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驼帮指的是什么他们为欧洲带去了什么

晋商驼帮指的是什么他们为欧洲带去了什么

晋商，通常意义的晋商指明清500年间的山西商人，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下面对百科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晋商称雄过程中，一共树有3座丰碑，那就是驼帮、船帮和票号。

晋商驼帮指的是从明末清初开始，山西商人以骆驼为主要运载工具，专门从事对俄罗斯贸易活动的商业集团。

晋商在国内采购大量商品，以茶叶、丝绸等物品为主，他们组织的驼队以山西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穿越西伯利亚而直抵欧洲腹地，与俄罗斯进行物物商品交换，晋商从欧洲又带回了棉、毛等织品。由于清代初期对东南沿海实施海禁政策，因此，晋商驼帮与欧洲的商业交流是清朝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一条主要商业通道。

晋商驼帮的茶叶出口到俄罗斯后，促使该国各阶层的人们嗜茶之风日甚，以肉食为主的西伯利亚游牧民族，几乎达到“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地步。因此，晋商驼帮所经行之路又被称为“茶叶之路”，通过茶叶之路，晋商驼帮使中国的茶叶这种饮品风靡欧洲乃至全世界。

晋商驼帮一般都是自备大量的骆驼，再配以马匹、牛羊等，以每15驼编为一队，每10队编为一房，每房共计配备骆驼150只，乘马赶车者在20人左右，驼队往往又是数房相随。

这样一来，晋商驼帮每次队列的骆驼多达数百至千，牛马车亦达数百辆，整个队伍见首不见尾，绵延长达上千米，驼铃声此起彼伏，回荡在戈壁大漠，声闻数里，气势恢宏，场面十分壮观。

当然，晋商的驼帮也不是一帆风顺的，除了我们熟知的自然条件恶劣外，还要经常碰到强盗出没，杀人掠货，晋商之旅其艰难凶险，我们可想而知。

晋商在中国历史上有何重要作用？

山西商人的进取心还表现在强烈的开拓精神上，所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有许多山西商人就是靠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业。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其创始人之一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曾为人佣工，在清军费扬古部充伙夫，服杂役，后来与山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一起随营贸易，先是肩挑负贩，拉骆驼，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开“吉盛堂”商号，其后改名为“大盛魁”，几经磨难，终于白手起家，到雍正时大盛魁已经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商号了。
山西商人的进取精神还表现在他们不畏艰辛，敢于冒风险方面。他们拉着骆驼，千里走沙漠，冒风雪，犯险阻，北走蒙藏边疆；横波万里浪，东渡东瀛，南达南洋。充分表现了他们不畏艰辛、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如山西商人在清代开辟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到库伦，再至恰克图，进而深入俄境西伯利亚，又达欧洲腹地彼得堡、莫斯科的国际商路，这是继我国古代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清代兴起的又一条陆上国际商路。西北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也是山西商人活跃之地，并进而“远贾安息”（今伊朗）。山西商人从明代已在日本贸易，清代乾隆时山西商人范氏是赴日贸易的最大洋铜商，清末山西商人又在韩国、日本开办了银行。这些事业的成功，没有非常的气魄与胆略是不可能实现的。经商犹如打仗，险象环生是常事。他们不仅要经历天气环境之险，而且还常常遇到被盗贼抢掠及至丧失生命之险。如榆次人秦必忠自幼经商，胆识异常，清嘉庆时条行初兴，北人赴南省办茶，舟揖风波视为畏途，秦必忠坦然无疑，屡年经返，均获厚利。山西商人到包头经商，杀虎口是必经之路。有民谣称：“杀虎口，杀虎口，没有钱财难过口，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过了虎口还心抖。”但是旅蒙晋商并不因此退缩，而是人越去越多，势如潮涌。为了适应社会不安定的现状，还有一些山西商人，自己练就武功。明代嘉靖时，为防日本海盗入侵，山陕盐商家属善射骁勇者500人曾组成商兵守城。苏州是晋商活跃之埠，“有山西客商善射者二三十人”。由上可见，开拓进取，自强不息，不畏艰辛，敢于冒险是明清晋商经商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敬业精神
晋商的敬业精神，也是常为人所称道的。敬，原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要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他说过“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语。北宋程颐更进一步说：“所谓敬者，主之一谓敬；所谓一者，无适（心不外向）之谓一。”可见，敬是指一种思想专一、不涣散的精神状态。敬业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
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观念是重儒轻商，故四民中以士为一等，商为末等。但明清山西商人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商和士农工是同等重要的事业，都是本业，同样要敬。晋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榆次富商常氏，有清一代不绝于科举，但绝不轻视商业，而且是把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常氏家族弃儒经商、弃官经商的子弟很多。如十三世常维丰，幼年从师就读，词章粹美，识者器重。长大后放弃科举，赴张家口经商。维丰极具才能，办事干练，尤精用人、通变之道，凡事一经裁酌，立即决断，为同仁所不及。十四世常旭春，是清末举人，曾任晚清法部员外，书法艺术名冠三晋，诗词也做得很好，时人称他是“书宗李北海，诗步王渔洋”。但他最热衷的还是经营商业。常氏一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能数代集中优秀人才锐意经营商业，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的商人群体。由于他们把儒家教育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商界，从而有了常氏商业之繁盛。可见，把商业作为一项终身的崇高的事业来对待，正是山西商人经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敬业：是事业成功的源泉，而勤奋、刻苦、谨慎的作风，又是敬业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勤奋：这是大多数山西商人具有的良好品德。如山西定襄邢九如“少贫乏，年十四失情，……越二载，其大父即辞世，家道益困，公以母老弟幼苦无资，不得已弃学就商，甫弱冠远服贾于京东之赤峰县，……勤劳四十余载，而家道卒致丰。”榆次人李智春，“生贫家，幼父母卒，兄佣工，仲兄且殇，于是学商于直隶顺德府布店，数十年勤劳无间，为执事者所重，积有余资，乃旋里娶妇王氏，……三子皆成立，长商于赤城，次二、三子耕作，后家渐起。”永济人赵俊，“为富家贾于江南，勤俭著闻”。
刻苦：不怕苦，不怕累，也是大多数山西商人的良好品德。清人纳兰常安说：“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劳瘁，耐风寒。”太谷县商人是山西票号三大帮之一，他们经商“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乾隆《祁县志》卷9载，祁县阎成兰“行商朔平、归化，辛苦备尝”。
谨慎：山西商人经商以谨慎闻名。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敢经营大的业务，恰恰相反，他们对大业务抓得很紧。但他们不轻易冒风险，不打无准备之仗，而是要在充分调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才拍板成交，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以放款来说，这是山西票号的一项重要业务，但又有风险，他们对放款对象一定要在详细调查对方资产、用款目的、还款能力、财东情况等的基础上，才决定放款与否。有的票号对用款户透支数额还作了明确规定：上上等户不得超过3万两，上等户不得超过5千至1万两，中等户不得超过3千两，下等户则不与之交往。这一规定，就是出于谨慎行事之目的。

三、群体精神
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山西商人这种商帮群体精神，首先来源于家族间的孝梯和睦。如明代曲沃人李明性，青年时常感慨：“夫为弟子壮不能勤力，将坐而食父兄乎？”于是“挟资贾秦陇间”，由于他在商场上“精敏有心计”而致富，又“内行周慎，孝睦于父兄。仲兄卒，无子，以己次子后之。治家甚严，族子甲出钱收息过当，召而责之，手裂其券，自是举宗凛凛。”明代襄陵人乔承统，“其父中盐卒于扬州，遂弃儒而贾。内监杨某督鹾两淮，承统弟承经以事得罪杨某而逃亡，杨捕之急，承统挺身出就狱，所受之刑，五毒备至，终不言弟所在，且为行贿千金，得释。弟归家，破析己财之半予之”。介休冀氏马太夫人主持家政时，“族戚邻里之待以举火者，无虑数十百家，皆太夫人赞助成之”，“又待伙极厚，故人皆乐为尽力”。祁县乔映霞主持家政时，把其兄弟集中在一起，让练有武艺的九弟先把一双筷子折断，接着又让其一次折九双筷子，结果折不断，映霞喻义让众兄弟团结互助。山西商人在发扬群体精神中，还注意量才使用，各尽所能，明代山西大同人薛伦，“其家世力田，兄耕弟贾，业盐于淮。”明代蒲州人王冕，“早卒而遗孤二人，家无应门之仆，王冕妻张氏奉姑抚孤，誓志不二。二子长大后，命长子服贾。曰：孤而无助，将门户是赖；授次子以儒业，曰良人有志而未成，其负荷在是也。后长于克拓前产，次子以明经为诸生，卒立厥家。”
其次，群体精神是经商活动中业务扩大与商业竞争的需要。随着山西商人活动区域和业务范围的扩大，商业竞争也愈来愈激烈，于是山西商人从家族到乡人间，逐渐形成“同舟共济”的群体。如明代蒲州人王氏，“其闾里子弟，受钱本持缗券，以化居于郡国者，肩相摩趾相接也”。由此可知，从王氏那里得到资金的子弟很多。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蒲州张四维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均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联姻为亲戚，张四维曾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土参赞机务，王崇古官居宣大总督、兵部尚书，马自强曾任礼部尚书。三家的联姻，增强了其商业竞争实力。王崇古在河东业盐，张四维的父亲是长芦大盐商，累资数十百万，张、王二氏联手，结成了盐商团伙，控制了河东、长芦两处盐利，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在亲缘集团的基础上，晋商又逐渐发展为地缘组织。清朝乾隆末年，在典当业中已出现了所谓“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的说法。“晋商”这一名称的出现，说明清代山西商人已逐步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商帮。清后期，山西票号在国内8O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从而形成了一个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也是以乡人为主体形成的山西商人群体。
山西商人的商帮群体精神在商业经营中的表现有三种形式：
其一是从朋合营利到合伙经营。这是最初的群体合作形式。朋合营利就是一方出资，一方出力，有无相资，劳逸共济。而合伙经营是一个人出本，众伙而共商，也就是财东与伙计合作经营，它与朋合经营不同之处是，一个财东可有许多伙计，故“估人产者，但数其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显然，伙计制比朋会制规模大，伙计制是在朋合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制度就其规模组织而言，在中国商业史上实无前例。不过，无论朋合或伙计制，尚是比较松散的商人群体。
其二是按地区形成商帮。这一种形式是在朋合营利和伙计制基础上，以地域乡人为纽带组成的群体。山西商人在各地设立的会馆，就是这一地方商帮形成的重要标志。这种地域帮以山西商人来说，统为晋帮。但在山西内部又按省内各地区形成不同的商帮，如泽潞帮、临襄帮、太原帮、汾州帮等。清季票号兴起，又形成平遥、祁县、太谷三大票商帮。
其三是以联号制和股分制形成业缘群体组织。联号制是由一个大商号统管一些小商号，类似西方的子母公司，从而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发挥了企业的群体作用。股份制是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创立的很有特色的一种劳资组织形式。
股份制的实行，劳资双方均可获利，极大地调动了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在商业企业经营中充分发挥了群体作用

晋商文言文

1. 找些关于经商的文言文 古之名商 儒商鼻祖端木赐 富甲陶朱公范蠡 智慧商祖白圭 营国巨商吕不韦 农商奇才桑弘羊 富可敌国沈万三 第一富翁伍秉鉴 商业巨族乔致庸 红顶商人胡雪岩 一代钱王王炽 五金大王叶澄衷 晋商薛氏三兄弟 开明富商渠本翘 由商而官展玉泉 独辟蹊径范世逵 盐商祭酒杨继美 崇尚仁德李明性 远见卓识李宏龄 票号始祖雷履泰 雄才大略王海峰 徽商张小泉 在百度上搜素他们的名字可以得到他们的事迹 记载有商人商事的书有《史记。

货殖列传》《郁离子》《燕京京杂记》《智囊》等书上都有古商的记载。 古商经商十诀 一、知地取胜，择地生财 兵法云：夫地形者，兵之助也。

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

可见地形对作战之重要，为将者不可不察也。经商如作战，商场如战常经商者如指挥千军万马之将帅，智慧的将帅往往会占据有利的地形，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

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大谋略家的范蠡，更是深谙此道。他以战略家的眼光，认为陶地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是理想的货物贸易之地。

遂选陶地为营销点，果然，十九年间他三致千金，成为世贾，陶朱公的美称也由此而饮誉古今，留名青史。《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载，秦国灭了赵国以后，实行了移民政策，当时许多人贿赂官吏，不愿搬迁，要求留在原地，唯独富商卓氏要求迁往较远的纹山之下，他看中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民风淳厚，居民热衷于买卖，商业易于发展。

几年后，卓氏成了远近闻名的世富。这种不惟任时，且惟择地的观念已为后世商人所接受。

淮左名都，竹西佳处的江苏扬州，地处南北要冲，交通发达，水运便利，货往频繁。其地膏沃，有茶、盐、丝、帛之利，众多商人纷至沓来，一时商贾云集，秦商、晋商在这里定居经营。

有名的徽商也就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称雄江湖。 二、时贱而买，时贵而卖 范蠡和商祖白圭认为，时贱而买，虽贵已贱；时贵而卖，虽贱已贵。

强调商人要善于捕捉商机，把握时机，不失时机地买进卖出。商业的利润源于买卖的差价。

一旦发现买卖的时机一到，则要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当机立断。魏文侯时，国人注重农耕，而白圭却乐于观时机的变化。

粮食丰收时他买进谷物，卖出丝漆。待蚕丝上市时他就大量收购蚕丝，售出粮食。

他曾说：我做买卖，就像伊尹和姜太公那样有计谋，如孙膑和吴起那样善于判断，还能像商鞅执法那样说到做到。有些人的智慧不能随机应变，其勇敢不能当机立断，其仁爱不能恰当地取舍，其倔强不能坚持原则。

所以，这种人跟我学经营之道，我也不会教他的。这段话，把他掌握贱买贵卖时机的时断与智断阐述得淋漓尽致。

白圭的经商原则和经验，都被后世商人所称道。他凭着自己的这套经营谋略，精心经营，以至家累千金。

三、见端知未，预测生财 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为雪亡国之耻，终日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当得知吴国大旱，遂大量收购吴国粮食。第二年，吴国粮食奇缺，民不聊生，饥民食不裹腹，怨声载道，越国趁机起兵灭了吴国。

苦心人，天不负。越王终成霸业，跻身春秋五霸之列。

这里越王勾践作的是一桩大买卖，他发的财不是金银财宝，而是一个国家和称雄天下的霸业。是商贾之道在政治上运用的成功典范。

《夷坚志》载，宋朝年间，有一次临安城失火，殃及鱼池，一位姓裴的商人的店铺也随之起火，但是他没有去救火，而是带上银两，网罗人力出城采购竹木砖瓦、芦苇椽桷等建筑材料。火灾过后，百废待兴，市场上建房材料热销缺货，此时，裴氏商人趋机大发其财，赚的钱数十倍于店铺所值之钱，同时也满足了市场和百姓的需要。

管中窥豹，略见一斑，敏锐的观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是经商者财富永不干涸的源泉，也是经商者必备的能力之一。 四、薄利多销，无敢居贵 先秦大商理论家计然认为，“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主张“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

司马迁说过：“贪买三元，廉买五元”，就是说贪图重利的商人只能获利30%，而薄利多销的商人却可获利50%。《郁离子》中记载：有三个商人在市场上一起经营同一种商品，其中一人降低价格销售，买者甚众，一年时间就发了财，另两人不肯降价销售，结果获的利远不及前者。

汉高祖刘帮的谋士张良，早年从师黄石公时，白天给人卖剪刀，晚上回来读书，后来他觉得读书时间不够用，就把剪刀分成上、中、下三等，上等的价钱不变，中等的在原价的基础上少一文钱，下等的少两文钱。结果，只用了半天的时间，卖出剪刀的数量比平日多了两倍，赚得钱比往日多了一倍，读书的时间也比往日多了，所以民间有句谚语：张良卖剪刀——贵贱一样货。

五、雕红刻翠，留连顾客 《燕京杂记》中载：京师市店，素讲局面，雕红刻翠，锦窗绣户。有的店铺招牌高悬，入夜家家门口点起了五光十色的锦纱灯笼，把街面照得如同白昼。

有的店铺摆挂商品宣传字画，张挂名人书画，附庸风雅。以此来升华店铺的品位与提高顾客的回头率。

还有些茶肆、饭馆、酒店中特意安排有乐器演奏和评书为客人助兴。宋代京都杭州的面食店里，只要顾客一进店坐下，伙计立刻前来问顾客所需，尽合诸客呼索指挥，不。

2. 找些关于经商的文言文 古之名商 儒商鼻祖端木赐 富甲陶朱公范蠡 智慧商祖白圭 营国巨商吕不韦 农商奇才桑弘羊 富可敌国沈万三 第一富翁伍秉鉴 商业巨族乔致庸 红顶商人胡雪岩 一代钱王王炽 五金大王叶澄衷 晋商薛氏三兄弟 开明富商渠本翘 由商而官展玉泉 独辟蹊径范世逵 盐商祭酒杨继美 崇尚仁德李明性 远见卓识李宏龄 票号始祖雷履泰 雄才大略王海峰 徽商张小泉 在百度上搜素他们的名字可以得到他们的事迹 记载有商人商事的书有《史记。

货殖列传》《郁离子》《燕京京杂记》《智囊》等书上都有古商的记载。 古商经商十诀 一、知地取胜，择地生财 兵法云：夫地形者，兵之助也。

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

可见地形对作战之重要，为将者不可不察也。经商如作战，商场如战常经商者如指挥千军万马之将帅，智慧的将帅往往会占据有利的地形，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

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大谋略家的范蠡，更是深谙此道。他以战略家的眼光，认为陶地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是理想的货物贸易之地。

遂选陶地为营销点，果然，十九年间他三致千金，成为世贾，陶朱公的美称也由此而饮誉古今，留名青史。《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载，秦国灭了赵国以后，实行了移民政策，当时许多人贿赂官吏，不愿搬迁，要求留在原地，唯独富商卓氏要求迁往较远的纹山之下，他看中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民风淳厚，居民热衷于买卖，商业易于发展。

几年后，卓氏成了远近闻名的世富。这种不惟任时，且惟择地的观念已为后世商人所接受。

淮左名都，竹西佳处的江苏扬州，地处南北要冲，交通发达，水运便利，货往频繁。其地膏沃，有茶、盐、丝、帛之利，众多商人纷至沓来，一时商贾云集，秦商、晋商在这里定居经营。

有名的徽商也就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称雄江湖。 二、时贱而买，时贵而卖 范蠡和商祖白圭认为，时贱而买，虽贵已贱；时贵而卖，虽贱已贵。

强调商人要善于捕捉商机，把握时机，不失时机地买进卖出。商业的利润源于买卖的差价。

一旦发现买卖的时机一到，则要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当机立断。魏文侯时，国人注重农耕，而白圭却乐于观时机的变化。

粮食丰收时他买进谷物，卖出丝漆。待蚕丝上市时他就大量收购蚕丝，售出粮食。

他曾说：我做买卖，就像伊尹和姜太公那样有计谋，如孙膑和吴起那样善于判断，还能像商鞅执法那样说到做到。有些人的智慧不能随机应变，其勇敢不能当机立断，其仁爱不能恰当地取舍，其倔强不能坚持原则。

所以，这种人跟我学经营之道，我也不会教他的。这段话，把他掌握贱买贵卖时机的时断与智断阐述得淋漓尽致。

白圭的经商原则和经验，都被后世商人所称道。他凭着自己的这套经营谋略，精心经营，以至家累千金。

三、见端知未，预测生财 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为雪亡国之耻，终日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当得知吴国大旱，遂大量收购吴国粮食。第二年，吴国粮食奇缺，民不聊生，饥民食不裹腹，怨声载道，越国趁机起兵灭了吴国。

苦心人，天不负。越王终成霸业，跻身春秋五霸之列。

这里越王勾践作的是一桩大买卖，他发的财不是金银财宝，而是一个国家和称雄天下的霸业。是商贾之道在政治上运用的成功典范。

《夷坚志》载，宋朝年间，有一次临安城失火，殃及鱼池，一位姓裴的商人的店铺也随之起火，但是他没有去救火，而是带上银两，网罗人力出城采购竹木砖瓦、芦苇椽桷等建筑材料。火灾过后，百废待兴，市场上建房材料热销缺货，此时，裴氏商人趋机大发其财，赚的钱数十倍于店铺所值之钱，同时也满足了市场和百姓的需要。

管中窥豹，略见一斑，敏锐的观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是经商者财富永不干涸的源泉，也是经商者必备的能力之一。 四、薄利多销，无敢居贵 先秦大商理论家计然认为，“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主张“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

司马迁说过：“贪买三元，廉买五元”，就是说贪图重利的商人只能获利30%，而薄利多销的商人却可获利50%。《郁离子》中记载：有三个商人在市场上一起经营同一种商品，其中一人降低价格销售，买者甚众，一年时间就发了财，另两人不肯降价销售，结果获的利远不及前者。

汉高祖刘帮的谋士张良，早年从师黄石公时，白天给人卖剪刀，晚上回来读书，后来他觉得读书时间不够用，就把剪刀分成上、中、下三等，上等的价钱不变，中等的在原价的基础上少一文钱，下等的少两文钱。结果，只用了半天的时间，卖出剪刀的数量比平日多了两倍，赚得钱比往日多了一倍，读书的时间也比往日多了，所以民间有句谚语：张良卖剪刀——贵贱一样货。

五、雕红刻翠，留连顾客 《燕京杂记》中载：京师市店，素讲局面，雕红刻翠，锦窗绣户。有的店铺招牌高悬，入夜家家门口点起了五光十色的锦纱灯笼，把街面照得如同白昼。

有的店铺摆挂商品宣传字画，张挂名人书画，附庸风雅。以此来升华店铺的品位与提高顾客的回头率。

还有些茶肆、饭馆、酒店中特意安排有乐器演奏和评书为客人助兴。宋代京都杭州的面食店里，只要顾客一进店坐下，伙计立刻前来问顾客所需，尽合诸客呼索指挥，不致错误。

经营者们。

3. 晋商的经商之道 明清晋商资本的运转方式，是与封建地主制经济结构完全协调的，是封建地主制经济的一个环节，是为封建地主制经济服务的。

明清山西商人“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而他们用货币——商品—一货币的活动方式，以交换为手段，将其触角所及的人和物，统统装到商品经济的车子上来，推动他们在传统的经济模式下不断前进。 山西商人集团及其资本，本来就是应地主制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链条运转的需要而产生的，它在这个链条的运动中起着推动和润滑的作用”，在这种经济体制下，“这个集团及其资本越是巨大，其地主制经济的属性，或者说其封建性，就越明显。”

扩展资料： 驼帮 驼帮是晋商中以骆驼运输为主从事贸易活动的重要商帮之一，他们主要经营的产品为茶叶。当时南来"烟酒糖布茶"，北来"牛羊骆驼马"。

晋商经营茶叶的独到之处，就是运销一条龙。 晋商在福建、两湖、安徽、浙江、江苏一带购买茶山，同时收购上茶叶以后就地加工成砖茶，然后经陆路、水路两条路线运往他的各个分号。

晋商的茶叶主要销往蒙古及俄国一带。在销往蒙古的时候要路过杀虎口。

遗址在朔州的右玉县，当时运销茶叶非常艰险。 船帮 船帮出现在清代中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流通量猛增，但当时中国产铜量极低，仅靠云南一地产的滇铜远远满足不了铸币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山西商人组织船帮对日贸易采办洋铜。介休范家就是最为突出的代表。

范毓宾时期，范家的商业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被人们称为著名的"洋铜商"。晋商在利用"驼帮"、"船帮"经商的过程中，真可谓是"船帮乘风破浪，东渡扶桑，商帮驼 *** 声，传播四方。

" 写下了部部艰辛的创业史，但是山西商人并没有只盯着洋铜和茶叶，山西商人的最大的创举是票号。 “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 山西商人资本中的货币经营资本形式，最著名的是票号。

票号又叫票庄或汇兑庄，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在票号产生以前，商人外出采购和贸易全要靠现银支付。

在外地赚了钱捎寄老家也得靠专门的镖局把现银运送回去，不仅开支很大，费时误事，而且经常发生差错。这就迫使外出经商的山西商人不得不寻求新的办法。

相传平遥县“西玉成颜料庄”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都设有分庄，总经理叫雷履泰。“西玉成”北京分庄经常为在北京的山西同乡办理北京与平遥、四川或天津之间的现金兑拨。

比如平遥商人在北京把现金交给“西玉成”，那么“西玉成”北京分庄就写信给平遥“西玉成”总号，让汇款人在平遥领取现金。这种异地拨兑，开始只限于在亲朋好友之间进行，并不收费。

后来，要求拨兑的人越来越多，在双方同意的原则下，出一定手续费就可办理。 雷履泰发现这是一个生财之道，于是改设“日升昌”，兼营汇兑业务，果然营业很旺盛。

晋商又称为什么

晋商俗称“山西帮”，亦称“西商”、“山贾”。在漫长的历史中，晋商以山西富有的盐、铁、麦、棉、皮、毛、木材、旱烟等特产，进行长途贩运，设号销售，套换江南的丝、绸、茶、米，又转销西北、蒙、俄等地，其贩运销售活动遍及全国范围，形成了成为能与南方徽帮相抗衡的最有经营实力的北方晋帮集团。晋商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周朝的晋唐时期；但真正崛起于明代(1368-1398年)，至清乾隆(1735-1799年)、嘉庆(1799-1820年)、道光(1820-1850年)时期已发展到鼎盛。特别是到清朝中叶，山西商人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经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同(1851-1874)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
明清时期晋商、徽商皆为当时势力最大的两个地方商帮，时至今日晋商、徽商之影响仍然不小，晋商大院已成为一种文化，徽商已成为徽学的重要内容，而晋商、徽商之经营之道、管理制度、兴衰历史仍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

晋商、徽商之相异处

晋商、徽商在起因、兴衰时间上略有不同。晋商兴起于明初，即14世纪中叶，因北方边塞大 量驻军，明王朝实施“开中法”而兴起。所谓开中法，即商人输粮供边塞军士食用，王朝付商人盐引，商人凭盐引到指定盐场和指定地区贩盐，由于盐是专卖品，获利颇丰。晋商抓住时机，以地缘优势，借“开中法”捷足先登而兴。徽商则是明弘治5年（1492年），明王朝因“开中法”法行弊随，改“开中”为“折色”，商人以银两换取盐引后贩盐，徽商以地缘近两淮盐场集散地——扬州，在两淮大显身手，而兴起于商界。晋商衰败于清末，随清王朝之灭亡而衰败。徽商之衰落则是从清王朝道光12年（1832年）实行盐法改革，将“纲盐制”改为“票盐制”，取消了盐引和引商对盐业的垄断后，从此走上了衰落之路。当然，晋商、徽商之衰败还有别的因素，但上述原因是为始发之因，由此而一蹶不振。这样计之，晋商大约从明初到清末活跃商界500余年，徽商从明中叶到清道光年间活跃商界近300年。

晋商在道光初年，适应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创立了山西票号，曾一度执金融界牛耳，并首创我国在海外开办银行之先河。徽商却在道光后未将资本投向新的渠道———金融界，留下了遗憾！

在文化理念上，晋商突出尊奉乡人关公，凡有晋商活动的地方，多建有晋商会馆和关公庙宇。有些地方的晋商甚至是先建关帝庙，后建会馆。晋商把关公作为他们最尊奉的神明，以关公的“诚信仁义”来规范他们的行为和经商活动，把关公文化作为他们的伦理取向，以致关公文化在其精神、道德、行为方面发挥了相当的作用。徽商突出尊奉乡人朱僖（明徽州婺源人，今属江西），朱僖主张“道者，古今共有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朱子语类》13《类行》）；“去仁欲，存天理”等，朱僖所制定的“家典”、“族规”，为徽商所遵循。徽商不仅在家乡修建祠堂“祭用朱文公家礼”，就是到了外地经商也要在所建会馆内祭祀朱僖。如苏州的徽州会馆“殿东启别院士，奉紫阳朱文公”，汉口新安会馆、景德镇新安会馆、吴江盛泽镇徽宁会馆等都“奉朱子入祠”，他们把理学作为家族内行事和经商活动的准则。因而，理学观念在徽商中影响极大。徽商“贾而好儒”、“左儒右贾”，把业儒看得高于服贾，尤对子弟业儒无不寄予厚望，期待甚殷。据统计，明代徽州有进士392名。清代仅歙县取得科第者（含寄籍），计大学士4人、尚书7人、侍郎21人、都察院都御史7人、内阁学士15人、状元5人、榜眼2人、武榜眼1人、探花8人、传胪5人、会元3人、解元13人、进士296人、举人近千人，整个徽州就更可观了。晋商也有重视儒学的一面，在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和封建文化的影响下，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在晋商的影响下，山西民风出现了一种值得重视的现象，即以“学而优则商”来替代“学而优则仕”。应该说，这是一种社会进步。雍正二年（1724年）山西巡抚刘於义奏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雍正皇帝朱批道：“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最下者方令读书”。（《明清晋商资料选编》）清末举人刘大鹏说：“当此之时，凡有子弟者，不令读书，往往学商贾，谓读书而多穷困，不若商贾之能致富也。是以应考之童不敷额数之县，晋省居多。”（《退想斋日记》）清代科举中共有状元114人，其中安徽位居江浙后列第三，有状元9人，而山西有清一代科举中却无一状元。不过，山西另有5位武状元。这恐怕与山西历来多战场，业商人中也有不少习武之人，加之商品贩运及金融流通之需，以致山西多镖行、镖师，甚至武林中著名的形意拳发祥于山西太谷县，大有关系。

徽州商人一般是聚族经商。如汪道昆的曾祖父汪玄仪业盐，“诸昆弟子姓十余曹，皆爱贾，凡出入必公决然后行”。（《太函集》卷1）休宁商人汪福克“贾盐于江淮间，艘至千只，率子弟往来，如履平地。”（《休宁西门汪氏宗谱》卷6）由于族人经商者众，为增强凝聚力，徽商便大修宗祠，以通过宗族的尊卑长幼加强对族众的控制。晋商人员的组成则以乡人为主，其用人主张：一避亲用乡；二从乡人中择优保荐；三从乡人中破格提拔。避亲，即用人中回避戚族，包括财东与掌柜也不能荐用自己的亲戚，所谓不用三爷（少爷、姑爷、舅爷）。用乡，即录用本乡本土之人。从表象上看，似有排斥外省人才的一面；但还有加深乡人间亲情维系的一面。一方面，有表示财东恩赐乡里之意。另一方面，员工的乡土观念和感恩思想也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所谓“同事贵同乡，同乡贵同心，苟同心，乃能成事。”此外，同乡间最为知根底，家眷在原籍“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徽商举族迁徙到同一客地、从事同一行业的现象较多，徽州绩溪人胡适说：“通州自是仁里程家所创，他乡无之。”（《绩溪县志馆第一报告书》引自张海鹏、唐力行《明清徽商心理研究》）日本学者臼井佐知之指出：黟县弘村汪氏，明万历年初82世盐商汪元台举族迁徙到浙江杭州。歙县黄岗汪氏，明永乐时举家迁居湖北汉口，后又分流到襄阳、太原、重庆。（《徽州汪氏的移动和商业活动》，《中国社会和文化》第8号）这种举家迁徙的现象，在晋商中不能说没有，但不甚普遍。比较集中的迁徙是明中叶开中纳粟改为纳银后，有部分晋商家族迁到了扬州，如清初大学者阎若璩之祖先辈，就是此时由山西迁到了扬州。此后，举家迁徙现象就不多了。这时的晋商外出经商皆不带家眷，而把家眷留在原籍。正如清人纪昀所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纳妇后仍出营利，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阅微草堂笔记》卷23）

在宅院建造上，明清晋商的宅院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我国北方民居建筑的风格。晋商住地山西，气候较干燥，人少土地相对较多，因而所建宅院较徽商宅院宽敞多矣。如祁县乔家大院，占地面积8724平方米，大院四周为全封闭式砖墙壁，上有女墙、城墙垛口、更楼、眺阁等，是一座城堡式建筑。祁县渠家大院占地面积4600平方米，共18个四合院，自成体系，又互相连接，形成院套院、门通门的格局。大院外观为城堡式，墙高10余米。太谷曹家大院原由“福、禄、寿、喜”四座院落组成，现存“寿”字院占地面积6500平方米。榆次常家大院占地面积200多亩，在车辋村整整占了南北、东西两条大街。徽商民居更注重于住宅内部的装修雕刻和室内陈设，许多专家考察后总结其特点为：朴素淡雅的建筑色调，别具一格的山墙造型，紧凑通融的天井庭院，奇巧多变的梁架结构，精致优美的雕刻装饰，古朴雅致的室内陈设。徽商聚族而居，村舍讲究依山临水的自然布局，错落有致的空间变化，幽深宁静的街坊水巷，景色如画的村头装点。徽商民居以规模和院落面积来说则难以与晋商民宅相比拟，如宏村汪氏承志堂，为徽商中大型民宅，占地面积2800平方米。余三立堂为600平方米、乐贤堂为411平方米、树人堂为266平方米，西递村徽商胡氏敬爱堂占地面积1800平方米。要之，晋商民宅尽管也有精致的一面，但宏伟是其一大特色；徽商民宅则为南方特色的重水、重绿、精致优美。此外，晋商“俭”而徽商“奢”，以及晋商、徽商在饮食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处，这里就不赘述了。

晋商、徽商之相同处

习俗首先，晋商、徽商均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明中叶以来，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封建国家的赋役制度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自金银花的征收到一条鞭法的推行，赋税折征货币的部分日益增加。赋税折银的结果，刺激了生产，大大促进了长途贩运贸易的发展。入清以后，随着国家的统一，社会政治局面的相对稳定，历经康雍乾三朝盛世，商品生产总体水平大大超过明代，水陆驿站干道的迅速扩展，从而为晋商、徽商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其次，晋商、徽商都有着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点。中国古代商人吸取了儒、法、兵、道诸家文化的良性影响，创出具有传统文化的货殖文化，这一文化在明清晋商、徽商身上更集中更典型地体现出来，反映了传统文化对商人经营理念的价值导向作用。

再次，晋商、徽商都与封建政治势力有着结托关系，商业势力消长受到政治势力的影响。明清时期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一统天下，封建专制主义的触角伸向了社会的各个角落，依附、逢迎和仰攀是晋商、徽商对封建势力所持的基本态度。而封建政治势力既在一定程度上维护晋商、徽商的利益，又未放松对晋商、徽商的敲诈勒索。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反映了封建社会后期商人经济地位动摇和政治上的懦弱，因而也就避免不了与封建社会同枯共衰的命运。（张海鹏、王廷元《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

复次，晋商、徽商都对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晋商、徽商在商业活动中有个共同特点，就是突破区域性界限，进行长距离贩运，从而促进了各地区间的联系，扩大了国内外贸易市场。晋商推动了包头、西宁、张家口、平遥、祁县、太谷等城镇的兴起，而徽商则有“无徽不成镇”之说。晋商不仅对商业、金融经营管理形成了经营文化，而且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如山西地方戏曲的繁荣，社火活动的开展，古籍文物的收藏，武术活动的推广，饮食、茶叶文化和珠算、会计、医药文化的推动，以及民风、民俗的变化等。徽商则对教育、书画、经学、理学、医学、园林等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并形成了著名的徽州文化。

总之，明清时期的晋商、徽商是互有异同，各有千秋，这些现象也是当时时代背景、地缘、人文因素的具体反映。

明清山西商人商业活动的影响

明清山西商人商业活动对各个领域都有非常大的深远影响

一、政治影响 明清山西商人之所以魄力，财力，势力方面远比其他时期，其他地域，其他商帮的成就显著，是与山西官商家族的努力分不开的。

传统史学也认为清代的山西票商就是官商，持此观点者认为：清代“全国最富有的商人是票商（山西的票号商人）盐商和行商（广东十三行），这些人很多都是官商，或者是政府官员。

山西商人开设的票号、银号，主要的业务是代官府解钱粮、收赋税以及代官商办理汇兑，存款、放款、捐纳等事，始终没有超出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范围。

”可以说明清时期不仅形成了一个官商家族阶层，而且官商家族的活动对当时的政治经济都起到了影响。

明中叶以后，官商一体家族开始成为一种社会现象，除晋商外的其他地方商人也有官商一体化家族的存在，但山西商人更为典型和突出，时间上也更早一些，因为山西商人作为一个大的商业帮派集团是在明初形成的，特别是开中制实施以来，山西商人与官方的关系较其他地域商人更为密切。

政治与经济结合的关键在于官与商的相互渗透，相互依托，相得益彰。

家族中的子弟要读书做官，不仅需要耗费一定的财力，而且也需要家族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

为此，一个家族为了让子弟做官，就需要有人经商，子孙再家族财力的支持下成为官僚学者扬名显姓，反过来又提高了家族的商业信誉和知名度。

当时许多山西商家就意识到：官商结合型家庭是一种最理想的家庭模式，封建政治和封建经济必须在相互依托中求得生存，求得更大发展。

明中叶以后，官商一体家族开始成为一种社会现象，除晋商外的其他地方商人也有官商一体化家族的存在，但山西商人更为典型和突出，时间上也更早一些，因为山西商人作为一个大的商业帮派集团是在明初形成的，特别是开中制实施以来，山西商人与官方的关系较其他地域商人更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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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影响 晋商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在商界绵延繁荣了500多年，是明清时国内最大的商帮。

其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还出现在日本、东南亚、俄罗斯、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堪与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相媲美。

明代全国较大的商业城市有33个，山西就有太原、平阳、蒲州（永济）三处。

这时，山西商人的资本积累已相当可观：“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正如余秋雨在《抱愧山西》一文所评价：“在山西最红火的年代，财富的中心并不在省会太原，而是在平遥、祁县和太谷，其中尤以平遥为最。

这里吸引人的不仅仅是古文物、古寺庙、古色古香的民居，更有称雄全国的金融都市，这里有号称中国第一家银行的日升昌票号。

在当时全国51家票号（银行）中，平遥就占有22家，这里被称为中国的‘金融华尔街’。”

晋商发展到清代，已成为国内势力最雄厚的商帮。

世界经济史学界把他们和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很高的评价。

清代晋商雄踞中华，饮誉欧亚，辉煌业绩中外瞩目。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晋商称雄过程中，晋商一共树有3座丰碑，驼帮、船帮和票号。

1、驼帮

驼帮是晋商中以骆驼运输为主的从事贸易活动的重要商帮之一，他们主要经营的产品为茶叶。

当时南来“烟酒糖布茶”北往“牛羊骆驼马”。

晋商经营茶叶的独到之处，就是运销一条龙。

晋商在福建、两湖、安徽、浙江、江苏一带购买茶山，同时收购上茶叶以后就地加工成砖茶，然后经陆路、水路两条路线运往他的各个分号。

晋商的茶叶主要销往蒙古及俄国一带。

在销往蒙古的时候要路过杀虎口。

遗址在现在的朔州的右玉县，当时运销茶叶非常艰险。

2、船帮

船帮出现在清代中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流通量猛增，但当时我国产铜量极低，仅靠云南一地产的滇铜远远满足不了铸币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山西商人组织船帮对日贸易采办洋铜。

介休范家就是最为突出的代表。

范毓宾时期，范家的商业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被人们称为著名的“洋铜商”。

晋商在利用“驼帮”“船帮”经商的过程中，真可谓是“船帮乘风破浪，东渡扶桑；商帮驼 *** 声，传播四方。

”写下了部部艰辛的创业史，但是山西商人并没有只盯着洋铜和茶叶，山西商人的最大的创举是票号。

3、 票号

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是由平遥李家独资创办的日升昌票号，地址在平遥的西大街上，现在已开发为“中国票号博物馆”。

当时全国51家大的票号中，山西商人开设有43家，晋中人开设了41家，而祁县就开设了12家。

在这些票号中值得一提的是祁县的第一家票号合盛元。

1907年时，合盛元票号不惧风险，远涉重洋，在日本的东京、大阪、横滨、神户以及朝鲜的新义洲等地，设立了票号分庄，从事国际汇兑业务，开启了我国金融机构向海外设庄的新纪元。

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与意义

商品交易的蓬勃发展，既增加了山西钱庄的金融资本储备，为做更大商品贸易奠定了坚实基础，又满足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基本生活需求，形成了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缓和了长城内外不同民族的敌对情绪，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和长城内外的和平与稳定。

山西商人资本的发展，不仅使山西商人聚集了大量的货币资财，让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回家乡，而且促进了山西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全国商品物资的交流，加快了中国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进程。

三、文化影响 1、儒家文化

晋商之初，诚信为本。

能在称雄商界的5个多世纪中始终保持诚信，山西商人有一套完备的诚信机制。

只有商号变成你的、我的、大家的，大家才会重视商号的诚信；否则，员工没有归属感，诚信只能是无稽之谈。

打破行业常规的“相与”制度，把“企业”与员工牢牢地绑在一起，即为晋商首创。

在此之上，各商号都制订了严格的号规，明文确定诚信经营的原则，如财东只能在结账时行使权力，平时不得在号内食宿、借钱或指使号内人员为自己办事。

正是在诚信的“背书”下，晋商票号才能汇通天下，执中国金融之牛耳。

据相关专家考证，全国出现过的票号共有90家，其中山西票号就有80家！

但“诚信”也成了压垮晋商的最后一根稻草。

清朝覆亡，天下大乱，讲求诚信的晋商们并没有携款私逃，在如潮的挤兑中耗尽了最后的元气。

1914年日升昌票号的倒闭，标志着晋商左右中国金融界一个世纪的历史结束了，晋商这个庞大的商业王朝也最终走向没落。

这痛苦的历史记忆也成了晋商的负资产，以至于一部分晋商过度依赖政策投机，而忘记了经商之本。

2、中国建筑文化与戏曲文化的贡献

商对城市建筑、寺观庙宇的维护修复也起过比较重要的作用。

山西境内的明清建筑今有千余处之多，而传统的寺庙宫观、戏台建筑占了半数以上。

这些寺观庙宇能够很好地保留下来，甚至经常得以重建翻修，有些就得益于晋商的支持。

《儒商常家》一书五百年纪事中，明代的纪事共有5条，其中4条是常家人从明中叶起捐资修庙的记录：嘉靖三年（1524年）常仲林子常廒为村里成家寨菩萨庙捐资；万历三年（1583年）常廒长子常廷和为车辋村寺庙捐资；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常廷美之子常现为南庄村大雄寺捐资；崇祯六年（1633年）常家5人为村里的东菩萨庙捐资。

清代以来，常家捐资修庙的记录就更多了，晋中的富商常氏家族如此，其余商家也不甘心落他人之后，巨商大贾们给寺庙院观施舍钱财，多少年多少代乐此不疲，留存下来的寺观庙宇的碑碣中，许多都记录下晋商在地方上捐资的义举。

庙宇修缮“非一人一家所能办，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晋商的捐资善行客观上保护了一批古代建筑文物。

晋中商人不仅仅爱听戏文，爱看剧目，他们还研究戏曲，创作剧本，扶持戏班子。

祁县的渠家大院里，有一座造型精美、布局合理的古戏台，渠家在这里组建了戏班，聘请名师，常年演出。

在当地有“金财主”之称的渠元淦，在同治年间聘请当时最有名的蒲州艺人，组成晋中最好的戏班子，对音乐唱腔、伴奏技巧等方面进行探索和改进，承前启后，推陈出新。

晋中的祁太秧歌、社火以及流传至今的一首首美妙动听的山西民歌如《走西口》、《桃花红杏花白》等，都凝聚着晋商浓郁的思乡思亲之情，这些都与当年晋商的商贸和文化活动不无关系。

山西地方戏曲的形成、繁荣与晋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山西地方戏曲很繁荣，戏种也很多，如蒲州梆子、中路梆子、北路梆子、上党梆子、太谷秧歌、眉户、碗碗腔等

山陕商贾发迹于明，兴盛于清，衰落于民国。

梆子戏亦形成于明，盛行于清，衰落于民国。

山西商人除邀请戏班演出外，他们还出资举办梆子戏班。

咸丰年间，祁县富商渠氏办起了“三庆戏班”。

咸丰十年（1860）前后，榆次聂店富商王越办有“四喜戏班”。

民谣有“四喜班有好戏，秃红秃丑盖山西，人参娃娃一杆旗，饿了吃的打卤面，渴了喝的一条鱼”，秃红、秃丑、人参娃娃、一杆旗、一条鱼都是艺人艺名，“三合班”约与四喜班同时，由榆次王湖村富商在该村的三台店组成。

该班培养出的名演员有二八黑（净角）。

咸丰年间，徐沟县粮商李玉和，以斗商名义承组戏班“舞霓园”，以重价吸收南北名角与弦鼓师。

又请协丰号在苏州织造唱戏服装行头，每年易新，名噪晋中地区凡二十年。

晋东南壶关以贩铁起家的富商王氏，传到第四代王大旦时，一次与上党“三元班”戏班东家看戏，二人一同在戏房休息时，由于戏班班头和艺人冷落了王大旦，王大旦一时气恼不过，便决心自己出面组建一个压倒所有上党戏班的戏班。

他为戏班投资白银十万两，从北京请来落魄翰林编写历史剧《杨家将》等，南下苏杭购置了大量戏装乐器，在晋城、高平一带买回十多名聪明伶俐、口齿清晰的小青年，重金挖聘其他戏班的好把式，教养训练三年，除可演出各戏班通行剧目外，又排练了十多种新剧目，定名为“十万班”。

从此“十万班”成为上党地区剧种最全、演员阵容最强、戏装道具最多的戏班。

当时在上党地区有这样的说法：如无十万班唱戏，再大的喜事也不能算办得最火红热闹。

可见十万班声誉之大。

十万班最兴旺时，有特制大戏箱24驮（48箱，当时一般戏班只有3到5驮，即6到8箱），演员一百多人。

因演职人员多，王大旦又将戏班分为三组，各自独立演出。

王大旦的戏班演出的剧目有《歧山脚》、《黄河阵》、《千秋剑》、《燕王反朝》、《杨家将》等，特别是宋代杨家戏，有数十本，宣传了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

该戏班有一对联：“谁谓戏无益，辨朝野贤慧，开人知识；果然勤有功，演历代兴亡，长我精神。

”这一对联可以说是对该戏班演出剧目的恰当评价。

上党梆子中曲牌有“上党二黄”，也有的人认为原来王大旦在京城有店铺，他常去京城，难免对二黄产生兴趣，而移植于十万班，从此在上党梆子中流传下来。

光绪二十年（1894），慈禧太后过60大寿，王大旦曾带领他的十万班赴京为太后贺寿演出，受到了慈禧大后的赞扬，并将十万班改名为“乐意班”。

十万班由此名震京华，并易名为乐意班。

在晋中一带，同治时又有祁县富商渠源淦（金财主）组织“聚梨园”，一时称盛。

光绪元年（1875），榆次富商崔玉峰办起“二保和娃娃班”，培养出艺名核桃红、玻璃翠、夜壶五、二蛮旦等名角。

光绪六年（1880）太谷富商孙氏贷银2000两给戏迷杨成斋，由杨出面办起“锦霓园”，有民谣称：“杨成斋好曰能，爱戏办起了锦霓园”。

时有“尹财主的胡琴，甲成的板，田桂儿的乱弹唱不完’之说，上述三人都是艺人。

光绪十年（1884）前后，又有清源县东罗村富商时成盘办起了“小梨园”，培养出一盏灯（旦）、七百红（须）、金香翠（青衣）等名角，尤三儿生（孟珍卿），唱腔高昂，表演豪放，被称为山西梆子“小生泰斗”。

“太平班”约与“小梨园”同期，由太原济生馆药店创办，培养出拉面红、说书红等名角。

“小祝丰园”由平遥县富商尹二少创办，“小自成班”由徐沟县富商陈玉创办。

在张家口一带的山西富商也办戏班，如德和栈掌柜祁县人王肃歧资助名伶狼山红、狼山黑办起了“狼山戏班”。

还有一些富商，由爱戏到成为票友，并粉墨登场一过戏瘾。

清末张家口的四大票友，皆为晋商。

如吴志远，忻州人裕园永伙计，生旦净末丑，样样能演。

杨柱，太谷人，大德庄伙计，文武场都行。

晋中商人从掌柜到伙计，多会唱几句山西梆子。

大盛魁商号库伦分号掌柜罗弼臣物色了20多位票友成立自乐班，一切开支由大盛魁供给，逢初一、十五在会馆演出。

祁县富商韩子谦，排行五，人称韩五少。

父经商于扬州，母王氏为江南昆曲名伶。

30年代，他家在祁县城开设的商号，迫切需要他出面管理。

但他祝钱财为粪土，视宦海为苦海，终日与晋剧、木偶、秧歌艺人往来。

他不惜重金购买全部戏装行头，于每年冬季辟锅灶、设暖房，专门请晋剧艺术名流前来聚会，互相切磋技艺。

著名鼓师狗蛮师傅，到临死还由他供养，死后又由他出资埋葬。

曾成立戏曲研究社，对晋剧的剧本、音乐、声腔、表演艺术等都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和改革。

参考

晋商的发展历史(组图)_网易新闻

news.163/14/1119/00/ABCF7JE300014Q4P.

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商帮与商人精神 _文化星期五_中国网

china//feature/519808.

明清山西腐败之根-搜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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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山西腐败之根：官商一体 权力庇护(2)-搜狐

history.sohu/20140902/n403986167_1.s

【亦观察】 中国第一商帮“晋商”如何衰败的？_网易财经

money.163/14/0620/09/9V62HTKK002551G6.

晋商与社会文化：晋商与戏曲_中国网

china/blog/zhuanti/2009-06/04/content_17886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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