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惠宗登基后,有哪些成就与作为

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即元顺帝，元朝第十一位皇帝，大蒙古国第十五位大汗，也是元朝作为全国统一政权的最后一位皇帝。他是元明宗孛儿只斤·和世㻋长子，元宁宗孛儿只斤·懿璘质班长兄，生母是迈来迪。接下来对百科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1340年，妥懽帖睦尔扳倒权臣伯颜而亲政。亲政初期，他勤于政事，任用脱脱等人，颁行法典《至正条格》、颁布举荐守令法，下令举荐逸隐之士。后期他逐渐怠政，沉湎享乐，致使内忧外患，政局不稳。1368年，明军进攻大都，妥懽帖睦尔出逃，元朝的统治结束。1370年，妥懽帖睦尔驾崩，享年51岁，庙号惠宗，蒙古汗号为“乌哈噶图汗”。

主要成就

政治

至正更化

至正元年(1341年)，元顺帝起用脱脱当政，改元“至正”，宣布“更化”，历史上称为“脱脱更化”。脱脱的改革主要措施有：

恢复伯颜废黜的科举制度;科举制起于隋朝，但元朝建立后直到元仁宗的时候才实行科举制度。伯颜掌权后，为防止汉人做官，下令废止科举。

设置宣文阁，恢复太庙四时祭;

平反昭雪一批冤狱;

开马禁、为农民减负，放宽政策;脱脱上台后，下令免除百姓拖欠的各种税收，放宽了对汉人、南人的政策。此前民间禁止养马，脱脱上台废除了这一禁令。

主持编写宋、金、辽三史。

纂编法典

至元二年(1336年)，在增订元仁宗年间的监察法规《风宪宏纲》的基础上，将有关御史台的典章制度汇编为《宪台通纪》。

元顺帝时期，还编纂了《至正条格》，《至正条格》是元代法规之一。至元四年(1338年)三月，妥懽帖睦尔命中书平章政事阿吉剌根据《大元通制》编定条格，于至正六年(1340年)四月颁行。其中包括诏制150条、条格1700条、断例1059条。但原书卷数已不可考究，根据《永乐大典》记载，共23卷，分祭祀、户令、学令、选举、仓库、捕亡、赋役、狱官等27目。2002年在韩国庆州发现元刊残本《至正条格》，包括条格12卷、断例近13卷，以及断例全部30卷的目录。其中，条格存374条，断例存426条，总数共计为800条。

文化

元顺帝亲政后，采取儒治的文化政策，包括恢复科举、开经筵与太庙四时祭、亲郊祭天、行亲耕礼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编修三史。中国历来有修前朝历史的传统，元朝建立以后，由于正统之争，辽、宋、金三朝的历史一直没有正式编写过。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妥懽帖睦尔诏修辽、宋、金三史，脱脱担任总裁官。脱脱决定辽、宋、金皆为正统，并组织了汉族史学家揭傒斯、欧阳玄，畏兀儿族史学家廉惠山海牙，党项族的余阙，沙剌班(汉名刘伯温)，蒙古族的史学家泰不华等人一起参加修史，开创了各族史家合作修史的先例。

至正四年(1344年)三月，《辽史》修成，脱脱命掾史鼓吹导从，前后辉光，自史馆进至宣文阁，元顺帝穿着礼服迎接，“观者以为近代无之”。不久后脱脱去职，修史的工作由宰相阿鲁图领衔，到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全部完成，顺帝召见阿鲁图等人于宣文阁，阿鲁图说：“臣素不读汉人文书，未解其义。今者进呈，万机之暇，乞以备乙览。”顺帝对他说：“此事卿诚未解，史书所系甚重，非儒士泛作文字也，彼一国人君行善则国兴，朕为君者宜取以为法。彼一朝行恶则国废，朕当取以为戒。然岂止儆劝人君，其间亦有为宰相事，善则卿等宜仿效，恶则宜监戒。朕与卿等皆当取前代善恶为勉。朕或思有未至，卿等其言之。”[15]由此可见，顺帝非常重视三史的编修。

经济

顺帝亲政之初，任用脱脱进行“更化”，其经济政策主要是蠲免赋税、削减盐额、立常平仓等。但当时元朝统治已十分腐败，加之天灾连年，因此国家财政收入不断减少，经济状况依然不容乐观。

至正九年(1349年)，脱脱第二次拜相，为了挽救经济危机，脱脱采取了变钞与治河两大政策。对于变钞之法，遭到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监祭酒吕思诚的强烈反对，经过一番争论后，脱脱仍决意变钞，设宝泉提举司来掌管。所谓变钞一是印造“至正交钞”，实际上就是在旧的中统交钞上加盖“至正交钞”的印，新钞一贯合铜钱一千文或至元宝钞两贯，两钞并行使用，而至正交钞的价值是至元宝钞的两倍;二是发行至正通宝钱，形成钱钞并用的局面，并以钞为母，钱为子，以钱来实钞法。这种做法的实质就是“钞买钞”，即用新钞来搜刮民间的至元宝钞，用铜钱“以实钞法”也是一句空话，因为没有白银作为准备金，是不可兑现的。变钞之法实行以后，很快就发生了恶性通货膨胀，史载“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逾十倍”，其后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宝泉提举司为了军需而大量印钞，使至正宝钞的价值更加贬低，“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视之若弊楮，而国用由是遂乏矣”。

至正年间，黄河决口，脱脱不顾众臣反对，起用贾鲁治河，使黄河恢复故道。顺帝乃于至正十一年(1351年)四月下诏治河，由贾鲁指挥15万民夫和2万戍军展开浩大工程。这次治河用了半年多时间，大功告成，贾鲁献《河平图》。但就在治河期间，韩山童、刘福通等白莲教势力制造独眼石人、发动元末农民起义，为元朝挖好坟墓，因此后世将元亡归因于治河。事实上贾鲁治河本身是成功的，而且没有民夫响应起义，只是白莲教势力利用了治河来发动起义而已。正如《元史》所评论的那样：“议者往往以谓天下之乱，皆由贾鲁治河之役，劳民动众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实基于上下因循，狃于宴安之习，纪纲废弛，风俗偷薄，其致乱之阶，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久矣。不此之察，乃独归咎于是役，是徒以成败论事，非通论也。设使贾鲁不兴是役，天下之乱，讵无从而起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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