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的知道明代宦官专权吗?对百科小编给大家提供详细的相关内容。明代没有出现后宫干政,明代为何却有宦官专权?
开篇思考
在明代二百七十多年的历史中,虽然不乏太后主政的局面出现,但始终没有后妃干政的情况,但一直伴随明代历史的,却是宦官专权的现象。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两个现象呢?
明代为何始终没有出现后妃干政
准确的说,明代的后妃曾多次在特殊情况或特定阶段摄政,理论上可以擅权专政,但事实上却没有出现过一次后妃专政取代皇权,甚至没有出现过一次外戚干政。
比如宣宗驾崩时,太子朱祁镇才九岁,大臣们以皇帝年幼为由,请太后垂帘听政。但太后并不揽权,她以“毋坏祖宗法”为由加以拒绝,而委政于“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所有奏章均令送内阁交由杨士奇等议处。太后病重时,召杨士奇、杨溥入宫,“问国家尚有何大事未办者”,士奇奏对未完,太后已崩。死后遗诏“允惟国家重事,存没在念……诸后妃家并须遵奉皇祖训戒,不许干预国政”。
再比如万历年间的李太后,当时小皇帝才十岁,无力亲政,皇权运行存在很大空隙,朝政大权实际掌握在李太后手中,“徙居乾清宫,抚视上,主持国策”。但李太后同样并不专权,而是将宫内之事交付冯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鼎力支持张居正进行改革,史称:“万历初政。委任张居正,综核名实,几于富强,后之力居多。”正是张居正十年改革之功,才为大明续命六十年。
为何明代的太后不会专权?
这主要是因为朱元璋当年留下的三条“祖训”,其一是规定后妃不得干预政治,其二是后妃只能从“良家子”中选出,其三是不准设立丞相。
后妃不得预政,是朱元璋亲自定下来的祖制,而且朱元璋对自己定下来的制度相当自信,要求子孙们绝对不能违背,这就使得不论哪一位太后,都不敢垂帘听政,否则就是违背祖制,必然受到大臣们的激烈反对。武宗死后,张太后趁继位的朱厚熜尚未到京,曾提出改懿旨为圣旨,但马上遭到了首辅杨廷和等人的坚决反对,抬出来的大旗就是此举违背祖制。张太后无奈,只好作罢。
有明一代,除了明代开国初年,皇室与勋臣子女联姻之外,从宣德之后,选婚之权便“委之宦寺,求之市井”的“良家子”。所谓“良家子”,就是说后妃必须来自民间,这样与朝中的大臣们就没有任何联系了。后妃入宫之后,基本就与外世隔绝,她们的家族成员虽然也会得到封赠,但大多只是赏给虚衔,并且祖训规定不可以议政参政,所以后妃家族没有任何实权。史称“有明一代,外戚最为孱弱”。而后妃擅权与外戚专政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后妃一人,而无外戚外臣帮助,后妃完全没有足以擅权的社会基础和实力。
众所周知,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可谓费尽心思,设立五军都督府控制了兵权,废除丞相又控制了相权。朱元璋之后,明代采取的是内阁票拟、司礼批朱的内外双轨制,这种事权分割而又互相制衡的体制,使得后妃难以控制朝政。即便因为皇帝年幼,太后主政,也只能作为内阁与司礼监的平衡势力,当小皇帝渐渐长大,不管掌权的太后们愿不愿意,在内阁和宦官的逼迫下,都必须尽快归政于皇帝。主政十年之久的李太后,在万历皇帝大婚之后,也不得不立即还政于帝,搬出乾清宫。
基于以上三个原因,明代后妃的主政只是临时性的、过渡性的,不可能像汉朝的吕后、唐代的武则天、清代的慈禧太后那样,彻底取代皇权。
为何明代宦官之祸如此严重?
自东汉以来,宦官就作为一支干预国家政治生活的特殊势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千百年来,宦官之祸比比皆是,可为什么明代的宦官为祸格外厉害呢?
朱元璋称帝之后,吸取了汉唐晚期宦官乱政的教训,宫中只设宦官不足百人,并且还明确规定,“内臣不许读书识字”,“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阶无过四品,月米一石,衣食于内庭”。这基本就断绝了宦官乱政的可能性,但即便如此,朱元璋还是不放心,洪武十七年,他又特地在宫门置一块铁牌,刻上“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这几个大字,以示震慑。
尽管朱元璋的意愿是好的,但他亲手制定的明代的制度,却决定了宦官乱政乃是必然,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朱元璋取消了丞相制度。
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的本意,是集天下大权于皇帝一人,这样负责处理国家具体事务的六部就直接向皇帝本人负责,而不用再经过丞相这一关。但是朱元璋又不相信任何人,徐达、李文忠、刘基、朱升等一大批曾经跟他一起赴汤蹈火的元勋,几乎都被他剪除殆尽。所以,一面是纷繁复杂的国家事务,一面是无人可以信任,即便朱元璋通宵达旦的处理政务,也还是忙不过来。久而久之,便必然形成这种局面:谁跟他接近最多,便信任谁。享有这个得天独厚机会的,当然只有宦官。
所以,朱元璋到了晚年时候,就已经开始信任和重用宦官了,比如洪武十年,当户部奏天下税课司局征商不如额者一百七十八处时,朱元璋便“遣中官、国子生及部委官各一人核实,立为定额”,这是明代宦官在皇帝委派下干预财政的开始。李文忠曾对朱元璋说:“内臣太多,宜稍裁省。”朱元璋听后大怒,说道:“若欲弱吾羽翼何意?”随后下旨将李文忠的门客全部杀死,李文忠受此惊吓,不久病死。
既然朱元璋开了这个头,那么在他的子孙们看来,重用宦官,当然就是信乎有征,不悖祖训了。明代的皇帝们要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又力图穷极人间天上最骄奢淫逸的享乐生活,那么,由不离左右的宦官代为料理政事,也就势不可免。
从制度上说,内阁票拟、司礼批朱的内外双轨制,可以实现权力的平衡,由皇帝居中掌握,但实际上,内阁虽然后来在一定意义上取得了丞相的职权,但因为始终没有取得法定地位,所以并不是中央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这就使得内阁在和宦官的斗争中显得软弱无力,内阁的“票拟”权根本无法对抗司礼监的“批朱”权。
因为,司礼监的“批朱”权,实际上就是皇权的延伸,宦官们要专权,必须拉着皇帝的大旗作虎皮。武宗喜欢喝酒,刘瑾就趁着武宗喝到最高兴的时候奏事,武宗不耐烦的说,“尔何为,乃一一烦朕也,”魏忠贤则是趁着熹宗做木匠活的时候奏事,熹宗便说:“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可见,即便如权势熏天的九千岁魏忠贤,也要借着皇帝的旨意行事。
综上所述
明代的制度决定了,无论皇帝愿不愿意,他只能信任身边的宦官,因为只有宦官才是他能够彻底掌握的,无论宦官的权力有多大,皇帝仍旧一言可定其生死,武宗翻手可杀刘瑾,崇祯上台几个月便可除掉魏忠贤。而如果权力落到内阁的手上,那么就会像汉唐宋等朝代一样,出现不可控制的权臣,进而威胁到皇位。两者相权,皇帝只能选择偏向于身边的宦官。
所以,即便如相对英明的宣宗、孝宗时,宦官依旧为祸不小;即便崇祯除掉魏忠贤,仍旧会重用其他的宦官,而内阁成员却不断换人,总数达五十人之多。
参考资料:《明史》
自古以来,历代皇朝都禁止宦官参与或干涉国家大事,但事实上,由于宦官能与皇帝和皇室成员接近。所以常常能窃取某些权力。东汉、唐朝末年就都曾经出现过宦官专权的现象,而到了明代,宦官专权现象就变得更为严重。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对宦官控制很严,他曾经在皇宫内镌刻铁牌,规定宦官不得读书识字,不得干预朝廷政事。可是,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取皇权时。却是得到宫内太监提供的情报才成功的,所以,朱棣称帝后,对太监也格外地恩待,委以出使、专征、监军等军政大权。为了将建文帝的余党全部清除,朱棣还设立了由亲信太监掌管的特务机构——东厂。专门缉拿“要犯”。东厂只对皇帝负责,可随意监督、缉拿臣民,不必经司法机关批准。但在当时,皇帝还亲自掌管朝政。宦官尚且不敢擅权。
明代的宦官专权,大约始于明英宗正统年问。英宗当皇帝时年仅9岁,不懂国事,因而对太监王振越来越宠信,使得王振的权势越来越大。最后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王振假借皇帝的意旨,控制了朝廷上下。连英宗也时常被他所左右,从此开了宦官干政之端。明英宗还授权太监审理囚犯,宦官从此又插手司法。后来,由皇帝批准,精锐的京军“团营”又归太监节制,从而开了宦官总领京军的先例。到了明武宗正德年间,刘瑾等8个宦官勾结成伙,人称“八虎”。他们拉拢一些大臣结成阉党,几乎将整个朝廷控制在他们手中。就这样,明代宦官专权的局面一步步地形成,并发展成了明代政治上的一大“毒瘤”。
自永乐朝起,宦官逐渐得势,从此一直到明思宗缢死煤山。二百多年间,宦官们熙熙攘攘,你去我来,活跃在朝堂之上,上演了一幕幕荒诞剧,甚至出现“九千九百岁”的魏忠贤这样颇为奇特的历史现象。奸佞之生不偶然,半由人事半由天。让我们从魏忠贤的前辈们谈起。
明代的宦官,最初除了做奴才的份儿外,没有更多的权力可言。草根出身的朱元璋,雄才大略,戎马一生,为朱家子孙们争来的天下,染着斑斑血迹。
卧榻旁岂容他人酣睡,显然不仅是一个赵匡胤的隐忧,作为开国皇帝,朱元璋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功臣、大将们兔死狗烹,权力禁脔,又岂容宦官染指?他亲眼目睹过元末宦官的危害,下决心从根本上铲除宦官干政的一切可能性。
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有一名老太监,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指出公文中有明显的错讹。朱元璋明知太监说得对,仍然立刻下旨将这名太监逐出皇宫,遣送回原籍,原因是这名太监“干政”了。
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朱元璋特意铸了一块铁牌,悬挂在宫门上。铁牌上写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这时候,宦官的权力跌入了历史的低谷,不仅不允许干预朝政,更不能与官吏串通一气,甚至连给自己置产业的权力也没有。
到了明成祖朱棣手中,这一道铁的纪律起了一个微妙的变化,不但不再警惕宦官,而且开始把宦官视为心腹,当作控制外廷大臣的一股重要力量。“内臣不得干预政事”被悄悄地改为不得擅自作主。
朱棣之所以任用宦官,委以大权,是因为在夺取皇位的“靖难之役”中,尚为燕王的朱棣靠勾结受建文帝压迫的宦官而掌握了建文帝的动向,此后又在围攻南京时,与宫内的宦官里应外合取得了胜利,登上了皇帝宝座。
因此,朱棣上台后,害怕会有失意的宦官像出卖建文帝一样出卖自己,所以不惜背叛祖训,拉拢宦官。而朱棣自己的宦官,如“狗儿”等,在“靖难之役”中表现得非常勇猛,率军与南兵对冲,为朱棣在战场上立了功。
于是,明代的宦官悄悄地走上了问鼎权力巅峰的第一步。朱棣先后派李兴使暹罗(今泰国),郑和下西洋,侯显使西域,王安等督军营,马靖巡视甘肃。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又增设东厂,委任宦官主持,专门侦察刺探臣子民众情形。这样,宦官可以出使、专征、监军、分镇以及刺探臣民隐情,大权在握,为后来的宦官专权提供了条件。
朱棣孙子宣宗朱瞻基采取了一项措施,在宫中设立“内书堂”,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宦官学校。宦官学校收取了十岁以下的学生两三百人,由司礼监秉笔任校长,学长由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请翰林院的学士来教导学生。学生所研读的课本是《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及《四书》、《千家诗》、《神童诗》之类,评定成绩的标准是背诵能力和字体的工整度。成绩特别低劣和犯规者,由老师登记在成绩表上交给秉笔。从设立内书院始,宦官读书成为定制。这些太监们时间充裕又无青春期烦扰,明古今、通文墨,如虎添翼,更能在关键时刻运用筹算智诈,欺君作奸。
至英宗朱祁镇时代,宦官权力进一步扩张,开始握有典兵之权。朱祁镇即位时年方九岁,还是一个只知道玩乐的顽童,由太监王振带着他游玩。他对这个鬼点子层出不穷的大玩伴十分敬佩,尊称为“王先生”。
王振利用朱祁镇的信任假传圣旨,总揽朝政,没有人能控制他,不但成为太上宰相,而且成为太上皇帝。朱祁镇成年后,皇家教师刘球上奏章劝朱祁镇亲政,王振认为是讥讽自己,把刘球逮入锦衣卫诏狱,乱刀砍死,尸体肢解,抛掷荒郊。
有一天,王振前往国子监视察,祭酒李时勉对他没有表示特别的恭敬,王振就指控李时勉盗用国家树木,让他在国子监门前戴枷示众三天。数千学生哭号奔走,都不能解救,最后辗转求到朱祁镇的母亲何太后那里。当何太后询问朱祁镇时,他惊愕地说,“一定是王振干的事”,并下令释放。
朱祁镇即位的第十五年,蒙古瓦剌部落向东推进,对中国北部边疆发动攻击,沿边城堡相继陷落。朱祁镇召集大臣商量对策,王振力排众议,极力主张皇帝亲征。他把战争看成儿戏,认为有权就有战斗力。
诏书颁下后的第二天,朱祁镇即行出发,因仓促间没有准备,半途上已有军士饿死,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可想而知。大军到了大同后,王振还要北进,可是派出去的几个兵团先后溃败,军心大乱。镇守大同的宦官也提出警告,不但不可北进,连大同都危在旦夕。王振不得已,下令回京。走到距居庸关三十公里的土木堡时,瓦剌追兵已至。兵部尚书邝野请求英宗急速入关,但运送王振所搜刮的金银财宝的车队还没有赶到,他坚持等候。
邝野再三坚持迅速撤退,王振骂道:“军国大事,你懂什么?”把邝野逐出营帐。很快,瓦剌骑兵合围,大呼:“投降免死!”王振这才发现权力也有不管用的时候。禁卫军官樊忠,悲愤交加,用铁锤把王振击杀。明军全军覆没,樊忠战死,朱祁镇成了阶下囚。这就是惊天动地的“土木堡之变”,为大明王朝从兴盛走向衰败的转折点。
明代宦官权力全面扩张,是在宪宗朱见深统治时期,他赋予亲信宦官汪直以军政大权。一些外廷官员想得到升迁的机会,往往走汪直的路子。只要汪直肯在孝宗面前美言,则此人官运立刻亨通。由此一来,那些想走终南捷径的人,莫不以结识汪直为荣,这样一来就抬高了汪直的身价,也给汪直的弄权创造了更大的空间。
古代历史上的中国,时常会发生后宫干政、外戚专权的情况,例如西汉、东汉时期。而明朝却从来没有出现后宫干政外戚专权的事情。这事和明太祖朱元璋的努力分不开!虽然朱元璋没什么文化,但他对前朝的历史特别感兴趣。他在位期间,虚心好学,吸取历史经验教训,还曾编写《皇明祖训》,以让后世子孙借鉴学习。那么朱元璋是怎么杜绝后宫、外戚干政的呢?
第一个就是正确选择后妃。朱元璋明白外戚专权的根本在于后妃的选择。一直以来后妃绝大多数出自官宦人家,从而造成后宫干政,外戚专权的情况。所以朱元璋曾规定,“凡天子及亲王、後、妃、宫人等,必须选择良家子女,以礼聘娶,不拘处所;勿受大臣进送,恐有奸计”。所以在明朝统治期间,大部分皇后来自民间的平头百姓。这样一来,外戚的力量自然也不足为患。
第二个就是妃子的权限问题。在《皇明祖训》中就提出了种种限制。比如说严禁男人进入后宫。甚至是妃子们患病,也不让御医进入后宫。所以有人说后宫中的妃嫔们看似华丽,其实很可悲。
第三个就是对文官的抵制。明朝统治时期,文官的力量十分强大。所以皇帝对文官很是戒备。其实最终还是和朱元璋制定的《皇明祖训》分不开,它影响了他的后代,使得明朝一直也没有出现后宫干政、外戚专权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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