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辅政大臣的权利到底有多大

古代辅政大臣的权利到底有多大

古代辅政大臣的权利有多大?下面对百科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通常辅政大臣是老皇帝用惯了的人，资历才干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关键是品德。在老皇帝的权力威望之下，这些臣子小心谨慎，不敢有什么想法，可老皇帝去世小皇帝登基，昔日的臣子慢慢掌握了实际权力后，就尝到了权力的甜蜜滋味，位高权重，多半会自我膨胀起来，或者干脆就有了别的想法。

即使没有“想法”，可把持朝政时间长了，难免有些不够检点的地方，对上不够恭敬，对下不够谦和，得罪之处在所难免。等到皇帝大了，积累的怨气找个机会撒出来，也非同小可。所以说，在这个位置上，基本上是在以二三把手的名义，行使一把手的权力，即使自己没有谋逆篡位的想法和初衷，也多半会落下个权臣的名声。

在这个位置上，管多了不是，干少了也不是;小皇帝顽皮胡闹或者是扶不起的阿斗不好办，太能干了也不好办——这是一个绝对尴尬的二把手位置，真正是无限风光在险峰——显赫却难得善终。司马光曾说：“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执之，久而不归，鲜不及矣。”

历史上的用法

历史上曾处于这个位置而留下好名声的不过周公、诸葛亮等极少数品德高尚能力出众者而已。而即使是这些人，事实上也一直为最高权力者所忌惮。周公辅佐周成王，被孔子誉为圣人，然而周成王实际掌握权力之后，就逼迫周公回到他儿子所在的封国“致仕养老”。而诸葛亮，虽然在世的时候深受刘禅信任和敬重，然而在他死了之后，刘禅一直压抑的不满却在多处流露出来。

再如汉时的霍光拥立昭帝、宣帝，为西汉王朝权力的平稳过渡立下莫大功勋，然而当他为汉宣帝赶车时，汉宣帝看着他的背影却坐立不安如芒刺在背，后来换了车骑将军张安世赶车，汉宣帝就很轻松了。霍光去世后不久霍家灭亡，史家有人曾说“霍氏之祸在于骖乘”。明时的张居正也是一个例子。这些品德高尚为后人所景仰的人物尚且只能得到这样的结果，更何况其他那些人。

就清朝而言，这样的情况也发生过好几次，前有多尔衮，后有肃顺等人。

康熙皇帝即位后的辅政大臣是四个，原意是让其互相牵制，以防再出现多尔衮的前车之鉴，但这四人中却有一个大大的刺头，就是号称满州第一勇士的鳌拜。

当时在四位辅政大臣中，索尼资格老，威信高，是顾命大臣之首。遏必隆是名门之后，屡立战功，却与鳌拜交好。苏克萨哈原本依附多尔衮，多尔衮死后，他立刻站出来告发刚刚死去的多尔衮，这才获得顺治信任，但其威信却不高，爵位也在他人之下。因此名列第四、功勋卓著的鳌拜对排在他前面的苏克萨哈很不服气。

在这种不服气之中，其实还有着更深的因素。原因在于苏克萨哈隶属于正白旗，而另外三人却属于两黄旗(镶黄旗和正黄旗)。当初正白旗旗主多尔衮擅权之时，曾对两黄旗多加打压。多尔衮去世之后，朝局一变，黄旗抬头，白旗失势。苏克萨哈虽以白旗投靠黄旗，但索尼、遏必隆、鳌拜都瞧不起他。

历代辅政大臣都会专权吗？

都会的，这有点迫不得已，因为作为辅政大臣大都有自己一套的执政思想，而肯定有见解不同的人，辅政大臣为了使自己的执政思想可以畅通无阻地传达，就必须压制或是清除与自己政见不同的人，例如霍光打压上官桀，诸葛亮打压李严，不外如是。

自古辅政大臣下场除了上位就是被清算，为何诸葛亮能做到君臣和睦呢？

古代什么职位最危险？不是君临天下的皇帝，不是位居东宫的太子，也不是六宫之主的皇后，而是独揽大权的辅政托孤大臣。自古以来凡居此位者结局大多只有两个，推翻皇帝自己上位或被皇帝清算。诸葛亮开创了权臣的第三个结局，即君臣和睦，互不猜疑。

其实能做到这一点的难度可谓逆天。一般而言作为托孤大臣，独揽大权，架空皇帝，肯定会有很多人前来依附自己，势力必然膨胀，皇帝很难不产生忌惮，再加之身边小人离间，保障君臣和睦难度很大。

作为实际的执政者，在执行政策时难免得罪部分人的利益，甚至得罪皇帝，一旦失去权力极有可能被反攻倒算，所以在互不信任的前提下托孤大臣往往踏上一条不断揽权以求自保的不归路。

从自身而言一朝掌握无上权力难免陷入利令智昏的地步，即便自己修养很高也保不住下面的家眷、家奴仗势欺人。

霍光对于汉朝也可谓兢兢业业，但其妻霍显为了能让女儿上位居然毒死汉宣帝原配皇后。

霍光的家奴也仰仗主子的权力作威作福，有首《羽林郎》的乐府诗便刻画了霍光家奴冯子都仰仗主子势力胡作非为的嘴脸。

所以自古以来托孤辅政大臣下场一般不外乎被清算或上位两种。从霍光、王莽、司马懿到西晋的杨骏，再到宇文护、杨坚，乃至明清的张居正、多尔衮、顾命八大臣皆未能跳出这个怪圈。唯独诸葛亮，身居高位而不自傲，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不好色、不酗酒、不纵情歌舞，不以公谋私。

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自表后主》

临终前也没有把权力移交给自己的儿子、弟弟，却仍不忘以德勉励其子诸葛瞻。

诸葛亮几乎是汇集了古代儒家所提倡的所有品德于一身的楷模，论才智萧何、韩信、王猛皆是一代人杰，丝毫不亚于诸葛亮，论权力司马懿、桓温、高欢、宇文护均独揽大权，论品德历史上坚守儒家道德操守的名臣也不少，但是集智慧、权力、道德于一身者只此诸葛亮一人。

明朝内阁大臣的职权和地位

内阁大臣职权和地位具体体现可以从历史事实和外国人札记看出：
明朝体制为文官政治体系。太祖，成祖时期大权独揽倒是事实。但是自从嘉靖朝内阁体制完善之后。阁权和皇权基本持平。
皇帝除了生杀予夺的大权之外其他权利几乎被内阁分散。内阁的大学士可以草拟谕旨，对皇帝重大的决定还可以封驳.......等等！！！
清朝从雍正朝建立军机处以后皇帝大权独揽，把持朝纲，到晚清居然可以发生“慈禧一言定大统”的事情，让光绪登上皇位。这在明朝是不可能发生的，要知道万历皇帝朱翊君在“国本之争”的时候可是阁臣们的“手下败将”
去查查万历17年不上朝的原因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内阁的存在使万历不能为所欲为，所以消极罢工。
很多人都说崇桢皇帝如何英明，只是时运不济，我恰恰不这样认为，他过于勤政拉，不行还逞能，反而加速拉明朝的覆亡。崇祯17年换52任内阁限制拉内阁的作用，变成拉皇帝一人的独断专行，当时崇祯要是肯听阁臣的建议和李闯议和，明朝不会亡。当时和李自成和后金2边开站就是严重的失误，无论和那一边谈判成功，暂时休战，都不会如此之快覆亡。当然灾荒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还有大规模的鼠疫，明朝后期的鼠疫可以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可怕的一次瘟疫，北京城其实是不功自破的。

在中国历史上，皇帝集神权、皇权、族权于一身，忠君是最高的的政治原则和道德准绳。但到了明朝万历中叶的时候，这种情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
历史上，大臣劝诫帝王的现象是一直存在的，但在万历年间，朝中大臣们争相暴风骤雨般地抨击皇帝，言辞之激烈，态度之强硬，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在古代社会中也是空前且绝后的。
右都御史漕运总督李三才上书指责皇帝：“今阙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则在溺志货财。”
御史冯从吾上书警示皇帝：“（皇帝）谓圣体违和，欲以此自掩……天下后世，岂可欺乎？”
礼部主事卢红春揭露皇帝“装病”说：“若真疾耶？则当以宗社为重，毋务为豫乐以为基祸；若非疾也，则当以诏旨为重，毋务以矫饰以起疑。”
户科给事中田大益痛斥皇帝：“陛下驱率虎狼，飞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剥肤而吸髓，重足而累息，以致天灾地坼，山崩穿竭。”
工科给事中王德完责道：“民何负于君？而鱼肉蚕食至于此极耶！”
注意，这些激烈的言辞，放在任何给一个朝代，恐怕帝王都难以容忍。而上述的话还不是最激烈的。
大理寺评事雒于仁痛斥皇帝“酗酒”“恋色”“贪财”“尚气”，言辞之激烈、情绪之愤慨，简直到了破口大骂的地步了。
李三才历数历代昏庸君王比较万历皇帝，声称：“陛下迩来乱政，不减六代之季。”甚至说出了“天神共愤，大难将作”的骇人心魄的话来。而李三才竟然也因这样的奏疏，被朝野传颂，他本人居然几乎被大家拥戴入阁！
当时的朝中大臣都以“批鳞”为荣，一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而皇帝对此的态度呢？《明实录》记载万历皇帝埋怨大臣们“讪言卖直”，但谏诤者因此被贬责的确实有，而受重罚的却很少，几乎没有发生过因疏谏皇帝而丧生的事情。就连痛骂皇帝酒色财气俱足的大理寺评事雒于仁也只受到引病告退的处理。
万历朝廷对“非君”浪潮的宽容态度，是历史上罕见的。
这样的事情不仅在古代历史上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因为到了清代，这样的事情是无法想象的。连主编《明史》的清代学者对此都极其不理解，说：“怀忠愤之士，宜其激昂抗辞以匡君失。然纳谏有方，务将以诚意。绞圩摩上，君子不为。谓忠厚之意薄，而炫沽之情胜也。”意思无非是说，讽谏皇帝要注意方式方法，怎么能对皇帝破口大骂呢？简直不是为人臣该做的事情。
正所谓夏虫不可语冰，完全被调教成皇帝重视奴才的清人，是难以理解明朝中后期士人的“大胆”的。
其实，以上还只是部分朝廷大臣的“非君”，在朝野之外，“非君”浪潮已经到了街谈巷议的地步了。不想赘述，仅举一例，首辅沈一贯谈及万历二十六年的情景时候说：“往时私议朝政着不过街头巷尾、口喃耳语而已。……今公然编成套数，抵掌剧谈，略无顾忌……”
万历年间是一个孕育着变动的王朝。有人也许会说，万历皇帝的某些做法当然会引起大家的抗议和指责了。但，历史上昏庸的皇帝不计其数，有哪个皇帝当时能受到这样暴风雨般的斥责呢？有哪个王朝能给大家这样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呢？有哪个王朝的大臣和普通百姓能有这样大胆的做法和意识？
万历王朝，实际上已经孕育着中国社会的某种变动，一种启蒙思潮，一种打破皇权至上的思想几乎已经深入人心，可惜的是，它被后来的历史变动所扭曲了，中国的命运在某扇很有希望的大门前嘎然止步。

内阁制度通过传教士利马窦然后被西方人参考，是因为利马窦在他的札记中对当时的政体有明确记载。万历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接近法国路易十四时期，有明显的巴洛克（统治者腐败与经济发展并存）性征。 但国际环境的不同和一系列突发事件导致不同的结局。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六章《中国的政府机构》

“我自己亲眼看到即使皇上也不敢更改这次公开调查的审查官们所做的决定……”“我说看到，是因为所涉及的被判决的人得名单刊为单行本发行全国。”
“虽然我们已经说过中国的政府形式是君主制，但从前面所述应该已经很明显，而且下面还要说的更清楚，它在一定程度上是贵族政体，……如果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所有的文件都必须有大臣审阅呈交皇帝。
我已做过彻底的调查研究，可以肯定下述情况是确凿无疑的，除非根据某个大臣提出的要求，否则皇帝无权封任何人的官或增大其权力。当然皇帝可以对和他家族有关的人进行赏赐，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但这笔赏赐不能列为公家赠款，皇帝所做的赠礼也不能从公款中提取。”
“他们（引者注：指明代都察院所属的十三道监察御史）在某些方面相当于我们要称之为公众良心的保卫者的人，……即使是最高的官员，即使涉及皇上本人或皇族，他们也直言无忌，……他们如此恪尽职守，真使外国人惊奇，并且使模仿的好榜样。无论皇上还是大臣都逃不过他们的勇敢和直率，甚至有时他们触怒了皇上到了皇上对他们震怒的地步，他们也不停止进谏和批评，直到对他们猛烈加以抨击的恶行采取某种补救的措施为止。”
“事实上，当冤情特别严重的时候，他们控诉的就一定很尖锐刺骨，即使设涉及皇上和朝廷也刚直不阿。……所有这些呈送给皇上的书面文件和对他们的答复，都要复制很多份，这样在朝廷发生的事情就迅速传递到全国每个角落。这种文件编辑成书，如果内容被认为值得留给后代，就载入本朝的编年史。
几年前，当今皇上想册立他的次子而不是长子为储君，因为这个幼子受到他和皇后的宠爱，这一更易违反了国法，皇上收到了大量指责他的陈情书，……最后皇上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在大臣们以集体辞职为威胁的条件下，不得不表示在立储这件事情上改变了主意”。

康熙亲政前的四大辅政大臣都是什么身份，鳌拜为什么能够专权？

康熙亲政前的四大辅政大臣索尼（正黄旗）、苏克萨哈（正白旗）、遏必隆（镶黄旗）、鳌拜（镶黄旗），但是，后来四大辅臣关系急剧恶劣，鳌拜想要独揽大权，最终落下个终身软禁地下场。

在清朝康熙亲政的四位辅政大臣中，索尼居于首位，总掌启奏批红等大权，一等公爵，顺治帝指定辅助康熙帝。而排在第二位的苏克萨哈非常富有才干和见识，但后来一直与鳌拜不和。遏必隆则一直为人圆滑世故，不与人争锋，更不会选择站位。其中对权力最有野心的是鳌拜。

鳌拜一心想自己独揽大权，把持朝政，曾经妄想夺权篡位，他瞧不起康熙，更不把小皇帝放在眼里。为了在索尼退下之后及时掌控朝政，鳌拜一方面拉拢遏必隆，一方面借圈地事件打击苏克萨哈。鳌拜十分专横，正值壮年的他对于皇帝之位无比眼红，而且因为自己一直积累的战功，他鳌拜一直在朝堂上军队里颇有地位，所以一直可以独揽大权。

之后迅速成长起来的康熙争对鳌拜的专权训练了一批人，利用他的疏忽大意，把鳌拜召来议事的借口，将鳌拜一举把他拿下，关押于狱中，定了个罪名。从此而鳌拜落了个终身软禁的下场，直到死在狱中。

由此可见，鳌拜的专权首先是因为他自己积累的名望和地位，然后他个人野心膨胀才可以独揽大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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