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什么一定要重用塔齐布，而且不断地保举塔齐布呢

曾国藩为什么一定要重用塔齐布，而且不断地保举塔齐布呢

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了一篇关于曾国藩的文章，欢迎阅读哦~

早年，曾国藩在湖南练湘军的时候，重用过塔齐布。

塔齐布字智亭，是满族人。他跟一般的八旗子弟不一样，出身于八旗的下层，家境一般，身上保留当年八旗入关时的那种朴实彪悍、豪爽、能吃苦的特性，没有一般八旗子弟的恶习。

他先是在北京火器营中当护军，之后被拣发到湖南，在绿营中做了都司，后来，升了游击，不过是绿营中的“末弁”，即下层军官。曾国藩编练湘军的时候，从绿营里聘请三个教练，教湘军士兵练技艺、练阵法。其中有一个就是塔齐布。

经过一段时间观察，曾国藩把其他两个人辞掉，仅留下塔齐布。从此，曾国藩不断地在皇帝面前保举塔齐布，说这个人忠勇可靠，可堪大用，甚至在给皇帝的折子里，说出这样的话:“如果塔齐布以后作战不利，临阵脱逃，臣与他同罪。您可以连我带他一起处理。”

不过三年时间，塔齐布就由一个普通的基层军官，升到湖南提督，一品大员。

塔齐布打仗，真的这么厉害吗?

有一次，曾国藩给湖南巡抚骆秉章写信，说了一段大实话。他说，“塔公实无方略”。

据传，第二天要打仗，下属都到塔齐布大帐里面，请示明天怎么打，身为统帅，总要对下属有一番布置，比方说你主攻，你助攻，你埋伏，你追击，你迂回，等等，塔齐布从来不会这样做，永远就是一句话:明天打仗，大家各出几成人马，一起往前冲吧。由此可见这个人打仗的本事并不高明。

曾国藩为什么一定要重用塔齐布，而且不断地保举塔齐布呢?

关键因素在于，塔齐布是个旗人。

大清王朝是满人的天下，朝廷掌权的满族亲贵，最忌讳的是什么?就是汉人掌兵权。

曾国藩是汉人，所练的都是以湖南汉人为主体的湘军。朝廷嘴上不说，内心十分忌讳。湘军的势力发展越大，在朝廷心中的潜在威胁也就越大。

他非常清楚，所以，他一定要通过重用塔齐布这件事，给皇帝一个明确信息:这支部队不单纯是汉人的部队，它永远在皇帝控制之下，对皇帝忠心耿耿。

曾国藩重用塔齐布，正是为了冲淡湘军汉人部队的色彩。说白了，曾国藩算的不是军事账，而是政治账。

请介绍一下曾国藩！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谱名传豫，字伯涵，号涤生，清朝湖南长沙府湘乡白杨坪（现属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天子坪）人，宗圣曾子七十世孙 （系出曾氏南宗），中国近代政治家、军事家、理学家、文学家，与胡林翼并称曾胡。

曾国藩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同治年间封一等毅勇侯，又授世袭罔替，谥文正。

扩展资料：

国藩论古文，讲求声调铿锵，以包蕴不尽为能事；所为古文，深宏骏迈，能运以汉赋气象，故有一种雄奇瑰玮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为后世所称。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变化、发展，又选编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以作为文的典范，非桐城所可囿，世称为湘乡派。

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其文风影响。著作收于《曾文正公全集》中。

生前出版影响深远的《曾国藩家书》，另还著有《挺经》、《冰鉴》等现代畅销书。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曾国藩

什么是知己知彼，百人百用？

人生成功与否不全在于自身的实力，更在于是否有适合发挥实力的地方，是否有懂得欣赏自己的人。

在现代社会里，想在竞争中占据主动就要做到“知己知彼”，想打造一个优秀的团队就要学会百人百用。在鉴别、选拔、任用人才方面，曾国藩有自己一套办法，有知人之明、用人之智和树人之道。

能不能鉴别、选拔、任用人才，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吏治世风，还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因此，曾国藩对于人才非常重视，不论在何时都注意留心人才。所以后来就有人评价他说：“曾国藩之好才爱士，为当时之最。故中兴将吏大半出于其幕”……此类评价之多，可以说难以一一列举。

善于识人用人是曾国藩成功的根本要诀。他认为，“为政之要，首务得人”，“得一好人，便为天地消一浩劫”，“多事之秋，得一人则重于山岳，少一人则弱于婴儿”。但是用人极难，知人尤难，所以他慨叹“人不易知，知人不易。”俗话说：“人心隔肚皮”，想真切地了解一个人很难，但也不是没有办法。

经过长期实践，曾国藩提出了一套认识、鉴别和考察人才的理论和方法。

他在《应诏陈言疏》中提出应以“考言”为主，看他是否具备一定的语言文字能力，除此之外，还要考察志、态、品、思多个方面。例如就“志趣”而言，曾国藩认为卑微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高贵者“墓往哲盛隆之轨”，高低贵贱立时可判；就“品行”而言，人才要以“朴实廉介为质’，要有操守而无官气，这是考察和选拔人才的标准；就“思想”而言，曾国藩认为要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妄言。

除此之外，曾国藩甚至还发明了“相人”之术，就好比医者的“望闻问切”，从神骨、刚柔、容貌、五官、须眉、声音、情态、气色等方面来“相人”。虽然有许多迷信色彩，但是也不乏某些合理的内容，对于识别和选拔人才还是有一些可取之处的。

曾国藩知人用人的高明，仅从他的幕府组成人员来看，就可窥见一斑。

他幕府中的人才可以用包罗万象来形容，主要有谋略、作战、军需、文书、制造等几个方面。其中每个方面都有三五个行业的代表者，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人才。因此，当时就有人评价曾国藩幕府人才之盛：“幕府人才，一时称盛，于军旅吏治外，别有二派：日道学，日名士。道学派为：何慎修、程鸿诏、涂宗瀛、倪文蔚、甘绍盘、方谋诸人。名土派为：莫友芝、张裕钊、李鸿裔诸人……时文正幕中，有三圣七贤之目，皆一时宋学宿儒。

文正震其名，悉罗致之。”

当时，全国各处的军官几乎都聚集在曾国藩的军队里，总共不少于二百人，幕府中还有一百多人，这还不算幕府外的候补官员、学子、各门类的专家，多而全面，几乎是全国精英的积聚地。由此可见，曾国藩的声望和功业对人才的吸引力。

曾国藩对自己身边的幕僚和营中将领也有许多中肯的评价。对于胡林翼，曾国藩说：“胆识绝人，威望夙著”，“才大心细，为军中万不可少之员。”

对于左宗棠，曾国藩说：“其才可独立一面，固已历有明征。其虽求才太急，或有听言稍偏之时，措词过峻，不无令人难处：而思力精专，识量闳远，于军事实属确有心得”，“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左帅平定甘肃之后，恐下文尚长，亦由天生过人之精力，任此艰巨也。”

对于李鸿章，曾国藩说：“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之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竞青出于蓝，亦未可知”，“才大心细，劲气内敛，可胜汀苏巡抚之任”，“用人行政不改常度，而高掌远跖，治事清核，实鄙人所不逮”，“殊为眼明手辣”。

对于杨载福，曾国藩说：“气韵沉雄，出奇制胜。”对于彭玉麟，曾国藩说：“淡于荣利，退让为怀。”在论及营中诸将时，曾国藩说：“塔齐布，一威望之将；毕金科，一骁悍之将，王福、韩升均属难得之才……”

王安石说：“人才难得亦难知”。因此，如何正确认识人才，将不同人才用到最合适的位置，是当政者需要着意关注的问题。曾国藩在这方面已经做了成功的范例。他手下的人才不管是太平天国时期还是洋务运动时期，大都与他风雨同舟，为他的伟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曾国藩在《应诏陈言疏》中，详细列举了培养人才的各种方法，即教诲、甄别、保举、超擢，并将其形象地比喻为种植禾苗。教诲，犹如种植耕耘禾苗；甄别，犹如铲除杂草；保举，犹如灌溉禾苗；超擢，犹如天降甘雨，使禾苗蓬勃生长。

曾国藩不仅把自己的理论通俗化，还从古人那里寻找依据以增强说服力。

例如他引《淮南子》说：“功勋可以通过努力来获得，声名也可以通过努力来获得”；又引董仲舒的话说：“勤学好问，就会知识广博；以道德标准行事，那么德行就会日有所进”；还引用《中庸》的话说：“别人花一分功夫，自己就花一百分的功夫，别人花十分的功夫，自己就花一千分的功夫”，以自己的加倍努力来获得成功。

由此可见，曾国藩不但精明、善教育人，还能引证论典，比喻形象地阐述思想，使他的思想成为对后世影响很深的财富。

除此之外，曾国藩对人才的养成也有自己的一番认识和见解，他认为人才的培养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勤勉”。曾国藩这一人才培养思想，可以从他对李鸿章的教诲中看出来。

李鸿章原本是曾国藩的门生，当他得知曾国藩在江两征剿太平军的时候，立即动身前往江西，希望能够得到曾国藩的重用。但是当他到了曾国藩的军营后，曾国藩并没有立即接见他，李鸿章一等就是一个月。于是，李鸿章通过在曾国藩幕府任职的陈鼐探听消息。当陈鼐向曾国藩提起李鸿章的时候，曾国藩故意冷冷地说：“少荃是翰林，很了不起!他想来我这里，恐怕他才高气大，容他不下呀。也许回京任职更有前途呢!”

陈鼐听出了曾国藩的话外之意，赶忙说：“大帅，这些年少荃经历了许多挫折和磨练，已不同于往昔少年了。大帅何不给他一个机会呢?”曾国藩既然收李鸿章为徒弟，必然是欣赏和喜欢他的，只是弟子有缺点时，为师的应该加以指点并帮助其改正。在官场上，心高气傲、锐气十足并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曾国藩只是借此时机磨练李鸿章而已。也正是因为有这种良师的指导，才使李鸿章成为了晚清时期继曾国藩之后又一个顶梁的人物。

总而言之，人生成功与否不全在于自身的实力，更在于是否有适合发挥实力的地方，是否有懂得欣赏自己的人。认为自己是个人才就不仅要修为自己，也要观察别人。用人的人更要有非凡的洞察力、支配力、培养力，做到这样才是真正的伯乐。

一定要重用能吃苦耐劳之人？

“能吃苦耐劳的人是正人”曾国藩认为，所以，他在任用人时，特意强调“耐劳”二字不可少，并且让部下及朋友在为他举荐人才时，也要考察其是否有耐劳的好品质，曾国藩还认为：吃苦耐劳是一个人办事的根本，如果能任用一批吃苦耐劳的人，将来就会大有用处。

曾国藩用人时喜欢选择那些能吃苦耐劳之人。当曾国藩攻陷被太平天国长期占领的地区后，如安徽省，人人视其为畏途，避之犹恐不及。这样，曾国藩就不得不保奏一批人充任地方官员。同时，曾国藩每到一处，就弹劾不支官吏，又以整顿吏治为念，因此也有许多空缺留给了幕僚。在直隶，从江南抽调大批幕僚北上，待机补缺，一次即达十一员这多，’钱应薄、薛福成、吴汝纶、陈鼐、游智开、赵烈文、方宗诚等都是这次调去的。其后除随曾国藩返回江南的钱、薛、吴等人外，留于直隶者均先后补授实缺，既对直隶吏治有所补益，亦使这些追随多年的幕僚找到出路。

战争期间非重奖厚利不足得人死力，曾国藩利用幕府训练与培养出大批人才，并委以重任，保举高官，以至“荐贤满天下”。这样，保举也就成为了曾国藩吸引人才、鼓励士气的主要手段。

曾国藩的保举，主要有汇保、特保、密保三种，它反映不同的情况、级别、待遇。湘军每攻占一城、夺回一地或打一胜仗，曾国藩就办一次汇保之案，于奖励作战有功人员的同时，也以劳绩奏保一部分办理粮台、文案、善后诸务的幕僚。

特保多以荐举之才的方式保奏，如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以常州士绅办团坚守危城为由，一次就特保周腾虎、刘瀚清、赵烈文等六员。密保之案则专为立有大功或特别优异的人才个别办理，或专密折，或夹带密片，如保奏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之密折待等。

汇保与特保皆属一般保案，人数较多，办理稍宽，只能保奏候补、候选、即用、简用之类，或仅保一官衔，且有时全准；有时议驳，或只批准一部分。因实缺有限而记名、候补之类无限，所以用汇报之案开空头支票就成为曾国藩乃至所有统兵将帅在战争期间鼓励士气的主要手段。这种办法初由曾国藩创立，但后来风行全国，愈满愈烈，成为晚清一大弊政。

密保是最容易得实位的一种保举方式。按照惯例，各省督抚每年年终要对司、道、府、县官员进行秘密考核，出具切实考语，“以备朝廷酌量黜陟”，故清政府对此极为重视，“措词偶涉含糊，即令更拟”，官员的升迁黜皆以此为据，战争期间清政府基本上仍沿用此法，虽候补官员奏保甚滥，而实缺官员的补授则非地方督抚出具的切实考语不可。因这些考语是秘密的，任何人不得外泄，所以。这种考核办法及其考语，称为密考。而依照此法保奏官员即称为密保。也正因为这一点，汇保一般只能得到候补、候选、即用、即选之类，而只有密保才能得到实缺官员，所以，曾国藩欲保奏实缺官员，就只有密保。咸丰十一年奏保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人的八字考语极有力量，说李鸿章“才大心细，劲气内敛”，左宗棠“取势甚远，审机甚微”。在左宗棠评语中，又加“才可独当一面”，沈葆桢“器识才略，实堪大用，臣目中罕见其匹”。清廷很快准奏，左宗棠授浙江巡抚，沈葆桢授江西巡抚，李鸿章授江苏巡抚，由此可见密保作用之大。所以曾国藩奏称：“臣向办军营汇保之案稍失之宽，至于密保人员则慎之又慎，不敢妄加一语。上年奏片中称‘祝垲在豫，士心归附，气韵沈雄，才具深稳，能济时艰’，虽不敢信为定评，要可考验于数年数十年以后。”

曾国藩奏保幕僚，‘按奏保方式可分为直接奏保、委托奏保和交互奏保三种。直接奏保即由其本人具折出奏。这种办法最为便捷，在受保幕僚中所占比例最大，但有时却不大方便。例如刘蓉和郭嵩焘二人，追随最久，功劳亦大，才能足任方面，曾国藩早想让他们升任高位。而碍于儿女姻亲，例应回避，不能由自己出奏，只好托人代办。第一次曾国藩打算将刘蓉送到湖北由胡林翼保奏，因故没有办成。其后骆秉章人川奏请携左宗棠同行，曾国藩留左而荐刘，终于达到目的，使刘蓉二年之中连升四级，由候补知府跃居陕西巡抚之位。郭嵩焘则先由李鸿章保为两淮盐运使，再托两广总督毛鸿宾奏保广东巡抚。有时是因事暂离，奏保不便，也托人代办。如同治四年曾国藩北上剿捻时，只带部分秘书人员随行，便将留在两江总督衙门中的幕僚一一托付给署理江督李鸿章，要他予以奏保。交互奏保亦是遇有某些不便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例如，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后，欲整顿皖北吏治，又怕受到直接管辖这一地区的安徽巡抚翁同书的阻挠，便致函对翁有恩的湖北巡抚胡林翼，要求安徽与湖北间各举数员，交互奏保，庶几“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翁碍着胡的面子，不便拒绝，遂使曾如愿以偿。

幕僚追随幕主，出谋划策，出生人死，曾国藩自然酬以实惠，这也是赵烈文所说的“集众人之私成一人之公”的意思。曾国藩奏保幕僚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要确实为他干事，不怕艰难，不讲条件，否则，他是不肯保举的。刘瀚清的例子最能说明问题。刘是江苏武进入，原是湖北巡抚胡林翼的幕僚，负责草拟奏稿，很受胡的器重。咸丰七年（1857年）四月，太平军席卷苏、常，胡林翼病情日危，刘瀚清身当幕主及形势危殆之时，辞归乡里，引起胡、曾的不满。胡林翼于同年六月奏保十六人，刘瀚清不在其列。同治元年（1862年），刘瀚清进入曾国藩幕府，以后又随曾北上镇压捻军。但移督直隶时，刘又迟疑不肯随行。在曾国藩的眼里，刘是不能任艰巨的人，因此虽敬其有才，但也不保举。此外，还有三种人曾国藩不愿保奏，一是才高德薄名声不佳之人，一是才德平平迁升太快之人，一是个人不愿出仕之人。

第一种人如周腾虎、金安清等，往往一人保案，即遭弹劾，心欲爱之，实却害之。周腾虎刚受到奏保，即遭连章弹劾，遂致抑郁而死，使曾国藩大为伤感。曾国藩以后接受教训，对屡遭弹劾、名声极坏的金安清在幕中为他出力效命之时，力排会议，坚持只用其策，不用其人。第二种人如恽世临、郭嵩焘等，皆经曾国藩直接间接地奏保，于二年之内连升三级，由道员超擢巡抚，复因名声不佳，升迁太快而被劾降调。曾国藩亦从此接受教训，待同治四年（1865年）九月清政府欲令丁日昌署理江苏巡抚而征询曾国藩的意见时，曾国藩即直抒己见，认为丁日昌难以担当此任，并提出自已的理由，结果，清政府接受了曾国藩的意见，随即撤消此议。至于第三种人，本人不愿出仕或不愿受人恩德，受保之后本人不以为恩，反成仇隙，颇令曾国藩伤心。

随着渐握实权，门庭广大，尤其是出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后，曾国藩既有地盘又得清廷倚重，奏保候补官职自不待言，即请旨简放实缺，亦无不获准。这一时期，曾国藩奏保人数之多，官职之高，都是空前的。此时，清政府对曾国藩等人的奏请几乎有求必应，以至咸丰十一年至同治四年的五年之中，曾为曾国藩幕僚的五位道员皆被破格重用，分别超擢为江西、江苏、广东、湖南等省巡抚。李鸿章、沈葆桢、左宗棠三人，论资格都不够，沈、李是由道员直升巡抚，是军兴以来超升中极为少有的例子。左宗棠论出身只是个举人。三人任封疆大吏前，多属幕僚之类。恽世临半年两迁而至，郭嵩焘、李鸿章则二年之中连升三级，由道员位至巡抚。同治三年六月湘军攻占天京之后，清政府开始对地方督抚的权力略加限制。吏部颁布新章规定，凡各省保荐人员，寻常劳绩概不准超级保升及留省补用。对粮台保案挑剔尤甚，使曾国藩不得不变换手法，免遭部议。其后曾国藩奏保幕僚，多以整顿吏治、推荐人才为词。尤其北上与捻军作战和移督直隶前后，都曾奏保大批幕僚升任实缺。

曾国藩“保卫长官制”读后感思

原文:

曾国藩决定，凡是临阵脱逃的将领，不管你当时有什么理由，都立刻打发回家，永远不再录用。

湘乡知县朱孙诒，是曾国藩父亲的好友，因为在战争中临阵脱逃，被曾国藩断然逐出湘军。曾国藩练兵时，他最小的弟弟曾国葆一直追随着他做他的助手，希望通过军事一途建功立业，但是曾国葆一军在战争中表现不好，也在被裁之列，被曾国藩赶回家乡。曾国葆回到家乡后感觉无脸见人，几年闭门深居，足不出户。

经过这样严厉的整顿，湘军人马由一万七千人，一下子只剩下了五千人。

大幅减员不怕，因为曾国藩除了罚，还有赏。曾国藩批准那些在战斗中表现勇敢的将领招兵买马，扩充队伍。塔齐布部、罗泽南部、彭玉麟部、杨载福部因此迅速扩充，湘军人数又恢复到万人以上。

从此之后，曾国藩还为湘军立下这样一条规矩：一旦某军统帅战死，除非本部有受拥戴的继任将领，否则必全军遣散回乡，另行招募成军。这样一来，部下打仗的时候都会全力保护自己的长官。因为只有保住长官，你才有个人发展的机会。所以，王闿运在《湘军志》中说：“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从湘军之制，则上下相维，喻利于义。将卒亲睦，各护其长。”

曾国藩高明就高明在他用制度解决了别人用道德去解决的问题。保卫长官本来是一种道德要求，但曾国藩通过制度使它变成了符合下属自身利益的一种行为。

感思:

用制度去解决道德问题，我觉得很好！尤其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自制力往往不够。

但有人又说这是道德绑架。这一点就跟我之前一直思考的研究生上班打不打卡的问题有点类似。

比如我们是小实验室，一共五个人。以前的时候，师兄师姐很自觉，基本上八点半就来了。但是我常常迟到，一开始我还可以以上课为由。但是高年级之后，我没有了理由，却养长了迟到的习惯。作为高年级，不能以身作则，就有带坏了实验室的风气。我不敢当众提出来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不舍得对自己下狠手，因为一直希冀着自己有一天可以按实验任务出现在实验室，而不是必须要打卡，即使有一天自己有点私事，不能好好处理。另一个方面，因为我一个人迟到严重，要建立一个严苛的制度，从而约束住所有人，对于那些平时九点左右来的人有些太刻意了。我心里自然想到了强烈的反对声和怨恨声。一个人的错，却要所有人来背！是会招人恨的就像之前种子整理的任务。

我自己是设定了两种上班方式可供选择:

核心思想是 “自律给你自由，主动把握未来”

关于出勤问题:

如果能主动来，则归为 自律名单 ，时间就自由掌握，重点是能把工作做好。如果不能主动来，就加入 打卡名单 ，实行上下班打卡制度。并且半有赏罚制度。最简单的，比如连续打卡32天，可以奖赏重新回到自律名单，只有两次机会。

比如但是对于不服从管理的人，一定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工作效率底下，懒散，拖延，等问题，只能解决迟到早退的表象。根本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还有一个工作汇报的问题，我觉得也应当类似的实行，如果主动讨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则“自律给你自由”，如果不能则，按照日志，周报，月报填写标准化的进度报表。并按时提交给老板。人数过多时则由5-10人为一组提交给小组长，最多再由小组长汇总提交给上一级小部长。内容条目设计上要简单容易，不会花费太多时间。可以进行同步，这样就不用上传那么麻烦了。制度的作用是监督促进，不是成为阻碍。

每一个制度，权利和义务要能够匹配。也就是制度得以实施，必须要赏罚分明！最简单的，比如连续打卡32天，可以奖赏重新回到自律名单，只有两次机会。自律名单的自带时间自由的奖赏，而打卡名单的人，工作时间不在实验办公区域超过半小时必须至少提前一小时 亲自口头向老板告假 ，不接受书面，代传，信息邮件等方式，同时还要参加 日志周报活动 ，(自律的人可以选择性参加)。 无故缺勤 (包括工作时间随意外出超过半小时，无故迟交或不交日志周报)， 一经发现，处以100元罚款！ (罚款由谁来执行和保存，这是个问题，我刚刚想到可以由财务来管理！比如非正规在编的张老师，或者再狠点，发红包到群里) 罚款作为实验室公益基金，可以用做春秋游，每周一次的水果，生日蛋糕，年终业绩大奖。当然如果这些制度切实有效的执行下去，我想实验室的科研风气会改善，工作效率会提高，科研产出会增多。那么自然会有新的基金，老板也就可以有余力负担春秋游和每周一次的水果。毕竟这些在我刚来的时候都是有的，而现在，实验室陷入了财政危机。所有福利都没有了。

比如之前的百度云的方案。我觉得方案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在方案具体化实施，可行性(简单易操作执行起来才方便，比如打卡，就是过去刷个卡或者人脸识别一下就好了，不会再制度上耽误大家太多时间)，奖惩措施上，师生(或者说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没有达到统一。好的制度需要强有力的执行者或监管者，要么其完全以身作则，要么其类不同位于三界之外。执行中出了问题也没有及时反思和解决，讨论出更为恰当可行的方案。这是管理者或者监督者执行力的问题。造成了方案提出却不能执行下去。

其实，我觉得是问题的问题，可能只是因为我就是那个问题吧！对于其他人，不存在的。所以，我还好好想想如何有效地自我管理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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