候历史总是从分裂变为统一的，那么为了改变这种混乱的状态，各种各样的国家都开始重新进行改革。可以说，很多人认为，从春秋到战国之间的分界线其实就是以三家分晋为主的这个时间段，可以说分三家分晋，反映的是当时的政治制度已经完全崩溃诸侯的权力也已经逐渐落到大夫手里。可以说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夫子的权力再为崩溃又分封到在下面的家族之中。可以说这些大夫们已经完全不同于旧时候的天子和诸侯之间的关系，可以说他们是未来新制度的创始人。

但是我们也知道由此各个国家开始进行制度改革，而且为什么说时代导致晋国分裂呢?首先一个原因就是晋国国君相比较嬴政对于国家的掌控力来说是完全不可比的，但是晋国因为过于扩张原有的政治制度已经无法控制各个地方，说白了就要依靠各个封地的贵族们来管理国家。那么权力下放就有可能导致新的贵族产生甚至能够成为新的诸侯。而最重要的是国家国王的统治力过于衰微，那么如果没有了过于强势的君主压制那么终究会分裂。而历史也恰恰证明了这个观点，而且从侧面也证明了，为什么秦朝如此庞大的一个朝代，在秦始皇死后居然很快就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了。大概也是因为于此。

乐以修内，礼以修外，西周的礼乐制度是谁制定的？

中国一直以“礼仪之邦”的形象屹立于世界之林，一直以温文尔雅有责任有担当的大国形象示人，这和从西周开始实行的礼乐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正是因为古代的礼乐制度，中国像是一个在良好氛围中成长的孩子，从小耳濡目染礼仪规范，其厚重的底蕴早已深入人心。

一、中国礼乐制度的内涵究竟是什么？“礼乐制度”顾名思义拆可以分为“礼”和“乐”两个部分来论述。古时候的“礼”和现代社会从小教育我们的“礼貌”是不一样的概念，但是和“遵纪守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强调的都是对人的约束和自我约束。

“礼乐制度”中所强调的是“等级的划分”，直白点呢就是将人按照身份的高低划分为三六九等。“礼”发展到后来分类越来越详细，有籍礼、冠礼、大搜礼、乡饮酒礼、乡射礼、朝礼、聘礼、祭礼、婚礼、丧礼等等。其中籍礼是为了约束百姓在“籍田”上的劳动；冠礼则是关于古代男子在及冠之年（成年）所举行的仪式，在早些时候男子的冠礼多是用于贵族；朝礼是用于显示一国之主威严的礼仪，我们看古装剧时经常会听说外来使者要朝见天子，便是源于朝礼。综上所述，不同阶级的人遵守着不同的礼。

“礼”的提出是周王朝的统治者为了配合“封诸侯，建同姓”的政策，对人应该遵守自身等级规范的强调。

而“乐”是从属于“礼”的制度，主要表现形式就是音乐，重点在于不同等级的人能享受到的舞蹈队伍的行列数是不一样的，直白点就是所谓差别待遇的表现形式。天子的舞队是八佾（一佾为八人，八佾为六十四人），诸公为六佾，诸侯、士依次递减，这个制度也是孔子那句著名的“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由来。

所有的这些差别待遇都是统治者为了让底下的人明白，天子享有最高的待遇拥有最至高无上的权利，灌输天子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思想。在这里，“乐”的辅助性地位就体现出来了，所以说所有的制度都是为了社会的稳定和更好的发展，最终的利益还是君王得到权力巩固的保障。

礼乐制度的核心思想便是统治者通过音乐缓解社会矛盾，是维持奴隶制统治的一种有效手段。统治者为了最大地发挥礼乐制度的作用，制定了一套极其复杂的“繁文缛节”，在西周，以五声八音为乐，五声为音阶，即宫、商、角、徵、羽；八音为器乐之分类，即埙、笙、鼓、管、弦、磬、钟、柷等，并且规定不同身份的人在不同场合要放不一样的音乐和遵循不一样的礼仪。甚至，周朝还有教授音乐的专门机构，其对象是有身份有地位的王公贵族以及有实力的民间优秀人士，可以看出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地位真的是煞费苦心了。

二、礼乐制度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只要我们细心注意一下，就会发现所有制度的建立都是根据当时国情的需要，那么礼乐制度又是在一个怎样的国情下建立的呢？在西周取代商朝之后，继续延续了商朝的分封制。建立了一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以及按照功劳的大小来分配权利以及土地的一种制度。并且分封制下，除了拥有最高地位的天子外，底下还依次分出诸侯、卿大夫、士和平民，并且更加注重对诸侯的约束，规定诸侯对天子要绝对服从，为天子交纳赋税，镇守边关定期朝见。

除了领土和身份等级的划分之外，周王朝还延续了商朝的奴隶制和发展了父系氏族，这就使原本就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体现出更强的多元化。因此，周朝的制度除了维持君权之外，还不外乎族权、父权、夫权，这就是日后被人提出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除了君臣等级之外还有父子、夫妻等级，将阶级划分安排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统治者将每个人设限在固定阶级的固定位置，而怎么让他们安心的守在自己的位置上当个本分的老实人，就是统治者另外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了。

礼乐制度就是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下应运而生的，就像马儿经过驯服就可以成为坐骑一般，经过礼仪制度教化的百姓，也会变得善良并且容易接受统治阶级的调动。而王公贵族则需要一个模子的约束，借助礼仪制度来树立一个模范标准和道德楷模。

作为一种统治工具，礼乐制度之所以能够协调封建制度和宗法制度以此巩固周王朝的统治，是因为“礼”和“乐”的表现形式对稳定社会秩序，和百姓对自我的约束都起到了一种积极的作用，在礼乐制度下的百姓安居乐业，王公贵族也是各司其职，周王朝也成为了历代王朝“礼仪”榜样。都说诛人先诛心，礼乐制度无疑是着重掌控人们的内心，更多的是让他们在束缚中实现自我约束。

所以礼乐制度是因为当时社会存在众多的等级划分，为了缓和少数统治阶级和大多数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社会矛盾而产生的制度。笔者认为，礼乐制度表面上是为了辩亲属明是非，但其被制定的目的和当时的社会背景就决定了它最主要的性质还是维护统治，因为它所确定的士大夫规范是对周王朝的绝对服从，即后来一直被人所讨论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岳飞无疑是一个典型形象。

三、礼乐制度在日后的发展趋势礼乐制度在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沿着统治者的设想道路发展的，对解决各种社会矛盾也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社会礼仪规范的程度也是蹭蹭蹭的往上涨，在短时间里，礼乐制度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新问题总是会不断产生的，在量变的积累下达到了旧制度无法调节的地步，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情况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礼乐制度不再适用。

到了春秋末期，因为底下诸侯和卿大夫的实力增强，不再满足于向天子俯首称臣，社会秩序开始变得混乱而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表面上这只是各封国之间出现互相讨伐的情况，但站在礼乐制度上看，这是对原有社会秩序的无视。

《左传》中就记载到，周天子曾派使者到鲁国要丧葬费以及出行的车马，鲁国进贡原是本分却发展到天子不得不派使者“乞要”，从这就得以知晓周天子在当时已经没有实权了。礼崩乐坏一开始还只是表现在诸侯小小的逾越听听天子才能听的小曲上，后来诸侯实力的不断壮大，社会出现了群雄割据的现象，整个社会处于混乱之中，这场混乱一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国完成大一统后才平息下来。

在这场混乱之中，因为礼乐制度的崩坏，导致社会秩序混乱，许多有志之士在这种情况下纷纷选择隐退民间静观其变，放任国家的自生自灭，甚至期待国家灭亡之后能重新出现一个礼乐国家。就这样，诸侯抛弃了礼乐制度，天子因无力反抗也抛弃了礼乐制度，连作为希望的文人志士们也放弃了礼乐制度。

在这种情况下，孔子成为他们中的清流，他不仅固执地不肯放弃，甚至毕生都致力于重新匡扶周礼，虽一生碰壁，却留下一世芳名。大到听说哪个国家即将发动战争他要过去劝阻，小到对身边一个没有身份地位的普通人他都坚持以礼相待，对于礼乐的执著他是痴迷的。孔子一生从鲁国出发先后去了卫、曹、宋、郑、陈、蔡、楚诸国宣传自己的仁政理念，可是社会的形式注定了他这一生要面临四处碰壁。狼烟四起的年代，讲究礼仪无异于是任人宰割，孔子的强国之道不是不可行，只是在战争时代，孔子的治国方案给予的回报实在是太慢了，没有哪个君主愿意接受他的理念，甚至连很多文人也不理解他，他这四处奔波的一生在这战乱纷飞的时代里似乎是毫无建树的。

但是等到硝烟弥散之后，我们才庆幸，庆幸有那么一个人的坚持使礼乐制度在战争中，在没有君主的支持下，凭借着一己之力还得到了发扬和传承，至此之后，礼乐制度似乎和孔子又挂上了钩。到了汉朝，汉武帝听取董仲舒的建议效仿西周以礼仪驯化百姓的做法，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的思想成为中国几千年的统一思想，而礼乐制度得以依靠儒家文化继续繁衍。

四、评说礼乐制度在当代的重要意义礼乐制度不仅是在西周，更是在日后的历代王朝中都发挥了规范社会秩序和人们行为活动的作用，在古代音乐方面更是奠定了整个音乐格局，（《易》、《诗》、《书》、《礼》、《乐》都是建立在这制度上的礼乐文化典籍）不得不说礼乐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尤其重要的地位。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礼记.文王世子》

而在现代，礼乐制度仍然在人们心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但是对于这些文化，我们更多的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我们歌颂以“礼”交友，以信待人；在生活中遵纪守法，各司其职，致力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所以礼乐制度对于当今社会，有助于教育和引导人们行为规范，以礼乐内外兼修，才能养成温文淡然的性子，情操也由此修炼。所以礼乐于人重在养心，礼乐于社会重在秩序。

“谲而不正”是什么意思？“礼乐崩坏”是怎么开始的？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谲而不正”是什么意思?希望对你们能有所帮助。

在《论语·宪问》中，孔子有这样一段评价：

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谲”：欺诈、诡计;

晋文公和齐桓公同为春秋五霸之一，为何孔子对他们却有着不同的评价呢?尤其是晋文公重耳在“骊姬之乱”爆发时被迫流亡十九年，费尽千辛万苦才回到晋国继承王位，继位以后的晋文公励精图治，带领晋国走向强大，并在践土之盟中成为诸侯盟主，如此一位功勋卓著的君主为何在孔子眼里评价却很低呢?

其实要了解这一点很简单，只要知道孔子所说的“正”究竟有何含义就明白了，这里面牵扯到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和“诸侯争霸”的时代背景——

谲而不正和正而不谲的解读

朱熹在《论语集注》中里面曾对这段话进行过解释说：

谲，古穴反。晋文公，名重耳。齐桓公，名小白。谲，诡也。二公皆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虽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义执言，不由诡道，犹为彼善于此。文公则伐卫以致楚，而阴谋以取胜，其谲甚矣。二君他事亦多类此，故夫子言此以发其隐。

朱熹的注解让我们有了大致的了解，原来是因为晋文公和齐桓公虽然同为诸侯盟主，并且都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帜，虽然都是假仁假义，动机不纯。但是在战争中，齐桓公伐楚时打出了合法的名义，这件事说的是齐桓公伐楚战争。

遂伐楚。楚成王兴师问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楚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具，是以来责。昭王南征不复，是以来问。”楚王曰：“贡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复，君其问之水滨。”——《史记·齐太公世家》

当时齐桓公列举了三个南征楚国的理由：

齐国祖先齐太公姜尚曾被赋予征各个诸侯国的权力以辅佐周王室，周代时“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只有天子才有权力发动战争，而齐国拥有这样的权力(周成王时发生三监之乱，姜太公平乱有功，因此被赋予“东至海， 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的权力);

楚国没有按照规定向王室上贡;

周昭王南征楚国时，死在汉水一带;

这就是朱熹所说的“桓公伐楚，仗义执言”，而晋文公之所以被视为“谲而不正”的原因是由于他在晋文公五年(前632年)讨伐曹国时向卫国借道被拒绝，晋文公只好绕道攻打曹国，随即又攻打卫国并占领后者。

楚国北上救援，晋文公通过施展种种手段最终取得了与楚国的作战胜利(楚子围宋、城濮之战、退避三舍)，因此朱熹说他“阴谋以取胜，其谲甚矣”，以此解释这就是孔子说齐桓公“正而不谲”和晋文公“谲而不正”的缘由。

谲而不正和正而不谲的深层次原因——诸侯和周王室的关系问题

但实际情形恐怕并非晋文公使用阴谋诡计取得战争胜利那么简单，这里最主要的原因牵扯到两个诸侯霸主面对周王室的态度问题，齐桓公在管仲的帮助下第一个打出“尊王攘夷”这为他在后世赢得许多高度评价。

齐桓公“正而不谲”：尊王攘夷

孔子在《论语·宪问》中评价说：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被发左衽在春秋时代是夷狄的习俗，孔子的这句话自然是说假如没有管仲和齐桓公，齐鲁之地就被夷狄侵占了。朱熹因此评价说：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

那么正的是什么呢?正的无非就是“衣冠之礼”，何谓华夏?

唐朝经学家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解释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孔子在《论语·八佾》中说：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夷狄有君主，还不如华夏没有君主);

因此，这里的“正”实际上基于“华夷观”的礼仪之辩，正统之辩。那么为何齐桓公就正，晋文公就不正了呢?简单来说就是因为齐桓公至少在表面功夫上还服从周王室，还遵守礼乐制度，奉周天子为正朔，没有破坏礼制。

如齐桓公早年准备攻打宋国，但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齐桓公于是就带着礼物请示周天子，征求他的同意。“十四年春，诸侯伐宋，齐请师于周(《左传·庄公十四年》)”，周襄王时代，正是诸侯争霸的时代，齐桓公的这个举动无疑赢得周襄王的信任，因此被任命为诸侯盟长。

是时周室微，唯齐、楚、秦、晋为彊。晋初与会，献公死，国内乱。秦穆公辟远，不与中国会盟。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夷狄自置。唯独齐为中国会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诸侯宾会——《史记·齐太公世家》

当时在葵丘会盟中，齐桓公被周襄王以赏赐征伐权力的武器和荣耀的胙肉，正式成为方伯(诸侯盟长)。

周襄王使宰孔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无拜。桓公欲许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赐——《史记·齐太公世家》

除了“尊王”，齐桓公也肩负着“攘夷”的使命，如齐桓公四十二年，夷狄攻打周天子所在的都城，齐国以诸侯盟长的身份号令天下诸侯勤王。

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急於齐，齐令诸侯各发卒戍周——《史记·齐太公世家》

这也就不难怪齐桓公在讨伐楚国的时候，会以“楚国没有上贡”的名义对其兴师问罪了。而孔子眼见春秋以来“礼崩乐坏”，“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乱象时，自然要对齐桓公这位“尊王攘夷”的君王表示好感了，因此说他“正而不谲”，其实就是因为齐桓公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礼乐制度。

晋文公“谲而不正”：逾越礼制

实际上晋文公并非完全像孔子说的那样不堪，譬如在早期晋国就曾经扶持过周王室。晋文公元年(前636年)，周襄王的弟弟勾结犬戎叛乱，试图篡夺王位，周襄王被迫逃亡郑国，并且向各个诸侯发出求救，当时秦国和晋国都出兵勤王，这时候的齐桓公早已去世。

当时晋文公亲自率领军队迎接周襄王，杀死了叔带，将周襄王护送回到王城。正因为这件事，晋文公还得到周襄王赏赐的土地，应该说这是晋文公值得肯定的一面。那么问题出现在哪里呢?

三月甲辰，晋乃发兵至阳樊，围温，入襄王于周。四月，杀王弟带。周襄王赐晋河内阳樊之地——《史记·晋世家》

就是上面朱熹说的晋文公在伐楚战争(城濮之战)中取得重大胜利以后，晋文公的势力达到巅峰，在践土这个地方召开诸侯大会，并暗示周襄王应该亲自前来，正因为这个举动让孔子对晋文公大为不满。

因为从来只有天子召见诸侯，没有诸侯召见天子的礼制，而周襄王迫于晋文公的威势，不得不离开王城前往践土参加大会。因此这件事在不同的史书上出现了不同的记载，如孔子所写的《春秋》中将这件事掩盖修饰为“天王狩于河阳”。

另外在《竹书纪年》中又描述为：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

而在《左传》这本为《春秋》做注解的史书中最终做出如此解释说：

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可见，孔子认为晋文公“谲而不正”的原因就在于他破坏了礼制，以一个诸侯的身份竟然召见天子，这正是“礼崩乐坏”的表现，这样一种情况下，晋文公在孔子眼里自然就是“不正”了。只要明白这里的“正”主要指的是“礼乐制度”和“君臣伦理”就能理解孔子说这句话的意思了。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说可以简单表述为：齐桓公守规矩，晋文公不守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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