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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宰相刘景先,他有哪些成就与作为

以史为鉴 2023-07-07 01:39:39

唐朝宰相刘景先,他有哪些成就与作为

刘景先,本名刘齐贤,唐朝时期宰相,右相刘祥道之子。下面对百科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刘景先方正好学,门荫入仕,累迁侍御史。乾封元年(666年) ,袭爵广平郡公,授晋州司马。入为给事中,迁黄门侍郎、同平章事,正式拜相。英国公徐敬业叛乱后,上书营救宰相裴炎,受到酷吏陷害,贬为吉州长史。永昌元年(689年),论罪下狱,自缢而死。唐中宗复位,得以平反昭雪,恢复身份和名誉。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追赠太子太保,图形于凌烟阁。

主要成就

刘景先与父亲、祖父三代都任两省侍郎、典选,他的叔父吏部郎中刘应道、堂弟礼部侍郎刘令植等八人先后后任吏部郎中员外,从唐朝开国以来,实在罕有能和他这一家相比的。

刘景先可以说是标准的官三代,家庭背景雄厚,他的祖父刘林甫在唐高祖、唐太宗年间历任内史舍人、中书侍郎、吏部侍郎,封乐平男,爵位由他的父亲刘祥道继承。刘祥道在高宗年间任宰相,封广平郡公。刘祥道于666年去世后,刘景先就继承了广平郡公的爵位。

也就是说刘景先三代为相,爵位世袭两代,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长大,耳濡目染,他从小才学过人,以方正闻名。按理说应该顺风顺水,一路走下去,但是世事无常,朝廷政权变更太快,在这样的夹缝中,死去的,被贬的数不胜数,刘景先也不幸地成为其中的一个。

刘景先,原名刘齐贤,在唐高宗晚年和武后时期为唐中宗、唐睿宗摄政期间担任宰相。他之所以改名叫刘景先,是因为当时高宗的第六子叫李贤,被立为太子,为了避太子李贤名讳,就改名了。

刘景先起初任侍御史,后来任并州司马。在职期间,恪守本职,兢兢业业,高宗听闻他廉正,很尊敬他。但是自古帝皇的喜爱都会招来妒忌,一次,将军史兴宗在狩猎时对高宗说,并州的鹞很有名,可以命刘景先抓几只。高宗答:“刘景先难道是用来抓鹞的人吗?你为什么这样看待他?”可以看出,在高宗时期,刘景先的话语权还是很大的,皇帝很信任他,并且在高宗临死前,命刘景先、裴炎、郭正一兼东宫平章事辅佐太子。到此,刘景先的仕途也开始走下坡路。

只因,虽说是李哲继位,是为唐中宗,但实权大部掌握在摄政的武太后手中。被控制了许久的中宗终于生出了想独立掌权的想法,但是武则天丝毫不念及母子情谊,直接废了他的皇位,改立其弟豫王李旦,就是唐睿宗。这时候老实巴交的裴炎就不乐意了,数次建议武后将权利给睿宗,多次谏言之后引起了武后的不满,直接指控他谋反,投入狱中,当时朝臣很多都为他说情,刘景先就是其中最活跃的一个。并且以自身的仕途作为担保,说“如果裴炎是那种谋反的人,那么我也是。”当时武后很明确的说她知道裴炎谋反的证据,但是不知道你的。结果过了没多久,武后直接无视掉自己先前的说法,以谋反罪逮捕了刘景先。年底,裴炎被处决,刘景先连着被贬多次。

公元689年,武后手下酷吏指控刘景先有罪,连什么罪状都没说,就将刘景先逮捕了。见此情景,刘景先生无可恋,与其死于莫名其妙子虚乌有的罪名,还不如直接自行了断,一死百了,管它后世说什么,就直接在狱中上吊死了,他死后,武则天并没有放过他,而是将其财产全部没收,作为官三代的刘景先还是很富有的。

只能说一朝天子一朝臣,被历史的漩涡卷住脚的人都被拉入其中,刘景先、裴炎等人,都是很有能力、贤良之人,只因忠心于李唐王室,不满武则天执掌朝权,便遭受不白之冤几经贬谪,英雄无用武之地,被小人、被政权给弄死。

刘禹锡的文学成就有哪些

  刘禹锡是唐朝著名的诗人,下面我为大家介绍了关于刘禹锡的文学成就有,欢迎大家阅读!

  诗歌内容

  刘禹锡的山水诗,改变了大历、贞元诗人襟幅狭小、气象萧瑟的风格,而常常是写一种超出空间实距的、半虚半实的开阔景象,如“水底远山云似雪,桥边平岸草如烟”(《和牛相公游南庄醉后寓言戏赠乐天兼见示》),“野草芳菲红锦地,游丝缭乱碧罗天”(《春日书怀寄东洛白二十二杨八二庶子》)。再如《望洞庭》;在这静谧空灵的山光水色中融入了诗人的主观情感,构成了一种恬静平和的氛围。不过,虽然刘禹锡说过“能离欲则方寸地虚”,但是他积极参与永贞革新,其实还是要在社会中实现人生理想;他的性格也比较倔强,受道家影响,诗中倒是常常表现出高扬开朗的精神。如《秋词》二首之一、《同乐天登栖灵寺塔》,都有一种高扬的力量。由于有了含蓄深沉的内涵、开阔疏朗的境界和高扬向上的情感,刘禹锡的诗歌便显得既清峻又明朗。 刘禹锡又多次贬官南方,这也是民歌盛行的地方,所以刘禹锡常常收集民间歌谣,学习它的格调进行诗歌创作,如《白鹭儿》诗以隐喻方式写自己孤高的情怀,但用的是轻快的民歌体。还有一些完全仿照民歌的作品,如《竹枝词》、《杨柳枝词》、《堤上行》、《蹋歌词》、《浪淘沙词》、《西塞山怀古》等,都很朴素自然、清新可爱,散发着民歌那样浓郁的生活气息,以下两首尤为传神:《堤上行》三首之二、《竹枝词》二首之一。

  作品风格

  刘禹锡及其诗风颇具独特性。他性格刚毅,饶有豪猛之气,在忧患相仍的谪居年月里,感到了沉重的心理苦闷,吟出了一曲曲孤臣的哀唱。但他始终不曾绝望,有着一个斗士的灵魂;写下《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重游玄都观绝句》以及《百舌吟》、《聚蚊谣》、《飞鸢操》、《华佗论》等诗文,屡屡讽刺、抨击政敌,由此导致一次次的政治压抑和打击,但这压抑打击却激起他更为强烈的愤懑和反抗,并从不同方面强化着他的诗人气质。他说:“我本山东人,平生多感慨”(《谒柱山会禅师》)。刘禹锡早年随父寓居嘉兴,常去吴兴拜访作为江南著名禅僧兼诗僧的皎然和灵澈,据其《澈上人文集纪》自述,当时他“方以两髦执笔砚,陪其吟咏,皆曰孺子可教”,这一早年经历对其后来的诗歌创作影响很深。

  刘禹锡的诗,无论短章长篇,大都简洁明快,风情俊爽,有一种哲人的睿智和诗人的挚情渗透其中,极富艺术张力和雄直气势。诸如“朔风悲老骥,秋霜动鸷禽。……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学阮公体三首》其二)、“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天地肃清堪四望,为君扶病上高台”(《始闻秋风》)这类诗句,写得昂扬高举,格调激越,具有一种振衰起废、催人向上的力量。至于其七言绝句,也是别具特色,如:“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浪淘沙词九首》其八)“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树小山词。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杨柳枝词九首》其一)就诗意看,这两篇作品均简练爽利,晓畅易解,但透过一层看,便会领悟到一种傲视忧患、独立不移的气概和迎接苦难、超越苦难的情怀,一种奔腾流走的生命活力和弃旧图新面向未来的乐观精神,一种坚毅高洁的人格内蕴。再如他那首有名的《秋词》,全诗一反传统的悲秋观,颂秋赞秋,赋予秋一种导引生命的力量,表现了诗人对自由境界的无限向往之情。胸次特高,骨力甚健。刘禹锡深信道教,在很多年以后他还说,写诗的人应该“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董氏武陵集纪》),前句即指语言的简练与含蓄,后句即指主体的观照与冥想。所以他一方面重视通过锤炼与润饰使诗歌的语言既精巧又自然,而反对多用生僻字眼,提出“为诗用僻字,须有来处…… 后辈业诗,即须有据,不可率尔道也”(《刘宾客嘉话录》);另一方面,他又极重视主体的观照与冥想,在《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诗引》中他曾说: “能离欲则方寸地虚,虚而万景入;入必有所泄,乃形于词。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清;由慧而遣词,故粹然以丽。”

  刘禹锡的诗大多自然流畅、简练爽利,同时具有一种空旷开阔的时间感和空间感。像他的名句如“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越中蔼蔼繁华地,秦望峰前禹穴西。《酬浙东李侍郎越州春晚即事长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都是他对历史、人生进行沉思之后的一种感悟。这种感悟以形象出现在诗里,不仅有开阔的视界,而且有一种超时距的跨度,显示出历史、现实、未来在这里的交融。

  刘禹锡的咏史诗十分为人称道。这些诗以简洁的文字、精选的意象,表现他阅尽沧桑变化之后的沉思,其中蕴涵了很深的感慨,如《酬浙东李侍郎越州春晚即事长句》《西塞山怀古》《乌衣巷》《石头城》《蜀先主庙》等都是名篇。

  辞赋

  除诗歌与论说文外刘禹锡的辞赋创作在唐代辞赋史中,乃至整个辞赋史中也是重要的不可忽视的环节,其存赋十一篇,与唐代各家所存辞赋数目相较,也不算少了。马积高在其著作《赋史》中评价中唐时期的辞赋家,列柳宗元为首位,韩愈、刘禹锡并列其次,又将柳宗元之辞赋同屈原相提并论,即可见一斑。而实际上,刘禹锡本人也是对自己的文章水平颇有自信的.,在其《子刘子自传》中他说:“天与所长,不使施兮。”这里的“所长”指的即是自己的长于文词,而在这“文词”之中当然也包括辞赋在内。在刘禹锡的十一篇辞赋作品当中以《秋声赋》最受后人推崇。

  由于刘禹锡的辞赋多数创作于贬谪时期,因此逐臣之悲与怀才不遇便成了其辞赋创作的重要主题,骚怨情怀是其主要的情感寄托,同时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也贯穿始终。此外,除了反映贬谪愁思的作品,其辞赋还有应试科举所作的律赋——《平权衡赋》,怀古伤今的《山阳城赋》,悼亡的《伤往赋》,描写景物风俗的《楚望赋》。作为唐代重要的文学家与哲学家,刘禹锡的诗歌成就较高,是唐诗研究的重要领域,而诗文又为当时的文学主流,故刘禹锡的辞赋创作必然要受到其诗歌创作影响的。例如刘禹锡诗歌的主题便影响着他辞赋的主题,许多在其诗歌中描绘的场景画面、表达的情感内容,同样也出现在他的辞赋作品中,因此研究其诗文与辞赋的互动关系是其辞赋研究的有利环节。

  论说文

  刘禹锡的文章以论说文成就为最大。一是专题性的论文,论述范围包括哲学、政治、医学、书法、书仪等方面。哲学论文如《天论》三篇,论述了天的物质性,指出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观点,并在当时的科学水平上分析了“天命论”产生的社会根源,在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其他方面的论文如《答饶州元使君书》、《论书》、《答道州薛郎中论方书书》、《答道州薛郎中论书仪书》,都征引丰富,推理缜密,巧丽渊博,雄健晓畅。二是杂文。一般因事立题,有感而发,如《因论》七篇;也有的是“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如《华佗论》、《辩迹论》、《明贽论》等。这些作品,短小精悍,隐微深切。或借题发挥,针砭现实;或托古讽今,抨击弊政,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刘禹锡认为自己所长在“论”,韩愈所长在“笔”(《祭韩吏部文》),反映了他对自己的论文的重视。刘禹锡的散文,与他的诗歌一样,辞藻美丽,题旨隐微。柳宗元说他“文隽而膏,味无穷而炙愈出”(刘禹锡《犹子蔚适越戒》引),为深中肯綮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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