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中后期的中兴时代里,民间究竟富庶到了什么程度

在明朝中后期的中兴时代里,民间究竟富庶到了什么程度

《白银资本》中曾提到过这样一句话“在十六和十七世纪，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白银，通过贸易流向了中国。”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探究一下在明朝中后期的中兴时代里，民间究竟富庶到了什么程度?

在明朝初期，国内的经济结构非常单一，农业经济竟占到了全部经济的百分之九十，然而到了明朝中后期，民间的资本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尤其是南方的手工业生产技术显著提升，诸如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最为受欧洲贵族的喜爱，因此这些商品被炒到了一个天价，以至于因航海时代受益的西班牙所得到的黄金与白银大量流入明朝。

可以说在这一时期，明代的餐饮奢靡之风开始盛行，比如江南民间的普通百姓都能在桌上将食物堆到一丈高，尤其是不光有肉食蔬菜之类的常见食物，还有许多珍奇水果，甚至一顿大餐，其消耗的食材能让一个普通人吃数月之久。就连明万历年间的内阁大臣申时行也不免在笔记中感慨道：“今都城如卖酱、屠沽有千万之资。”

不仅如此，明朝中后期最知名的内阁首辅张居正还因此提出了“农商荣枯相因”，为更多从事手工业者带来了更大的利益。而且商业用书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读书人不再将目标放在科举与仕途上，反而是从事商业贸易，因此明朝中后期一度出现了“亦贾亦儒”、“弃儒就贾”的现象。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一位明朝人身上看到明朝中后期经济结构的转变，他就是撰有《五杂俎》的谢肇淛，在其著作中是这样记载的：谢肇淛二十岁那一年(1587年)来到京城，他本想买一些肉食来打打牙祭，但可惜的是，只能买到诸如鸡鸭猪羊等常见肉食，连买条鱼都很困难。不过当二十年后，也就是谢肇淛四十岁那一年(1607)再次来到京城时，市场上已经充斥着大量诸如银鱼、甲鱼、螃蟹等水产，甚至价格比原产地江南还要便宜一些。

最后照例给大家附上一首关于明朝奢靡生活的诗词，明·何景明《鲥鱼》：五月鲥鱼已至燕，荔枝卢橘未应先。赐鲜徧及中瑞第，荐熟谁开寝庙筵。白日风尘驰驿骑，炎天冰雪护江船。银鳞细骨堪怜汝，玉筋金盘敢望传。

如果明朝崇祯帝或永历帝中兴成功，那我们国家将会是何等强大（讨论）

崇祯帝的性格是懂得权术，兢兢业业于朝政，充满了对大明朝以及朱家江山的热爱。但是他尖酸刻薄，不是枭雄的材料。所以崇祯更适合做守成之君。他的性格很难中兴成功。
倘若真的中兴了，那么崇祯还是会按照明朝的老样子继续做的，不会有改变。不过西方要想发展是很难了（当时中国的货物在世界很受欢迎，世界白影产量的很大一部分流入中国）。中国由于对外开放科技就不会落后，更由于明朝重视枪械，所以中国不会落后、不会被侵略。但是中国独立发展出资本主义革命也不是一二百年能孕育出来的。
如果明朝中兴，则世界的局势就不好说了。

明朝后期的社会矛盾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呢？

（焦头烂额的皇帝）

1、土地兼并造成大量失地流民，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虽然明朝一开始对土地问题比较重视，朱元璋时期也进行过几次针对兼并土地行为的打击。为了防止功臣勋贵们强占土地，朱元璋还制定了九条法律，严禁侵占农民的田地。可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规定越来越成为一纸空文。

（明朝农民）

直接破坏朱元璋规定的，正是他的皇子皇孙们。朱元璋在世时，全国的田地总量是八百五十万顷，可是到了明末万历时期，只剩下三百万顷；天启末年，更是只有一百多万顷。这些田地到哪里去了？正是被以皇族为首的贵族集团强占了。明朝初期，皇室的土地只有区区二万顷，到了正德时期，这个数字变成五万三千顷。正是皇子皇孙们带头，官僚地主纷纷效仿。到了明末，连富庶的江南都是?有田者十一，为人佃作者十九?，何况其他地区！土地兼并使得大量的农民的田地被强买强占，无数农民无地耕种，成为流民。

2、不断加税，农民负担沉重

明朝后期，国家面临内忧外患，军费大幅增长。为了保证庞大的皇族和官吏队伍，以及军队的军饷，只得加派赋税。从万历时起，税赋年年增长，到了崇祯年间，更是加派辽饷九百万两、练饷七百三十万两，可是这些钱还远远不能满足军费的需要。崇祯末年，国家一年的军费需要二千万两，财政几近崩溃。从万历四十八年到崇祯十年短短二十年间，赋税增加了六倍。农民每亩田收入不过七八十钱，需要交纳的赋税居然达到百钱以上。这种负担已经远远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

在国家财政如此困难的情况下，皇室和贵族官僚仍然日益挥霍。明神宗修定陵，用了八百余万两；为他的皇子册封、娶亲，用银九百三十万两。这些钱从哪里来？农民负担不起，就把目光瞄准城市的工商业者。从万历时起，明朝派大批宦官到各地开矿征税，使得刚刚萌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扼杀在摇篮里。这些大监强立名目，横征暴敛，激起了城市居民的反抗。那些城市手工业的工人、商人和城市贫民纷纷站起来，开展反抗矿监税使的斗争。

3、朝政黑暗，党派林立，争权夺利

明朝历史的明朝中期

1435年明宣宗逝世，年仅九岁的朱祁镇即位，是为明英宗。在此后的80多年中，明朝经历了景帝、宪宗、孝宗、武宗等几任帝王，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出现了“弘治中兴”的繁荣局面；但英宗时期宦官王振擅权却为明代以后的政治生活留下了阴影，从英宗至明灭亡，明政府多次出现宦官专政的事例。正统十四年（1449），明英宗受王振怂勈率兵亲征也先之侵扰，被俘于土木堡，这一事件成为明朝由初期进入中期的转折点。 明英宗即位 宣德十年（1435）正月三日明宣宗逝世，大学士杨士奇、杨荣等拥朱祁镇为帝，即为明英宗。这使仁宣时期政治较好的状况在正统初年仍然得以延续，“海内富庶，朝野清晏”，“纲纪未弛”。这时，杨士奇、杨荣、杨溥等元老重臣仍在朝中发挥重大作用，他们尊明宣宗遗嘱，协助太皇太后辅佐幼主，对稳定政局，保持“清明”局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明英宗即皇位时，太皇太后张氏（仁宗之后）将决断权交给内阁，委托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同心辅政，共商臣民奏章。宦官王振多次私自做决定，干预朝政。正统二年（1437）正月末，太皇太后欲诛王振，由于明英宗及辅政五位大臣求情方免一死。此后，王振虽有收敛，但太皇太后及三杨死后，更加肆无忌惮，开了明朝宦官干政之先河。 英宗被俘 元末明初，蒙古分为三部，即兀良哈部、鞑靼部、瓦剌部。瓦剌经过长期发展，势力增强，瓦剌首领也先统一蒙古三部，并有吞并中国之心。
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也先分东、西、中三路进攻中原，北疆告急。明英宗在王振怂恿下率兵亲征。由于仓猝出兵，军伍不整，粮饷不齐，军卒情绪低落。八月一日抵达大同，也先佯败，诱明军深入。王振因前方败报踵至，惊慌失措，挥军急退。归途中，王振为了炫耀乡里，不听大同总兵要明英宗速入紫荆关的建议，反邀明英宗至蔚州（河北蔚县），以访其家。十四日停驻在土木堡，被也先部队合围。明军无水可饮，陷入困境，也先诱使明军移营出城，瓦剌军趁机四面围攻。明军仓猝间人马蹈藉，死者无数。明英宗突围不出，被俘 。
明英宗被俘消息传来，京城混乱。廷臣为应急讦，合请皇太后立明英宗弟弟郕王朱祁钰即帝位。皇太后同意众议，但朱祁钰推让再三，此时有明英宗使者到来，令朱祁钰即位。朱祁钰于九月六日登基，以次年为景泰元年，是为明代宗，奉明英宗为太上皇。 瓦剌自俘虏明英宗，遂大举入侵中原。以送太上皇为名，令明朝各边关开启城门，趁机攻取城池。十月，攻陷白羊口、紫荆关、居庸关，直趋北京。
正统十四年（1449）十月六日，也先挟持明英宗入犯北京，京城告急，北京保卫战开始。明代宗诏命各地诸王率兵入京，又命于谦全权负责守战之事。兵部侍郎于谦坚守京师，号召各地武装力量勤王救驾。随后，调通州仓库的粮食入京，并调河南、山东等地军队进京防卫。十三日，于谦派骑兵引诱也先，也先率数万众逼近德胜门。明朝伏兵趁机冲击，神机营火器齐发，败也先于城下。也先又转攻西直门，城上守军发箭炮反击，也先溃退。京师之围解除。
景泰元年（1450），也先又继续对明朝发动攻势，都被明朝军队挫败。军事上的失利导致也先进犯明朝的实力大大减弱，加上明朝又另立了皇帝，挟持明英宗已失去了当初的意义。也先于是决定改变策略，送回明英宗，与明朝议和。景泰元年（1450）八月十五日，明英宗回京，明代宗为了防止明英宗对自己产生不良影响，把迎回的哥哥送进南宫闲居，并派人专门守备南宫，不许群臣去朝见，也不许明英宗和廷臣交往，以防止他们进行复辟活动。
明代宗身患重病，而太子朱见济已死，皇位继承问题引起了朝中大臣们的忧虑，新立皇太子又无法取得一致意见。武清侯石亨深知明代宗难以康复，与太监曹吉祥、太常卿许彬、副都御史徐有贞等谋议拥立明英宗复位。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十七日凌晨，石亨、徐有贞等以四方边警为借口，命手下带兵入城加强防备。随即前往南宫迎接明英宗至奉天殿升帝座，徐有贞向等待上朝的大臣们宣告太上皇已复位。明英宗命徐有贞掌管机务，次日加封为兵部尚书，将于谦、王文等逮捕入狱，后来又予以杀害。 二十一日，明英宗宣布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封石亨为忠国公。此事件在历史上又称“夺门之变”。
明英宗再次登基后，一边罢黜明代宗任用的文武官员，一边积极封赏参加这次政变的主要人物。奖赏石亨，徐有贞，曹吉祥，总督三大营。不久，石、曹二人排挤徐有贞，将他谪戍到云南，从此大权独揽，飞扬跋扈，权倾朝野。他们的嚣张也令明英宗不满。天顺三年（1459）七月，明英宗对石亨、石彪内外掌握兵权深感不安，下令召石彪回京。石彪不肯从命，令千户杨斌等50人出面奏保，乞令石彪镇守大同，这进一步引起了明英宗的怀疑，下令逮捕了杨斌，经拷讯得知是受石彪的指使，明英宗便立即令石彪“疾驰入京”，八月，下锦衣卫狱，不久石亨也被关进了监狱。第二年（1460）二月，石亨的死使曹吉祥、曹钦等人惊恐万分，于是加紧了篡夺政权的活动。明英宗得知后，立即逮捕了曹吉祥，并派兵剪灭其党羽。曹吉祥于3天后被凌迟处死，一场蓄谋已久的叛乱被平息了。
天顺八年（1464）正月七日，明英宗在弥留之际废除自明太祖时残酷的殉葬制度， 随后去世。天顺八年正月二十一日，长子朱见深登基正式即帝位，大赦天下，以翌年为成化元年，面对以前的痹症，明宪宗开启了成化新风之举。 两宫尊号之争 明宪宗即位，命廷臣议上两宫尊号。中宫夏时承周贵妃旨意说：“钱皇后久病，不当称太后。而贵妃是皇上的生母，宜以宣德间故事行。”阁臣李贤、彭时持不可说：“今日事与宣德时不同。胡后上表让位，故正统初不加尊号。今钱后名分固在，安得为此？”彭时说：“先帝（英宗）健在时曾行，今谁敢革！朝廷之所以服天下，关键在正纲常。不正纲常、不正礼制，有损圣德。人臣阿谀顺从，是万世罪人。李贤亦极言之，议遂定，将上册宝。”彭时又说：“两宫同称则无差别，钱皇后宜加二字以便称谓。”遂于天顺八年（1464）三月一日，尊英宗钱皇后为慈懿皇太后，贵妃周氏为皇太后。议上两宫尊号之争始结。 荆襄流民起义 明朝中期，土地兼并剧烈，连年的饥荒及苛重的赋役，流民渐多。湖广荆襄地区比较富庶，是流民集中地，明廷曾派重兵围剿，试图阻止流民进入，但未能如愿。到成化初，入山垦荒开矿者已达150多万人。
成化元年（1465）三月，在刘通、石龙与冯子龙等人的领导下，流民在房县大石厅立黄旗起义，集众占据了梅溪寺，刘通称汉王，国号汉，建元德胜，设将军、元帅等职。次年三月在大市与明军相遇，因寡不敌众，刘通被俘遇害。其部将及残兵在明军的进剿下，纷纷瓦解，起义失败。但明朝廷经过这次事件后制定了严厉的措施，强迫流民归乡，禁止流民进入郧阳地区。后又开设湖广郧阳府，在该地置湖广行都司和卫所，专门抚治流民。 设立西厂 成化十三年（1477）正月，明宪宗设立了一个西厂，由大太监汪直任提督。西厂缇骑倍于东厂，声势在锦衣卫之上。汪直用锦衣卫屡兴大狱，三品以下的京官大臣，汪直都可以擅自抄家逮问。虽因多名大臣弹劾而一度解散，但不久之后即又恢复，而且气焰更嚣张。当时，从京师到大江南北，西厂的校尉无所不在，大至军政要事，小至民间斗鸡骂狗等事，无不奏闻，弄得民心惶惶。到了成化十八年（1482）三月，明宪宗以东西两厂不宜并立为由，关闭了西厂。但东厂仍在，厂祸一直未能停息。
1487年明宪宗去世，其子朱祐樘继位，即明孝宗，年号弘治。明孝宗在位期间“更新庶政，言路大开”，使得自明英宗以来的陋习得以去除，被誉为“中兴之令主”。明孝宗先是将明宪宗时期留下的一批奸佞冗官尽数罢去，逮捕治罪。并选贤举能，将能臣委以重任。
明孝宗勤于政事，每日两次视朝。明孝宗对宦官严加节制，弘治十三年（1500）二月，明孝宗听从给事中杨廉的建议，更定刑部条例。明朝立法创制都在朱元璋时代。洪武、永乐年间定下制度，司法部门断案，必须依律拟议，不许妄引条例。明孝宗对繁琐的条例进行重新修订，选择便于操作执行的条例计290余条，与律同时施行。在整个弘治时期，廷杖、诏狱等惨酷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而东厂、锦衣卫的横行不法也有所收敛。
明孝宗力行节俭，不大兴土木，减免税赋。明孝宗的励精图治，使得弘治时期成为明朝中期以来形势最好的时期，明史也称明孝宗“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在其治理下，弘治一朝期间政治清明，百姓富裕。被称为弘治中兴。
正德和嘉靖年间是明朝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明王朝在历史的轨道上继续发展，各种社会矛盾也进一步激化。长时间的稳定带来的是政治上的僵化与腐败，但是也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蓬勃发展创造了契机，这段时期是大明帝国最为繁荣的时期，然而一片繁荣的背后，巨大的危机已经孕育。 宸濠之乱 1505年明孝宗去世，其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明武宗，年号正德。明武宗即位后，宠信宦官，亲近佞臣，耽于游乐。宁王朱宸濠伺机夺取皇位。朱宸濠妄信术士谗言勾结明武宗身边权势宦官和宠臣，恢复了以前被削夺的护卫军队。又极力向明武宗献媚，企图让自己的儿子入继为嗣君。
正德十四年（1519），御史萧淮上奏揭发朱宸濠不法之事，请求早做处置，以防后患。明武宗即派员前往南昌，准备收其护卫，令其归还所夺官民田。朱宸濠闻讯后，于六月十四日发动武装叛乱。汀赣巡抚副都御史王守仁急檄各府州县，派兵会剿，一举攻下南昌。朱宸濠急从安庆回援，两军会战于黄家渡，朱宸濠大败被俘。朱宸濠从起兵到被俘，前后仅43天。明武宗为达南巡游玩目的，自号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率师亲征。次年闰八月，明武宗在南京举行“受俘”仪式，然后北返。十二月于通州将朱宸濠处死。 武宗南巡 明武宗在江彬的唆使下诏南巡，遭到明朝百官的集体反对，最终以一百余位官员受刑或贬迁，明武宗收回成命而告终。1519年六月，宁王朱宸濠叛乱，史称“宸濠之乱”。虽然佥都御史王守仁在七月底即平定叛乱，明武宗仍然隐瞒战功，而自封“镇国公”以平乱为由，于公元1519年八月开始南巡。 明武宗驾崩后，明孝宗之侄朱厚熜入嗣大统，是为明世宗。登基前后，因时任内阁首辅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等权臣引宋濮安事强令明世宗皇帝尊亲生父母为皇叔父母，引起明世宗的反感，是为大礼议之争。 礼仪之争 明世宗以地方藩王入主皇位后，统治阶级内部在皇统问题上的政治论争。“始而争考﹑争帝﹑争皇，继而争庙及路，终而争庙谒及乐舞。”斗争的焦点是如何确定世宗生父朱祐杬的尊号。
实质是明世宗通过议礼之争，打击杨廷和等先朝阁臣和言官，确立和巩固自身的统治，推行新政。这一事件以世宗一方胜利结束，不仅对嘉靖年间的政治生活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对整个大明王朝的言官体系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 嘉靖中兴 嘉靖帝效法明太祖和明成祖的治国手段推行“新政”，政治上英明苛察，严以驭官，整顿朝纲，大赦天下，严禁宦官干预朝政，集异纳谏，勤于政务，开创了嘉靖中兴的局面。 壬寅宫变 明世宗朱厚熜宠信方士，烧炼丹药，命礼部以“博求淑女，为子嗣计”为名，在京师内外广选8岁至14岁女子入宫淫乐。一部分遭受虐待的宫女极为怨恨，遂起杀死他的念头。嘉靖二十一年（1542）十月二十一日凌晨，以杨金英为首的16名宫女，乘明世宗熟睡于乾清宫时企图把他勒死。由于误将绳子打了死结，无法勒紧。宫女张金莲见事不济，急忙报告皇后。皇后赶到乾清宫后急忙解开绳子。并令领太医院事之许绅下药救治明世宗。16名宫女全部被擒，经审讯认为宁嫔王氏是主谋，端妃曹氏亦参预其事。嘉靖二十二年二月，有关人员全部处死。由于嘉靖二十一年是壬寅年，史称“壬寅宫变”。明世宗遇变幸免于死，在朝天宫建醮7日。事发次日，明世宗移居西苑万寿宫，从此不再回大内。 奸臣辅政 严嵩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任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兼礼部尚书。他一味献媚明世宗，窃权夺利，诛杀异已。严嵩擅长撰写一些焚化祭天的“青词”，因而受到皇帝的宠幸。他勾结道士陶仲文进谗言，排挤首辅夏言。因恨翟銮资历在其上，嘉靖二十三年（1544）八月暗令言官弹劾翟銮父子在考进士时作弊，至翟銮被削职为民。九月，严嵩升任首辅，大权独揽，被称为“青词宰相”。他年过花甲，整天在西苑值庐，未曾一归洗沐，明世宗称赞其勤奋，更加信任他。严嵩以儿子严世番和义子赵文华为爪牙，拉拢锦衣卫都指挥陆炳，操纵朝政十余年，权倾朝野，为所欲为，弄得政治极为黑暗，边防松弛不堪。 南倭北虏与庚戌之变 嘉靖年间，政治腐败，边防松弛，加以东南沿海工商业发展，一些富商和海盗商人如王直，徐海等与倭寇勾结劫掠，致使倭患愈演愈烈，祸殃沿海，危及漕运。及至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浙江巡抚朱纨因抗倭反遭诬陷革职，倭寇之患日烈。从嘉靖三十一年（1552）起，倭寇连年掠劫东南沿海，生灵涂炭。明政府腐败无能，军备不修，对倭患束手无策。戚继光与俞大猷平定浙闽粤等地的倭寇。
从嘉靖二十年（1541）开始，蒙古鞑靼部首领俺答汗屡次入侵明边境，给明朝边疆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嘉靖二十年（1541）九月，俺答汗偕兄长吉囊率鞑靼兵入侵山西。翌年闰五月，俺答汗愿意明朝修复关系，派使节石天爵与明朝协商，但是大同巡抚龙大将石天爵磔杀于市，传首九边，而且还悬赏“擒杀”俺答汗。俺答汗闻讯大怒，在同年夏六月纠合蒙古各部以及大同叛将高怀智等各率兵数万，经朔州，破雁关，分掠沁州、汾州等地。至七月，俺答汗率部在边境烧杀抢掠，又杀死明军副总兵张世忠等多人。自此，终世宗一代俺答汗一直为祸北边，成为明朝一个心腹大患。
后来山西兵部侍郎曾铣建议嘉靖皇帝收复河套地区，嘉靖本来支持此举，但是内阁辅臣夏言不遗余力地助成曾铣之说。然而生性多疑的世宗对夏言与曾铣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怀疑，从而对出兵河套的信心产生了动摇。嘉靖二十七年（1548）嘉靖在严嵩的挑唆下处死曾铣，夏言也被弃市。自是，“后竟无一人议河套者”。
嘉靖二十九年（1550）七月，鞑靼部俺答汗聚众大举南犯大同。明军应对失措全线崩溃，俺答汗旋即统大军直趋通州，分兵剽掠昌平，进犯天寿山诸皇陵。京师宣布戒严。严嵩害怕出战失利，戒令诸将不要轻举妄动。俺答汗兵剽掠大量金银财物、牲口和人口后由白羊口（今北京延庆西南）从容出塞。由于这一年是庚戌年，史称“庚戌之变”。 明世宗去世以后，大明进入明穆宗时期。他即位后宣布免除嘉靖朝一切弊政，一时朝野士民都寄希望于新君，企望明穆宗能有所作为。明穆宗能任用才干大臣，因此他即“中材之主”。明穆宗的统治从总体上看，没有加剧嘉靖末年的社会危机，甚至有所缓和，而他中年逝世，留下幼子继承，这便给有才干的内阁大臣进一步施展治国谋略提供了机会。

明世宗晚年，对道家法术越是痴迷，渴求长生。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明世宗已是奄奄一息，他命令太监将自己抬回已离开了20多年的乾清宫，当天，便死去，终年60岁。明世宗死后，其第三子朱载垕因他两个哥哥先已死去，以次序得以继承皇位，是为明穆宗，改元隆庆。

明穆宗统治期间以隆庆作为年号，朱载垕因为即位前一直生活在宫外藩邸，所以较为体查民情，《明史》说他“端拱寡营，躬行俭约”。明穆宗用人不疑，文有徐阶、高拱、张居正、杨博，武有谭纶、王崇古、戚继光、李成梁。这一时期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比嘉靖朝有了较大的改观，所以后世史学家称其为隆庆新政。 隆庆开关 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关”。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明朝出现一个比较全面的开放局面。大陆学者王裕巽经过分析认为，从1567年到1644年这段时间，海外流入明朝的白银总数大约为3亿3千万两，相当于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 俺答封贡
隆庆四年（1570）九月十三日，鞑靼部俺答汗的孙子把汉那吉降明，此事结束了明朝与俺答汗数十年的战争。俺答汗知道后获率兵前来攻打明朝，威胁明廷交出把汉那吉，十月，内阁首辅高拱、次辅张居正等决定接受把汉那吉来降，任命他为指挥使，赐给大红纻丝衣，并命总督王崇古、巡抚方逢时与俺答汗议和。
俺答汗于十一月遣使节谒见王崇古，双方达成协议：明朝赐其封号并开通边境互市。俺答汗将白莲教主赵全捆绑送往北京，明朝也派遣使节将把汉那吉等人送归俺答汗。
隆庆五年（1571）三月，明穆宗正式颁诏封俺答汗为“顺义王”，赐给印信，名俺答汗所居之城曰“归化”，其弟侄子孙也各授职有差。在俺答汗带动下，不久，河套吉能等部也请求入贡，得到批准。自此以后，俺答汗等部每年都进贡互市，同时对附属各部也严加约束，不许他们骚扰明朝边境。自此，明朝北方边患始见缓和。
隆庆六年（1572）五月，明穆宗病危，他传令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为顾命大臣，命他们辅佐幼帝。二十六日穆宗病逝于乾清宫。六月初十，皇太子朱翊钧遵遗诏继承皇位，改明年为万历元年，此为明代在位最久的皇帝明神宗，即位时由于年纪幼小不能处理朝政，只好由两宫皇太后辅政。两宫皇太后宫内依靠执掌司礼监督领东厂太监冯保，外靠内阁首辅张居正，开创了万历初年的良好政治局面。
明神宗即位仅一个月，大学士张居正即利用宦官冯保排挤掉高拱，代之为首辅，并荐举礼部尚书吕调阳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至此，国家朝政悉由张居正、冯保两人执掌。冯、张掌权后，冯保主内廷，张居正主外，朝政大权落在张的手中。张居正进行了一系列扶君举措。十二月十七日，张居正率讲官向明神宗进呈《帝鉴图说》，以图解形式对年幼明神宗进行教育。同时为扭转嘉靖、隆庆以来军政腐败、财政空虚、民不聊生、危机严重的局面，以除旧布新、振纲除弊和富国强兵为宗旨，在整顿吏治、整饬边防、整顿经济、兴修水利等诸多主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经过10年的努力，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多数得到实施并取得显著成效，“海内肃清，四夷詟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天下宴然”。但是他的改革却受到官僚大地主的反对抵制。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死，改革也随之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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