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宰相张方平简介,反对任用王安石,反对王安石新法

北宋宰相张方平简介,反对任用王安石,反对王安石新法

北宋(960年—1127年)，是中国历史上继五代十国之后的朝代，传九位皇帝，享国167年。与南宋合称宋朝，又称两宋，因皇室姓赵，也称赵宋。下面对百科小编就为大家带来关于张方平的详细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张方平(公元1007年—公元1091年)，字安道，号“乐全居士”，谥“文定”，北宋应天府南京(今河南商丘)人。

景祐元年(1034)，中茂才异等科，任昆山县(今属江苏)知县。又中贤良方正科，迁睦州(今浙江建德东)通判。历任知谏院、知制诰、知开封府、翰林学士、御史中丞，滁州(今属安徽)、江宁府(今江苏南京)、杭州(今属浙江)、益州(今四川成都)等地长官。神宗朝，官拜参知政事(宰相)，反对任用王安石，反对王安石新法。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卒。苏轼哀痛不已。赠司空，谥文定。有《乐全集》四十卷。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张方平，字安道，北宋应天府南京(今河南商丘)人。少年时聪敏绝顶，家庭贫寒，买不起书，他就向别人借三史读，十来天就归还，说：“我已经读完了。”他读书只看一遍，不读第二遍，宋绶、蔡齐认为他是天下奇才。考取茂才异等，任校书郎、知昆山县。又考中贤良方正科，被选拔升任为著作郎，通判睦州。

西夏赵元昊准备叛乱，写来了一封傲慢的信，想促使宋与他绝交，以便趁机激怒西夏人以拥戴他。张方平建议：“暂时忍让，使元昊没有理由公开叛乱，等待一年多时间，抓紧精选将士，秣马厉兵，修筑城池，形成不可战胜之势。虽然元昊最终必然反叛，但师出无名，官吏将士没有同仇敌忾之心，这样就难以同我们决战。小国家用兵三年还分不出胜负，国内就会不攻自破，我们再乘机攻击，这是必胜之道。”当时朝廷处于全盛之时，大家都认为张方平的建议太软弱，是姑息养奸。于是朝廷决定出兵讨伐。张方平又献上《平戎十策》，认为：“西夏想来侵犯，必然从延、渭来，巢穴一定空虚。我方应该屯兵河东，轻装直进，这就是攻其所必救，使敌处于被动的打法。”宰相吕夷简赞同这一策略而没有实际采用。皇上召试馆职时，对他说：“你不是考中两次科举的人吗?何必再考?”命他任直集贤院，不久知谏院。

建言献策

西夏侵犯边境，张方平第一个请求将枢密院的事务合并到中书省，以便共同策划。皇上认为很对，于是让宰相兼任枢密使。当时政府征调各地的弓箭手，选其健勇者组成宣毅、保捷两军。张方平屡次上书反对，没被采纳。结果两军骄傲自大不堪，二十多万人的部队都像老百姓一样不能打仗，正像张方平推测的那样。

夏竦统率陕西并监领各路将领。四路将领因为往来请示汇报贻误了战机，加之皇上令他们进兵，他们却逗留不前，以致丰州失陷，刘平等兵败。各路主帅都遭谴责，夏竦像没事人一般。张方平立即弹劾他，免了他的职，给四路将帅自主权。西北诸军长久不得休整，西夏军也疲惫不堪，张方平说：“皇上是天下人的父母，岂能同禽兽计较得失?希望皇上能趁着举行郊祀之机，大赦天下罪人，自我检讨过失，取信于民，也给西夏人一条悔过自新之路。”皇上高兴地说：“这正是我希望的。”这一年，修改了庆历年间赦免边寇的条件，让边境将士将皇上的好意转告对方，西夏王元昊终于降服了。

出使契丹

随即张方平以修起居的身份出使契丹。契丹王对左右说：“有这么好的大臣，多好!”陪他骑马打猎喝酒，并将坐骑送给了张方平。回来后，任知制诰，代理开封知府。府中琐事繁杂，前任一律用书板记录，张方平却靠默记，没有一点差错。升为翰林学士。元昊降服后，因为曾同契丹不和，前来请宋同契丹断交，大臣们以为不行。张方平说：“为了刚降附的小小羌人，丢了和平相处已久的强敌，划不来。应该告诉元昊，让他慎重从事，假若清晨同契丹消除对立，我国的册封书晚上就到。这样，西部、北部两方面都有利。”当时人同意这一观点。又升为御史中丞，改任三司使。

当初，王拱辰提议河北的盐由政府专营，张方平知道后就说：“河北的盐业为什么要统一管理呢?”皇上说：“刚刚立法决定的。”张方平说：“过去北周世宗将盐税均入其他税收之中，现在的两税法中盐钱项就是。这岂不是重复征税吗?”皇帝惊醒过来，张方平请皇帝亲笔发文，停止收此税。河朔父老乡亲在澶州拜迎他，并举行了七天佛老会，以报谢皇恩，这件事详见《食货志》。升任端明殿学士、判太常寺。

牵连贬职

宫中卫士夜晚兵变失败，皇帝次日晨令二府奖励张贵妃保护皇上的功劳，夏竦就建议：“应该研究怎样特别奖赏。”张方平听说后就对陈执中说：“汉代妃子冯婕妤亲身抵挡猛兽，没听说有什么特殊奖励。而且既有皇后又尊崇贵妃，古来没有这个道理。真要对贵妃实行了特殊的奖励，那天下人的指责都会集中到你身上。”陈执中害怕，即作罢了。

皇帝征求臣下的增收节支方案，张方平同大伙一起提了意见后又单独写了几千字，大意说：“祥符年以来，法制松弛，渐渐背离了祖先的传统。科举、任子、考核转正、升迁补叙等法则都被破坏了，任命将领、操练战士，都不是原先的规则。中央财政开支处境窘迫，必定导致政出多门;大商人、大贵族钻空子获取暴利，专营茶盐香..的法律也被破坏。这是治乱兴亡的关键所在，不可不认真对待。”皇上看了他的意见书非常高兴，正要重用他，碰上判官杨仪犯罪，方平因为同他有交往，贬职出任滁州知州。不久知江宁府，又判流内铨。

张方平又以侍讲学士身份知滑州，徙任益州。还未赴任，有人造谣说，侬智高在南诏，将侵犯益州。益州代理知州急忙调兵筑城，日夜不停，民间大受惊扰。朝廷听说这一传闻，也从陕西调集步骑部队，络绎不绝地开往蜀地。命令张方平尽快赴任，允许他相机行事。张方平说：“这必然是谣言。”路上遇到前往益州的兵士，他都遣返，其他劳役也都停止。正逢上元节灯会，城门三晚上不关，抓获邛部川翻译官造侬智高犯兵谣言的人，斩首于边境，放逐余党，蜀民才安定下来。

重获赏识

张方平又被召回任三司使。西部边境打仗，两蜀是大后方。张方平上奏请免两蜀横赋四十万，减铸铁钱十余万缗，又建议：“国家以陈留一带为中心，处于四通八达的枢纽地位，不像雍、洛等地有山川险要地形可以依靠，而仅能依靠强大的武力。士兵要吃饭，粮食依赖漕运，漕运以汴河为主，汴河连接淮河、长江，直达南海。天圣年以前，每年调集百姓疏浚，因而水流通畅。其后，浅薄者争着请求裁减役费以哗众取宠，汴河日益堵塞。现在河在天上，必须仰望。这是得到了尺寸之利而丧失了丘山之利。”于是献上十四项谋略。富弼读他的奏章时，计时的更漏都过了十刻，也不知疲倦，皇帝亦称好。富弼说：“这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意见，不是普通奏章啊。”全部采纳了他的意见。

后张方平升任尚书左丞、知南京。不久，以工部尚书身份统率秦州。谍报人员报告西夏将来侵扰，张方平精选兵马，声称要出关讨西夏。最后夏人没有来侵犯，有人认为他轻举妄动，曾公亮说：“我方的军队又没有越过边界，怎能说轻举妄动?强寇不来，是因为知我方已有提防。倘若处罚张方平，以后守边大臣都不敢在敌人入侵之前早做准备了。”张方平自己觉得处境不好，请求调任为南京知府。

宋英宗即位，张方平升任礼部尚书，经请求改任郓州知州。回京后，任学士承旨。皇上生病，在福宁殿召见他。英宗伏在桌上谈话，声音模糊不清。张方平递过笔，皇帝写道：“明天正式下令册封太子。”方平大声疾呼：“必须立颍王为太子。他既是嫡长子，又贤明，请您写下他的名字。”英宗费力地写下了，方平于是告退回去草拟诏书。

宋神宗即位后召见张方平，请他估算宋英宗的安葬费用。宋神宗说：“孝敬父母可以节约吗?”张方平回答说：“英宗既然有安排，满足他务行节俭的最后愿望，也是孝顺。”又请求按比例减省各种赏赐，实行乾兴年间的标准，费用节约了十分之七八。张方平上奏章，宋神宗亲自批复说：“你文章典雅，有三代圣贤的风范，又善于综合概括，言简意赅，即使是《尚书》中的《训》、《诰》，也不过如此了。”皇上就是这般推崇他的。

升任参知政事。御史中丞司马光认为他不该受如此重用，皇上不听。司马光离中丞职，曾公亮建议起用王安石，张方平认为不行。几天后，赴父亲丧事。服丧期满后，以观文殿学士身份留守西京。入朝觐见时，留京任判尚书都省，他极力请求下任陈州知州。

身处新政

王安石推行新法，张方平朝见皇上，极力证明新法的害处，说：“老百姓好比水，可以使船浮起，也可以把船淹没。战争好比火，不停战必然自焚。假若推行新法，必然会导致沉船、自焚。”皇帝很不高兴。

韩绛主持西部边防，庆州发生兵变，京西转运使命令各路兵马会集庆州平叛，居民大受骚扰。张方平拿着京西转运使的文书向皇上申明其非，皇帝说：“守臣处置问题不该这样啊!”命令停止征调诸郡兵。召张方平任宣徽北院使，留京师。王安石很讨厌他，派他知青州。临行前，宋神宗向他请教祖宗对付外寇的办法，回答说：“太祖不贪图远征，比如灵夏、河西一带，都任命当地的首领统治，允许世袭。环州董遵海、西山郭进、关南李汉超，都享受高俸和赏赐，给予其宽松的环境。诸将军需充足，威望就高，间谍精明强干，官吏士兵服从号令，故能以十五万人当一百万人用。后来太宗策划攻燕蓟，内迁李彝兴、冯晖，于是朝廷开始穷于应付边境冲突了。真宗澶渊之战胜利后，与契丹人讲和，至今边境太平。三代的情形就是这样。近年来守边将士，想将天下的命运拿来孤注一掷，成功了则他们获利，失败了则给别人留下祸患，不能听他们的话呀!”宋神宗说：“仁宗庆历以来的事你知道吗?西夏元昊刚降服，是怎样对待他的?”张方平回答说：“我当时任学士，誓诏封册，都出自我的手笔。”神宗说：“您当时就已经是学士，可算得上德高望重了。”

契丹派使者萧禧来讨论边界问题，应该告辞回国了，却睡在馆驿中不走。张方平对枢密使吴充说：“只给主管官员送食物，不问其他的，再让边境地方官通知他本国。”吴充请示皇帝后采纳了这一建议，萧禧于是立即回去了。任命张方平为中太一宫使。

王安石放松了对铜的专营管理，奸商即常常销毁铜钱做器具卖，各关所征收不到钱，钱渐渐毁损。张方平极力论证这一现象的危害性，请皇帝质问王安石：“将历代的典章制度，一天之内全部废除，居心何在?”皇帝采纳了一些。张方平请求辞职，进使南院，任应天府通判。皇帝说：“想让你同韩绛共事，而你的政见不同;想让你去枢密院，而你的军事策略也不同于他人。你受先帝的器重，我却怎样让你帮我呢?”还是让他离开了京师。

高丽使者路过应天府，地方官应送往迎来。张方平对皇上说：“我的级别相当于宰相，不能比属国的使者还低。”皇帝下令允许只派少尹接待使者。王师征伐安南，方平说：“把西北的精兵猛将良马，抛弃到炎热的蛮荒之地，祸患不胜枚举。假若最后部队只是疲惫不堪、耗费些钱财，然后无功而还，就算是国家的大幸了。”后来形势的发展证实了他的话。

王安石等推行新法，卖渡口码头为市场，土地庙及其他宗庙，甚至宋地先贤阏伯、微子庙都成了商贾活动之区。张方平说：“宋地是宋朝王业的发祥地，商朝时阏伯受封于商丘，主持祭祀大火星;微子是宋地的第一个国君。这两座庙，难道也不能幸免吗?”皇帝大怒，在奏章后面批示说：“侮慢神明，污辱国家，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于是祠庙都得以保存。几次请求退休，后以太子少师的身份退职。官制改革，废宣徽使，只允许他仍领此衔。哲宗即位，加封为太子太保。

元祐六年(1091)死，享年八十五岁。追赠司空。遗言不要谥号，尚书右丞苏辙替他请谥号，于是谥为“文定”。

宋朝王安石的变法具体遭到了哪些人的阻挠呢?

　　宋代，是中国文明发展史上一个远承汉唐，近启明清的重要转折时期。历史上对宋代的评价，都肯定其“文治之盛”、“风物恬熙”，又都哀叹其“国势之弱”、“被征服于人”。的确，宋代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发达与宋代矛盾尖锐、冲突普遍的社会，在中国封建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在这个矛盾重重的社会中，士大夫不断地在探求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人，庆历四年（1044年）进士，历任淮南、鄞县、舒州、常州等地方官。他在上书朝廷的万言书中大声疾呼要改革，但都不为仁宗、英宗的重视。英宗死后，年轻的神宗赵顼继位，他胸怀大志，极力寻求扭转社会劣势的方法。在云云的大臣中，他选中了王安石进行变法。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变法轰轰烈烈地展开了；然而，纵然得到神宗的支持、纵然有王安石这样充满救国热忱的有识之士，变法的过程是曲折的，最后更在“元佑更化”中宣告全盘破产。
　　熙宁变法是王安石一生的心血，王安石的一生中都心系变法。本文将从宋初的社会矛盾、熙宁变法的内容及其失败的原因分析王安石。
　　宋立国之初，宋太祖赵匡胤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这种以文治靖国的“祖宗之法”，尽管存在着种种矛盾与冲突，在宋初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经过宋初君臣的努力，显现出气像一新、文华物熙的成功局面。然而，这制度中的种种矛盾，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日益显露。其主要表现为集权专制要求分化事权与各官员的相互牵制，这使官僚机构的膨胀与官员的骤增不可避免。其结果不仅导致财政需求的恶性循环，更连锁式地引起更多的社会危机：官僚机制的膨胀与相互牵制，造成官吏政治才干的下降和仕风的日趋腐败，导致宋初的“官多而佣”；民族战争需要不断加强军事力量，而集权又要求削弱武将的实力，导致宋初的“兵多而弱”；经济虽有了很大的发展，但需供养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导致宋初的“财多而贫”。总括来说，宋初的主要社会危机是“三冗”– 冗官、冗兵、冗费，和“两积”– 积贫、积弱。
　　就宋初深重的社会矛盾，当时的知识分子、士大夫们纷纷提出了改革的呼声。虽然范仲淹“庆历新政”流产的严峻形势，一度压抑了士大夫们奋作改革的热情。然而，过后，又有许多人上书要求改革。在当时众多的改革呼声中，大部份都偏向于苏轼的“汰除冗员、减缩冗费”及富弼“愿二十年口不言兵”一类的建议。这犹如在神宗那热切的心头，浇下一盆冷水，使神宗十分失望。于是神宗把目光移向元老重臣之外、有才干有雄心、主张“变风俗，主法度”且“享负天下盛名三十年”的王安石身上。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变法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以下几点是王安石变法的一些具体内容：
　　一、均输法：设发运使掌管东南六路税收来源，规定发运使尽量了解京城的库存及所需物资情况，可根据“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做到“国用可足，民财不匮”。
　　二、青苗法：每年青黄不接时，官府向农民提供谷物或贷款。收获后，农民以20%的利息偿还。藉以限制大地主和高利贷者对农民的盘剥，并能增加财政收入。
　　三、方田均税法：核实土地，按土地的多少、好坏平均赋税，使官僚和大地主不能隐瞒土地、逃避赋税，以增加国家赋税收入。
　　四、农田水利法：鼓励垦荒和兴修水利，以促进农业生产。
　　五、保甲法：把农村人户以保、大保为单位编定起来，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的人房，出一人为保丁。保丁平时种田，农闲练兵。从而加强对人民的控制也可以增强国家的军事力量
　　六、募役法：征收役钱，用来雇人到官府服役。原先不服役的官僚等，也要交纳役钱。从而限制官僚地主的特权，亦增加了政府收入。
　　王安石变法的内容比较广泛，所涉及的领域也包括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集中起来看主要有两大方面的改革措施：富国之法、强兵之法。其中又以富国之法的篇幅最长。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对富国之法有这样的论述：
　　臣于财利固未尝学，然窃观前世治财之大略矣。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
　　今天下不见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乐业，人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财。然而公私常困以穷为患者，殆以理财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变耳。
　　从这里可以看出，王安石把改革的重心放在解决财政问题上，而在理财方面的主张，他则认为最好的理财方法是促进农业生产，农业生产上的收获增多了，税源自然就会充畅，只要政府再加以运筹、周转、调配，军、政等项的开支就自然不会再成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看来，王安石的思想上有很强的经济观，他的富国理念是以开源为主的，这与朝廷上以节流为主的改革呼声有别；更不同于儒家“耻于理财”、“不患贫而患不均”的思想；纵然从现在的眼光看来，这一思想是具有前瞻性的，但是它可能实在过于先进，远远超出了就当时的社会可接受的限度，被保守派认为是刻意的标新立异。
　　虽然变法的基调明显有别于儒家思想，然而变法并非完全与儒家思想相违背。在变法的政策上，不难发现，重点在于富国，而强兵则次之，这也就是孔子“足食先于足兵”的主张；另外，王安石变法中的最终理想，是用制度来推行善良的“风俗”，这一点亦是儒家学说的基本精神。由此可见，王安石是“儒而有为者”，他的政策都是“以礼乐刑政为常道”的。
　　王安石的新法针对了当时朝廷上“积贫”的问题，提出了很多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如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为增加政府税收与缓和社会矛盾，王安石亦提出了一些压抑豪强地主、富绅的兼并，如方田均税法、募役法等。新法推行了十几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农田水利法实施后，各地兴修水利工程一万多处，大量农田得到灌溉，政府收入有所增加。然而，变法的班底、变法的政策、变法的社会背景等，又存在着种种的问题。这些问题可大致分成三点：一、王安石的性格；二、王安石用人的问题；三、变法政策与北宋社会背景的问题；
　　王安石绝非如政敌所指的奸诈小人，他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当时士大夫中有极高威望，而且很可能是历史上唯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击、排斥、清洗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织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甚至，当“乌台诗案”发生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政敌苏东坡，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这里面固然有惺惺相惜的成分，但两人毕竟长期政见不和，苏东坡也毕竟是因攻击新政而罹祸的，王安石却能摒弃私见主持公道，这岂是小人之作为？更何况当时不但苏轼本人已屈打成招，就连他的许多亲朋好友也都噤若寒蝉，而王安石这时却是一个被皇帝和百官厌弃的人，他受尽攻击遍体鳞伤。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为苏轼说话，就不仅不是小人，而且是高风亮节了。
　　司马光曾评价王安石说：“介甫无他，但执拗耳！”，司马光所说的“执拗”是指王安石对于自己政见的执着。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并非什么缺点。相反，作为一个政治家，是应该有坚定的立场的。然而，在未有考虑到社会的接受能力，而空凭自己的满腔救国热忱去改革，即使有再坚定的立场，亦只会弄巧反拙。
　　在王安石的变法中，重点强调以人才、立制度、改风俗。其中人材就是最重要的一环。王安石未当政前，已在《材论》中指出人材的重要性；在《上皇帝万言书》中，洋洋万言，所论的不过是陶冶人才一事。然而，讽刺的是，王安石的人才主义在历代的评论中，大多都是负面的。当时除了保守派对这一点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连王安石自己亦不禁概叹变法派内部涣散，他不得粗承认：“吾行新法，始终以为不可者，司马光也；始终以为可者，曾布也；其余皆出入之徒也。”那么，王安石的人才主义到底错在那里？在《两宋史研究汇编》中的《王安石、曾布与北宋晚期官僚的类型》指出，这是由于王安石着重任用干才而忽略干才的质量、理想、信念。这一政策使变法派内部莨莠不荠，并成为了保守派攻击的主要对象；两派间的斗争与变法派内部的矛盾，亦使社会上对变法的信心大大减少。
　　其实，王安石变法的失败，除了具体设计、操作中的种种问题外，有更为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当时的社会问题的主体是中央政权的过度集中，从而导致官僚机构的臃肿；然而，王安石的变法只集中在社会经济上的改革，即使改革真的可以改善吏治、弥补财政赤字、增强军事力量，亦只会进一步加剧政治结构与经济发展不相协调的矛盾。变法对于臃肿的官僚机构，由于不敢或不能大规模地裁员、简政整军，一切的改革措施充其量只是修修补补，治标不治本。对于基本政治结构、经济结构不想动、不敢动、不能动，只在分配领域上费煞苦心地做文章，即使把改革政策设计得处处合理、操作得处处周到，其成效亦有限！
　　相对于北宋士大夫的“言者”而言，王安石毕竟是一位“行者”。他的政治思想具有特色，他的改革精神令人钦佩。北宋君主政治的弊端注定了王安石的理想无法实现。他自己的主张也是悖论，难免在实践中碰壁。问题的根子在于用集中权力的方式去解决君权过度集中所引发的政治、社会问题。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王安石的思想及其实践注定会以悲剧结终。

北宋时期的名臣之间都有哪些复杂的关系，为何这么复杂？

《清平乐》中的包拯上线了，一出场就是对宋仁宗的劝谏要免去张尧佐的官职。张择行、唐介等人也认为应该如此，迫于强大的压力，张尧佐辞去了宣徽使、景灵宫使之职。此时包拯已经51岁了。

北宋耳熟能详的名臣基本上在剧中已经露脸，有些已经过世，比如晏殊。这些名臣看似是一个个孤立的人，实际上他们背后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今天知常容就想与大家一起理一理这些名臣之间的关系。

我们就从包青天说起。

明确记载进正史的与阎王有关的就两个人，一个是隋朝的韩擒虎，还有一个就包拯。包拯活着的时候，民间就给他起了“阎罗包老”的称号。

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宋史列传·卷七十五》

包拯的清廉刚正也是符合历史的，没有夸张，他居高官之后生活和没有做官的时候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一点在北宋就显得很难得了。

包青天是被御史中丞王拱辰举荐才入京就官。

王拱辰的年龄比包拯小十几岁，他是公元1030年的状元，所以起点自然比包拯高。他和欧阳修是连襟，他们的岳父叫薛奎。

欧阳修曾经批评过包拯，因为什么事情呢？

三司使也就类似于财政部长，这是一个肥缺。有一次包拯就盯上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张方平。他先是弹劾张方平不法，张方平被免职。宋祁接任，包拯又一次弹劾他，宋祁也被免职，这下这个财政部长就没人干了。宋仁宗就让包拯来当，欧阳修就开始说话了：

拯所谓牵牛蹊田而夺之牛，罚已重矣，又贪其富，不亦甚乎——《宋史列传·卷七十五》

欧阳修说包拯这不是摆明了想要这个肥缺嘛。

包拯一听脾气就上来了，老子不干了，呆在家中就是不去上任。最后是宋仁宗再三命令他才接任了这个肥缺。

包拯在这个位置上做的很好。

欧阳修站在哪一边的呢？知常容曾经写过一篇《晏殊的朋友圈都有哪些人?这个圈子为啥宋仁宗要出手打压?》这里面就说到他和《清平乐》中已经领了盒饭的晏殊有些关系，他中进士之时，考官正好是晏殊，他和推动“庆历新政”的主要首领范仲淹是很好的朋友，所以他是晏殊这一边的。

晏殊的女婿是富弼，韩琦和范仲淹是晏殊推荐的。

王拱辰虽然和欧阳修是连襟，但是立场却不同，站在“庆历新政”的对立面。

欧阳修有一个学生叫曾巩，曾巩有一个好朋友叫王安石。王安石与晏殊是老乡，都是抚州临川人。所以这样算下来，王安石就是晏殊一派“庆历新政”的延续，所以他主政之后就开始打压王拱辰，将他贬为知应天府。被包拯弹劾的张方平也是王安石的死对头，反对变法。

欧阳修有一个好友叫苏洵，他是苏东坡的父亲，苏东坡还有一个弟弟叫苏辙。这样唐宋八大家中的宋代六家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之间的关系就弄清楚了。

这帮人可以暂时列入与晏殊一脉之人。

当然这内部分歧还是比较大的，比如王安石与晏殊的女婿富弼之间就不怎么友好，苏东坡也是王安石打击的对象。

重新回到包拯这条线，提拔包拯的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刘筠。

刘筠与晏殊也有交集。

刘筠为人清正，有一次宋真宗把丁谓与李迪罢相了，由刘筠起草罢免文件。结果文件还没有发出去，宋真宗就改变主意了，留下丁谓。丁谓兴冲冲地跑到枢密院让刘筠起草，结果刘筠理懒得理他，就是不重新起草。这个时候丁谓只好叫晏殊进来拟文件。

晏殊知道这件事有损气节，所以他见到刘筠时有些不好意思。

筠自院出，遇殊枢密院南门，殊侧面而过，不敢揖，盖内有所愧也。——《宋史·列传·卷六十四》

刘筠和杨亿齐名，当时被人称为“杨刘”。杨亿是支持丞相寇准带着宋真宗抵抗辽兵的。当时主张南逃的有欧阳修写的文章《卖油翁》中的主人公陈康肃的大哥陈尧叟，他主张迁都成都，因为他自己就是川人。

寇准和晏殊也有交集。

寇准这个人有一点不好，那就是地域观念特别强，以中原自居，看不起其他地方的人。

晏殊中举之时，寇准说了一句话：

宰相寇准曰："殊江外人。"帝顾曰："张九龄非江外人邪？"——《宋史列传·卷七十》

幸好当时的宋真宗特别喜欢晏殊的才华，否则估计晏殊的官途会受到压制。

这样理下来，北宋的三大民间传说的“阎王”，寇准，范仲淹，包拯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了。

好了，暂时理到这里，你是不是有些看晕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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