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是个才华横溢的人，为何会成为古代风俗业的祖师爷

管仲是个才华横溢的人，为何会成为古代风俗业的祖师爷

管仲是春秋时期的一代名相，在中国历史上贤名远扬。在他的辅佐下，齐桓公不但成为了“春秋五霸”之一，齐国也被他治理得井井有条，一举成为当时的强国。齐桓公和管仲这对君臣，也成就了历史上的一段明君贤臣的佳话。后世那些心怀治国平天下之士，往往都以管仲为榜样。

不过，让人尴尬的是，就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青史留名的政治家，却被认为是妓院行业的祖师爷。就连清朝赫赫有名的大学士纪晓岚，都认同这个结论。他甚至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说：“百工技艺， 各祠一神为祖。倡族祀管仲，以女闾三百也。伶人祀唐玄宗，以梨园子弟也。此皆最典。”

那么，为什么管仲会成为青楼妓院的祖师爷呢?

之所以管仲被公认为是妓院的祖师爷，源于《战国策·东周策》里的一段记载：“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管仲故为三归之家，以掩桓公，非自伤于民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在齐桓公的宫中一共开设了7个市场和700个妓院，齐国之人都谴责他。管仲为了帮助齐桓公掩盖过错，故意在自己的府邸筑台，取名为“三归台”，并不是有意伤害民心的。

那么，管仲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后世之人结合齐国的国情，认为管仲这样做，有三个目的。

其一，为了增加齐国的财政收入。因为管仲开办的是官妓，收取了大量的“花粉税”。他借此充盈国库，为齐国的强盛和扩张提供财力保障。在《国语》中，将管仲开办官妓的目的说得明明白白：“征其夜合之资，以通国用。管仲相桓公时，立此法，以富国。”

其二，管仲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官妓的设立，既可以解决单身汉们的需求，保护良家妇女不受骚扰，还可以安置那些俘虏来的女性奴隶，为她们找到出路。同时也规范了散落在民间的烟花柳巷行业，让这些从业之人在朝廷的保护下合法经营。

其三，为齐国招揽人才。在人才竞争白热化的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对有真才实学的人求贤若渴。尤其是欲图霸业的齐国，更是需要大量的有识之士。而管仲此举便可以为齐国吸引来大量人才，助齐桓公完成称霸大业。

于是，管仲就成了妓院行业的祖师爷，在后来的历朝历代的青楼妓院里，无一例外地都会在大堂正中央，端端正正地挂上他的画像，四时祭拜，香火不断，以保佑生意兴隆，诸事百顺。

当然了，关于管仲是妓院祖师爷的说法，后人也有很多异议。有人认为，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为什么这么说呢?

前文提到的《战国策》里的那段话，这可是重量级正史典籍中明明白白记载的，似乎让人不由得不信。

不过，如果对此段话进行认真分析，就不难看出其中的问题。

首先，这段话中提到的，不管是开设7市，还是安排“女闾七百”，都没有明确指出这就是管仲所为，也没有交代这个主意是否出自管仲，反而有很大的可能是齐桓公自己干的好事。

作为忠君事主的管仲，为了替主子遮掩，减轻国人对齐桓公的非议，不惜败坏自己的名声，在自己的家中修筑奢华的三归之家，“以掩桓公”。

其次，即便是管仲修建了三归台，也不能证明他就在其中开设了妓院。后来的史学家们考证，所谓“三归”，既可以解释为三处家业田产，也可以理解为三处封地。但无论是何种解释，史籍中都没有明确指出，管仲在三归台开设有妓院。

第三，按照《周礼》的解释：“五家为比，五比为闾”。那么一闾就应该是二十五家，“女闾七百”就达到了17500家，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数字。

如果管仲的这些官办妓院都开张营业，那得多少从业者?最少都得10万人吧。这对于常年战火纷飞、人丁稀少的齐国来说，哪来这么多女人?又何须要如此庞大的官妓规模呢?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国语》中，对管仲开办官妓目的的记载，还是纪晓岚认为管仲是妓院行业祖师爷的推断，都属于断章取义，恣意曲解。

作为春秋时期的大政治家和思想家，管仲恐怕怎么也想不到，他在几千年之后，竟然会以这种方式被后人记住，确实很尴尬。

为何管仲可以开创法家思想先河，辅佐齐桓成就霸业？

管仲是中国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历史记载，他是周穆王的后代。

管仲自幼丧父，是母亲一把又一把的把他养大。

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由于管仲家境贫寒，很小的时候，他就毅然挑起家庭的重担，与鲍叔牙合资开公司，走上了经商之路。

春秋时期，商人是一个卑贱的职业，被韩非子称为社会的五种蠹虫之一。

后来，管仲进入军队当了兵，退伍后，到齐国任职，经过鲍叔牙举荐，在齐国担任丞相，也因此被后世称为“春秋第一相”。

管仲在齐国担任宰相期间，励精图治，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任霸主。

由此可见，管仲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那么，他通过哪些方式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

01 健全法律制度，实施尊王攘夷

管仲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辅佐齐桓公创下了齐国的霸业，这是历史公认的。

因此，他也被誉为春秋时期的大政治家。

由于管仲所处的时代是列国并峙、群雄崛起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无数的诸侯国都有称王称霸的野心，但霸主只有一个，所以，就必不可免得出现互相征战的现象。

今天不是你打我，就是明天我杀你；今天不是你联合邻居打我，就是我联合邻杀你……总而言之，就是互相掐架，干到一方死了为止。

春秋时期，在黄河下游地区，比较活跃的诸侯大国有齐、鲁、郑、宋、卫；小国有邢、遂、谭、纪、杞。

在这些大国中，又分为两派，一派是郑、齐、鲁；一派是宋、卫。

小国也附属在各个大国一边。

两派的力量以郑、齐、鲁为强国。

由于郑国发生内乱，逐渐衰微，而后，齐国抓住有利时机，慢慢发展强大，逐渐成了各国的霸主。

这与管仲的辅佐有很大关系。

管仲的祖先姓姬，他们与周王室同宗，是周天子的后代。

管仲的父亲管庄是齐国的大夫，后来家道中衰，到管仲时期，已经属于贫下中农。

为了谋生，他几次想当官，但都没有成功。

后来，就与好友鲍叔牙一起经商。

在经商时，他们赚了钱，管仲总是多分给自己，少分给鲍叔牙。

而鲍叔牙从不和管仲计较。

因为，他知道管仲家庭贫困，从不与管仲谈钱，被后世称为管鲍之交。

管仲同鲍叔牙的友谊非常诚挚，他也多次想为鲍叔牙办些好事，以此来报答鲍叔牙。

可是，管仲不但没有为鲍叔牙办成事情，反而给鲍叔牙增添了很多麻烦，造成了很多困难。

虽然管仲是好心，但是却办成了坏事，自己心里也很懊恼。

因此，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他们都认为管仲没有办事的本领。

然而，与管仲有过硬交情的鲍叔牙却不这样看，他心里很清楚，我的这个朋友管仲是个很有本事的人。

事情所以没有办成，只是因为机会没有成熟罢了。

在长期的交往中，他们两人结下了深情厚谊。

这就是管鲍之交的硬支撑。

在公子纠和公子小白的王位争夺上，管仲帮助的是公子纠，意图杀死公子小白，但后来失败了。

公子小白即位后，就是齐桓公。刚登上齐国诸侯的王座，他急需找到有才干的人来辅佐他，建立一个强大的齐国，因此就准备请鲍叔牙出山担任齐相。

鲍叔牙诚恳地对齐桓公说，我只是一个平庸之辈，国君请来我是我的荣幸，但是，若把齐国治理富强，我的能力恐怕不行，我推荐管仲。

当管仲得知鲍叔牙推荐他担任齐相，他心中非常惶恐，因为他曾帮助公子纠暗杀过齐桓公，现在被叫过去，恐怕要被清算了。

但是没有办法，国君召唤，不去是不行的。

管仲带着恐慌到了齐国，齐桓公不但没有清算管仲，还选择了良辰吉日，以非常隆重的礼节，亲自迎接管仲。

此时的齐桓公为了齐国的宏图霸业，不但不记之前的一箭之仇，还以隆重的礼节拜管仲为相，充分展示了他对管仲的重视和信任。

管仲担任齐国的丞相之后，开始主持政事，齐桓公为了表示对管仲的尊重和崇敬，称管仲为仲父。

管仲受到齐桓公的礼遇，可谓是受宠若惊。

他凭借着齐桓公对他的信任，采取了一系列改革，不断健全治国典律，最早采取依法治国理念，使齐国日益强盛，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

管仲的法律思想在齐国的政治、经济和法制改革中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他富有创新精神，对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形成影响很大。

02 大胆改革创新，坚守为民情怀

管仲担任齐相后，立即向齐桓公提出了“以百姓为天”的治国理念。

“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也是他提出来的，这一点与千年之后的唐太宗有异曲同工之妙。

他知道，治理好国家，首先要顺应民心，把为民情怀当作治国理念，国家才能兴盛。

基于此，管仲提出在发展耕织和工商业时必须让人民分享生产成果和经济收益，符合人民的利益和要求。

这一点跟现代的发展成果与人民共享如出一辙。

所以，管仲的改革得到了百姓的拥戴，也因此构建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管仲非常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

他认为，要让国家强盛，首先必须致力于经济上的改革。

经济改革是国家富强的基础，也是使人们遵守礼仪法度和稳定社会秩序的物质基础。

管仲很重视道德的作用，他把礼、义、廉、耻称为“国之四维”，但他坚决反对空谈礼义法度，漫谈仁义道德。

在管仲看来，只有先解决好人民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问题，使人民免于受冻挨饿，免于四下流离，才谈得上能够贯彻法令和申明教化。

因此，他提出了著名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先进思想，意思是说，百姓的粮食充足，丰衣足食，才能顾及到礼仪，重视荣誉和耻辱。

这句话一直被历史上一切开明的政治家奉为圭臬。

从这一思想出发，管仲在齐国进行了大张旗鼓的经济改革。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由于齐国东临大海，矿产丰富，管仲充分利用这种有利条件，大兴渔业、盐业和冶铸业，设置盐官、铁官，实施国家垄断性经营，并以不纳税的优惠政策鼓励鱼、盐的出口贸易。

在农业方面，他大胆的改革了国家的赋税制度，按照土地的好坏，分等征收土地税，以提高土地的使用率，让农民能够得到温饱而不至于背井离乡。

他还致力于号召民众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种植五谷桑麻，饲养牲畜，努力耕织，打造经济增长新途径。

经过管仲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济改革，齐国经济逐渐繁荣，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为齐桓公号令诸侯、称霸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中国历史上倡导改革的第一人。

虽然他的改革只是量变型的，没有像后来的商鞅变法那样引起社会的根本性变革，但他的改革对推动齐国的社会进步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且，管仲改革打破了旧的礼制范围，对推动封建制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这使得他的首倡精神一直为人们所称道。

在管仲的改革中，他所主张的“富有强兵、与民分货”和“劝之以赏赐、纠之以刑罚”等，都是与后来的法家一脉相通的，也让后人奉他为法家思想的先驱。

在中国法制历史上，管仲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03 重视法制改革，坚持执法必严

不论是治理国家还是治理企业，首先要建制度，要立规矩。

因为，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

管仲就是一个注重建章立制，执规行矩之人。

在治理齐国的那些年间，他施行制度“废改立”，对当下齐国现行的规章制度，对不利于发展的制度该废止的废止，对不合时宜的制度该修订的修订，对缺失的制度该新建的新建，从而实现了一套完整的治国程序，

总而言之就是，对过去的制度不简单地废弃或否定，而要选择其好的方面加以创造性地运用。这就是管仲的法制改良思想。

在执法上，管仲觉得，要保证法令的顺利贯彻执行，必须赏善罚恶，也就是说，在贯彻法令上，你做得好，就有奖励，你做得差，就有处罚，不能让好与坏都一样。

如果好与坏都一样，那么，那些做得好的人积极性就会受到挫败，从而失去积极性，渐渐的就往坏的一方发展，这是劣币驱逐良币的典型现象。

所以，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管仲真是根据人性趋利避害的特点，尽管提倡礼义廉耻，但他更重视赏罚对维护稳定的积极作用。

在行赏施罚上，他一方面打破周礼任人唯亲的亲亲原则，大胆破格选拔人才，树立人人是人才，人人可成才的人才理念，把推荐人才作为地方官吏的一项基本任务，只要你举荐了人才，就会得到奖励，

不仅如此，管仲打破了古代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旧传统，提倡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给旧势力的贵族以沉重的打击。

管仲的政治、经济、军事、用人等思想，对后世的华夏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华夏文明的存续做出了积极贡献。

他管仲华横溢，却为何被历史低估？

与老子一样，管仲也算是孔子的同时代人。不过，管仲显然要比孔子大很多，按照时间的推算，孔子出生的时候，管仲已经逝世数年了。如果把管仲与孔子进行比较，更可以看出管仲的不凡了。孔子虽然在《论语》中自夸：“如果谁用我执政，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但事实呢，似乎不像孔子想象得容易。孔子五十二岁那一年，受鲁国国君重用，三年之后孔子离开鲁国的时候，根本没有出现三年有成的局面，相反，因为杀了一个少正卯，限制了鲁国的思想自由，也影响了鲁国的经济发展。跟管仲相比，孔子既不能像管仲那样教育农民怎样种庄稼，也不懂得怎样选拔人才；更不懂发展经济要用非常手段、军事要搞阴谋、外交要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了。孔子只会重复那一套恢复周礼的论调，天真地以为只要实现了他所倡导的那一套意识形态，就能治国安邦平天下，就能将国计民生的问题解决。一个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尽管也有他本身的价值所在，但以此为方法，是无法治理好国家的。

从现代政治的角度可以看出，管仲的才华，除了表现军事和政治之外，还表现在经济、哲学、法律、外交、教育、人才、管理以及道德伦理等各方面，既有治国平天下的实践经验，也有相关的理论总结。按照常理来说，这样一个开拓政治局面，影响历史发展，并且导致社会产生巨大变化的人，应该是有崇高的思想地位和历史地位的，但在中国历史上，管仲的地位，似乎远远低于同时代那些怀才不遇的“空谈者”，比如孔孟、老庄等。连司马迁在《史记》中，也只是将管仲列入《管晏列传》，总共只有数百字的篇幅。漫长的中国历史，只有晚清时的梁启超算讲了一句公道话，认为管仲是“中国之最大的政治家”。现在看起来，梁启超的这一说法，一点都不为过。值得一提的，是孔子对于管仲的评价——在《论语》中，孔子对于管仲的评价有两处，一处是有人问孔子：“管仲俭朴吗？”孔子的问答是：“管子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意思是管仲将一些市租据为己有，不算俭朴，即不算廉政。另一处是子贡和子路问孔子，对管仲背叛公子纠辅佐齐桓公怎么评价？孔子的回答是：“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意思是：管仲辅助齐桓公做诸侯霸主，一匡天下，要是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头发，张开衣襟，成为蛮人统治下的老百姓了。可以看出，孔子对管仲总体上是肯定的，但同时认为管仲做人还有很大缺失，谈不上一个道德完人。一个有污点的人，是不值得大力提倡的。

管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境遇呢？想来，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因。在我看来，中国文化最大的薄弱之处在于认识。对于事物的认识，在很多时候，总是由于不够深入，理解能力不够而出现偏差。中华文明一直算是农业文明，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有着狭隘而迂腐的成分。比如过于相信个人的自觉，不重视人道，理性意识淡泊，科学精神匮乏，辨伪机制、创新意识以及法制精神薄弱等等。这当中最大的表现就是孔孟所提倡的“君子之道”更像是空中楼阁，由于缺乏对人性的深入了解，显得虚无缥缈。从现代哲学的角度来说，孔孟的君子之道是建立在“性善”的前提下的，但实际情况呢，人性本来就是无是无非的，谈不上“善”，也谈不上“恶”，它只是复杂多变。儒家的出发点有问题，决定了“君子之道”的整个哲学体系有问题，也决定了那种“君子之道”道德教化治国的方式无法实现。与此同时，中国人重言不重行、重名不重实的习惯和传统，又使得中国文化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对实践者和操作者缺少足够的研究和尊重。管仲是一个管理者，也是一个制度的创造者。历史是由后人写就的，对于一个管理者来说，诸多的思想和认识，大都体现在具体措施之中，随着岁月的流逝，真正呈现在后人面前的，已变得相当渺茫了。因此，当人们在整理某段历史时，往往会因循旧日的文字资料去寻找，很难通过当时的世俗人心去比较和鉴别。这样的方式，使得历史的整理者很难，也无法体会一些管理者的高妙和良苦用心。再加上历史的整理者往往都是没有实践经验的文人，对于曾经的管理者，很难有切合实际的判断，甚至，对于他们的位居高位，还在潜意识里怀有深深的嫉妒。因此，有关历史的评价总是隔了一层——这当中的反差，或许，还有人性阴暗的成分吧。历史是复杂的，在分析历史时，不可不正视这些看起来细枝末节的问题。因为这样的思维习惯和传统，中国文化对于那种实际上迂腐，却更有悲壮的色彩的方式更为推崇；或者，推崇洒脱而富有游戏精神的老庄。比较起管仲的理性和实际，孔孟的方式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更符合中国文化对个人的道德要求；老庄呢，则更纯粹，更像一个完美的人生理想。并且，像孔孟和老庄，一辈子都在“修身”，虽然在诸多方面不同，但都堪称道德完人；不像管仲，似乎总有道德上的瑕疵。历史的记述者总是被更多的情感因素所左右，正因如此，人们更觉得孔子高山仰止，老子智慧无边，孟子的英气勃发，庄子洒脱自然，他们的文化和思想地位远远地高于管仲，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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