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英宗赵曙为什么会欣赏苏轼详解其背后原因

宋英宗赵曙为什么会欣赏苏轼详解其背后原因

宋英宗赵曙为什么会欣赏苏轼?其实在当时欣赏仰慕苏轼是非常正常的，因为苏轼真的非常有才华，下面对百科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宋英宗赵曙是宋太宗赵广义的重孙子，是宋仁宗赵祯的堂兄赵允的的第十三个儿子。宋仁宗自己的三个儿子都早夭，所以帝位后继无人，在公元1035年的时候，赵曙就被宋仁宗接到了皇宫中抚养，还给他赐了名字叫做赵宗实，还让曹皇后抚养赵曙。

1058年，丞相韩琦、龙图阁直学士包拯等人又向仁宗提了要立储君，仁宗说后宫又有怀孕的，此事等等再说。结果没多久，后宫确实有人生产，但是后来生出来个女孩。1062年，赵宗实被立为皇太子，后改名为赵曙。

赵曙听到诏命后称病，想推辞不当这个皇子，还请人撰写奏疏，奏疏上了十多遍，但是宋仁宗还是没有同意，还下诏让同判大宗正事安国公从古等人前往劝告赵曙服从皇命，于是众臣到赵曙卧室扶起他送入皇宫。赵曙这才勉强答应做皇太子，还吩咐自己的人说：“谨慎地守好我的房子，等皇上有了后嗣，我就会回来住。”

1063年，宋仁宗逝世，曹皇后昭告了宋仁宗的遗诏，让赵曙继承皇帝位。后赵曙继位，是为宋英宗。赵曙即位之后就开始断断续续的生病，由于生病所以政务上面就由曹太后来垂帘听政。一些宦官就常常向曹太后说赵曙的坏话，致使两宫之间产生了嫌隙后。韩琦、欧阳修在这中间好言相劝，两人关系才有所缓和。后来宋英宗身体痊愈之后就自己亲政，在1066年的时候立了自己的儿子赵琐为皇太子。一年之后赵曙就因病去世了。

根据历史上的记载，宋英宗十分仰慕北宋时候的大才子苏轼，而且是在没继位之前就已经听说过苏轼了。宋英宗从小就喜欢读书，喜欢这样一位大文豪说起来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在继位之后，宋英宗原本想按照唐朝时候的惯例，把苏轼召到翰林院来入职，并且还准备授任他任知制诰一职。但是当时的宰相韩琦却提出来说，苏轼是一个能够大器晚成的人，将来一定能够得到皇上的重用，现在朝廷要做的就是要好好的栽培他，这样全国上下的文人学士看到苏轼的例子，都会为皇上你效力的。到那个时候，这个是人心所向，所以不会有人对这个有什么异议了。但是如果皇上这个时候突然重用苏轼，天下的士大夫们恐怕会对此多有微词，或者怀疑苏轼的能力，这对苏轼是非常不利的。

赵曙问韩琦，如果让苏轼担任修起居注怎么样，韩琦说，修起居注的官职和知制诰官职在性质上是差不多的，而且官品也差不多，让他做修起居注还不如就让他做知制诰，这样之前的安排也都白费了。所以最后宋英宗只是任命苏轼在史馆试用。

当然最后苏轼也没有和韩琦说的那样受到了朝廷的重用，当然这也跟宋英宗在位仅仅五年有关。要是宋英宗能够长寿一些，对于苏轼来说，他的命运可能会有非常大的不同，不至于这样嗟叹半生了。

宋太宗一脉宗室众多，宋仁宗却要选赵曙继承大统，为什么？

宋太宗一脉宗室众多，宋仁宗却要选赵曙继承大统，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儿子、根据礼法，仁宗想建立一个继承人。特别是赵元芬家的二儿子赵云朗。十二个儿子，大部分已经长大成人，与仁宗膝下子孙的凋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这个角度看，即使是仁宗堂侄子赵元芬一脉，选择余地还是很大的。

仁宗选择了赵允朗的儿子赵宗实，这其实更有关系，因为赵宗实的父亲赵允朗当年差点当上皇帝。宋真宗也是子嗣单薄，皇子相继去世。他担心赵云朗与皇宫有关。收养，在赵祯出生后，赵云朗才被送回。赵允谅也是真宗的养子，他与仁宗的关系自然比他的哥哥宋仁宗要大，宋仁宗是宋真宗的第六个儿子，也是真宗唯一活到成年的儿子。

仁宗的生母李忱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妃子，而真宗的皇后刘娥却没有生孩子。因此，真宗皇帝后来让刘娥抚养宋仁宗。宋真宗死后，宋仁宗顺利登上了皇位。当时，他还很年轻，而刘太后在朝中听政。直到刘太后去世，宋仁宗都没有认出他的生母李忱。李宸妃也在刘太后去世前一年去世。这就是著名的 "狸猫换太子 "故事的雏形，后来被人们所解读。宋仁宗在位40年，死时54岁，寿命不短。他推举的宋英宗在位仅四年，但他也活到了36岁。

　　 三十六岁对今天的人来说自然不长，但在古代也不算太短。毕竟，唐宋时期人们的平均寿命只有30或40岁。是像大文豪苏轼一样，两鬓斑白时还不到40岁，就自称是 "老夫聊发少年狂"。正是因为古人的短命，才有了 "人生七十古来稀 "的说法。另外，当宋仁宗选择宋英宗作为他的继承人时，宋英宗的身体状况良好。他的身体在登基后的第三年开始迅速恶化，最终他无法承受病痛的折磨。

大才子苏轼的官宦浮沉之路（二）

苏轼，20岁中进士，当时的主考官是欧阳修，对于考中的举人都把当届的主考官敬为老师，这是在古代有这不成文的规定，谁当这届的主考官，考上的人都是主考官的门生故吏了，考中之后，都要去拜访主考官的。苏洵父子三人来京城之前，就已经仰慕欧阳修已久，苏洵在四川的时候，才学闻名，托友人张方平把自己的文章呈给欧阳修阅览，这次携儿子进京赶考，也是专程来京城拜见欧阳修。苏洵的几篇托人呈上的文章，欧阳修看完也非常喜爱，特意呈现给皇帝看，并在皇帝面前建言，希望皇帝能安排个职位给苏洵，以示人才不可流失，皇帝当时没有处理这件事，就耽搁下来了。苏轼如今和弟弟子由都中了进士，也都有做官的资格了。古代的士林之人，尤其是考中进士的，离朝廷安排官职的时间，都有一段缓冲器，这些士子可以借此间隔时间去外面郊游，也可以借此机会认识一些官场朋友，文人雅士，以便扬名于世。苏轼兄弟因为科举文章写的好，一时闻名于市，当时很多文人都争相阅读，更希望一睹苏轼兄弟的尊容。

在京城风光几个月后，等待朝廷授予官职。苏轼的第一份任命是在仁宗嘉佑三年，任陕西凤翔大理评事，通判。也是属于基层县里的官职。通判的官职，仅次于州官，属于地方官职的二把手，可以独立的行使文书，直接上奏朝廷，也是起到监督正职和协助一把手的官员。这个位置，很多知名的前辈，如范仲淹，欧阳修也都经历过，也是向上攀升的履历官职。苏轼在这个位置上干了三年，直到仁宗皇帝驾崩，新任的英宗皇帝比较器重他，想提拔他直接为翰林学士，这样的高升，也是进阶太快了。因为英宗仰慕他的才华，想擢升他，但当时的宰相韩琦没有同意，上书皇帝，拒绝这样的升迁，说苏轼资历不够，需要历练一段时间，也是为他考虑。最后，苏轼被安排在朝廷的文史阁里当差，充当皇家的图书馆管理员了，苏轼也借此机会阅览珍贵的文物和书籍，名人手稿，名家字画。

就在京城皇宫充当史馆管理员的时候，苏轼的妻子去世了，苏轼悲痛万分。直到前妻去世十周年后，苏轼写了一篇悼念亡妻的美文。抒发和前妻的新婚恩爱的日子，追思往日的夫妻感情，怀念失去的爱妻。其文文词感情真切，意境凄凉。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妻子去世后，次年，苏轼父亲苏洵也病逝。兄弟二人不得不辞官回去丁忧守孝。从京城把父亲的灵柩运回四川，也是千里迢迢，一路水陆交通，异常艰辛。古代丁忧守孝是三年，一般当官之人，必须辞去官职，等守孝三年后，就可以复职，一般只要守孝27个月，可以继续做官和婚配了，在丁忧期间，不准婚娶，也不准大吃大喝，声色娱乐。宋朝比较注重孝道，对于居丧期间都需要考核的，回奏朝廷。苏轼因为丧偶，等守孝三年后，也需要续弦，就娶了前妻的堂妹，王杰的女儿为妻。苏轼比王氏大11岁，此时，王氏刚好满20岁，苏轼前妻去世，留有一子，也有9岁了。

英宗赵曙在位4年便去世了，英宗本是仁宗皇帝的侄子，仁宗无子，过继英宗来继承帝位，英宗本名赵宗实，后赐名赵曙，也是仁宗和大臣商议的结果。仁宗在位多年，都一直没有立太子，直到自己病危的时候，才选择了赵曙，也是征得大臣们的同意。前期跟后宫曹太后有过节，英宗继位之除，担心被废，生了一场奇怪的病，疯疯癫癫的，群臣不得已，让曹太后听政，后来，英宗恢复正常，可以亲政了，在宰相韩琦的建议下，曹太后才把大权交给英宗自理。不料英宗在位4年就驾崩了，传位于太子宋神宗。这年轻天子神宗皇帝，继承皇位开始，就想大干一场。因为前面仁宗皇帝庆历期间，范仲淹的新政没有改革成功，到了神宗在位，他想再一次的改革，恢复宋朝的军事实力和国富民强，收复被辽国占领的州郡，以及对付西夏国。年轻皇帝对于江山社稷是充满了激情，想依托托孤老臣协助，进行改革，富国强兵，不料，老臣都是守旧派，不想大动干戈，神宗为了改革能大刀阔斧，提拔不少锐意改革派进入两府（中书省，枢密院），特别提拔了敢于改革的新派人士王安石进入中书省，直接当宰相。历史上的著名的王安石变法，正式登场，一场自上而下的经济改革，影响深远。

宋朝名相辈出，仁宗皇帝在位40年，很多知名人士，宰相先后有吕夷简，晏殊，富弼，韩琦，枢密院有范仲淹，欧阳修等一批当时文章绝伦之士充任两府。仁宗去世后，英宗在位4年，宰相主要是富弼和韩琦领衔，枢密院主要是欧阳修领衔主政。后来，欧阳修因为英宗的生父赵濮死后，如何给予死后追尊的问题，进行了一场争论，中书省和御史台进行了朝堂相互攻击，最后，虽然中书省占了上风，罢黜了一批谏官，但留下了后遗症，那些谏官，御史私下密谋，开始攻击权势稍弱的欧阳修，最后竟然用流言蜚语来肆意诋毁欧阳修，说欧阳修私通其长子媳妇，丑化欧阳修，经过这样的恶意攻击，欧阳修进行了反击，最后在皇帝英宗的支持下，虽然证实了自己的清白，惩罚了那些谏官，但这场争论，彻底让欧阳修对于自己在朝堂担任宰辅大臣深感惶恐，为了自己的一世清白，欧阳修也萌发了急流勇退之意，多次上奏希望皇帝能准其外任，去颍州（阜阳）上任，想在那里养老送终。

神宗皇帝当政，欧阳修已经恩准外放颍州就任，对于王安石变法，他也没有过多干涉，主要是因为王安石也是他的门生，对于晚辈学生现在当上了宰相，进行一场改革，也是作为老师的一种荣誉。欧阳修想到了过去自己辅助范仲淹进行庆历新政的事迹，觉得改革是当务之急，只要能富国安民，不扰民，也就是善政了。但对于王安石改革的一些措施，也感觉到了不合适，尤其是“青苗法”，觉得不可推行。另一方面，当时王安石改革之初，阻力很大，都是过去的老臣反对，也是欧阳修的同事兼好友。王安石变法，废黜了不少反对派老臣，这个时候，欧阳修也不方便出面带头干涉。最主要的原因，欧阳修已经意识到自己到了这个年纪，也需要安度晚年，何况，欧阳修当时还有眼病，身体也不大好。最后，他采取静观其变，在他的管辖州郡没有施行“青苗法”。也是间接的反对新政了。王安石对老师这样的公开发对新政，也没有追究，皇帝也体谅他年老公忠体国，也不忍心加罪与他。

王安石变法期间，凡是反对的大臣，都贬谪外地，司马光，苏轼这样的文学名人，也不例外。当时，王安石是神宗皇帝身边的大红人，改革派不允许守旧派反对，遇到障碍，都需要进行打击调任，确保新政能畅通进行。本来，王安石也有心想把德高望重的老师欧阳修请回来一起参与改革，写几封信邀请，不料欧阳修已经彻底厌恶了官场，退意已定，也就没有答应去京城任职，神宗皇帝多次邀请，也不来就任，最后，王安石也觉得老师也是内心抵触反对新政，不再邀请欧阳修上京为官。

苏轼初次被贬于何地，请听下回分解。

“平淡”帝王----宋英宗赵曙

赵曙（1032年2月16日－1067年1月25日），即宋英宗（1063一1067在位），原名赵宗实，后改名赵曙，宋太宗赵光义曾孙，商王赵元份之孙，濮王赵允让第十三子，宋仁宗赵祯养子。宋朝第五位皇帝。

赵曙幼年时被无子的仁宗接入皇宫抚养，赐名为赵宗实。担任左监门卫率府副率，后历任右羽林军大将军、宜州刺史、岳州团练使、秦州防御使。嘉祐七年（1062年），被立为皇子，改名赵曙，封巨鹿郡公。

嘉祐八年（1063年），赵曙即帝位。赵曙为帝之后，任用旧臣韩琦等人，与辽国和西夏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治平三年（1066年），赵曙命司马光设局专修《资治通鉴》[1]。

治平四年（1067年），赵曙因病驾崩于宫中福宁殿，享年三十六岁，在位五年，谥号为宪文肃武宣孝皇帝，庙号英宗，葬于永厚陵（今河南巩义孝义堡）。元丰六年（1083年）十一月，加谥体乾应历隆功盛德宪文肃武睿圣宣孝皇帝。

赵曙非常重视读书和书籍的编写整理。治平元年（1064年），司马光写成了一部《历年图》进呈给赵曙，赵曙对此大加赞赏。

治平三年（1066年），赵曙命司马光设局专修《资治通鉴》。赵曙同意司马光选聘助手成立书局编写历代君臣事迹的请求，批示将书局设在崇文院内，特允许其借调龙图阁、天章阁、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的书籍。不仅如此，赵曙还批准提供皇帝专用的笔墨、缯帛，划拨专款，供给书局人员水果、糕点，并调宦官进行服务。赵曙的批示，极大地改善了司马光编修史书的条件，使编写《资治通鉴》的宏伟事业自一开始就有了坚实的后盾。司马光为了报答赵曙的知遇之恩，在此后漫长的19年里，将全部精力都耗在《资治通鉴》这部巨著的编纂上。

一副好牌打得稀烂——苏轼的官场悲剧，是偶然也是必然

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听到有人用这样一句话安慰那些倒霉蛋，大概意思就是贼老天给你关上了一道门的同时，弄不好还会替你打开一扇窗。当然啦，这种只能拿来糊弄小年轻的所谓心灵鸡汤早就烂大街了，现在的成年人基本都能免疫。

因为生活的现实是，就算贼老天终于大发慈悲的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之后的结局往往就是顺手关上了所有的门，而且还都是铜墙铁壁的那种。

所以西晋名将羊祜才会慨叹“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故有当断不断。”（《晋书·卷三十四·列传第四》）

就像我们在游戏中培养英雄，天赋点总是不够用，突出特长就得暴露特短，综合发展就意味着平庸废材。而在人生中，又何尝不是如此？

说到诗才词华，用一句唐有李青莲，宋有苏东坡就足以镇压华夏文坛数千年——别人能文思如泉涌就足称大才，这二位大神呢？如泉涌、如尿崩那算状态不佳。一旦情绪来了，名词佳句就好像火山爆发、钱塘大潮一样拦不住、没法挡，只能任由其一溃千里……与其同时代的文人墨客，要么只能羡慕嫉妒恨，要么如老杜那般化身超级粉丝迷弟，要么干脆像欧阳修一样心服口服的“当避此人出一头地”（《宋史·卷三百三十八·列传第九十七》）。

如此超凡脱俗的天赋，只能说老天爷过于偏爱了——这何止是开门开窗，简直是替他俩活生生的拆了整整一面墙！

但上天又是公平的，在毫不吝啬的将他俩的文才天赋树点爆之后，并不会慷慨的附赠额外的点数顾及其它，于是悲剧就发生了……

李白先不去说他，今天就聊聊苏轼。说到这位苏仙儿，那可是千年以降在东亚汉文化圈里堪称无敌的存在，无论诗词、文章、书法、绘画乃至美食、医药、茶艺等方面都能专治各种不服。然而文学和艺术并不能当饭吃，这位苏大文豪在事业和生活上的能耐就让人比较无语了，连个凡夫俗子都赶不上。

比如说身为一名官员，苏轼就神奇的把官做得越来越小不说，还一路从汴梁做到了琼州。要是这家伙再多活几年，没准还能把官做到国外去，也不知道算不算是替大宋朝开疆拓土了……

在古代、尤其是科举时代想当官，有没有经世济民的本事，能不能替君解忧、为民抒困啥的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书要读得好，还得擅长考试，即必须得是个学霸——要是通不过科举考试成为进士，哪怕你才比萧何、孔明，也只能对着朝堂官场干瞪眼，根本没机会施展才能。

从这个角度而言，苏轼天生就是个做官的料。这货不仅诗词文章如有神助，而且论到做学问和考试的本事，整个天下也没几个人敢说比他强。

北宋景祐三年（公元1037年），苏轼生于四川眉山。21岁时首次出川赴京赶考，结果这个生性大大咧咧的家伙就捅出了个大篓子——他在会试中洋洋洒洒的写了一篇名为《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简直是字字珠玑、妙到颠毫，深受考官好评。可是苏轼在文中引用的一个名为“三杀三宥”的典故，却让一众学问深厚的老学究们挠破脑袋也想不到出处，谁知却是这货胡诌出来的：

话说古人对待学问的态度是非常严谨的，尤其是对先贤、经典更是奉若神明。这要是换个古板些的考官，就凭苏轼这么胡闹轻则也得把他当场黜落，重则打为儒家败类，从此不再录用也不是不可能的。

幸亏苏轼运气好，摊上了嘉佑二年进士科的主考官欧阳修。老欧阳身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北宋一代文坛盟主，虽然官当得一塌糊涂，但素有识人之明，又有提携后辈之量，所以对苏轼的胡作非为不但一笑了之，还钦点其为会试第二名，遂成一段佳话。

而苏轼这个会试第二名的含金量那可是杠杠的，放到其他年份恐怕能顶上好几个状元的分量。为啥？因为嘉佑二年进士科可是号称“千年龙虎榜”——北宋从仁宗（后期）、英宗、神宗、哲宗到徽宗（早期）这50年间的大部分军、政、学等领域的精英几乎都被这一科一网打尽。有多精英？唐宋八大家这一科中了三大家（苏轼、苏辙和曾巩），号称儒学北宋五子中有两位（张载、程颢）被这一科抓了个正着；王安石变法最为倚重的四大干将（吕惠卿、曾布、章惇、邓绾），著名学术世家“南丰七曾”中的四曾（曾巩、曾布、曾牟、曾阜）以及北宋诸多自号“文帅”中唯一靠谱、堪称名将的王韶都是在这一刻中的进士，其中官至枢密副使以上者就超过了10人（详见《 科举史上的千年龙虎榜——聊聊神奇的北宋嘉佑二年进士科 》）。

而在这一众牛人中高居会试第二名的苏轼，自然就是牛人中的牛人。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在十几二十年后衣紫腰黄、身居政事堂，成为大宋朝层出不穷的名臣良相都不在话下。

不过苏大学霸居然觉得自己没考好，当然他不会像好友章惇那样选择“复读”（章惇拒受敕诰，两年后卷土重来高居会试第五），而是选择了挑战地狱级难度的制科考试。

关于何为制科，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见《 科举很难考？在宋朝的制举面前那都是小儿科 》这篇文章。对于没兴趣点链接的朋友，我要强调四点——第一，制科考试非常设。两宋319年间才开过制科21次，其中南宋有据可查的仅开过1次；第二，制科考试对应试者的资格要求极高，不但需要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以上级别的高官推荐，考生还需要通过名为“阁试”的摸底考试。如果说制科考试是地狱级难度，那么阁试就是十八层地狱级的，能将绝大部分考生统统干掉；第三，制科考试成绩分五等七级，其中第一、二等从不授人，所以考生即便拿了满分也只列第三等，以下为第三次等、第四等、第四次等和第五等；第四，两宋科举共录取过进士近3万人，加上诸科、恩科、武举等考试通过的人数不小于10万。而能考过制科的有多少？答案是区区49人……

而能毫无争议的拿到制科第三等这个满分成绩的，整个大宋朝也就苏轼一人而已。

（另有一个叫范百禄的，《宋史》、《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等史料记载也考了个第三等，但在《宋会要辑稿》中将范百禄记为第四等。）

科举千年，隋唐时尚不完备，明清时则愈发保守僵化，唯两宋之时文风最盛，选拔出来的人才最佳。而苏轼作为大宋朝第一学霸，自然也堪称千年以来第一考试大牛。有多牛？当年众多考生听说这货带着弟弟前来应试制科，居然一哄而散，几乎无人敢与其同场较量：

这样的苏轼，理所应当成为大宋朝官场的宠儿、日后朝堂上的佼佼者。

说到苏轼，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词开豪放一派”：

事实上这种印象是极其片面的。要论豪迈，苏轼固然能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赤壁怀古》）；要论豁达，苏子瞻亦能写下“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要论乐观，苏和仲可以笑谈“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望江南·春未老》）；要论离愁，铁冠道人也能慨叹“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缺月挂疏桐》）；要论奇思妙想，东坡居士可以通灵到“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要论闲情逸致，苏仙儿更是能慵懒到“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行香子·清夜无尘》）。

即便是比起婉约深情，“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这样的千古绝唱，又岂是某些无病呻吟乱拍栏杆的妖艳贱……那啥能比的？

可以说论到吟诗填词，苏轼可谓无所不能。就像他在考场那样大可横剑在手，向天下人大吼一声“无敌是多么寂寞”，估计也没人敢蹦出来跟他嘚瑟。

问题是在史册中、在后人的心目中，苏轼是个无所不能的大文豪，可是在现实的生活中，他的身份首先却是、也只能是个大宋朝的官员。毕竟在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是那些高端人才们惟一的前途和出路，苏轼也不能例外。

然而相对于文章诗词对于苏轼来说“就是玩”一样，这家伙当官的本事恐怕就要加上一个字——就是玩笑。

最开始时，他遇到的问题是运气很差。

嘉佑二年苏轼高中进士。正当他名动京师、打算大展身手之时，却传来母亲病逝的噩耗，于是他只能按制归乡为母守孝。

三年后，苏轼王者归来，又一举高中制科三等，为“百年第一”。于是在冗官无数、实职稀缺的仁宗朝，初入仕途的苏轼便被授正八品的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判官，前往地方锻炼4年后，又调入京中判登闻鼓院——这是典型的潜力股升迁路线，意味着苏轼已经进入赵祯的视线，成为了重点培养对象。

只可惜苏轼的运气实在太差了。正当这颗冉冉升起的政坛新星进入快速成长期，先是赵祯驾崩，跟这位“先帝”各种不对付的宋英宗赵曙即位，苏轼遂遭冷落。紧接着，他的父亲苏洵又不幸病逝，苏轼只能再度弃官归乡替父守制。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当苏轼再度回归时，北宋政坛早已面目全非。赵曙英年早逝，对苏轼完全不熟悉的新帝、宋神宗赵顼在位，而且还任用王安石开始变法，引起了旧党的激烈反弹，政争遂起。

从此以后，苏轼便开始了各种花式作死。

苏轼本身没有什么坚定的政治倾向。只不过身为传统的士大夫，他深受欧阳修等师友的影响，所以对变法自然没什么好印象。再加上这货天生自带大嘴巴的属性，动不动就对变法的各种弊端大加讽谏，于是遭到了新党的集火打击，很快就被轰得焦头烂额，不得不自请出京避祸。

从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到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这段新党最得意的时间里，苏轼一直在北宋的大好山河间四处流窜，先后出任杭州通判、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和湖州知州。看似仕途还算顺畅，可是在北宋官场上，哪怕把地方官做出了花来，只要没机会进京依旧是废材一个，没有任何前途可言。

不过苏轼进京的机会还是很快到来了，只不过不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进京赴任，而是凄凄惨惨的被押解到汴梁受审——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说起文字狱，很容易让人想起明清两朝。事实上史上首个大规模爆发文字狱的，居然是文风昌盛、对士大夫极为优待的宋朝。两宋文字狱之多不亚于清朝，比如奏邸之狱、乌台诗案、同文馆之狱、车盖亭诗案、胡铨奏疏案、李光《小史》案、《江湖集》案等等，仅宋高宗赵构一朝，据统计相关案件就不下20起。不仅如此，两宋300多年间禁书、焚书等事件也层出不穷，其中私史成了重灾区。类似清朝明史案的文坛祸事在两宋屡见不鲜，比如《唐鉴》、《东斋记事》、《晁补之文集》等都在禁毁之列，连后来被儒家推崇备至、堪称宋明理学奠基人的程颐的著述都没有逃脱毒手。

而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由苏轼引发的乌台诗案。

这货本身就反对变法，再加上赵顼和王安石过于急躁、用人不当，以至于各项新法令在执行阶段弊端百出，苏轼在任职地方时就深有体会，于是对变法恶感更剧。于是在元丰二年因迁任湖州给找赵顼写谢表时，又没管住自己的嘴发了几句牢骚：

须知此时王安石已经二度罢相，变法完全由赵顼一手主持。此前赵顼隐身幕后时，旧党们还可以打着反对老王的名义攻击变法，那叫党争，没啥大不了的；如今皇帝赤膊上阵成了新党的总头头，再反对变法就是反对皇帝，那岂不是要造反了？于是聪明人纷纷溜之大吉，连号称旧党旗帜的司马光都躲进洛阳的地窖里写书去了，就剩一个傻不愣登的苏轼还敢跳出来嘚瑟，立刻被火力全开新党大肆攻讦，被弹成了棉花。

于是赵顼勃然大怒，下令抓捕苏轼归案，而且还摆出一副非弄死他不可的架势：

话说这种待遇在“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宋朝是极其罕见的。而且在审讯期间，宰相王珪、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里行舒亶、国子博士李宜之等官员还不顾“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祖训，千方百计的罗织罪名试图置苏轼于死地，以至于绝望的后者都在狱中交待后事了。幸亏有宰相吴充等旧党暗中营救，王安石、章惇等新党干将也反对因政争杀人，还有曹太后这个苏轼的“铁粉”出面说情，这才让他逃过一劫。

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苏轼还是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用以安置贬黜官员的职位，无职掌），并受到监视居住。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因赵顼驾崩、太后高滔滔临朝称制后反对变法并任用司马光为相，苏轼作为旧党的中坚力量重获启用。他不但很快被征召入京，还火箭式升官，很快就由礼部郎中升任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直至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再度成为官场上炙手可热式的人物。

此时到元祐八年（1093年）高滔滔去世、宋哲宗赵煦亲政后再度推动变法尚有8年光阴，如果苏轼老老实实的跟着旧党大佬们厮混，晋身政事堂成为国家重臣、保余生荣华富贵并非什么难事。可要是不嘚瑟、不惹祸，那他还是苏仙儿吗？

新党得意时，苏轼成天发牢骚、说怪话，结果惹得人人喊打，差点连小命都丢掉。现在旧党上台了，把那些曾经让他深恶痛绝的新法统统废除，结果苏轼又认为旧党与新党是一丘之貉，没一只是好鸟，又反对尽废新法：

这下好了——新党依旧视苏轼为仇雠，旧党则抨击他是墙头草。于是乎两派首次同仇敌忾的全力集火攻击苏轼，烧得这货外焦里嫩，在京城再也待不下去了，只好灰溜溜的再度自请出任地方。

不过苏轼毕竟在新旧党中都有朋友一大堆，所以这次并没有受到什么迫害。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他晋为龙图阁学士、知杭州，此后又先后知颍州（今安徽阜阳）、扬州、定州（今河北定州），小日子过得还算美滋滋。

不过随着赵煦亲政、重新任用章惇为相，这位已经跟苏轼反目成仇的昔日老友立即进行打击报复，将苏轼打发去尚为蛮荒之地的惠阳（今广东惠州）跟野人打交道。不过老苏向来豁达乐观，往好了说是善于苦中作乐，说难听点就是毫无城府，甚至有点缺心眼……所以这货还优哉游哉的在惠阳赋诗一首以自娱：

章惇为人激烈，但也并非赶尽杀绝之人，本来也没想把苏轼这位旧友如何。谁知有小人来打小报告，说苏轼居然在惠阳“春睡美”，把老章气得七窍生烟，干脆又一脚把他踹到了昌化军（今海南儋州），让这货到天涯海角好好睡大觉去。

昌化军属琼州，也就是今天的海南。在宋朝海南可不是什么好地方：因为极少对犯罪的官员处以死刑，因此流放就成了“极刑”，其中又以流放琼州为最重，非罪大恶极者享受不到这个待遇。但凡是流放到海南的官员，不仅意味着仕途彻底完蛋，而且形同变相死刑——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海南遍地“瘴疠”，外地人去了必死无疑。

可是苏轼依旧死性不改，在昌化军过得很开心不说，而且又赋诗一首，把海南岛视作故乡：

幸亏此时章惇已经下台，否则暴脾气的老章不再开一记大脚、把这货踹到国外当官才怪。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宋徽宗赵佶颁行大赦，苏轼得以复任朝奉郎（正七品散官，无实职）。次年他在北归途中病逝于常州，享年65岁。南宋时，宋高宗赵构追赠苏轼为太师，此后又被宋孝宗赵昚追谥“文忠”。

在今天，如果某作家、诗人之类的纯粹文人被任命为政府高官，一定会让人莫名惊诧，觉得不可思议。但这种事在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不过是官场上的常规操作，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

毕竟在科举千年的历史中，能考中进士、继而成为官员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写文章的水平。尤其是在北宋王安石变法前，科举最重诗词，要是当时哪个名臣良相脑袋上没挂上个诗人的头衔、没有几首名作传世，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但是学问好、诗词佳跟成为一名合格甚至优秀的官员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这当然是瞎扯淡。历史上固然不乏官声与文名双优的范例，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依然是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

在学而优则仕的时代背景下，绝大多数名臣良相就算他们的文章诗词水平很高，但能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其出色的政治能力。而要是没有这个本事，哪怕胸中文才诗华充溢到爆炸，结果也只能是然并卵。

所以李白毕生到处自荐求官而不可得，苏轼则是捧着金饭碗却把官越做越小、越做越远。

这其实并不难理解。

李宗吾先生总结了数千年历史中所谓成功人物的经验，得出了“厚黑”二字真言，可谓是精辟至极。然而苏轼之所以能成为“全才式的艺术巨匠”（《苏东坡传》），如果也需用二字总结，那就应该是“天真”。

正因为天真，所以他至情至性、至纯至诚，所以他才能那般的豁达豪迈、和蔼可亲、机智幽默，无论进退得失皆能自得其乐。哪怕全世界都在与之为敌，然而在苏轼的眼中，这个世界仍然是美丽的、让他无限留恋的，所以才会写出那些脍炙人口、恍如天成的神仙诗词。

唯有如此，苏轼才能成为千百年来备受敬仰爱戴的苏仙儿。

可是天真与厚黑又是永远无法交叠的两个极端，于是苏轼又用他一生的经历给我们展示了一幕官场倒霉蛋的悲剧。

这是苏轼的悲剧，却又是无数后人的幸运。毕竟所谓的名臣良相在史书中多如牛毛，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

而苏仙儿，才是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必不可少的那唯一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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