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如果能被崇祯重用,结局会不一样吗?感兴趣的读者和对百科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提起明朝的灭亡,许多人都感到相当的可惜,尤其是明朝的末位皇帝明思宗朱由检,对他更多的可能是同情吧。他作为所有人之上的皇帝,衣服破了,都舍不得换新的,只是补补继续穿。他勤于政事,一生几乎所有心思都放在了如何挽救大明王朝上。
但最后令人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能够成功的改变大明王朝灭亡的这个事实。崇祯皇帝那么努力但最后还是落得这样一个局面,不是没有原因的。他虽然勤于政事,但是他这个人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失误,比如猜忌大臣,对于一些突发事件也没有那么灵活,杀害无辜的大臣等。
不过他在最后所表现出来的一切行为还是值得人们钦佩的,明朝之所以会灭亡有很多的原因,不会用人就是其中之一,不管是处理政事还是率兵打仗,选合适的人是很重要的。我国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人少的一方打赢了人多的一方,而这最主要的因素无非就是人了。
用对一个人,可能会让一件事情从坏的变成好的,用错一个人,也可能会让一件本来是好的事情变坏。明朝末年如果能够用对人的话,或许崇祯皇帝就不用上吊了,小编要说的这个全能型人物就是徐光启,这个人从小学习就特别好,之后又中了进士,被选到了翰林院做事。
明朝时期的进士可不是谁都可以中的,凡是可以中了进士的,成绩不是一般的好,所以自然后来他的官大也是正常的,他不止学习成绩好,他还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科学家。他通晓天文,农学这些自然科学。
除此之外,他在军事方面也不差,他认为壮大兵力是一个国家变强最主要的事情,所以他好多次向皇帝上奏折说要练兵,他还认为应该加强武器的攻击力,比如火炮。但令人遗憾的是,明朝政府几乎没有采纳他的几条建议,所以他的一生也只是平平淡淡,真是可惜了这样一位全能型的人物了。
明朝末年如果把崇祯换成朱元璋的话,明朝还有没有翻盘的机会?
如果把崇祯换成朱元璋,那么,在朱元璋的重整河山下,明朝翻盘的概率还是非常大。崇祯帝朱由检刚刚继位的时候,明朝名将如云,人才济济,比如袁崇焕,孙承宗,袁可立,马世龙,卢象升,孙传庭,金日观,满桂,孙祖寿,黑云龙,张春,祖大寿,祖大弼,何可纲,赵率教,邱禾嘉,曹文诏曹,文衡,曹变蛟,陈奇瑜,洪承畴,左良玉,吴三桂,刘肇基。
等数不胜数,还有著名科学家徐光启,巾帼英雄秦良玉,财政专家毕自严,西洋火炮专家孙元化等。是多疑急躁刚愎自用的崇祯帝自毁长城把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烂,如果把崇祯帝朱由检换成雄才大略知人善任的明太祖朱元璋,绝对可以把这些好牌打得出神入化,轻松消灭皇太极李自成张献忠等群雄一统天下,并中兴大明王朝,开创盛世。
朱元璋有着崇祯不可比拟的人生经验。从一无所有到坐拥天下,朱元璋凭着自己的能力和个人魅力,团结了一大批人共同打天下,走过了从“创业”到“守业”的道路,所有事情都是亲身经历过的。这些经验是仓促即位、没受过正统皇帝教育的崇祯所不具备的,更不是书本上能学到的。
原因在于朱元璋更“接地气”。朱元璋出身于贫苦农民,做过佃农,当过和尚,要过饭,流过浪,当过兵。他知道百姓最需要什么,为什么会造反,知道造反的所有流程,也知道军队在想什么需要什么。对症下药,先解决吃饭问题,明末农民起义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而崇祯,对农民军无论是剿还是抚,都没有过多去关注流民、受灾百姓的生活,只治标不治本。
朱元璋有魅力、会用人、敢放权。无论是徐达率军北伐,还是蓝玉统军北征蒙古,朱元璋都给予他们最大的信任,不揽功不掣肘。相对的是崇祯,无论杀袁崇焕是真中计,还是丢了面子找替罪羊,都不免让人怀疑他的心胸和能力。招抚农民军失败、与后金议和无果,都是经办的大臣背锅,到后来肯办事肯背锅的人没了,明朝也就撑不下去了。
朱元璋敢于整治吏治。军队盘剥粮饷,官员克扣救济粮,朝廷划拨的粮饷根本不能足额发到第一线。对此崇祯无能为力,有办法却瞻前顾后。粮饷不够了,只会继续向百姓征税,使更多百姓活不下去,走上逃亡、造反的道路。而朱元璋从小深受贪官污吏之苦,知晓其中利害,也曾出重拳整治吏治,知道从哪入手、晓得如何整治。
吏治好转,内耗减少,明王朝的运转效率才会变高,无论是赈灾,还是御敌,才能做到运转自如。军饷的问题,这就需要收割大部分高官的财产,据记载,当时的国家不是没有钱的,而是所有钱都在这样贪官身上的。而在贪官身上掏钱可以看记载朱元璋是很擅长的。完成这一步应该很大可能的,废了充公贪官重新任命。
只要整合了军队和有了军饷,朱元璋不是这些后来的明朝皇帝能比的,他自己就是可以统军的人,有部分藩王会听命勤王的。藩王其实当时大多是观望状态的,只要中央足够强硬,藩王其实不会明反的,只要平定了起义。清兵是入不了关的。
就算在满清和农民军的夹击下,朱元璋可能会直接迁都到南京,南京本来就是朱元璋定的国都,后来是朱棣夺了建文帝的政权,为了稳固统治,把都城定在自己的根据地——北京。
明末,虽然北方有八旗兵、西北有农民军,但是南方的半壁江山还是完好的,更重要的是南方是财政赋税、粮食供应的重要来源。那么,迁都后,朱元璋有人、有粮、有钱,物质基础没毛病。
撤出北京城,把该带走的全带走,农民军打进来也只得到一座空城。因为提前撤,所以还能提前军事部署,给予辽东吴三桂最大的支持,调集南军做好北伐准备。李自成打仗打的太顺,其实根基是不稳的,甚至朱元璋可以诏安他,毕竟李对明室还有感情。接着朱元璋发挥才能收拾张献忠,然后辽东出兵八旗,那是很有可能成功的。
就算走到这一步依然还是危险,藩王威胁依然在,起义暂时压制了而已。但是只要给朱元璋缓冲发展的时间,走到这一步的话,后面可以平复的。起义,贪官,控制藩王,这都是朱元璋经历过的。当然当时的背景下,集军权,取军饷,定藩王,镇起义,开粮仓,每一步都是危险的。
朱元璋有一半机会吧,他绝对有这能力和经验,但是每一步都有变数,很多成败在于每一股势力的一念之差。至于民心,最后平定起义是需要开仓赈灾,也只能开贪官的粮仓了,国家当时是没有的,只能一路强开各地粮仓了。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如果皇帝能展现出应有的魄力、魅力、能力和担当,团结以大批志同道合的人,无论是朱元璋还是崇祯,都能带领大明走出困境。
可是崇祯帝朱由检的治国安邦能力最多就是幼儿园小学生的水平,而明太祖朱元璋的治国安邦能力相当于是博士后甚至中科院院士的超一流水平,让两个水平能力悬殊的选手来打同样的牌,结果就完全不同了。
徐光启,字子光,号元扈,溢文定,上海徐家汇(今属上海市)人,他是明末著名的科学家,第一个把欧洲先进的科学知识,特别是天文学知识介绍到中国,可谓我国近代科学的先驱者。
1562年,徐光启出生在上海县城。先祖由苏州迁至上海,务农为生。祖父弃农经商致富,因倭寇之乱而家道中落,父亲仍务农为业,祖母尹氏、母亲钱氏勤于纺织贴补家用。他们把光大门楣的希望全寄托在聪颖健壮的徐光启身上,含辛茹苦加以培养。
徐光启从小就很独立,他胆量大,也很顽强。冬天天很冷,地上有冰,很滑,别的小朋友们都怕摔跤。可他不怕,他一边跑,还一边叫嚷着:“我要跑第一!”
他很调皮。有一次,“龙华塔”上有鸽子,他竟然爬上了这座塔,去捉鸽子。看到他爬上去,大家都吓得闭上了眼睛,生怕他跌下来。可是他自己一点也不怕,若无其事,嘴里边还嘟囔着:“鸽子,都是你害得我爬到塔顶上来抓你!”
到了小光启上学的年龄,家里决定省吃俭用,供他上学。于是东凑西筹,凑够了学费,送他去念书。父亲对他说:“家里并不宽裕,但是为了你将来有出息,省吃俭用也要供你读书,进学堂很不容易,一定要好好学习呀!”
自从进学堂读书后,小光启就再也不贪玩,不淘气了。天还不亮,他就起来背书;放学后,回到家里就躲进自己的房间做功课,经常到了吃饭的时候还得母亲去叫他,有时候还要叫好几遍。
由于勤奋和努力,每次考试,徐光启的成绩都名列前茅。父母都为徐光启的成绩而高兴。他们表示,哪怕是吃不上饭,也要供光启读书。
徐光启对书本以外的知识也很关心。他非常注意观察生活。有一天,看到奶奶在纺线,纺车上有三个纱锭,他便问道:“奶奶,为什么你的纺车有三个纱锭,而外婆用的纺车只有一个?”奶奶说:“你外婆用的纺车是一般的纺车,我用的纺车是黄道婆发明的,一个人可顶三个人呢。”徐光启问:“黄道婆是谁呀?”奶奶说:“黄道婆是南宋人。她出身很苦,少年时流浪到海南,开始向当地黎族人学习纺织技术,后来回到家乡,就把技术传授给了大家。她是我们纺织的祖师婆,人们都非常尊敬她,在她家乡为她塑了像、造了词。”徐光启说:“黄道婆真是很了不起呀!”
徐光启爱家乡,爱田园,爱庄稼。课余时间,他常常到田野里帮父亲干农活。他想,父亲做农活太辛苦了。怎么样才能让干农活的人不那么辛苦呢,这是他经常想的一个问题。
有一次,他路过德章爷爷的棉田,看到德章爷爷把棉花的顶芯摘掉了。他便问道:“爷爷,你为什么要把棉花的顶芯摘掉呢?对棉花的生长有什么好处吗?”德章爷爷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在立秋以后,新长的棉枝不结棉桃了,如果不把顶芯摘掉,它就会疯长,把营养都吸收走了,直接影响棉花桃的成熟。如果把顶芯摘掉,就会控制不结棉桃的枝条的生长,把营养集中到棉花桃上,使得棉花桃长得丰满,收获的棉花就会多。”德章爷爷一边说一边指着棉花顶芯让徐光启看,让他认识,并教给他怎么把顶芯摘掉。光启把德章爷爷教的一一记在心里。德章爷爷是个种棉花的能手,他经验丰富,听他的没错。因此,徐光启回去后,就照他说的方法去做,开始父亲不相信,一个劲儿阻止他。为此,父子俩还争吵了一番。可是当徐光启说是德章爷爷教他这样做的,父亲也就无话可说了。
尤其是当看到棉花的长势很好的时候,徐光启的父亲更是心服口服了。到了秋天,徐光启家的棉花长得茁壮,获得了好收成。父亲乐呵呵地说:“摘‘冲天芯’的办法真是很灵的!”
徐光启懂得了种棉花需要知识。于是,找了很多历代的农书,如《胜之书》、《齐民要术》、《农桑辑要》、《王祯农书》等研究起来。
徐光启刻苦学习,终于于1581年他20岁时考中了秀才,1597年又中举人。35岁那年应试时,他的机遇总算来了。据说,他的考卷,开始时被阅卷人扔在一边,注定要“名落孙山外”。但就在放榜的前两天,学问渊博的典试人焦竑偶然翻阅到徐光启的考卷,遂“击节叹赏”,看到第三场,竟拍案叫绝.说:“此名士大儒无疑也!”于是,把徐光启拔为此次考试的第一名举人。这样一来,徐光启顿时“名噪南北”。它的那篇文章,直至清代还被编入《读墨简练百篇》中,为全国秀才们所传诵。此后,又经过七年的努力,他终于在42岁时考取了进士。
徐光启并不像当时许多文人那样,读书只为求取功名,一旦功成名就,就不再进取了。恰恰相反,他中进士入翰林院之后,求知欲更加强烈了。他的兴趣是相当广泛的,尤其是自然科学类书籍,读起来总是津津有味,爱不释手。1600年,他在南京结识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这位传教士带来的三棱镜、自鸣钟、日晷仪、《万国舆地图》,引起了他对西方自然科学的浓厚兴趣。从那时起,他的脑海中萌发了借翻译西方科技书籍来提高我国科技水平的热望。
他翻译的第一部西方科技书是和利玛窦合作的《几何原本》。该书原是公元前三世纪时古希腊著名数学家欧几里得所著,一直博得各国数学家的称誉并被作为标准教科书在许多国家使用。对于传教士利玛窦来说,口授这本书是很容易的,因为他早已学过。而徐光启则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因为不仅需要文笔流畅,特别是对一些专有名词的翻译,在意思准确的前提下,还得斟古酌今,使人看了易于领会。值得庆幸的是,徐光启是个意志非常坚定的学者,仅用两年时间就把《几何原本》一书啃下来了。他的翻译是相当成功的,近代大文豪梁启超赞誉它“字字精全美玉,是千古不朽之作。”
《几何原本》中文译本的问世,不仅解决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而且为清代的数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尤其是他所翻译的一套名词术语,有很多至今仍为我国数学界沿用,其中点、线、面、直角、四边形、多边形、平行线、对角线、相似、外切等都是人们所熟知的。“几何”二字在汉语中本来是个虚词,经徐光启利用,就成了一个专业名词了。他还写了《勾股义》和《测量异同》,用数学方法把中西测量方法作了比较。
在天文历法上,徐光启介绍了古代托勒玫旧地心说和以当代第谷的新地心说为代表的欧洲天文知识,会通当时的中西历法,主持编译了《崇祯历书》。在历书中,他引进了圆形地球的概念,明晰地介绍了地球经度和纬度的概念。他为中国天文界引进了星等的概念,根据第谷星表和中国传统星表,提供了第一个全天性星图,成为清代星表的基础;在计算方法上,徐光启引进了球面和平面三角学的准确公式,并首先作了视差、蒙气差和时差的订正。
《崇祯历书》的编写对于我国古代历法的改革是一次飞跃性的突破,它奠定了我国近三百年历法的基础。徐光启的编历工作为中国天文学由古代向现代发展奠定了一定的思想理论和技术基础。
徐光启不但爱好科学,还十分关心民间疾苦。有一年,他父亲死去,徐光启回到上海守丧。那年夏天,江南遭到一场水灾,大水把稻、表都淹了。水退之后,农田上颗粒无收。徐光启为这个心里挺着急。他想,如果不补种点别的庄稼,来年春天拿什么渡荒呀!恰巧在这时候,有个朋友从福建带来了一批甘薯的秧苗。徐光启就在荒地上试种起甘薯来,过了不久,长得一片葱绿,十分茂盛。后来,他特地编了一本小册子,推广种甘薯的办法。本来只在福建沿海种植的甘薯就移植到江浙一带来了。
公元1620年,明神宗死去,他的儿子明光宗朱常洛也接着病死,神宗的孙子朱由校即位,这就是明熹宗。徐光启又回到京城,他看到后金的威胁越来越严重,又竭力主张要多造西洋大炮。为了这件事,跟兵部尚书发生矛盾,徐光启被排挤出朝廷。
徐光启回到上海,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他本来对研究农业科学很有兴趣,回到家乡后,又在自己的田地上,亲自参加劳动,做一些试验。后来,他把他平日的研究成果,写成了一部著作,叫作《农政全书》。在这本书里,对我国的农具、土壤、水利、施肥、选种、嫁接等农业技术,都有详细的记载,是我国古代农业知识的一次大总结。他尤其重视农田水利的理论,提出的用水五法至今还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1633年,一代科学先驱徐光启在北京辞世,享年72岁。
徐光启确实有在党争中中立超然、全身而退的智慧,但这并非简单的一句精明可以涵括,其实他之所以全身而退,和他遭到诬蔑时候的独持异见、据理力争和清介廉洁、克己奉公的为官之道都有着很大的关联。
泛读《明史·徐光启传》,满眼都是“志不得展”、“不听”、“既而以疾归”、“议不合”、“复称疾归”、“落职闲住”、“不能有所建白”,可见他并不是一个左右逢源的人,而至于兴利除弊、深谋远虑、拼死苦谏、挚情吟唱这些,徐光启其实一个都没有落下。
徐光启在数学、天文历法、农政等等方面的建树众所周知,无须多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军事上的贡献。
徐光启是我国最早提倡引进红夷大炮用以作战的先驱之一。他面对危如累卵的时局,一直关注军事,在万历年间就披肝沥胆,上疏言“正兵”,同时也参与实务运作,在北京城郊的通州、昌平地区训练新兵,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他又曾为保卫京城出谋划策,而其中最为引入瞩目的就是引进和仿制红夷大炮。
红夷大炮,又称西洋大炮(清朝避讳夷字,改称红衣大炮),即英制前装重型滑膛加农炮,在当时,是一种革命性的新生事物,明朝自制的火铳与之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徐光启认识到:“今时务独有火器为第一义”,“可以克敌制胜者,独有神威大炮一器而已”。在他的大力倡导下,明廷先后四次向澳门葡萄牙商人购炮四十余门。这些红夷大炮中的11门被转运到山海关和宁远,在宁远大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宁远大捷是后金发动战争以来遭到的第一次重大挫折,蓟辽经略高第奏报和张岱《石匮书后集》等文献记载证实后金一重要人物在此役被大炮炸伤,传言即清太祖努尔哈赤,并因此而不治。袁崇焕的军功章上也有徐光启这个上海男人的一半。红夷大炮从此威名远扬,明朝廷随之大规模组织人员,对红夷大炮进行仿制,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半年间,徐光启本人就共主持仿制了红夷大炮四百余门。
徐光启的这项工作在当时遭到朝中许多重臣的极力反对和攻击,保守官僚指责他“一味迂腐”,不应“以词臣而出典兵”,选拔兵士是“骚动海内”,练兵购炮的目的“无非骗官盗饷之谋”,“以朝廷数万之金钱,供一己逍遥之儿戏,越俎代庖事小,而误国欺君其罪大”。倘若他是个精明而不高明、和光同尘、左右逢源的上海男人,估计早已吓尿歇搁。
徐光启晚年的痛心事也与红夷大炮有关。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八月,西洋火炮专家、徐光启的弟子登莱巡抚孙元化(他也是上海川沙高桥镇人),急令孔有德率军赶赴辽东前线增援被皇太极围困的明军。孔有德抵达吴桥时,因部队给养不足,又受奸人煽动,发动叛变,史称“吴桥兵变”。叛军攻陷登州,掳获士兵七千人、马三千匹、饷银十万两、红夷大炮二十门。孙元化自杀未成,但坚持不向叛军妥协,城中辅佐孙元化的葡萄牙人12人死亡,15人重伤。崇祯六年四月,孔有德、耿仲明从镇江堡(临鸭绿江出海口)降后金,如获至宝的皇太极出郊十里迎接,孔有德等降军日后成为满清汉军旗的主力和攻明的急先锋,明清火炮战力配比也自此逆转。孙元化放回后被崇祯帝处以大辟极刑,含冤而死。
徐光启痛失爱徒,而且自己苦心筹谋的战略布局出现逆转,他的晚年心境应该是无比伤感的。崇祯六年十月初七日(公元1633年11月8日),也就是吴桥兵变的第二年,徐光启病逝于北京,享年七十二岁。
徐光启临终四道奏疏,谈论的都是关于修订历法的事情,无一言及于自身的功利封荫,也无一言论及兵事,“说出来蛮傻的,就不讲了”,但关于钱粮一项,四年共领户部、礼部、工部银八百七十余两,他都一一亲自料理记录封存,即使贫病交加,也未动用过一分一文--上海男人账目总是清清爽爽。而他也有路明老师舅舅那样的一把剔骨刀,架在朽烂的制度、传统的陋见和自身灵魂品格的脖子上。
徐光启所在的时代对于王阳明的重视导致了思想上的解放,士大夫们想要冲破束缚思想的牢笼,冲破僵化的经学思想。自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了进入官场的敲门砖,于是形成了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经学。但经学逐渐成为了束缚人们思想的枷锁。
中年大叔徐光启自小?家境贫寒?,自从二十岁考取了秀才后,一直久困场屋,接连五次乡试未第,直到三十六岁,第六次乡试时,天可怜见,终于派来了个认真负责的主考官焦竑,从本已落选的试卷中重新发现了他,于是他才中举。但随后多次去北京会试,榜上都无名。
在明朝,考场上不得意的文人就只能做做家教养家糊口。年近四十,大叔徐光启依然每年为了几十两银子远走他乡, ?知公者相延入粤,荒烟苦雨,崇山峻岭?, 跨过山和大海,漂泊江湖尘世。
除此之外,让大叔更加心累的是香火问题,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徐光启只有独子徐骥,而徐骥倒是生养众多,但都是女儿,徐家的香火眼看要断绝。
1600年,三十八岁的徐光启赴京参加会试,依然落榜。许多年后,他自嘲道:?爬了一辈子科举的烂路?。
这个形象,和朱八八以前八过的天才很不相称啊。
但开挂的人生,从来不嫌开始得太晚,譬如摩西,八十岁才开始缔造传奇。
徐光启的传奇始于他再次落榜的1600年,这一年赴京赶考途中,他遇到了将改变他一生的传奇人物,著名的传教士利玛窦。
明朝前期的思想界沉闷而僵化。晚明的时代思想开始出现向回复古学、汉学为要的转变。徐光启也支持这一主张。与带来西方文艺复兴思想的利玛窦相遇,两人更是不谋而合。
两人的会面和交往,开启了?西学东渐?的宏大序幕,是古老的东方迎头赶上西方的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是历史给大明最后的复兴机会。
彼时的利玛窦,从广州刚来到江南地区,初步与上流社会的士大夫接触,蓄发留须,穿起儒服,一改原先的西洋僧人形象。虽然,利玛窦是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但其角色正如魏浊安所说的已经超过了罗马天主教的代表,在西方受过高等教育的利玛窦,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文艺复兴文化使者。利玛窦不仅带来了宗教,还带来了文艺复兴的思想:回到罗马,恢复古代数学、哲学思想是其核心。两人的惺惺相惜,使徐光启更加注意提倡复兴汉学,回到汉代,回到五经本身。
三年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徐光启再一次来到南京,在葡萄牙传教士罗如望面前虔诚而立,他接受?洗礼? 并取圣名保罗(Paul),郑重宣告见证他的信仰。
不经意间,这让徐光启接连创下几个记录:他成为文献记载首个有英文名的中国人,他成为中国第一位受洗的基督徒,而徐光启一家则成为上海第一批天主教友。
这一年,徐光启41岁,已过不惑之年。但是从今天起,他不再是落魄的中年大叔,从明天起,他要做一个幸福的人。
从明天起,他人生的两个难题就都不再是问题。
一难是他前半生会试一直名落孙山,科举之路耗费了他四十年的光阴,但是就在他受洗的第二年,他中了进士,而且被点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二难是徐家三世单传,独子徐骥婚后无子,他害怕徐家的香火会断绝。但入教后,徐骥连续得了五个儿子,据《徐氏宗谱》记载,徐光启的曾孙多达28人,可谓儿孙满堂。
从此,徐光启在仕途上不断升迁,经万历、天启再至崇祯三个朝代,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太子太保。
从此,徐光启成为许多领域的先驱者,他系统学习西方科学,第一个把欧洲先进的科学带到中国,并对许多学科的发展创新作出重大的贡献,他是当时国际上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与培根、伽利略、笛卡儿等西欧学术名家同时代且并驾齐驱,在一些方面或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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