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小说是中国旧通俗小说的一种重要类型,下面对百科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中国古代的侠义精神绵延不绝,滋养着华夏儿女的心脉,这种精神在任何时代都被需要,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难当头,侠士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和伟大的同情心,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一、先唐侠及侠文学侠义精神
1、玄幻神话的道义
韩非子以法家理论为基础,站在法家的立场上论侠,并没有完全阐释侠的本质,还为封建统治者制定了对侠的镇压政策。中华民族尚侠的传统源远流长,远古神话传说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其叙事内容已经颇具“侠”的气息。作为先民征服大自然的投射,神话人物大放光辉,与民众理想中富有侠义精神的侠客形象一脉相承。洪水泛滥,野火蔓延,天崩地裂,凶兽横行。当此之时,女娲挺身而出,毅
然地承担起拯救人类的责任。她上补苍天,下止淫水,扑灭了炎火,奠定乾坤,杀死恶禽猛兽。其所作所为活脱是一位行侠救世的英雄。女娲是创世神、始祖神,她的功绩体现了大济苍生侠义精神。洪水泛滥,淹没了庄稼,人民流离失所,大禹风餐露宿、栉风沐雨、跋山涉
水、躬亲劳苦,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体现出忘我助人、公而忘私的侠义精神!先民生存环境恶劣:炎炎烈日、滚滚洪流、狂风暴雨、海啸山崩,再加上各种毒蛇猛兽,人民热切渴望安宁。神话传说中的人物都有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和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高尚的灵魂一心为人类造福,创下丰功伟绩。
2、汉代史传中的侠义精神
司马迁是第一个肯定“中国之侠”的知识分子,对侠义精神进行了赞誉:疏财济贫,一诺千金,承诺了就一定尽心尽力,绝不虚与委蛇,不怕艰难险阻。受恩必报,施恩义于人而不矜德能不望报。扶危济困,轻死重义。为后世侠义精神奠定了观念基础。司马迁把游侠与暴豪之徒区别开来,又对人们不太重视游侠而感到遗憾。《游侠列传》毅然为以朱家、剧孟、郭解为代表的二十余名游侠立传,满腔热忱地歌颂他们。朱家庇护和收留了当时落难的豪杰,救了他们的命。他帮助过的普通人,更是不计其数。却从不向人夸耀,从不显扬自己的善行。帮人解决困难,首先关注贫贱之人。他自己家中并无多余的钱财,吃穿很简朴,却用钱财救济贫者,专门救人之急,甚至于把别人的急难看得比自己的私事还重要。
二、中晚唐豪侠小说中的侠义精神
1、盛唐的尚侠精神
一般来说,尚侠风气的盛行多发生在社会动乱时期,政治清明、社会稳定之时比较少见。但大唐王朝近三百年的历史上,不论是在盛唐以前,还是在中晚唐时期,自始至终都有一种尚侠的风气。唐代是一个极富游侠精神的时代。杜道明指出“侠、儒、佛、道四种主要思想,或得到统治阶级的提倡,或得到社会的崇尚,具有广泛的影响。同时,四家之间的此消彼长,既互相争斗,又互相吸收,使整个思想文化界异常活跃,也使社会审美风尚出现了异彩纷呈的灿烂景象,为其它封建王朝所罕见。”
“除三教之外,弥漫于整个社会的时代风尚——任侠,为当时思想文化的构成,增添了新的重要成分。任侠,虽然不像儒、佛、道那样各有一套自成体系的理论和观点,但它却是当时人们的重要习性,侠的气质几乎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我们说,隋唐士子的精神气质与六朝世族和两宋儒生判然有别,任侠精神不能不说是一个显著之点。”侠义气质给唐代文化注入了阳刚和慷慨的气象。
2、唐人豪侠情怀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
唐人豪侠情怀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初盛唐诗人热情讴歌侠义建功立业潇洒豪迈,中晚唐人在藩镇军阀割据的夹缝中,以传奇小说的形式幻想侠的超人武功。受唐代盛行的任侠风气、盛行的宗教、诗歌散文中侠义精神的叙述描写、藩镇割据的影响,继承历史传记传统和志怪传统,唐代豪侠小说繁荣、盛行于中晚唐。唐代是中国武侠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时代,唐代传奇小说一般被视为武侠小说的源头,其细节已包含后来武侠小说中的大多因素。
唐朝中后期,政治腐败,藩镇军事割据,互相倾轧,暗杀、间谍之事不息,他们任力尚武,大量搜罗豪侠各蓄刺客既要保住自己又要牵制和威慑对方、剪除异己。藩镇的豪强游侠之风一直延续到唐朝灭亡以后。社会动荡不安,百姓出于水深火热的苦难现实之中,渴望安宁和平的生活,于是将理想寄托在武功高强、扶弱惩恶的侠客身上想。侠客身上承载的希望越大,就越要具备超越凡人的武功技能。
三、清代文言武侠小说兴盛
1、侠文化儒家思想
中国的侠文化还可以追溯到儒家思想。“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思想、“仁义礼智信”的忠孝思想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的思想,都反映了中华民族基因中的儒家道德,而侠之所以为侠,很大部分取决于他处理问题时,遵循“侠义”的道德标准,禀赋良知,行侠仗义,这些精神无一不是儒家精神的衍生。侠义精神作为古代文学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它贯穿古代文学始终,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被融入新的内容,但它的存在却是持续不衰、历久弥新的。司马迁认为,只要社会存在不公和弱者,侠就永远具有存在的根基。
中国封建社会正是孕育侠客、呼唤侠客的时代。在封建中国的各个历史时代,广大人民群众作为弱小的个体,是统治阶级、贪官污吏和土豪恶霸沉重的剥削与压迫的对象,当他们面对危机重重的生存环境而难以承受磨难、无法继续生存时,势必会引发痛恨社会的情感。但他们又不愿铤而走险地反抗压迫者,这种时候民众在心灵深处便渴望豪客侠士出现帮助他们解除苦难。可以说侠客是深处黑暗与痛苦的社会弱势群体在心灵土壤中培植出的人间正义力量的化身。侠客往往也是文人墨士情感和理想的一种寄托,他们借助于侠客形象身上的异能来倾注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没办法实现的愿景。
2、侠客锄暴安良及仗义疏财的助人精神
武侠小说中的侠客武功超绝,且注重个人品德的修养。重信诺,讲信义,尚气节,重情操,有一股浩然正气。他们所表现出的对人类的伟大同情,对公平和正义的执着追求,对恶势力永不屈服的斗争精神,以及朴直、直率的气质和谦虚、无私的品德,都引起了人类广泛的共鸣,并为中华民族的无数仁人志士所继承和发扬。武侠小说给予后人影响最大的是一种向不公道的命运或体制进行抗争的精神,是一种不屈服于无理的控制或播弄的精神,亦是一种敢于向不合理的现实进行挑战的精神。这种反抗精神,熔铸了中华民族的性格。武侠小说给予后世的另一重大影响是“对人类的伟大的同情心”,它鲜明地体现出侠的扶危济困、锄暴安良及仗义疏财的助人精神。
结语
武侠小说和中国绝大多数读者之间隐伏着文化心理的联系和审美传统的一致,作品的内容与读者的视野共同融汇于统一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武侠小说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土壤,利用侠文学所体现的审美价值标准、理想人格魅力和民族心理凝聚力是历久不衰的。
不是冲你分来的
武侠是需要想象力的创作,一般来说,最初的目的只是宣泄,往往有一个念头之后,就开始写了,最初的构思往往只有一个人物或是一件事情,比如《诛仙》第一主线就是想要写一个平凡的少年的悲苦生活。这就是念头,所以现在一般的武侠小说,第一二章都会比较出彩,因为有创作的激情,而后要构思一连串的情节的时候,就不容易了,半途而废者也大有人在的。
主人公身世无非两种:从低级到高级的向上发展,或是从高级到低级再回到高级的U型曲线发展。因为这样的叙事模式最容易带动情节发展,也更具有传奇性和可叙性。
武功来源:要么苦修而突破,要么天资出众一蹴而就。也有反过来写的,就是各种笨(郭靖)或是不会武功(方白羽),不过这样写难度就大了。新手写作的时候一般会选择门派,然后写极度突出的光鲜人物,那样比较飞扬跳脱,但是也难免落入俗套(无数个张无忌)。
感情:这个相对要简单,一般而言,会出现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异性组合,那才能成为一个出彩的故事(这是从王度庐开始的,武侠言情合璧的叙事,所谓有武有情,情为暗主,侠为明主。),一定要有举棋不定的感情,那样才有叙事的余地,情节也靠这写纠葛来推动。
最后的问题,前面已经说过。
一开始就大放异彩,那么之后再写遇到强敌,那样吸引人的指数就会直线下降,那么这个故事必然要落入U型叙事。当然你打算写虐文那另当别论,不过对于一个写武侠小说的新手来说,恰到好处的虐实在难以把握。
开始默默无闻而后强大,这是新手比较适合的叙事模式,而且这样的结构,也更容易写出一个完整的故事来,对于叙事节奏的学习,也相当有效。
总而言之,一句话,你要有激情开始写故事,然后要有耐心磨完这个故事,那么,就是一个合格的武侠作者了,之后要学的,就是各种抓住人心的技巧了。
一般的武侠论坛都会有写作方面的指导,榕树下侠客山庄,17K文学,龙空,建议楼主都去逛逛
从金庸小说的流行现象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 如果说有水的地方一定有华人,那么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这句话并非是金庸小说爱好者的夸夸其谈,而是铁一般的事实。自从金庸在1955年创作《书剑恩仇录》至1972年写完《鹿鼎记》为止,他总共创作了14部武侠小说(不包括短篇小说《越女剑》)。在近50年中,这14部武侠小说一直在华人世界流行不衰,并且是通过小说、漫画、电影、电视剧等多种媒体流行开来。进入90年代以后,金庸小说更因互联网技术的面世而上了网,使全球懂得中文的网民得以“一睹尊容”,其流行面之广、其影响力之大,令人叹为观止。金庸小说为什么会如此得到全世界华人读者的垂青和喜爱?根据金庸本人的看法,这是因为“中国近代新文学的小说,其实是和中国的文学传统相当脱节的,很难说是中国小说,无论是巴金、茅盾或鲁迅所写的,其实都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实际上,真正流传下来的中国艺术传统,就好像国画那样,是根据唐、宋、元、明、清一个系统流传下来,和外国画完全不同……在中国小说方面,自五四以来的小说都不是传统的中国小说。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武侠小说会这么受欢迎?当然其中原因很多,不过,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而中国人当然喜欢看中国形式的东西”。如果纯粹从文学的角度来理解,金庸的解释是有一定的合理性,颇能令人接受。问题在于,金庸小说在华人世界的长期流行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学现象,同时还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文化现象呢?试想,金庸小说从问世以来,先是在香港、台湾和东南亚及欧美的华人世界流行开来,接着又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挟雷霆万钧之势打入大陆市场,俘虏了亿万中国读者的心灵。90年代后,欧美华人移民日益增加,金庸小说在他们当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并且从流行小说的层次晋升到学术殿堂讨论的严肃课题--1998年5月17至19日,美国洛矶山麓的科罗拉多大学就以“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为题,举行了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收获颇丰。这恐怕也是美国大学首次为一位仍然健在的中国作家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 与会学者在这次学术会议上,从方方面面触及了与金庸小说有关的多个课题。尽管众说纷纭,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同金庸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占有显赫的地位。例如,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客席研究教授刘再复就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缺少充分评说金庸作品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残缺不全的文学史。如果我们能够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变迁史的大背景下看金庸的作品,如果我们不囿于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般解释去看金庸,如果我们能够不带偏见看问题,就会看到金庸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真正继承并光大了文学剧变时代的本土文学传统;在一个僵硬的意识形态教条的无孔不入的时代保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语文被欧化倾向严重侵蚀的情形下创造了不失时代韵味又深具中国风格和气派的白话文;从而将源远流长的武侠小说传统带进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另一位与会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则认为,金庸小说之所以有吸引力,在于“金庸武侠小说里的江湖世界包含两个成分:一是为了补偿现实的遗缺,而在想像中创造(幻化)出彼岸的、超越的、理想的乌托邦境界;另一组充满杀机(危机)的世界,这是现实世界的折射,是此岸世界对彼岸世界的侵入。两者互相对立又相互依存,从而在世俗社会与理想境界之间,在此岸与彼岸的联结中,实现了文学的审美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类似宗教的作用’” 从刘再复和钱理群的发言内容可以看出,他们都给与金庸小说极大的评价,都认为金庸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奇葩,而且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看法,例如中国电影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墨就主张“重写一部‘破除偏见,树立正见’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让金庸在文学史中占有他应有的地位。 问题在于,他们都没有解答一个问题:为什么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现代中国人(包括世界各地的华人),无论是处在什么社会发展阶段--前现代(中国农村和乡镇)、现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或者是后现代(新加坡、香港、台湾和欧美),竟然都会迷上在形式上和古典的章回小说无甚差别,在内容上也不脱志怪传奇、才子佳人的巢臼的金庸小说?从西方文学的发展史看,现实主义艺术、现代主义艺术和后现代主义艺术之间,是有明确的分界线的。不同时期的艺术,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截然不同,一目了然。套句卢卡契的话说,这是一个“要托马斯·曼还是卡夫卡”的问题。事实上,二十世纪的西方美学理论,就是建立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这一对矛盾的基础上的。无论是作为西方现代美学先驱者的斯宾格勒和齐美尔,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巨匠大家如卢卡契、阿多诺、本雅明等,或者是其他的现代主义理论家,尽管理论出发点不一,学术派别也不同,都认为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是一对不可通约,也无法协调的矛盾。但是,从辨证法的角度来看,任何矛盾都是会转化的。因此,美国文艺批评家菲德才会在五十年代现代主义强弩之末时,高呼“跨越边界,填平鸿沟”,预示着后现代主义时代的到来。 可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甚至二十世纪的中国美学,走的却不是同一条道路。尽管在本世纪初,中国文化界的精英们,如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傅斯年、钱玄同等,也曾经痛心疾首地声讨过传统文化,其语气之激烈实不亚于西方现代主义理论家。不过,他们当时提倡的却不是现代主义,而是为当时西方学界所唾弃的现实主义。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所说的“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实际上就是一纸倡导建设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宣言。 与此同时,当时的另一批新文化运动巨匠,如鲁迅、茅盾、巴金、曹禺、郭沫若、沈从文等,也开始创作了一大批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把中国文学史带进了崭新的、有别于以文言创作的古典文学的以白话文为文字载体的现代文学阶段。 可是,这批五四新文化运动巨匠所创作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却没有强大的生命力。如今,它们除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而被供奉在文学殿堂内,让中文系学生“瞻仰遗容”以外,恐怕已经没有多少读者了。然而,应运而兴的却不是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它们至今仍然打不进中国文化精英的圈子,也没有产生过任何足以夸耀的经典作品。 相反的,像金庸、张爱玲等接着明清旧白话文学传统创作的作品,却越来越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成为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界的一个奇特现象。无独有偶,唐浩明的《曾国藩》三部曲、二月河的《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等章回小说体的历史小说,也开始大行其道。其中,《雍正皇帝》还被改编成电视系列片,据悉这也是九十年代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 不仅是小说,即使是其他文学形式如诗歌,五四新文学运动所建立的新诗传统,也始终无法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蔚为大观。北师大教授郑敏就持这种看法:语言主要是武断的、继承的、不容选择的符号系统,其改革也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对此缺乏知识的后果是延迟了白话文从原来仅是古代口头语向全功能的现代语言的成长。只强调口语的易懂,加上对西方语法的偏爱,杜绝白话文对古典文学语言的丰富内涵,包括杜绝对其中所沉淀的中华几千年文化精髓的学习和吸收的机会,白话文创作迟迟得不到成熟是必然的事。事实已证明,胡适、陈独秀以及鲁迅、周作人在创作实践上,每逢要表达深刻的内容或追求艺术效果时,总是仍然求助于他们在理论上痛斥的古典文和诗体。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五四以来,不加思索、囫囵吞枣地把西方文学形式强行移植在中国文学园地上的做法,是根本行不通的。同样的,任何尝试把西方现代文艺美学理论生搬硬套地用来解释中国文学现象的努力,恐怕也会是徒然无功的。换句话说,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有它自己的模式,也有其独特的现代性。金庸小说的流行就是实证。 笔者认为,金庸小说的流行及有如此坚韧的生命力,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武侠小说才是真正的中国传统俗文学的延续。中国的传统俗文学世界,原本就是以志怪类、公案类、传奇类和侠义类为主流的。自六朝志怪开始,到唐代传奇,到宋元话本,到明清小说,无不按照这个脉络发展着。到了五四时期,由于种种时代原因,这个主流遭受到了一批在当时来说是进步的知识分子给拦腰截断了。这些知识分子以西方的小说理论和创作方法为经典,批判甚至否定了传统俗文学的价值。可是,这毕竟是知识分子们一厢情愿的想法,群众所喜闻乐道的毕竟还是在传统俗文学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新本土文学。 二、武侠小说是民族精神的支柱。自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们出于时代要求的缘故,拼了老命的反传统,结果矫枉过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出现了断层,造成了民族虚无主义的恶性循环,也就产生了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整个民族缺乏了一种统摄族魂的维系力量。武侠小说塑造了一些“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英雄形象,如王重阳、洪七公、郭靖、凌未风、吕四娘等,自然而然就会成为炎黄子孙心仪的英雄人物。大陆开放之后,武侠小说就成为了当地再版了又再版甚至盗版再盗版的畅销书,恐怕就和上述的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有关。 三、武侠小说是现代仙话。人类的心灵是需要彼岸的,民族心灵也不例外。中国人的传统彼岸就是道教的神仙世界。传统中国人习惯于通过对虚幻神仙世界的追求,来超越现实人间世界的苦难。这就是所谓的儒道互补心态。现代社会的大工业生产形式,已经把人沦为机器的婢女。在这样的情况下,武侠世界自然就会成为了缺乏宗教精神的现代炎黄子孙的彼岸世界。 总的来说,笔者认为九十年代是中国人正式跨入现代化社会门槛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人,也面对了本世纪初西方人的精神困境,因此急需一个精神乌托邦来调剂出于极度紧张状态的心灵。不过,肩负起这个重任的却不是像西方先锋派类型的那种现代艺术,而是立足于传统又有别于传统的,以金庸小说为代表的新本土文学。 进一步地说,中国的现代性也是有别于西方的。无以名之,就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而这个“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也必定是立足于传统同时又有别于传统的。也许金庸所创作的武侠世界,就是此种独特的现代性在文学彼岸世界中的折射。 限于篇幅,本文不准备展开讨论这个课题。仅以两位新儒家学者杜维明和林安梧对传统和现代的精辟见解,作为本文的终结:寻根意愿和全球意识表面是两种决然不同的思潮。一种是因工业文明发展到了某一极点以后,因人类面临了毁灭边缘而引发的反思;另一种是原来认为经过现代化洗礼后便逐渐消失的传统积淀,但面向二十一世纪,传统的生命力不仅没有被消解,反而在现代化的后期、工业文明达到高峰的社会里发挥了非常大的力量。 传统是在时间的赓续性所成的历史之流逐渐刷汰累积而成的,当它作为一个与启蒙相对的词来看,特别强调的是以往的累积已难以消融而逐渐僵化成教条,并从而使自身丧失了生机力,生命变得暗淡无光,衰颓破败。但果真传统就是这样的吗?启蒙者往往重新点燃了自己生命的亮光,重新去审视传统,掘发传统的生机,再造新局。当然启蒙者或许挥刀斩乱麻的想告别传统,但可能传统之水仍就浩浩荡荡望前流去。启蒙,或如康德所说“是人之超脱与他自己原先的未成年状态”,但并不意味得毁弃其自己未成年的身躯。启蒙是生命力之再现,是生命之成长而不是告别。亦惟有在其赓续性(Continuity)中才能护守住自己的同一性(identity),才能吸收、融化、望前迈进。第六笔文学社 www.diliubi.com
1、中国武侠的思想精髓是什么?
武侠的精髓就是“以武行侠”,他主要成于战国时期,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就有记载,他的方式是记载的个人传记;较早的小说有三侠五义,之后一直流传到今天。
2、中国武侠为什么西方人接受的程度比较低?
西方的游侠来自于骑士精神,他和中国的个体式的游侠不同,骑士最尊贵的是荣誉,体现在个人则是人性的尊严,而武侠讲求的是个人的精神追求,具有浓重的个人色彩。
3、中国武侠的情感、武器、招数一般如何表达?
早期的武侠类似于纪实,从三侠五义开始,成为了小说的一种模式,成为了对当时种种对政局或经济状况不满的宣泄,在个人英雄的情怀下解决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和聊斋志异类似。近代的武侠从金庸开始开创了武侠文学的新纪元,将历史的背景和个人追求融为一体,融国家、民族大义于一身,有了重大的突破,而且《鹿鼎记》这部不像武侠的“武侠”已经脱离了“武”的方式,而追求一种草根在大时代的参与和对历史的影响。
武器因为受文学影响,必须要有一种兵器体现武侠的精神,因此将古代主要作装饰用的剑作为了重要的兵器,但是不同的作者显然在武器上追求差异化,如古龙写了七种武器,顶级的武器是拳头。但是古龙的作品中主要的人物是用刀。
招式在传统的武侠中占有重要的比例,主要是中国武术流派源远流长,门类众多,随便一本拳谱都可能变成一本武侠小说。在金庸的小说中,招式重要的,而且经常失传,这样造成一代不如一代,因此上古的拳法成为了争夺的核心。武功的等级经常象征着权力,而得到权力之后追求的就是利益,是金庸的特色。古龙因为不擅长招式,而将速度作为了重点,还有另外的流派是讲求精神的修炼,气势则是竞争的重点;现在黄易的小说采取了这种方式。
玄幻将兵器和招式进行了拓展,以想象力替代了现实的东西,只是斗争的方式变化了,其斗争的本源-权、利、人的尊严、自由、情感等核心的东西没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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