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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量的变化对东汉社会产生了哪些影响史料是如何记载的

众妙之门 2023-07-07 15:50:11

黄金量的变化对东汉社会产生了哪些影响史料是如何记载的

古代黄金量的变化对社会也会产生影响,那么在东汉时期黄金量的变化带来了哪些影响呢?下面对百科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在讨论货币本位之前,首先要讨论两汉时期的黄金是否为货币。从现代经济学上来看,货币需具备五大职能,包括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功能、储藏手段以及世界货币,黄金在先秦两汉时期主要用作进贡、赏赐、惩罚、行贿以及流通和作为价值尺度,可见其具有货币基本的支付、储藏、价值尺度、支付功能,而世界货币功能就春秋战国时期来看,各个诸侯国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所以其中的交往与贸易往来可看作是国际贸易,汉代更是如此,其与西域、东亚、南亚甚至欧洲诸国都存在一定的商贸往来,因此当时的黄金同样具备世界货币功能。马克思说:“当作价值尺度并因而以自身或通过代表作为流通手段来执行职能的商品,是货币。因此金(或银)是货币”,因此先秦两汉时期的黄金确实是货币。

一、对古陆路丝绸之路贸易的影响

1.丝绸之路的诞生

“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由李希霍芬首先提出的,此概念后多用来形容15世纪之前从长安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和欧洲的东西方通道。丝绸早在秦代就已经开始用于交换贸易,秦人乌氏倮就是一个代表。

他是一位生活在秦代固原地区的戎族畜牧业生产者,“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他把牛羊变卖给中原农耕区的农民,换成丝织品和宝物然后献给戎王,戎王奉还给他数十倍的牛马。而戎王用这些珍宝和丝织品“向盘踞在河西走廊的月氏和塞人交换他们从中亚、西亚、罗马人手中交换来的黄金”。古罗马贵金属矿藏稀缺,黄金资源十分紧俏,“对于金银器的保护甚至写入了十二铜表法内——丧葬不得使用金银陪葬”。可知当时古罗马对黄金的需求日益扩大,他们只能通过战争对外掠夺,其与迦太基进行了长达百年的布匿战争,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罗马军队从撒马城“掠夺了3000公斤黄金”。

到了西汉时期,武帝曾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通往西域之路由此畅通,“在张骞的强烈建议下,汉武帝还招募了一大批身份低微的商人,鼓励他们利用政府的支持贸易政策与配给的货物,到西域各国经商”,从此之后这条路上的贸易也逐渐兴盛。当时汉王朝和古罗马都处于扩张的过程中,而双方的交集点就在西域地区,两国之间的贸易活动从张骞凿空西域之后变得更加频繁。

2.罗马的策略

罗马将战争掠夺来的黄金大都用在对外贸易上,其中汉朝也是较大的受益者,购买汉朝的丝绸消耗了罗马的大量黄金。“罗马在共和时代(西汉及以前)虽然不以黄金铸钱,但对外支付,是用黄金……在帝国时代(相当于东汉)更是使用金币。所以当时的世界货币,即中国同西方的交易媒介,自然是黄金……罗马史家普里尼说……七千五百万以上约合黄金五千多公斤,应当是流到中国和阿拉伯”。

除了丝绸与黄金的交换,还有一些带有典型西方纹样和工艺的金器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往中原内陆,并被内地工匠们广泛模仿制作、流传,本文第一章中已分析过外来金器的传播路线,可以明确西汉时期的黄金制品的交流主要是通过草原丝绸之路进行传播。东汉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的贸易依然兴盛。位于今阿富汗的“黄金之丘”曾出土过三枚黄金货币,一枚帕提亚金币,一枚罗马帝国金币以及一枚印度金币,其中帕提亚金币磨损十分严重,应当是经过长时间的流通才埋入墓葬中,其他两枚金币则磨损轻微,没有流通用的戳印,应当未经过长期流通。

《汉书·西域传》言大月氏国“民俗钱币,与安息同”,这与流通时间较长的帕提亚金币相契合。有研究认为“由于罗马—西北印度—大月氏贸易路线的开通,大月氏开始使用罗马、西北印度金币”,而这一时期中国刚好处在东汉初期,与当时西域的大月氏交往频繁,西域流行使用贵霜钱币,由于贵霜帝国与罗马贸易频繁从而导致罗马金币也流入西域地区,而贵霜所“铸造的金币与罗马金币的纯度以及重量完全相同”。

“黄金之丘”同样出土过几件具有中国元素的金器,其年代横跨公元前100年至公元100年,这时中国处于两汉时期。比如出土于号墓的驱龙战车饰件,从其束发和深衣宽袍的特点可以确定为汉代士大夫形象。还有关于龙形象的一件金头饰,双龙中间国王的穿着应属中亚服饰,但龙却具有典型的东方元素。郭物根据龙形上唇翻卷的形态,认为该器型起源于商周时期的翻唇龙形神兽。

无独有偶,在今哈萨克斯坦的伊塞克古墓中同样出土了带有中国元素的鸟喙鸟爪纹金饰牌,融合了先秦玉文化的谷纹、楚绣中的凤纹以及两汉时期的卷云纹。这些金器的出土说明两汉时期的文化元素曾通过丝绸之路到达遥远的中亚乃至阿富汗地区,这些地区均处于丝绸之路的要冲,起到连接中亚和西亚的作用。“黄金之丘”出土的两件金器上还具有典型的中亚元素——绿松石,因此本文推测这两件器物应当是受到中国纹样的影响并用本土的镶嵌绿松石的技术在当地制作完成,器物本身就是文化贸易交流的证明。但由于东汉与西域地区的“三通三绝”,草原丝路贸易随着通与绝经历了三次兴盛与中断,虽然后期丝绸之路上的商人依然往来不绝,但中间经历的多次战乱对经济和贸易的发展还是有一定影响。海上丝绸之路一词最早由法国汉学家沙畹提出,早在西汉或秦时就已经形成,秦始皇派徐福东渡日本求长生不老药,这或许是最早的海上航线。

二、海上贸易

1.史书记载

关于西汉时期的海上贸易,《汉书·地理志》有详细记载当时的航程、所需时间、可抵达国家以及贸易货品等:“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赉黄金杂绪而往”,可见黄金和丝绸也在海上贸易的货物之中。东汉时期的海上贸易也逐渐繁荣,《后汉书·西域传》载,大秦“土多金银……以金银为钱……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166年大秦安敦国王派遣使节经海上通道,来到中国觐见东汉桓帝,进贡犀牛角、象牙等贡品,“并无珍异”,这是中国和欧洲国家摆脱了陆路的中转直接通过海上通道交流的记载。

合浦在当时是东西方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之一,从合浦出发带到东亚、南亚等国的丝织品和黄金,换回来玻璃、珠饰和一些带有外国文化因素的金珠,而这些传入本国的东西又从合浦出发传入内地,影响了当地某些达官贵人的生活。这一点从合浦地区的考古发掘成果中也可看出,比如东汉时期所流行的多面金珠,其出土地点包括今新疆、湖南、广州以及江苏等地,其中又以广州出土数量为最多。本文在第一章中论述了这种多面金珠的大致传播通道,广州和江苏的金珠制品或许是从海上丝绸之路由南亚诸国传播而来,经过当时的广州合浦县再北上到达江苏沿海地区,或者直接到达广州,再由广州传到江苏地区。而湖南地区则可能从希腊罗马一带经由西域而传入中原内陆,可见东汉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以及海上丝绸之路是两条贸易活动同时兴盛的线路。

2.考古发掘

但从考古发掘来看,东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所出土的黄金制品要明显多于草原丝绸之路,但由于东汉朝廷的黄金储备量不如西汉时期大,从而导致东汉政府与东南亚、中亚诸国交换的黄金器物随之减少。由此可见,西汉时期草原丝绸之路是西汉王朝与中亚、西亚甚至欧洲进行贸易交往的主要途径,且由于西汉时期黄金数量巨大,这条路上不论西传还是东进的黄金货币和黄金器物都十分丰富,而东汉时期由于朝廷储存的黄金不多,在草原贸易中未曾有关于黄金货物的大宗贸易往来,且由于军事原因导致草原丝路贸易经历三通三绝,前后共历经长达百余年的贸易停滞期,导致草原丝路贸易大不如西汉时期,尽显衰颓之势。与此同时,东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却逐渐兴盛,与东南亚诸国的交往日益密切,其中多为通过港口传入内地的黄金制品,出口国外的金制品较少。

结语

金本位就是以具有一定重量和含金量的黄金作为主要货币的制度,这一体系下要求货币必须与黄金挂钩,货币供应一定是受到黄金数量的限制,而黄金作为稀有的贵金属,在中国古代的产量并不高。根据夏湘蓉编著的《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中对历代金矿的整理,可以看出从魏晋到明清,我国的金产地以及金产量并不丰富。基于本章第一节中所论述的东汉黄金的货币功能因庄园经济居于垄断地位而逐渐减退,装饰功能日占上风。

魏晋以降,佛教兴盛,黄金的装饰功能达到了高峰,造像涂金,佛经贴金,《魏书·释老志》记载“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隋唐时期的金产地大部分都从先秦两汉继承而来,多了陕西、甘肃两省,其产地数无法跟铜、铁相比,甚至比不过同为贵金属的银,隋唐时期除了河北、天津、江苏、贵州和云南五省不产银之外,其余省份都有多处产银地。

宋代已经有明确的产量记载,以元丰元年为例,银的年产量为215385两,而黄金仅为10710两。辽金元时期,元代的银矿和金矿数量都比宋代有了明显增多,“天历元年全国银产量约为287505两,大抵相当于北宋时期银的年产量”,明清时期采银业发展到顶峰,清代在云南一省的开采的银厂就有31处之多。相反,清代“金矿不多,产量不大”,直到鸦片战争后才属于开采黄金的兴盛时期。因此基于黄金在我国历代的产量都不多,不足以制作足量的黄金货币以供使用,因此我国古代不具备形成金本位的条件也不可能形成金本位。

黄金的历史是如何演变的

演变过程一:
人类发现和使用黄金的历史比铜、铁等金属要早,在距今4000-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就被人类发现。因为黄金本身发出光泽,黄金在拉丁文的意思是"闪耀的黄昏",在古埃及文字中的意思是"可以触摸的太阳"。因为其本身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稀有性,黄金成为贵金属,被人们作为财富储备。由于黄金具有特殊的自然属性,被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赋予了社会属性,也就是货币功能。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写道:"货币天然不是金银,但金银天然就是货币。“演变过程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 金币本位制
金币本位制是以黄金作为货币金属进行流通的货币制度,它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期资本主义各国普遍实行的一种货币制度。1816年,英国颁布了(金本位制度法案),开始实行金本位制,促使黄金转化为世界货币。随后,德国于1871年宣布实行金本位制,丹麦、瑞典、挪威等国于1873年也相继实行金本位制。到19世纪末,资本主义各国已经普遍实行了这一货币制度。
金币本位制的主要内容包括:用黄金来规定货币所代表的价值,每一货币都有法定的含金量,各国货币按其所含黄金的重量而有一定的比价;金币可以自由铸造,任何人都可按法定的含金量,自由地将金块交给国家造币厂铸造成金币,或以金币向造币厂换回相当的金块;金币是无限法偿的货币,具有无限制支付手段的权利;各国的货币储备是黄金,国际间结算也使用黄金,黄金可以自由输出或输入。从这些内容可看出,金币本体制有三个特点:自由铸造、自由兑换和自由输出人。由于金币可以自由铸造,金币的面值与其所含黄金的价值就可保持一致,金币数量就能自发地满足流通的需要,从而起到货币供求的作用,不会发生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由于黄金可在各国之间自由转移,这就保证了外汇行市的相对稳定与国际金融市场的统一,因而金币本位制是一种比较健全和稳定的货币制度。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准备世界大战,加紧对黄金的掠夺,使金币自由铸造、价值符号与金币自由兑换受到严重削弱,黄金的输出入受到严格限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帝国主义国家军费开支猛烈增加,纷纷停止金币铸造和价值符号的兑换,禁止黄金输出人,从根本上破坏了金币本位制赖以存在的基础,导致了金币本位制的彻底崩溃。
2、金块本位制与金汇兑本位制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受到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影响,加之黄金分配的极不均衡,已经难以恢复金币本位制。1922年在意大利热那亚城召开的世界货币会议上决定采用"节约黄金"的原则,实行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
实行金块本位制的国家主要有英国、法国、美国等。在金块本位制度下,货币单位仍然规定含金量,但黄金只作为货币发行的准备金集中于中央银行,而不再铸造金币和实行金币流通,流通中的货币完全由银行券等价值符号所代替,银行券在一定数额以上可以按含金量与黄金兑换。英国以银行券兑换黄金的最低限额相等于400盎司黄金的银行券(约合1700英镑),低于限额不予兑换。法国规定银行券兑换黄金的最低限额为21500法郎,等于12公斤的黄金。中央银行掌管黄金的输出和输入,禁止私人输出黄金。中央银行保持一定数量的黄金储备,以维持黄金与货币之间的联系。
金汇兑本位制又称为"虚金本位制",其特点是:国内不能流通金币,而只能流通有法定含金量的纸币;纸币不能直接兑换黄金,只能兑换外汇。实行这种制度国家的货币同另一个实行金块本位制国家的货币保持固定比价,并在该国存放外汇和黄金作为准备金,体现了小国对大国("中心国")的依附关系。通过无限制买卖外汇维持金块本位国家货币的联系,即"钉住"后者的货币。国家禁止黄金自由输出,黄金的输出输入由中央银行负责办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印度、菲律宾、马来西亚、一些拉美国家和地区,以及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意大利、丹麦、挪威等国,均实行过这种制度。
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都是被削弱了的国际金本位制。1929-193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迫使各国放弃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从此资本主义世界分裂成为相互对立的货币集团和货币区,国际金本位制退出了历史舞台。
3、布雷顿森林体系
1929年,以美国华尔街股市大崩溃为标志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英国放弃金块本位制,英镑贬值,很多国家的外汇储备由于是英镑而不是黄金,经济陷入困境。
1944年,参加筹建联合国的44国代表在美国布雷顿森林公园召开世界货币金融会议,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议》,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和黄金挂钩,人们俗称的美金从此而来。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内容是:
(1)美元是国际货币结算的基础,是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
(2)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国承担按每盎司35美元的官价兑换黄金的义务。
(3)实行固定汇率制。各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一般只能在平价的1%上下的幅度内波动,因此黄金也实行固定价格制,如波动过大,各国央行有义务进行干预。
20世纪60年代,美国由于陷入越战,财政赤字增加,美元开始贬值;欧洲国家经济复苏,拥有越来越多的美元,在美元不稳定的情况下,欧洲各国开始抛售美元而挤兑黄金。到1971年,美国黄金储备减少了61%。金价进入自由浮动时期,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瓦解。
4、黄金的非货币化时期
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的《牙买加协议》及两年后对协议的修改方案,确定了黄金非货币化。主要内容有:(1) 黄金不再是货币平价定值的标准;(2)废除黄金官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再干预市场,实行浮动价格;(3)取消必须用黄金同基金进行往来结算的规定;(4) 出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6的储备黄金,所得利润用来建立帮助低收入国家的优惠贷款基金;(5)设立特别提款权代替黄金用于会员之间和会员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的某些支付。
但是,黄金的非货币化发展过程并没有使黄金完全退出货币领域,黄金的货币职能依然遗存:(1)仍有多种法定面值的金币发行、流通;黄金价格的变化仍然是衡量货币的有效工具,是人们评价经济运行状态的参照物;(2)黄金仍然是重要的资产储备手段,截至2001年,各国央行外汇储备中总计有黄金2.96万吨,约占数千年人类黄金总产量的20%,私人储藏金条2.22万吨,两项总计占世界黄金总量的35.7%;(3)用黄金进行清偿结算实际上仍然是公认的唯一可以代替用货币进行往来结算的方式。
特别提款权的推进远远低于预期,目前黄金仍然是国际上可以接受的继美元、欧元、英镑、日元之后的第五大硬通货。
黄金市场是一个全球性的市场,可以24小时在世界各地不停交易。黄金很容易变现,可以迅速兑换成任何一种货币,形成了黄金、货币、外汇三者之间的便捷互换关系,这是黄金货币功能的一个突出表现。
黄金非货币化使黄金传统的货币功能弱化,但同时也为新型黄金投资产品的发展提供机遇,出现了日益增多的黄金衍生品。这些衍生品是金融资产投资产品,是为黄金投资赢利和规避市场风险而设计出来的。从国际黄金市场交易情况看,黄金投资使用的交易标的物主要是衍生品,而不是实金。实际上以金条为标的物的黄金投资量仅占市场总交易量的3%左右,而90%以上的黄金市场交易量是黄金金融衍生品交易。黄金金融衍生品的交易几十倍地放大了黄金市场的交易规模,使当今黄金市场在黄金非货币的条件下,仍然是以金融属性为主导的市场,是一个金融市场而非一般商品市场。
演变过程二:
人类发现和使用黄金的历史比铜、铁等金属要早,在距今4000-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就被人类发现。因为黄金本身发出光泽,因为其本身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稀有性,黄金成为贵金属,被人们作为财富储备。
第一个时期:1861~1865年,涨幅250%~300%。在金本位制时期,黄金价格是相对稳定的,由于有黄金输送点的限制,金价的波动相对较小。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法定货币法案》,规定“绿背”美钞可以作为货币流通。“绿背”美钞与黄金之剑并没有法定比价关系,实际上美国就是放弃了金本位制。随着美元的大量印制,同伙膨胀不可避免。因为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英国,而英镑是与黄金挂钩的,所以用“绿背”美钞表示的金价基本上是1英镑的美元价格。美国内战初期,1英镑黄金价值4.86美元,但是在1862年以后,“绿背”美钞相对于黄金大幅贬值,到1865年贬至谷底,当时买1英镑的黄金需要12美元。
第二个时期:1970~1980年,涨幅:2400%,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定了美元本位的世界货币体系,规定美元与黄金挂钩,35美元兑1盎司黄金,其他会员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各国可以用35美元/盎司的价格向美国购买黄金。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援助欧洲各国灾后重建,美国不断地向世界输入美元,欧洲也有战后的“美元荒”过渡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的“美元灾”。由于美元泛滥成灾,同伙膨胀已经愈演愈烈。当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政府宣布美国放弃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固定比价关系后,世界各国均有较明显通货膨胀,黄金价格暴涨,从35美元/盎司涨到1980年的850美元/盎司。
第三个时期:2001~2010年11月,涨幅:500%。自2001年初至2003年6月,美联储共采取了13次降息行动,将联邦基金利率从6.5%降到1%,并将这里利率水平维持了1年多时间。这一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美元和开始大幅贬值,黄金再次“闪光”。
进入21世纪后,全球经济动荡不安,从美国“9.11”事件、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到希腊债务危机等,人们对黄金的更多依赖加剧了黄金价格飞速上涨。从2000年底黄金价格253美元/盎司开始,到2010年11月8日上涨到1424美元/盎司,涨幅超过500%。

周代到东汉的史学和文学成就

旧文献来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孟子滕文公下》) 二、孔子作《春秋》对史学的贡献:
(1)孔子是私人修史的开创者:孔子《春秋》的创作,标志了私人著述的出现。从此,史书从官书中解放出来,私人著述的风气随之兴起,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对战国时期的学术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初步创立了编年体史书的雏形:《春秋》采用编年体,初步将人物、地点、时间、事件四个因素结合起来记叙历史,它已有了明确的时间顺序,把事件有系统地按年代先后加以编排 ,上下连贯,从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发展过程。对后世编年体史书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3)属辞比事,提出了一套历史编撰方法:属辞,原指遣词造句,此指孔子修《春秋》时,采用一定的书法来表达自己的爱憎。他根据自己的政治观点,以用词的不同来表达不同的事态和意义。如同样写战争,就有伐、侵、战、围、入、灭、救、取、败等不同的字眼:声罪致讨曰伐,潜师掠境曰侵,两兵相接曰战,环其城邑曰围,造其国都曰入,毁其宗庙社稷曰灭。同样杀人,又有杀、诛、弑等区别:杀无罪者曰杀,杀有罪者曰诛,下杀上曰弑。孔子借此以表达自己对人物事件的褒贬。
比事:按年月日顺序把史事排列起来,即“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孔子将242年之事,逐年加以记述排比,有条而不紊。 (4)重人事而不宣扬鬼神:孔子对鬼神是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他虽不否定鬼神的存在,但也不去宣扬。《春秋》尽管也记载了灾异,可是他没有人为地去为灾异披上神秘的色彩,更没有把它与人事关系牵连在一起。
孔子是中国奴隶社会史学的结束者,又是中国封建史学的开创者。其承前启后的作用应给予充分肯定。但《春秋》作为一部史书,还存在许多弱点和问题。首先是记事太简单,每条最少一个字,一般十个字,最多45字(定公四年春三月),一部包括242年历史的著作总共一万八千多字,可以说是只有标题而无具体内容,使人无法了解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其次是孔子为尊者、亲者讳,不是依据事实而是以个人主观来定褒贬。开了后世史书中曲笔的先例。
第五节 战国时期的史学成就
战国时期的文化呈现出一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景象,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社会题材,原有的那些专记王室、诸侯诰命和大事记之类的《尚书》、《春秋》等史书形式,显然不能满足新时代的要求。于是出现了《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新型的历史著作。 一、完备的编年体巨著《左传》:
《左传》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完备的编年体史书。 《左传》的作者:《史记》和《汉书》均以为是左丘明;南宋郑樵认为应是战国时楚国左史倚相的后代;清姚鼐认为是战国初的吴起;清末刘逢禄、康有为认为是西汉刘歆采摭《国语》,依《春秋》纪年而精心伪造的作品。现代学者认为是孔子门徒或孔子后学根据左丘明的口诵并加以补充在战国初年写成的。 《左传》与《春秋》的关系:《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东汉时班固才使用《春秋左氏传》这一名称。《史记》称它为《左氏春秋》。原本是一本独立的著作。在汉代尊经的情况下,它和《公羊传》、《谷梁传》一起被视为解释《春秋》的“传”,通称“春秋三传”。 西汉刘歆“治《左氏》,引经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汉书楚元王传》)可见《左传》原本不象《公羊传》、《谷梁传》那样“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发”(《晋书王接传》),何况《左传》与《春秋》记事断限不同,《左传》所记的时间范围远远超过《春秋》。今天的《左传》之所以与《春秋》有密切的联系,主要是与刘歆的重新整

理有关。
《左传》完成了编年体的创造:
《春秋》作为编年体史书还带有很大的原始性。它记事简单,如同大事记。《左传》记事则相当详细,对于历史事件的记载一般能做到首尾完整,给人以完整清晰的印象。
《左传》记事的范围亦不只局限于政治、军事、外交的活动,而是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经济、学术文化、社会生活、自然现象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比如全书共记录了37次目蚀,记录了陨石的降落、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水旱虫灾等,这些记载是研究自然科学史的宝贵资料。
《左传》善于描写战争,如记晋楚城濮之战、齐晋鞌之战、晋楚鄢陵之战等,都写得有声有色、雄壮激烈。作者在描写战争的过程中,并不单纯地叙述战争的过程,他总是把军事与政治联系起来一并考虑,并且往往把一个国家政治的好坏看成为战争胜负的关键。 《左传》创造了“君子曰”的史评形式,在书中,冠以“君子曰”、“君子以为”、“君子谓”等语者,约80余条,对所载史实或人物或直接发表议论,或引用他人言论进行评论。开创了“史论”之先河。后来《史记》的“太史公曰”,《汉书》的“赞曰”,无不受其影响。 《左传》可贵的“民本”思想:《左传》对民心向背与战争胜负,国家盛衰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城濮之战中认为晋文公称霸的主要原因是教化人民的结果。在对待“卫人出其君”这一事件时,作者引用师旷之语称:“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纵其淫,以弃天地之性?必不然也”。明确指出象卫君这样的“困民之主”,“弗去何为?”(襄十四年)并多次指出:“众怒难犯”,“违民不祥”。
《左传》的局限性:作者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他把历史的创造归功于王侯将相的创造,归之于天命。很多处记载了关于卜筮、星占、星气等预断人间祝福的事,并且没有一处不得到验证。说明作者没有完全冲破天命和鬼神观念的束缚。 二、多种史著的撰述:
A、编年体:按年、月、日顺序编排史实的史体。 ①《竹书纪年》:是战国时魏国的史书。西晋武帝太康元年,或作二年(280年或281年),汲郡人不准盗掘魏襄王墓,得竹简数十车,后经荀勖等人整理、研究,得书16种75篇(其中完整的68篇),共10万余字。其中《纪年》13篇,记载了夏、商、周三代的历史,至周宣王后,则特记晋国历史,晋被三家瓜分后,又特记魏国历史,记至魏襄王二十年(前299年)。由于司马迁写《史记》时没有看到该书,所以该书可以帮助我们订正《史记》的某些错误。
体裁采用编年,记事简短如同《春秋》。北魏郦道元注《水经》引用该书,称作“《竹书纪年》”,后人又称《汲冢纪年》或《汲冢书》。作者可能是魏国史官。
该书唐以后就不见于著录,约宋代亡佚。明嘉靖年间出现一本《竹书纪年》二卷,为伪作。近代称之为《今本竹书纪年》。
清末朱右曾始辑原书佚文为《汲冢纪年存真》二卷,王国维据以撰《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二卷,可资参考。 ②《穆天子传》:汲郡魏墓发现的竹书之一。内容记周穆王西巡之事,有日月或寻,并详记所行里数。名虽曰传,其体裁实属编年,晋郭璞曾为本书作注。该书有助于了解古代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周穆王西行所到之处,各部落或献良马、牛羊,或献美酒,而穆王赐给他们黄金之鹿、白银之麇等物,这说明远在张骞之前,中原和中亚间早有个人和团体的交往接触。
B、谱牒类:按照事物类别或系统编成的表册等。 《世本》:原本15篇,记事从黄帝开始,讫于春秋。从今所见佚文看,实际已记到战国末年,并称赵王迁为“今王迁”。
有《帝系》、《王侯谱》、《卿大夫谱》、《记》、《世家》、《传》、《氏姓》、《居》、《作》、《谥法》等。其中《帝系》记帝王传授的系统;《王侯谱》、《卿大夫谱》记诸侯、卿大夫世系;《氏姓》记录当时所有的姓氏;《居》讲建都情况;《作》记录一些事物的发明情况及其历史;《谥法》记谥号的含义。其中《世家》、《传》等对《史记》体例的形成具有启迪的作用。商务印书馆《世本八种》为清代八家的辑本,可资参考。 C、语类:以记语为主的史著。 ①《国语》:作者:司马迁《报任书安》“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晋韦昭在作《国语解叙》时说,左丘明作完《左传》,又作《国语》,因此《国语》又称为《左氏外传》。清代的康有为、崔适又武断地说《国语》、《左传》原为一书,至西汉末刘歆“从《国语》分出《左传》来”,改为编年,引传解经。这些说法都是不可信的。现代的史学界认为,该书成书在战国初年,其中有左丘明传诵的篇章。

《国语》是一部以国分类,以语为主的有关春秋历史的史著。它与《左传》的区别在于:《左传》采用编年,而《国语》则按国别编写;《左传》以记事为主,《国语》以记言为主;《左传》详载事件的过程,《国语》则侧重于对事件发表议论。 全书21篇,分为《周语》、《鲁语》、《齐语》、《晋语》、《郑语》、《楚语》、《吴语》、《越语》。记录了上起周穆王征犬戎(前967)下迄智伯灭亡(前453)前后约500年各国君臣谋议得失的对话。
②《战国策》和《战国纵横家书》:
《战国策》是战国时各国纵横家游说诸侯国君或互相辩论时所发表政治见解等言论的辑录。原称作《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后经西汉刘向整理,定名为《战国策》,33篇。记事起讫: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国,约245年的历史。 《战国策》里,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各诸侯国之间进行兼并的政治斗争,特别是对“士”阶层的人物,作了非常生动的描写(如对苏秦、张仪的描写)。
《战国纵横家书》也是一部记载战国时期说客辩士言论的史书。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一部内容性质与《战国策》相同的帛书,共27章,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其中有11章内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另外16章为久已失传的古佚书。可以校正《战国策》和《史记》记载的错误,并补充其不足。 D、其他史著: ①《逸周书》:连序共71篇,今缺11篇,尚存六十篇。与《尚书》性质相类。包括了西周至春秋间约600年左右的事迹。 郭沫若认为其中的《世俘》、《史殷》、《商誓》等为西周初所作。我们认为除少数篇章外,多数是出于战国时代摹拟周代诰誓辞命之作。该书夸耀武功,崇尚武德,这正是战国时代的思想。
②《仪礼》:是春秋、战国时流传下来的十七篇仪节单,其中有《士婚礼》、《士丧礼》、《士冠礼》、《士相见礼》、等,反映了当时的典礼活动、伦理关系、吉凶婚丧等社会生活的史料。其中记载的冠、婚、丧、祭各种礼节一般为后世所承袭。 ③《周礼》:又名《周官》,是有关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制度的汇编。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官,下设360个官。所记各种政治制度一方面反映了西周现实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头脑中理想的政治制度。 ④《山海经》:性质相当于地理志。全书共18篇,三万零八百字。全书通过神话形式,记录了全国的山川矿藏共226处,现在可以得到证实。还记载了260多种动物,130多种植物。还记载了古代的一些社会情况。对研究自然科学史和中国原始社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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