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后,秦国的宗室贵族还有特权吗?下面对百科小编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相关内容。
战国中期,法家思想在理论和实践基础上已经逐步发展完善,所以列国在法家的指导下,开始了新一轮的变法。
但是面对着不同的政治环境,各国变法发展极不平衡,有共性也有个性。在变法运动中, 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两种派系的倾向:
李悝、吴起、商鞅算是一派,而申不害算是一派。他们解决现实问题的手段并不相同,一个靠的是法,用法的权威性和公平性来削弱贵族,发展国力。
一个用术,以君主的手段来限制贵族,使国君的权力最大化。而随着时间有先后、规模大小、程度深浅,当然收效也不相同。
商鞅入秦,怀揣着魏国强大的秘密,但到底这一套在魏国看来行之有效的东西是否也符合秦国的国情,到底哪一种才是秦国和秦孝公需要的呢?
秦孝公在《求贤令》中明确表示希望能够“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但是三晋趁着秦国内乱,夺取河西,“诸侯卑秦”,所以孝公想的是“强秦”,收复河西地,开疆扩土,他求的是有强国之术的人才。
商鞅从自己极其渊博庞杂的学识中取出了“霸道”,这才是秦人最感兴趣的。至于如何能够实现霸呢? 商鞅认为是法。那么应该如何运用呢?商鞅对于以前的李悝、吴起两人的经历和教训,应该是有所研究的。在对二人的研究中,商鞅结合秦国的实际,提出了一套创新性的治国方略。
我们从文献中可以看到,商鞅首先通过“南门徙木”,使民众相信政府的法令是言出必行的, 这样就为以后法令的出台和实施铺平了道路,其后出台的法令,基本原则都是从李吴二人之处学得,但是我们又可以看到商鞅的创新,他不拘泥于前辈的经验,而是创造性地将其发挥。 特别是对于宗室贵族的打击。
西周时期实行世卿世禄制,这些世袭贵族,“出则乘车马衣美裘以为荣华,入则修竽瑟钟石之声而安其子女之乐”,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实质上并没有什么治国才能,完全是靠祖先的荫恩。
而那些出身阶层比较低的有才能的知识分子却进入不了统治阶层。这种现象在战国时期已经比较突出,成为当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要想以才举人,就必须对世卿世禄制度加以批判。
战国时期,东方诸侯国都在变法过程中对准亲亲传统和世卿世禄制开刀,魏国首先变法,在改革中“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淫民即世代享有政治经济特权、“无功而食”的旧贵族,这些人的存在势必会扰乱乡里秩序,破坏社会风气,要变法革新必须对这些势力和不劳而获的现象予以打击,夺其禄以予有才能之人。
历史实际证明,那些靠荫恩出仕的旧贵族,不再见于当时魏国的政治舞台,而一大批出身较低的士人,如李悝、吴起、西门豹等却因有功于国,而获得高官厚禄,成为政坛显宦。但是这并没有固定下来成为一种制度,故只能奏效于一时。
吴起在楚国变法时规定“废公族之疏远者”,“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对旧贵族的政治经济特权进行了限制并逐步取消,剥夺了旧贵族的部分特权,这是李悝上述措施的翻版,虽然有了一定的制度性的规定,但还要照顾三代一百多年的时间,很容易丧失发展的良机。
秦国继踵而后,后来居上,在打击血亲贵族方面采取了最彻底的措施。孝公时期,任用商鞅进行变法改革,商鞅有先见之明,在打击宗室贵族方面不遗余力,采取直接打击的方法,并以法令的形式固定下来。
秦国由于其历史进程的特殊性,宗法制比较薄弱,但是如果不加以限制,可能秦宗室也会象六国的世家大族那样发展壮大,从这一方面来看,商鞅对宗室贵族的打击是很有预见性的。
商鞅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将秦宗室一下子从特权者打成平民,要想有特权有爵位,就必须立有军功,与平民同,不得例外。相对于东方六国的变法而言,是比较彻底的。这是对世卿世禄制度最为彻底的否定,改变了自春秋以来卿大夫世代把持国家政权的局面,有效地防止了宗室贵族专权。
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宗室贵族始终未能形成一种同君权相抗衡的力量,没有出现象六国那样宗室贵族长期专权的现象,相反在战国后期形成了布衣将相的格局,与这条法令的实施不无关系。
太子犯法,刑其傅黥其师,以此为契机,法的公正性公平性得到了民众的首肯,为在全国推行新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收到了“明日,秦人皆趋令”的显著效果。“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这在秦国是确实推行过的。
最终,战国晚期的韩非将两者统一起来,并加入了势治的内容,使得法家的思想得到完善,虽此思想未践行于韩国,却受到秦君嬴政的大力推崇,并由其同学李斯运用在了秦统一后的政治建设中。
公元前219年,刚刚称帝两年的 秦始皇嬴政 ,第一次把他的巡游车队开向了东方。
在他的巡游过程中,一项重要事程便是刻石颂德。
嬴政 希望借此向天下人宣布, 是秦统一了天下,是朕让七国归一 。
在《琅琊刻石》中,除了颂德,更附了一份详细的随从官员名单。
而这份长达10余人的名单中,有许多我们熟悉的名字,却唯独没有我们期待的那个。
两年前,就在 嬴政 刚刚成为 秦始皇 的那一年,咸阳宫大殿上曾进行过一场激烈的廷议。
丞相 王绾 提出,现在天下一统,而燕楚齐之地,太过偏远难制,不如立诸公子为王,管理这些地方。
然而,廷尉 李斯 却提出了反对意见:
当初周王室分封了大量子弟为诸侯,几世以后血统就疏远了,以致于自相攻伐,天子都管不了。这才造成了天下分崩离析( 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 )。
现在我们牛叉的始皇帝陛下,重新统一宇内,诸子和功臣只需用国家赋税尊养起来,这样才好控制,怎么能再分封出去呢?( 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置诸侯不便 )
整个天下都听皇帝的,国家才能安宁, 社会 才能和谐( 天下无异意,安宁之术也 )。
这便是大家所熟悉的,分封制和郡县制的第一次交锋。
经过激烈的讨论,最后 嬴政 同意了 李斯 的意见,不再分封王侯,而是将帝国分为36郡,各派郡守官吏治理。同时,收缴兵器,修建驰道,以便于控制边远地区。
然而,皇帝陛下虽然决定了,这件事却并没有停息。
秦始皇三十四年 ,又有博士 淳于越 等人进谏:现在陛下是皇帝,而子弟是匹夫,一旦出现了阴谋篡权的大臣,谁来拱卫皇室呢?(今陛下有海内,子弟为匹夫,卒有 田常、六卿 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
淳于越 一石激起千层浪,咸阳宫内再次发起了大规模的廷议。
此时, 王绾 已被免职,帝国新的丞相 李斯 ,进一步指出,这些人就是典型的“师古非今”,为了陛下的威严,为了不被结党蒙蔽,陛下应该下令,烧毁除博士馆以外的诗书、诸子百家著作,并严厉惩罚那些谈论诗书的人,想要学法令的,应该以吏为师。
秦始皇嬴政 再次表示同意。
这便是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的起因。而这件导致 秦始皇 被钉在 历史 耻辱柱的事件,起因竟也是因为分封和郡县的争议。
2000年后,当我们再次回过头去看这一事件,除了郡县制, 李斯 的主张中,还夹带了很多私货,甚至有打压政敌之嫌;而 淳于越 所言,在 秦始皇 死后却迅速应验。
可见,当时主张郡县制的 李斯 等人,未必就是正确的;而主张分封制的 王绾 和 淳于越 等人,也未必就顽固不化,未必就对帝国不忠。
所以,这件事的诡异之处在于, 秦始皇 全盘采纳了 李斯 的意见,不仅听从了其郡县制全面压制分封制的建议,还因此罢免了丞相 王绾 、焚毁了诗书和诸子百家的著作。
换句话说,这似乎已经不仅仅是 分封制和郡县制 的政见不同,而是有着更深的秘密。
从以上内容来看,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并不是绝对的全国分封,而只是分封偏远地区,以及对皇室的拱卫。
前者保证帝国对偏远地方的控制力;后者保证帝国权力的传承,长治久安。
而从后世王朝来看,在有绝对的地方控制力以前,似乎没有人像 秦始皇 做的这么极端。
他们要么选择了分封制与郡县制并存,内地采用郡县制,而偏远地区分封,比如西汉 刘邦 、西晋 司马炎 和明朝 朱元璋 ;
要么选择了名义上以郡县制为主,但实际上诸子仍旧封王,遥领或虚领偏远地方,比如隋朝 杨坚 、唐朝 李世民 。
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实际上也离不开这两点,偏远地区的控制,以及防止权臣篡权。
从交通上来说,即使开通了驰道,但面对从未有过的巨大疆域,咸阳朝廷能否控制偏远地方, 秦始皇 是没把握的。
这一点,从 秦始皇 的多次巡游和刻石就可以看出来:如果地方上都很稳定,朕天天吃饱了撑的到处跑吗?
那么,如此选择,是不是当时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 秦始皇 只能二选一呢?
若是如此,因周王朝的前车之鉴, 秦始皇 会选择郡县制也的确不奇怪。
但事实上,并不是。
早在战国时期,各国就发明了一种新的分封制- 封君制 。
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封君作为一种制度的全貌,但从战国时期关于各个封君的记载,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封君制的特点:
其一,封君或居封地实封,或在中央供职;封邑或为数县,或为一郡;封君对封邑有征收租税的权力,还有部分私田,享有经济特权;比如 赵奢 就曾是 平原君 的收租小吏。
其二,封君对封邑内的民治、赋税有着极大的管理和干预的权力,但仍然必须遵守国家统一法令,兵权往往由国君或相掌握,封君并不具有;比如 嫪毐 谋反却无兵权、楚 阳城君 还需请墨家弟子代为守城。
其三,封君封邑往往在偏远或新征服的地区,比如 魏冉 封地在与齐接壤的河东, 吕不韦 封地在赵燕之间的河间,赵 长安君 封地在海滨的饶;
其四,虽规定可以世袭,但实际操作中往往难以世袭,除齐 孟尝君田文 、魏 安陵君 有过世袭的行为以外,战国时期的其余封君均未见世袭。
这说明,战国时期的封君,已经是帮助国家控制边远地区的一把利器,而由于其没有兵权,因此国家控制起来相对很容易,甚至连世袭的权力都可以不给。
这样看来,封君制,比 刘邦、司马炎 的蹩脚操作要高端多了,甚至可与唐朝的遥领制度相媲美。
换句话说,这种封君制既可控制偏远地区、拱卫皇室,也并无太大“树兵”的危险,完全可以与郡县制很好的兼容。
对于 秦始皇 来说,中原郡县+偏远封君这样完美的组合,比起天天巡游、刻石威慑的单一郡县制,简直不要太有优势。
那么, 秦始皇 为什么放着这么优秀的封君制不用,却不惜罢官焚书、天天跑路,也要坚持拒绝分封、采用单一郡县制呢?
在 秦始皇 的第一次大规模东巡之路上,留下了多处刻石,其中有一处《琅琊石刻》的铭文中,留下了一份随行官员的名单:
列侯武城侯 王翦 、列侯通武侯 王贲 、伦侯建成侯 赵亥 、伦侯昌武 侯成 、伦侯武信侯 冯毋择 、丞相 隗状 、丞相 王绾 、卿 李斯 、卿 王戊 、五大夫 赵婴 、五大夫 杨缪 从。
这份名单中, 王翦、王贲、王绾、李斯 等,都是我们熟悉的始皇重臣,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但事实上,这份名单有一个十分奇怪的地方。
这上面全是军功功臣,却没有任何一个宗室大臣、诸公子名列其中。
连五大夫这样的低爵功臣都包含在内,说明这份名单应当是很详尽的。所以,应当不存在随行而没有名列其中的缘故。
也就是说,没有他们名字的原因只有一个, 秦始皇 的确 没带他们出去玩 。
这似乎也很正常,但事实上不符合人性。
要知道,当时并没有现在这么优秀的遍地外卖,也没有人性化的酒店服务,而 秦始皇嬴政 这次出差长达一年多。
这么长时间、远距离的巡行,身边连个亲近的兄弟、儿子都没有,这合理吗?
虽然说自 商鞅变法 后,秦宗室、诸公子没有那么大的贵族特权,但拜官授爵方面,也并不是完全为零。
秦孝公 时,还有公子 少宫 作为外交特使的记录;秦 惠文王 时,更有 公子华 为将, 樗里疾 为封君;秦 昭襄王 时,也有弟弟 嬴芾、嬴悝 、儿子 嬴柱 等成为封君。
而遍查始皇帝时期的37年里,关于宗室以及诸公子拜官授爵的记录,却几乎为零。
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只有一个解释: 秦始皇 对宗室、诸公子的信任,很低很低。换句话说,在那个家族为重的时代, 秦始皇嬴政 却根本不相信他的兄弟们和儿子们。
种种关于 秦始皇 “刻薄少恩”、“戾深无仁”的传言得以流传,看来不是没有原因的。那么, 秦始皇 为何如此无情呢?
翻开他的早年经历,或许可以发现一些端倪。
秦王政八年,弟弟 长安君成蛟 叛秦归赵;同年,生母 赵姬 支持 嫪毐 发动叛乱;数年后,发小 燕丹 派刺客刺杀 嬴政 ;秦王政二十三年,信任非常的外戚 昌平君熊启 叛秦自立。
而在 昌平君 之后的 秦始皇 时代,几乎再也没有嬴姓宗室、诸公子,乃至外戚贵族,出现在大秦帝国的朝堂之上。
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
各中虽有无数曲折隐情,但频繁的背叛对 嬴政 的直接影响就是,他从此再难给予身边的宗室、妃子和诸公子以足够的信任。
或许这,才是他一开始就坚持拒绝分封诸公子的内在原因;而 王绾、淳于越 等人的再次劝谏,已经触怒逆鳞, 李斯 也才能成功的借力打力击倒政敌,焚书灭儒,独揽相权。
也就是说 ,秦始皇 坚持拒绝分封诸公子,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郡县制和分封制本身,而是因为经过太多背叛的嬴政, 想要制造一个绝对安全、无人可以威胁到自己的帝国权力架构 。
然而, 嬴政 可以把宗室公子、外戚权贵一扫而空,让整个朝堂看起来干干净净,却无法掌控臣下的内心。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公子扶苏 和 公子胡亥 的故事,就会有不一样的味道。
淳于越 在 秦始皇 拒绝分封之后,仍然当面谏言皇帝应分封诸公子于外;而 公子扶苏 又反过来为儒士们说情。
所以, 秦始皇 生气的或许不是 扶苏 说情,而是 扶苏 和儒生们的相互表里,也就是 李斯 所说的“ 主势降于上,而党羽成乎下 ”。这加重了他对宗室、诸公子的不信任。
而 扶苏 ,这个寄托了2000年来大家期望的名字,就此成为这场博弈的牺牲品,被发配监军上郡。此时,已经是 秦始皇三十五年 ,距离 秦始皇 的大限,还有不到3年。
而相反, 秦始皇 历次出巡都不带宗室贵戚和诸公子,最后一次出巡却恰好带上了 公子胡亥 ,而且只有他1人。
而这个 公子胡 亥,又恰好是近臣 赵高 的学生。
前文提到, 李斯 建议,要学法令,以吏为师。而 赵高 此人,正是以善习法令而得宠,他所担任的中车府令又正是一个位卑而权重的官职。
这么多巧合,我们还能说 胡亥 的上位,只是一次偶然吗?
或许 秦始皇 是想培养这个孩子,但病势来得太快, 胡亥 还没培养好,所以才写了那道让 扶苏 即位的诏书;也或许, 秦始皇 心中理想的继承人,正是这个少子 胡亥 ,那道诏书,才是假的。
毕竟在这之前,并没有证据表明他很昏庸,而 秦始皇 又自认为,自己留下的权力布局绝对安全。
自 商鞅变法 以后,秦压制贵族政治,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从此再没有发生过权臣擅权的局面。
因为能力极强的职业经理人,是帮助秦王压制贵戚、过渡权力的理想人选;而没有根基的CEO,同时也是秦王罢黜立威的绝佳人选。
商鞅 如此, 张仪 如此, 吕不韦 也是如此,唯有外戚出身的 魏冉 稍有例外。而现在 秦始皇 把外戚宗室都一扫而空,掌握权柄的 李斯 ,说到底也不过是个楚国的士子而已。
因此, 秦始皇 有理由相信,他身后的 大秦帝国二世皇帝 ,几乎是一个绝对安全的存在。
然而, 在权力的巅峰,绝对的安全,也就同时意味着巨大的风险。
秦始皇 嬴政不会想到,他用毕生精力打压的掣肘皇权的外戚和宗室,有时候却是保证皇权存在的必要保障。
他们或许会因为自己的利益蒙蔽皇帝的视野,却也同样会保证新皇帝稳稳的坐在皇位之上,因为那也是他们的权力根基所在。
而现在, 秦始皇 肃清了外戚宗室贵族势力,造就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权力真空,巨大的空间正好给了其他阴谋家以机会。
比起外戚和宗室贵族的小心翼翼,掌握了绝对权力的权臣,有时候却不太一样。
有人问,为何 李斯 会如此冒险,扶立未知的 胡亥 ,而不是贤明的 扶苏 ?为何 赵高 会如此冒险,仅仅三年就把 胡亥 拉下马,掌握着一个傀儡不好吗?
因为,权力的巅峰,从来没有绝对的安全,有的只是冒险的平衡。
文/子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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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分封制,普遍推行县制——巩固和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
实行什伍连坐制度——保证了社会统治秩序,强化了对基层民众的管理和统治。
制定秦律——有利于加强统治。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旧制度被彻底废除,封建经济得到了发展,秦国逐渐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为后来秦王朝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秦惠文王继位。变法侵犯了贵族们的利益,因之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
商鞅失去变法的强有力支持者,商鞅有口难辩,只得逃亡。最后,商鞅在秦军追捕中毙命,只落得个“车裂”的下场。但变法得以继续实行下去。
扩展资料
1、成功的原因:
①主要原因: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奴隶社会逐步崩溃和封建社会开始形成的时期,变法顺应了历史的发展趋势,符合地主阶级的要求。? ?
②商鞅变法的措施全面彻底。
③有充裕的时间,施行十年,令百姓能适应及接受。
④厉行法治,赏罚分明,人民知所遵守。
⑤重农抑商,令百姓温饱,故获人民拥护。
⑥良好的历史机遇:晋国分裂,士人、说客追求建功立业。
2、局限:
①轻视教化,轻罪重罚,刑法严苛。
②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人民所受的剥削压迫 如:连坐法。
③改革不完全彻底,奴隶制残余 如:按爵位等级占有田宅和奴隶、公开承认占有奴隶的合法性。
④重农抑商: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阻碍了商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导致民主意识的弱化。
⑤焚烧诗书,蔑视文化:摧残了文化,压制了思想,导致民族创新意识窒息。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商鞅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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