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宰相吕颐浩简介,著有文集十五卷已佚,却存《忠穆集》

南宋宰相吕颐浩简介,著有文集十五卷已佚,却存《忠穆集》

南宋(1127年6月12日—1279年3月19日)是宋朝第二个时期，因以临安(今浙江杭州)为都城，史称南宋，历九帝，享国152年。南宋虽然外患深重，统治者偏安一隅，但其经济上外贸高度发达 ，重心完成了历史性南移，思想学术和文化艺术高度发展，理学成型确立正统地位，并向海外传播，形成了东亚“儒学文化圈”。下面对百科小编就为大家带来关于郑清之的详细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吕颐浩(1071年—1139年4月30日 )，字元直，其先乐陵人，徙齐州。南宋初年名相。

吕颐浩是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进士，初任密州司户参军。以李清臣荐为玢州教授。历官至河北都转运使。高宗南渡，起知扬州，改江东安抚制置使兼知扬州。两入政府，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以少傅、醴泉观使致仕。

绍兴九年(1139年)，吕颐浩去世，获赠太师、秦国公，谥号忠穆。淳熙十五年(1188年)，配享高宗庙庭。为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著有文集十五卷，已佚，今存《忠穆集》等。

吕颐浩在相位时，颛肆自用，力排李纲、李光诸人。创立月椿钱，为东南患。然宣和伐燕之役，颐浩随转运;奏燕山河北危急五事，请议长久之策，一时称其切直。又苗傅等为逆，颐浩与张浚创议勤王，卒平内难。少长西北两边，娴於军旅;应诏上战守诸策，条画颇备。

人物生平

吕颐浩的先祖原居沧州乐陵(今山东德州)，后迁齐州(今山东济南)，吕颐浩即为当地人。

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进士。先任密州司户参军，其后累迁官职。

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随种师道攻燕京(今北京市)后，被命为燕山府路转运使。

宣和七年(1125年)曾因将领郭药师欲降金，而一并被掳至金国，后被放归，再被命为河北都转运使，不久因病请辞。

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被命为扬州知州。

建炎三年(1129年)，任同签书枢密院事、江淮两浙制置使，同年，苗傅、刘正彦兵变，高宗被迫退位，吕颐浩与张浚、刘光世、韩世忠等将领率军勤王，平苗刘之乱，迎高宗复位，立下大功，先拜尚书右仆射，复迁左仆射。不久，金兵再度南侵，渡过长江，吕颐浩曾请高宗登船入海避敌。

宋朝立国重文轻武，故相权与军权乃分。南宋初期，兵马倥偬，因此有宰相兼领军权者，吕颐浩即为其一。此时吕颐浩位高权重，“枢府几无所预，颐浩在位尤颛恣”，因此为人所惮。

建炎四年(1130年)，浙西制置使韩世忠困金将完颜宗弼于黄天荡，吕颐浩建议高宗亲征，御史中丞赵鼎即以冒进为由上疏，吕颐浩因此请辞，被命为镇南军节度、开府仪同三司、醴泉观使。后改任江东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池州。

绍兴元年(1131年)，吕颐浩二度拜相，任少保、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与秦桧共相，吕颐浩主外而秦桧主内。

绍兴二年(1132年)，再受命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并于镇江(今中国江苏省镇江市)开都督府;此年因韩世忠之驻军，吕颐浩与朱胜非创立月桩钱(一种赋税)，供给军用。然其好任用私人，因此排挤秦桧、李纲、李光等人。

绍兴三年(1133年)，吕颐浩再被罢相，任镇南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提举洞霄宫，改特进、观文殿大学士。其后官职累迁，然已非在权力核心，绍兴五年(1135年)，封成国公。

绍兴九年(1139年)，金国归还黄河以南之地，高宗欲调吕颐浩至陕西镇守，吕颐浩以老病请辞。后再赴召至临安(今浙江杭州)，但病未能见到高宗，之后就告归台州养病。同年四月初一(4月30日)，吕颐浩去世，享年六十九岁， 获赠为太师、秦国公，谥号忠穆。

淳熙十五年(1188年)，吕颐浩得以配享高宗庙庭。

宝庆二年(公元1226年)，宋理宗图二十四功臣神像于昭勋阁，吕颐浩位列其中。

秦侩生平事件简介

秦桧出身在一个中小地主的家庭。他父亲当过静江府古县(今广西永福县境)令，这在宋朝统治阶级中只算得上一个小官。秦桧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不可能疾速地飞黄腾达，因此做过乡村教师。他对这个职业并不满意，甚至牢骚满腹，说“若得水田三百亩，这番不做猢狲王”。他要求不高，只要有几百亩好田，不再当“童子师”、“孩子王”，不再靠束修自给，也就可以了。但自从中进士后，他就扶摇直上了。
　　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进攻汴京(今河南开封)，要求宋徽宗割让三镇：太原，中山(今河北定县)、河间。这时身为职方员外郎的秦桧，提出了较为重要的四条意见。一是金人贪得无厌，要割地只能给燕山一路：二是金人狡诈，要加强守备，不可松懈：三是召集百官详细讨论，选择正确意见写进盟书中，四是把金朝代表安置在外面，不让他们进朝门上殿堂．当时要弭兵就得割地。南宋派秦桧和程璃为割地代表同金人进行谈判。秦桧在谈判中尚能坚持上述意见，于是又升为殿中侍御史、左司谏。后来，金统治者“坚欲得地，不然，进兵取汴京”．朝中百官在讨论中，范宗尹等七十人同意割地，秦桧等三十六人认为不可。
　　在宋徽宗，钦宗被俘后，女真贵族要立张邦昌为傀儡，时任御史中丞的秦桧不发一言。御史马伸等人上书反对立张邦昌，要求秦桧也签名。秦桧起先不同意，但数十名官员先后签名，马伸“固请”，秦桧无奈，只得签名。因在上书者中秦桧官职较高（言官之首），于是在靖康二年(1127年)，金人以秦桧反立张邦昌，将他捉去，同去的还有他的妻子王氏及侍从等．这时宋徽宗得知康王赵构即位，就致书金帅粘罕，与约和议，叫秦桧将和议书修改加工润色。秦桧还以厚礼贿赂粘罕，金太宗把秦桧送给他弟弟挞懒任用。从此，秦桧亦步亦趋地追随着挞懒，逐渐成为他的亲信，做出了劝降楚州宋军等系列汉奸行动。
　　建炎四年(1130年)，金将挞懒带兵进攻淮北重镇山阳(即楚州，今江苏淮安)，命秦桧同行．为什么要秦桧同行呢？从挞懒的策略看，诱以和议，内外勾结，才能致南宋于亡国之境。这个“内”，只有秦桧可用。而秦桧卖身投靠女真贵族的面目，在南宋朝野还未彻底暴露，所以金统治者把秦桧作为合适的人选了。因此，秦桧南行前与妻子王氏密商计议，作了一番戏剧性表演。王氏故意大喊大叫说：“家父把我嫁给你，当时有资财二十万贯，要你我同甘苦。现在大金国信用你，你就把我丢在路上。”争吵不休．挞懒妻子一车婆听到了，就请王氏到家里问个究竟．王氏全告诉了。这一车婆又说给挞懒，于是也叫王氏以及侍从同秦桧南行。山阳城被攻陷后，金兵纷纷入城。秦桧等则登船而去，行到附近的涟水(今江苏涟水)，被南宋水寨统领丁祀的巡逻兵抓住，井要杀他．秦桧说；“我是御史中丞秦桧。这里有没有秀才，应该知道我的姓名。”有个卖酒的王秀才，从不认识秦桧，但装作认得秦桧的样子，一见就作个大揖说，“中丞劳苦，回来不容易啊”大家以王秀才既然认识秦桧，就不杀他了，而以礼相待，后来把他们送到行在——临安(今浙江杭州)。
　　秦桧南归后，自称是杀死监视他们的金兵夺船而来的。臣僚们随即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孙傅，何粟、司马朴是同秦桧一起被俘的，为什么只有秦桧独回?从燕山府(今北京城西南)到楚州二干八百里，要爬山涉水，难道路上没有碰上盘查询问，能杀死监守人员，一帆风顾地南归？就算是跟着金将挞懒军队甫下，金人有意放纵他，也要把他家眷作为人质扣留，为什么能与王氏偕行而南呢？这些疑问只有他的密友、宰相范宗尹和李回为他辩解，并竭力举荐他忠于赵家皇朝．但疑团并没有完全消除。
　　《金史》中记载，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年)，中书舍人孙大鼎上书追述秦桧被女真贵族纵归南宋的事说，金太宗天会八年(1130年)，大臣们在黑龙江柳林集会，担心宋朝复兴．宋朝臣赵鼎、张浚志在复仇，宋将韩世忠、吴阶知于兵事．这样既不可威取，又要看到结仇巳深，势难使南宋人民屈服，还是暗中先放纵为好．另在《金国南迁录》中记载，金国大臣考虑南宋复仇事，议及放纵秦桧归国，鲁王说，只有放宋臣先回，才能使他“顺我”。忠献王粘罕说，这件事在我心里已酝酿三年了。只有一个秦桧可用．我喜欢这个人。“置之军前，试之以事”，表面上虽然拒绝，而内心中经常能“委曲顺从”，秦桧始终主张“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政策，今天如能放他回南宋，他必得志。就这样金人决定放秦桧南归．结果不出粘罕所料，秦桧回到临安就力主和议，窃踞相位，专权擅国，残杀抗金将领。其后，使南北对峙局势基本形成。
　　《宋史·秦桧传》记载，南宋政府虽几次派代表与金朝谈判，但仍是一边防守，一边议和。而专与金人解仇议和，实际是从秦桧开始的。因为秦桧在金朝时，首倡和议，所以他南归后，就成为女真贵族的代理人。
　　秦桧南归后，送给赵构的第一件“见面礼”就是，要想天下无事，就得“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其中的“南人归南”，实只是一句空话，因为，肯不肯让南人南归，其决定权全操在女真贵族手中，是由不得南宋王朝如何如何的；而“北人归北”，则是女真人在 1129年入侵扬州时就曾号召过的，这一次又借秦桧之口把它提出。
　　由于南宋的军队和将领主要是西北、河北和山东等地人组成的，如果照察桧“北人归北”的主张去办，就等于把北方土地全部奉献给女真贵族，而且大批不愿降金而南下的北方人士，都得回去受金人统治：就等于南宋自毁长城，自己解除武装，表明对金放弃武力抵抗。秦桧奉送赵构的第二件“见面礼”是他首先递上一份致女真军事贵族挞懒的“求和书’。赵构感到秦桧“忠朴过人”，得到他，高兴得连觉也睡不着，说“又得一佳士也”。秦桧得到赵构如此赏识，就迅速爬上了宰相宝座。被罢相伺机再起，与金国签订和约。
　　秦桧的两件“礼物”摆在赵构面前，又使他十分担心地“睡不着”。他不得不考虑，秦桧说“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我是北方人，该到哪里去呢？秦桧又说，有“二策”，即以河北人归还金国，中原人送给刘豫(他是南宋初年金统治者扶植的傀儡)，当宰相几个月，这“二策”就可轰动天下。而赵构说，自己并没有听到什么震撼性的消息．大臣綦祟礼把赵构的这些意思通告朝廷内外。从此，人们开始认识到秦桧的奸邪了。秦桧的主张引起朝野上下的强烈不满。只因那时赵构还怵于抗战派士大夫以及全国军民的议论和气势，还没有下定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决心，所以，秦桧的这条投降路线未被采纳，秦桧本人竟以此而被斥逐出南宋王朝。 后来证实，金朝使节到南宋，要求全部送还北方人，恰与秦桧“北人归北”的主张相吻合．有识之士进一步认识到这正是秦桧与金人合谋的结果，秦桧的面目又被看清楚一些。
　　秦桧投降卖国的政策，一时难以实现，只得忍受着暂时的挫折，静观宋金政治风云的变幻，伺机东山再起。绍兴五年(1135年)粘罕死，挞懒得势。绍兴八年(1138年)，赵构又起用秦桧为相．吏部大臣晏敦复忧虑地说，秦桧是“奸人相”。但因挞懒是秦桧的老主子，这个老主子是主张用诱降议和的策略来促使赵构上钩的。秦桧、赵构和挞懒内外勾结，不愁南宋不亡。
　　秦桧看到宋金形势在不断地向有利于自己推行乞和求降政策的方向发展，认为此其机也。于是在宋金谈判前夕，以女真贵族代理人的威势，一而再、再而三地对赵构进行反复试探和考察，增强其求和信心，坚定其投降立场。 南宋大臣在朝见赵构之后，只有秦桧留下面奏．请看一个昏君和一个奸相的绝妙对话；秦桧说：“臣僚们对议和畏首畏尾，首鼠两端，这就不能够决断大事。如果陛下决心想讲和，请专与我讨论，不要允许群臣干预。”赵构说：“我只委派你主持。”秦桧说：“我恐怕有不方便之处，希望陛下认真考虑三天，容许我向您另作报告。”过了三天，秦桧又留在赵构身边奏事，赵构想讲和的思想已经很坚定了，但秦桧还以为没有达到火候，他说：“我恐怕别的方面还有不方便，想请陛下再认真考虑三天，容我向您另作报告。”赵构说：“好吧！”又过三天，秦桧就象当初一样，独自留在赵构身边奏事。他清楚地掌握了赵构确实坚定不移地要讲和了，于是拿出早已草拟好的向金求和书，仍声称不许群臣干预。
　　绍兴九年(1139年)，秦桧不顾赵鼎，胡铨、韩世忠、张浚、王庶，岳飞，李纲等反对议和的上书，签订了第一个宋金和约。赵构怕事，装病躲进宫中，由秦桧代行皇帝职权，跪拜在金使面前，签字画押．从此，秦桧在朝廷中的身价提高了，宋金战和问题开始由他左右。
　　《宋史·秦桧传》说：“始，朝廷虽数遣使，但且守且和，而专与金人解仇议和，实自桧始。”这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从高宗即位到绍兴八年秦桧再相，历时十一年，南宋朝廷大体上做了四件事：（一）养练士卒，形成一支可与金人抗衡的军事力量；（二）安集流民，恢复生产，涵养支撑政权的财力；（三）统一内部，平定靖康以后群雄割据的混乱局面（包括镇压农民起义），形成一个比较稳固的后方；（四）建立各种典章制度，使遭受战争破坏的社会秩序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这都是立足于守与战的。正因为如此，才保住相当于北宋时期三分之二的版图。
　　就高宗当时的思想状况来说，是经常动摇于和、战之间的。靖康以后，群雄割据，义军蜂起，如果高宗专意求和、乞降，谁愿意投到他的麾下去当陪臣？事实上，当时四分五裂的局面，很快能统一起来，各种政治势力很快能聚合起来，说明高宗还没有把“抗金恢复”的旗帜丢掉，还有一定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建炎年间，南宋政权立足未稳，金人必欲消灭而后已，高宗有心乞和而不可得。建炎三年，高宗被金人从扬州一直追到明州，追到海上。建炎四年，金军从江南退出，高宗从温州回到越州，再回到杭州，南宋政权才逐渐立住脚跟，先后出任宰相的吕颐浩、赵鼎、张浚等人，都是立足于守与战的。虽多次遣使通和，大体上都是从策略上考虑的（秦桧除外），按照吕颐浩的说法是“贻书以骄之”，“示弱以给之”，“出其不意，乘时北伐”。绍兴二年，吕颐浩请求兴师北伐，绍兴四年赵鼎请求御驾亲征，绍兴七年张浚请求高宗驻跸建康，高宗虽然不十分坚定，毕竟还是同意了。
　　高宗专意乞和，则是绍兴八年秦桧再相以后的事。正像朱熹所曾指出的那样：
　　“秦桧之罪所以上通于天，万死而不足以赎买，正以其始则唱邪谋以误国，中则挟虏势以要君，……而末流之弊，遗君后亲，至于如此之极也。”（《戊午谠议序》）
　　秦桧“始唱邪谋”，应该从他代徽宗上书完颜宗翰算起，在那封书中明确表示“世世臣属，年年进贡”，因而深得宗翰的赏识，宗翰把他推荐给金太宗，金太宗又把他赐给完颜昌。南归以后，初见高宗，即首建“南自南，北自北”之议，进呈了代拟的乞和“国书”，这份“国书”后来改用刘光世名义发出，高宗因之许以“朴忠过人”。但这时南宋的军事力量正在逐步加强，主战派在朝中还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金廷掌权的宗翰一派，还不愿放弃消灭南宋的主张，高宗也还动摇在和战之间，所以，这一阶段持续的时间较长。直到完颜宗翰死后，完颜宗磐、完颜昌掌握了金国的大权，对南宋采取了诱降政策，秦桧东山再起，主战派在自相倾轧中内外受挫，高宗才逐步转向专意乞和。
　　秦桧是在赵构委托他充当对金投降的全权代表之后，才开始进入朱熹所说“中则挟虏势以要君”阶段的。进入这一阶段之后，朝廷一切重大举措，都取决于秦桧，高宗几乎不可能独立作出任何决定。秦桧在南宋王朝中所处的地位，便不再是居于皇帝赵构之下，而是能够玩弄赵构于股掌之上，是赵构必须仰承他的鼻息的一个人物了。
　　当时有个叫胡铨的官员反对“讲和”，并上奏章乞斩秦桧之头，就正是在秦桧挟金人之势以要君的阶段所奏进的。他立即受到秦桧的打击，由秦桧亲自拟定，把他贬往“昭州（今广西平乐县）编管”。他因“妾孕临月”，想稍迟数日起程，结果被临安府“遣人械送贬所”。几天以后，秦桧还觉得对胡铨的处分太轻，未必能使反对“讲和”的从此钳口不言，遂又胁迫赵构特地下了一道诏令，说胡铨的上疏是“肆为凶悖”，“导倡凌犯之风”，戒谕中外，不许效尤。（均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四。）
　　这可见，进入“挟虏势以要君”这一阶段后的秦桧，已经是老虎屁股碰不得了，他的权势已经可以说是一手遮天，无孔不入了。对这样一个人而若还称之为“区区一桧”，还认为他“亦何能”，那若不是真的昧于当时的历史形势，就只是被认为是有意为秦桧的各种罪恶行径进行开脱了。
　　宋金第一个和约签订不到一年，金统治集团内部就发生了政变，对南宋主张用诱降讲和策略的挞懒被杀，宗弼(兀术)上台。从绍兴十年(1140年)起，金撕毁和约，以宗弼当统帅，挥军直取河南，陕西。南宋抗金将领岳飞、刘琦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痛击金兵，打出了一个大好局面。金兵将校纷纷准备投降，甚至素以狡悍著称的金帅乌陵思谋，也控制不了部下，只能下令待岳家军到即降，金将军韩常想以五万骑兵内附，岳飞迎着胜利的形势，非常高兴，对部将们说：“直抵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女真族根据地)，与诸公痛饮耳！”正待不日渡河，而秦桧却想把淮河以北土地送给金朝，命岳飞退兵．岳飞给朝廷的报告说：“金人锐气丧失，气节败坏，把装备粮草全部丢弃，疾走渡河．而我军将士听命效劳，所向披摩．时不再来，机难轻失。’要求乘胜进军。秦桧深卸岳飞抗金意志不可夺，就先撤张俊、杨沂中的军队，而后说岳飞孤军不可久留，严令迅速退兵。赵构、秦桧一天之内连下十二道金字牌（用木牌朱漆黄金字，使者举牌疾驰而过，车马行人见之，都得让路，一天要走五百里．用它传送最紧急的军令诏令），紧催撤军，岳飞愤慨惋惜地哭着说：“十年之功，废于一旦！”下令忍痛退兵．人民拦马痛哭，岳飞悲泣．以赵构、秦桧为代表的南宋投降派是实权派。他们既担心抗金战争的顺利发展会激起女真贵族的不满，也忧虑岳家军的迅速壮大，会威胁他们的统治地位，因此，胜利在望之际，迫令岳飞撤退。
　　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秦桧唯恐重要将领难于驾驭，就想法收他们的兵权，以扫除不利于他投降活动的障碍。于是密奏召三大将韩世忠、张俊、岳飞入朝，“论功行赏”。三将到临安，韩世忠、张俊被任命为枢密使，岳飞为副使(枢密使、枢密副使都是负责军国要政的)。明升官职，实解兵权。同时还撤销了专为对金作战而设置的三个宣抚司。
　　宗弼得知秦桧解除三大将兵权，自毁长城的消息后，就乘机一再对南宋进行军事威胁。他通知赵构说，各路大军水陆并进，南下问罪，示意，如肯顺降，须以淮水为界，把淮水以北土地和人民割让给金国。同时，金朝派人指使察桧，必杀抗金战争中最出力的岳飞，才可议和．绍兴十一年(1141年)九，十月间，秦桧按金人授意，兴起岳飞之狱．他派谏官万俟卨收集伪证，组织狱词，罗织罪名。秦桧又串通张俊，收买、勾结岳家军重要将领张宪部将王贵、王俊等人，秉承秦桧意旨，诬告张宪欲据襄阳为变，以谋恢复岳飞兵权．张宪遂被捕入狱，将岳飞，岳云父子也送大理寺(甫宋最高审判机关)．岳飞被捕后，秦桧加紧投降活动。十一月，宗弼派萧毅到临安，提出“划淮为界，岁币银绢各二十五万，割唐、邓二州’为议和条件．这就是宋金第二个和约，史称“绍兴和议”。
　　和约签订后，秦桧照女真贵族意图，变本加厉地迫害岳飞等人。岳飞被捕已两月有余，“罪状’还投编造好．一天，秦桧独居书室，吃了柑子，用手指划柑皮，若有所思。秦桧妻王氏素来阴险，看见秦桧的动作就讪笑着说，“老汉怎么一直没有决断呢！捉虎容易，放虎难哪！”秦桧听懂了王氏的意思，写一张小纸片送狱吏。岳飞当天就死在狱中，岳云、张宪被杀于市，这一天正是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年1月27日)。 秦桧深恨岳飞多次声盲和议失策，又上书赵构要求制定国家大政方针。这都与秦桧的投降政策相违背，所以秦桧总想杀掉他。岳飞被捕，有正义感的臣民愤愤不平。岳飞将被害时，韩世忠十分气愤，质问秦桧，岳飞父子究竟犯了多大罪，事实如何，有什么证据?秦桧说：“莫须有”(这是当时的口语，意思是“可能有”，“也许有)。韩世忠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这时韩世忠已罢枢密使之职，他满腔愤患，只得骑驴载酒绕西湖了。岳飞被害后，家属流放岭南，被株连者或坐牢或流放，或死于狱中，相反，凡跟着秦桧陷害岳飞的，都各有升迁。 总揽大权 排除异已 秦桧除将岳飞等陷杀外，对南宋其他忠臣良将，也不放过。迫害手法花样翻新。
　　当时秦桧既已“挟虏势以要君”既已能把赵构玩弄于股掌之上，则其权势之伸展和渗透到政治、军事、财政、刑法各个方面。自亦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单就刑法这一方面来说，则如徐自明的《宋宰辅编年录》卷十六于秦桧死后所概括叙述的：
　　法寺禁系公事，并不遵用法律，唯视秦桧一时之私意，死则死之，生则生之。笞、杖、徒、流， 一切希望（秦桧）风旨。故桧权益重，势益盛，天下之人益畏而忌之。
　　罗织罪名，诬枉陷害岳飞父子和张宪而置之于死地，这就正是秦桧任凭“一时之私意”而“死则死之”的一桩典型事例。
　　秦桧死后不久，在赵构所发布的一道诏令中，对秦桧的擅生杀之权的事也已经加以揭露了。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甲申（ 1156年1月5日）载：
　　诏：命官犯罪，勘鞫已经成，具案奏裁。比年以来，多是大臣便作“已奉特旨”，一面施行。自 今后，三省将上取旨。
　　这里面的所谓“大臣”，当即专指秦桧而言；所谓“便作‘已奉特旨'”，实即“假传圣旨”亦即“矫诏”的同义语。在此诏中虽则未将岳飞狱案明确指出，但其必然把这一狱案包括在内，却是断然无疑的。在《宋史·刑法志》（二）当中，就更明确地指出，岳飞父子和张宪的冤狱，完全是由秦桧矫诏所造成的。其文曰：
　　诏狱本以纠大奸慝，故其事不常见。……
　　（绍兴）十一年，枢密使张俊使人诬张宪，谓收岳飞文字，谋为变。秦桧欲乘此诛飞，命万俟卨 锻炼成之。飞赐死，诛其子云及宪于市。……
　　广西帅胡舜陟与转运使吕源有隙，源奏舜陟脏污僭拟，又以书抵桧，言舜陟讪笑朝政。桧素恶舜 陟，遣大理官往治之。十三年六月，舜陟不服，死于狱。
　　飞与舜陟死，桧权愈炽，屡兴大狱以中异己者。名曰诏狱，实非诏旨也。其后所谓诏狱，纷纷类 此，故不备录云。
　　与当时的许多史实联系起来，例如，在岳飞系狱之后，凡要搭救他的，大都是去与秦桧交涉和争辩，上疏给赵构进行谏阻的人则极少，这就可以知道，《宋史·刑法志》（二）的这段叙述，每一句都是切合实际的。其中的论断，也全都十分公正。“名为诏狱，实非诏旨”，最能反映出秦桧制造岳飞父子及张宪这次冤案的真实情况。所以，只要我们能够平心静气、实事求是地研讨这一历史事件，我们便无法否认，秦桧是残害岳飞父子和张宪的元凶大恶。

苏轼和杨万里的个人资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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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州）人，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家，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

他的父亲苏洵，即是《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在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

嘉佑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苏轼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化。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当国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持续了有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王安石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被召还朝。这之后短短一两年内，苏轼从登州太守，拔升翰林学士，至上礼部尚书。

俗语：“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有不能见谅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分，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的唯一政绩便是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没过多久，王安石再度执政，他就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 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他以“讥刺先朝”罪名，贬为惠州安置、再贬为儋州（今海南省儋县）别驾、昌化军安置。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享年六十六岁。

苏轼的文学艺术成就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释德洪《跋东坡（左忄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致力提拔后进，黄庭坚、秦观等均出其门下。

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古木怪石，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尊定了理论基础。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等。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又近年发现的《潇湘竹石图卷》当亦系他的作品。

苏轼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均取得了在才俊辈出的宋代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

苏轼生平年表

北宋仁宗天圣元年--嘉佑八年（1023-1064）

1036 苏轼降生

1054 娶王弗

1057 中进士；母丧；服孝（1057.4-1059.6）

1059 举家前往京都

1061 仁凤翔判官

英宗治平元年--四年（1064-1068）

1064 任职史馆

1065 妻丧

1066 父丧；服孝（1066.4-2068.7)

神宗熙宁元年--元丰八年（1068-1086）

1068 娶王闰之

1069 返京；任职史馆

1071 任告监管；任杭州通判

1074 任密州太守

1076 任徐州太守

1079 任湖州太守；入狱

1080 谪居黄州

1084 往常州

1085 往登州；任登州太守；往京都；任中书舍人

哲宗（1086-1100）元佑年间太后执政（1085-1093）

1086 以翰林学士知制诰

1089 任杭州太守兼浙西军区司令

1091 任吏部尚书；往京都；任颍州太守

1092 任扬州太守；兵部尚书；礼部尚书

1093 妻丧；太后逝世；调定州太守；河北军区司令

1094 往惠州贬所；谪居惠州

1097 往海南；谪居海南儋州

徽宗（1101-1126）太后执政（1100）

1101 北返；往常州；逝世

1126 北宋亡

苏轼的三任妻子

苏轼的结发之妻叫王弗，四川眉州青神人，年轻貌美，知书达礼，16岁嫁给苏轼。她堪称苏轼的得力助手，有“幕后听言”的故事。苏轼为人旷达，待人接物相对疏忽，于是王弗便在屏风后静听，并将自己的建议告知于苏轼。王弗与苏轼生活了十一年之后病逝。苏轼依父亲苏洵言“于汝母坟茔旁葬之”，并在埋葬王弗的山头亲手种植了三万株松树以寄哀思。又过了十年，苏轼为王弗写下了被誉为悼亡词千古第一的《江城子·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苏轼的第二任妻子叫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在王弗逝世后第三年嫁给了苏轼。她比苏轼小十一岁，自小对苏轼崇拜有加，生性温柔，处处依着苏轼。王闰之伴随苏轼走过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25年，历经乌台诗案，黄州贬谪，在苏轼的宦海浮沉中，与之同甘共苦。二十五年之后，王闰之也先于苏轼逝世。苏轼痛断肝肠，写祭文道：“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许，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乾。旅殡国门，我少实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呜呼哀哉！”在妻子死后百日，请他的朋友、大画家李龙眠画了十张罗汉像，在请和尚给她诵经超度往来生乐土时，将此十张足以传世的佛像献给了妻子的亡魂。苏轼死后，苏辙将其与王闰之合葬，实现了祭文中“惟有同穴”的愿望。

苏轼的第三任妻子叫王朝云，原是他的侍妾，比苏轼小二十六岁。在苏轼最困顿的时候，王朝云一直陪伴其左右。王朝云是苏轼的红颜知己，苏轼写给王朝云的诗歌最多，称其为“天女维摩”。但不幸的是，朝云被扶正后过了十一年，即先于苏轼病逝。朝云逝后，苏轼一直鳏居，再未婚娶。遵照朝云的遗愿，苏轼将亡妻葬于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之中，并在墓边筑六如亭以纪念，撰写的楹联是“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此楹联有个著名的典故：“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满腹都是见识’。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入时宜。’坡捧腹大笑。”朝云墓如今已成为海南名胜之地。

苏东坡的绝命诗：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闻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写诗的时间是它死前两个月，看到李公麟为他作的画像后的即兴之作。

苏轼轶闻

1，苏轼“欺”师

苏轼考进士，作了篇春秋大文，叫《刑赏忠厚之至论》，其中有段落如下：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

考官梅圣对苏轼的文章惊为天人，但对上文拿捏不准。在苏轼拜见他时，梅问及尧和皋陶对话的出处。苏轼笑答：“想当然耳。”

实际上，上面典故出自《礼记》，发生在周公身上，苏轼考试时候记到尧上了，但居然蒙过了老师梅圣，可见功力非凡。

2，东坡肉

苏轼被贬黄州的时候，有著名的《猪肉颂》打油诗：“黄州好猪肉，价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这里的“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就是著名的东坡肉烹调法了。苏东坡后来任杭州太守，修苏堤，兴水利，深受百姓爱戴。而这“东坡肉”也跟着沾光，名噪杭州，成了当地的一道名菜了。

3，苏轼退房

苏轼晚年居于常州，他花掉了最后一点积蓄，买了一所房子，正准备择日迁入住，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一老妇哭得十分伤心。他问老妇哭什么，老妇说，她有一处房子，相传百年了，被不肖子孙所卖，因此痛心啼哭。细问之下，原来苏轼买的房子，就是老妇所说的祖传老屋。于是苏轼对她说：“妪之故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今当以是屋还妪。”苏轼当即焚烧了房契，只是租房子住。这年七月，他客死于租住的房子之内。（见宋 费衮《梁溪漫志》）
杨万里(1127～1206) 南宋诗人。字廷秀。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授赣州司户参军，继而调任永州零陵（今属湖南）县丞。此时南宋名将张浚谪居永州，勉杨万里以"正心诚意"之学，因此他自名书室为"诚斋"，世称诚斋先生。
生平 绍兴三十二年(1162),孝宗即位,张浚重新起用，杨万里被荐为临安教授，以父丧未能赴任。服丧期满，改知隆兴府奉新(今属江西)县。在任时禁吏胥贪赃，甚得民心。乾道六年(1170),上《千虑策》三十道,陈述关于"君道"、"国势"、"治原"、"人才"、"刑法"、"民政"等重大问题的意见,受到宰相陈俊卿、虞允文的重视，征召为国子博士。次年，侍讲张□（张浚之子）因反对任命外戚张说而谪守袁州，杨万里抗疏挽留，又致书虞允文，劝他主持公道。虽然张□仍被贬谪，但杨万里的言行，却受到公论的赞许。屡迁至将作少监。淳熙元年(1174)，外出任漳州知州，不久改知常州。淳熙六年，提举广东常平茶监，升任广东提点刑狱。淳熙九年，因母丧去职。十一年服满返杭,任吏部员外郎,升郎中。次年，因地震应诏上书，劝告孝宗"姑置不急之务，精专备敌之策"，"治舰扼险"，以"足国裕民"。十三年，迁枢密院检详官兼太子侍读，向宰相王淮推荐朱熹、袁枢等16位人才。后迁秘书少监。高宗卒，万里力争张浚当配享庙祀，触怒孝宗，出知筠州（今江西高 安）。
淳熙十六年(1189),光宗即位，杨万里被召入朝,任秘书监。年底，金谴使来贺正旦,万里奉派为接伴使,此行途中，题咏颇多。绍熙元年(1190)，外出任江东转运副使。这时朝议欲以铁钱行于江南诸郡,他上疏反对,并拒不奉诏，因此触怒时相，改任赣州知州。万里不去赴任，请求还乡。此后闲居乡里长达15年之久。宁宗即位后，屡次召他入朝任职，都坚辞不就。开禧二年(1206)卒于家中。临终前索笔写下了"吾头颅如许，报国无路，惟有孤愤"的遗言，和陆游的《示儿》诗体现了同样深沉的忧国感情。
诗歌创作与诗论 杨万里的诗作今存4200余首，其中有不少作品内容比较充实。从他的第一部诗集《江湖集》开始，便写下了一些关心国家安危的作品。如《读罪己诏》，对孝宗因抗金受挫而中途改变策略提出忠告；《道逢王元龟阁学》，对□党得势、忠良被逐表示愤慨；《故少师张魏公挽词》，对爱国名臣张浚抱恨以殁深表痛惜。淳熙十六年冬奉命迎接金使，北渡江淮，忧愧悲愤，发而为诗，有著名的《初入淮河四绝句》："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中原父老莫空谈，逢着王人诉不堪。却是归鸿不能语，一年一度到江南。"淮河流域，原为宋朝版图，如今淮河成了宋金疆界，中流以北，即是天涯，南北人民，失去了往来的自由。诗人抚今追昔，百感丛集，即景抒怀,比兴互陈,达到了他所追求的"诗已尽而味方永"（《诚斋诗话》）的艺术境界。此外，象《题盱眙军东南第一山》的"白沟旧在鸿沟外，易水今移淮水前";《雪霁晓登金山》的"大江端的替人羞,金山端的替人愁"，以及《舟过扬子桥远望》、《过扬子江》、《雨作抵暮复晴》等诗篇，同样表现了他的爱国之情。
杨万里还写了一些反映农民劳动生活的诗，如《竹枝歌》7首写舟人纤夫雨夜行船："幸自通宵暖更晴,何劳细雨送残更？知侬笠漏芒鞋破,须遣拖泥带水行!"对辛苦劳役的下层人民表示关切。《圩丁词十解》是他路过当涂看到圩丁筑堤而写的，目的在于"授圩丁之修圩者歌之,以相其劳",诗中以赞赏的态度描绘了水利工程给人民带来的好处；《插秧歌》则描写了农民在雨中紧张劳动情景。象"荒山半寸无遗土，田父何曾一饱来"（《发孔镇晨炊漆桥道中纪行》）、"未送太仓新玉粒，敢先云子滑流匙"（《至后入城道中杂兴》）以及《悯农》、《悯旱》、《农家叹》、《秋雨叹》等都从不同角度对农民的遭遇深表同情。
杨万里诗歌在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方面都比较有特色。他的诗初学江西诗派，《江湖集》自序说："予少作有诗千余篇，至绍兴壬午年七月皆焚之，大概江西体也。"他的第二部诗集《荆溪集》自序中说他初学江西，又学陈师道的五律、王安石的七绝，后来还学过晚唐诗，直到51岁时,才"忽若有悟"。跳出步人后尘的路子,自辟蹊径，面向大自然寻找诗意："步后园、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予诗材。盖麾之不去，前者未雠，而后者已迫。"他在《跋徐恭仲省□近诗》中写道："传派传宗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陈篱下休安脚，陶谢行前更出头。"由师法前人到自筑诗坛，由在书本中寻诗到从大自然和日常生活中发现写诗的材料，使杨万里的诗终于摆脱了江西诗派脱离生活、摹拟古人，只在字句韵律上着意锻造的风气，形成了独具特色、对后世影响颇大的"诚斋体"。
诚斋体的形成，与杨万里所提倡的"活法"有关。"活法"原是《江西诗社宗派图》的作者吕本中提出的，意在"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夏均父集序》）。杨万里的"活法"也包含这个意思，但立足点则是师法自然。他的诗友张□说："造化精神无尽期，跳腾踔厉即时追。目前言句知多少，罕有先生活法诗。"(《携杨秘监诗一编登舟因成二绝》)跳腾踔厉，追摄造化，善于捕捉稍纵即逝、转瞬即改的自然情趣，并用生动、活泼而又富有变化的语言表现出来，这就是杨万里的"活法"。
与此相应，诚斋体的突出特点就是善于巧妙地摄取自然景物的特征和动态。如《晓行望云山》："霁天欲晓未明间,满目奇峰总可观。却有一峰突然长,方知不动是真山。"《过宝应县新开湖》:"天上云烟压水来,湖中波浪打云回。中间不是平林树，水色天容拆不开。"都写得新颖、活泼，很有情趣。不仅如此，作者还通过景物的"活"来表现意趣的"活"。如《过松源晨炊漆公店》:"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这类诗大都想象丰富、奇特,景物活,意趣活，表现手法也同样活，一笔一转，一转一境，令人目不暇接。
诚斋体的另一特点是幽默诙谐。大自然的一切，大而日月山川，小而蜂蝶花木,无不收拾入诗,并且涉笔便有谐趣，以至姜夔有"处处山川怕见君"的戏语。《嘲蜂》、《嘲蜻蜓》、《嘲稚子》、《嘲星月》、《戏笔》等，都富有幽默感。有些诗，还能于诙谐中寓讽刺之意和激愤之情，如《下横山滩头望金华山》："篙师只管信船流，不作前滩水石谋。却被惊湍旋三转，倒将船尾作船头。"至于《嘲淮风》："不去扫清天北雾，只来卷起浪头山！"《观蚁》："微躯所馔能多少？一猎归来满后车！"嘲讽之意，更灼然可见。
语言平易浅近,自然活泼,适当选择、熔炼俗谚口语入诗，这是"诚斋体"的又一特点。这比起江西派的搜僻典、用生词、押险韵、造拗句，显然是一种大胆的解放。《竹枝歌序》称隐括纤夫舟人"吟讴啸谑"而为歌，可见他对民歌的语言形式也有所吸收。如《檄风伯》中写与风神相戏:"风伯劝尔一杯酒，何须恶剧惊诗叟!端能为我霁威否？岸柳掉头荻摇手！"很能体现诚斋体的各项特点。
杨万里在当时与陆游、范成大等齐名，在南宋诗坛声誉甚高,并且得到北方金代一些诗人的推许(刘祁《归潜志》卷八)。但杨万里诗歌在内容上比陆、范要逊色一些:其关心国事的作品远不及陆游的沉痛,同情民生疾苦的作品也赶不上范成大的深刻，数量上也少得多。采用"活法"无微不至地"斧藻江山，追逐风月"，这是杨万里的主要成就所在。"诚斋体"在造意、选材和风格上虽有独创性,但由于题材的琐屑细小,以致境界不甚开阔，加之他有时过分追求趣味性、"信手"、"走笔"，致使一些诗作缺乏必要的艺术概括，草率成章；语言有时也不经选择，随便运用，以致后人有"佻巧"、"油滑"之讥。他的七言绝句对南宋中后期的江湖派诗人及清代的郭□等人影响较大。
杨万里的诗歌理论，主要见于《诚斋诗话》及一些序文中。他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称诗是"矫天下之具"（《诗论》），并认为诗歌应该是有为而作，起到某种扬善讽恶的作用，不能无病呻吟。在表现方法上，他重视委婉含蓄,尚"意"重"味"。他所说的诗"味",既继承了司空图"韵味"说的特点，但又受到江西诗派诗论的一些影响，求"味"而不离"形"、"法"。当然，杨万里讲的"法"主要是"活法"，他崇尚独创，反对死守规则的"舍风味而论形似"的模拟之风。因此，杨万里与江西诗派诸人不同，他大力提倡晚唐诗风，追求 "晚唐异味"。在评论前人时,他也能脱离时人偏见,既推崇杜甫、黄庭坚，也称赞李白、苏轼。其《江西宗派诗序》云："今夫四家者流，以苏似李，黄似杜。苏李之诗，子列子之御风也。杜、黄之诗，灵均之乘桂舟驾玉车也。无待者神于诗者欤？有待而未尝有待者，圣于诗者欤？"比喻佳妙，常为后人引用。《诚斋诗话》不专论诗，也有一些文论。
词与辞赋 《历代诗余·词话》引《续清言》语，称杨万里"不特诗有别才，即词亦有奇致"。其词作今存15首。其中如〔昭君怨〕《赋松上鸥》："偶听松梢扑鹿，知是沙鸥来宿。稚子莫喧哗，恐惊他！俄顷忽然飞去，飞去不知何处。'我已乞归休'，报沙鸥。"词风活泼清新，饶有趣味，和他的诗风很相似。
杨万里的辞赋也比较有特色。如《浯溪赋》以剥藓读元结的《中兴颂》碑为引子，借唐玄宗、肃宗父子的往事讽谕时事，对宋徽宗、高宗父子进行了批评，时人争相传诵，与范成大《馆娃宫赋》齐名。《海□赋》写宋军以海□船大破金兵于采石矶的战役，也具有现实意义。这类赋和欧阳修、苏轼的作品一样，摆脱了汉赋板重的句法和齐梁骈俪风气，以散势行韵文，韵脚多在虚词之前，读起来一气贯串，流利自然。
杨万里还精于《易》学，有《诚斋易传》20卷。他解释《易》的观点与程颐相近。因爱引用历史事件来证实《易》经，曾为后世经学家非议。但纪昀等人仍认为《诚斋易传》有"不可磨灭"处（《四库全书总目》）。
所著《诚斋集》 133卷（包括《江湖集》、《荆溪集》等10种诗集及其他各体文章），有《四部丛刊》影印宋钞本。又有《杨文节公诗集》42卷，清乾隆年间杨云采据明本校刻。《诚斋易传》20卷，以曝书亭影宋本为佳。《诚斋诗话》1卷，有《历代诗话续编》本。

成国公的唐朝成国公

李子和（？－664年），本名郭子和，隋末反王之一。
武德元年，郭子和遣使归顺唐朝，授任榆林郡守。不久改任云州总管，封金河郡公。武德二年，进封郕国公。武德五年，郭子和跟随秦王李世民平定刘黑闼，陷阵有功。唐高祖李渊嘉其诚节，赐姓李氏，授任右武卫将军。
贞观十一年，授任婺州刺史，改封夷国公。
显庆元年，改任黔州都督。以年老请求辞职，唐高宗李治同意，加任金紫光禄大夫。
麟德九年，李子和去世。 李辅国（704年―762年），唐肃宗时当权宦官，唐代第一个当上宰相的宦官。本名静忠，曾赐名护国，后改辅国，相貌奇丑无比。李辅国四十岁之前无所作为。安史之乱期间，劝说太子李亨继承帝位。唐肃宗即位后，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十二月，李辅国随肃宗回到长安，加开府仪同三司，封郕国公，被加封为元帅府行军司马，开始掌握兵权，并改名为辅国。之后又因拥立代宗即位，被册封为司空兼中书令，进封为博陆郡王。大权在握后李辅国更加为所欲为，最后被人刺杀身亡。追赠太傅，谥号为丑。
他是第二位太监王爵得者。第一位是北魏的冯翊王宗爱，第三位则是宋朝的广阳郡王童贯。再加上追尊为曹魏高皇帝的曹腾。他们四人是太监之中爵位最高的。 契苾何力（？－677年），铁勒族契苾部人，契苾氏，名何力，唐朝名将。契苾何力本是铁勒可汗，后率部归顺唐朝，授任左领军将军。贞观九年（635年），随军大败吐谷浑，因功娶临洮县主为妻。
贞观十四年（640年），跟随侯君集消灭高昌国。贞观二十二年（648年），跟随阿史那社尔打败龟兹，俘虏龟兹王诃黎布失毕。后因攻打西突厥之功，升任左骁卫大将军，封郕国公。此后多次率军击败高句丽。龙朔二年（662年），安抚铁勒九姓叛乱。
乾封元年（666年），契苾何力奉命讨伐高句丽，攻克高句丽七城。总章元年（668年），与李勣攻克大行、振辱夷二城，直抵平壤城下，擒获高句丽国王，灭亡高句丽。契苾何力因功升任镇军大将军等，改封凉国公。仪凤二年（677年），契苾何力病逝，追赠辅国大将军、并州大都督，陪葬昭陵。 裴承光，开国功臣魏国公裴寂的孙子，驸马都尉、河东郡公李律师之子。官至检校左羽林军将军、郕国公。
《旧唐书》、《新唐书》裴寂传中为名为：裴承先。而《新唐书 宰相世系表》中作：裴承光。 吕颐浩（1071年—1139年4月30日），字元直，其先乐陵人，徙齐州。南宋初年名相。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进士，为密州司户参军。以李清臣荐为玢州教授。历官至河北都转运使。高宗南渡，起知扬州，改江东安抚制置使兼知扬州。两入政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以少傅、醴泉观使、前镇南军节度使、成国公致仕。
绍兴九年（1139年），吕颐浩去世，获赠太师、秦国公，谥号忠穆。淳熙十五年（1188年），配享高宗庙庭。为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著有文集十五卷，已佚，今存《忠穆集》等。 曾子（前505年10月12日—前435年），名参，字子舆，鲁国南武城人。十六岁拜孔子为师，勤奋好学，颇得孔子真传。一生积极实践和推行以孝恕忠信为核心的儒家主张，传播儒家思想。
曾子的修齐治平的政治观，内省、慎独的修养观，以孝为本的孝道观影响中国两千多年，至今仍具有极其宝贵的社会意义和实用价值，是当今建立和谐社会的丰富的思想道德修养。编《论语》、著《大学》、写《孝经》、著《曾子十篇》，后世尊奉为“宗圣”，是配享孔庙的四配之一。
唐总章元年 (668年)，曾参被封赠太子少保。唐开元二十七年 (739年)，封为成伯。
宋正和元年 (1111年)， 封为武城侯。咸淳三年 (1265年)，赠成国公。
元至顺二年(1331年)封为成国宗圣公。
明嘉靖九年 (1530年)，封为宗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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