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之变是如何发生的李自成都做了哪些事

甲申之变是如何发生的李自成都做了哪些事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入明朝都城北京，明朝作为全国统一政权灭亡，随后清军入关，这一事件发生在明末甲申年，后世称之为“甲申之变”。

清朝据有东北，先后四次入关，得胜而归，正在寻求据有全国统治权的策略。李自成农民军在中原战场上六次击溃明军主力，入据关中，建国大顺，随后派军北上，逼向北京。明王朝积重难返，两面作战，处于南北夹击之中，面临崩溃的边缘，继续倾尽全力，为挽救危局而努力。崇祯十七年(大顺永昌元年，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克了北京，统治了中国276年的大明王朝宣告灭亡。仅过了40天，清朝军队南下，并迅速摧毁了起义军的大顺政权，以及江南的明朝残余势力，从此开始了清朝对全中国的统治。

过程

明熹宗去世以后由他的弟弟朱由检即位，年号崇祯。他登基后接手的是民穷财匮、内忧外患交织的烂摊子。面对时艰，他回天乏术，多疑、悭吝、刚愎自用的性格导致他缺乏把事情办到底的决心与能力。

最典型的莫过于他对于魏忠贤大案的处理。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与客氏相互勾结，祸国殃民。崇祯皇帝上台后，也曾猛砍三斧头，翦除了魏忠贤、客氏，撤掉各处镇守宦官，并在崇祯三年革去宦官提督。但不久思来想去，觉得还是宦官最贴心，因此又重新起用宦官，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突出地表现在对宦官委以军事大权，让他们提督京营和监军统兵，以及担任镇守和守备。所谓京营是从全国各地更换调来，用以保卫京城的军队。而且，如果外省或边疆有重大战事，必要时京营还得抽调部分精锐前去增援。因此，它不仅人数众多，通常保持着30多万人马，而且装备精良。崇祯帝当政期间，京营自监督、总理捕务、提督禁门、巡视点军大员，皆以御马监、司礼监、文书房的太监担任。这些太监正如万历时刑部主事董基形容的那样，“安居美食，筋力柔靡”“设遇健卒劲骑，立见披靡”。大顺军炮声一响，这些人立刻作鸟兽散。另一个广为人知的典型事例是，崇祯二年，朱由检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听信被清人故意放回的杨太监的话，认定袁崇焕与后金有密约。于次年八月，将袁崇焕处以最残酷的磔刑(凌迟)，从此再无抵御后金的优秀统帅。

再说他对农民起义军的态度。朱由检对待农民军的手段与历代皇帝一样，无非是剿与抚，但他对剿、抚经常是举棋不定。就抚而论，从未抓住机遇把和谈进行到底，从而达到瓦解农民军的目的。早在崇祯二年春天，明朝陕西三边总督杨鹤就提出对起义农民以招抚为主、追剿为辅的方针。朱由检对此事认可，甚至说过“寇亦我赤子，宜抚之”。崇祯四年正月，朱由检派御史吴牲往陕西放账，但拨给他的帑银却只有区区十万两，面对哀鸿遍地的广大饥民，无异于杯水车薪，“所救不及十一” 。很快，已经投降的起义农民为了生存又再度起义，抢大户的粮食借以活命，造反烈火渐成燎原之势。此后十几年间，明廷与李自成、张献忠等人曾多次和议，均以失败告终，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崇祯帝的决断不当有关。

李自成身经百战，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家。但是作为一名政治家，他缺乏战略眼光，犯下一系列错误，导致进京后不久即迅速溃败。

李自成在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即在西安登基当上皇帝，“国号大顺，改元永昌，百官礼乐悉遵唐制”。李自成在建立政权后提出“三年免征”的口号，这对民众当然有很大的号召力。在进军河南后，李自成更让士卒到处散布“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的口号，这种极端平均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口号，只能进一步导致大顺军用拷掠追饷来筹集军费，以致在进军北京途中，特别是进入北京后，大肆对明朝的政要、权贵、富商、绅士等严刑拷打，勒索钱财，造成社会混乱，人心动荡。

李自成进京，究竟带了多少人马，史学家说法不一，顾诚(明清史专家)估计是10万人，这是有史料可查的。这充分反映出李自成的轻敌思想，尤其是对关外的清廷认识太少。清廷曾派人递国书给大顺军领导人，建议联合推翻明朝，“共享富贵”，李自成不予理睬。山海关之战，他至多带了6万人马，而吴三桂的兵力是5万人，加上乡勇3万人，以及10万以上的清兵，在总兵力上超过李自成军三四倍，而且大顺军与强大的清军是头一次遭遇，猝不及防，终于一战而溃，从此走上败亡之路。

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曾派投降的太监杜勋进宫与崇祯皇帝谈判。李自成提出的条件据清初史学家戴笠、吴芟记载：“李(自成)欲割西北一带，敕命封王，并犒军银百万，退守河南。受封后，愿为朝廷内遏群贼，外制辽沈，但不奉召入觐。”联系到李自成曾说：“陕，吾之故乡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未足易一西安!” [6] 以及把在京中拷饷追赃得来的大量金银不停地运往西安，可以看出李自成的目光短浅!他进京的目的，就是为了捞一把，在明宫里过把皇帝瘾。

甲申纪事的主要内容

如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京城陷落，崇祯皇帝在皇宫中鸣钟召集群臣百官议事，那些平日口口声声“我朝圣主”山呼“万岁”的文武百官竟然没有一人能够前来应诏，崇祯帝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众叛亲离的崇祯帝见大势已去，拜天祭地也无济于事，走投无路之际，只好自己除去皇帝冠冕，以发覆面，吊死在后宰门外煤山红阁之中，以示无脸见列祖列宗之意。可怜一代赫赫君主，不仅最后落个自缢身亡的下场，而当时哭监者亦只有主事刘养贞一人，由此可见明朝的败落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淮城纪事》、《扬州变略》与《京口变略》记载的是明朝末年兵士抢掠横行百姓不堪其苦的一些事情，在客观上揭示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原因。
书中写到由于生逢乱世，朝廷粮饷迟迟不能发给兵士，于是兵士们便公然到村中去“打粮”，光化日之下抢夺百姓的财物。不仅如此，他们还抢掠妇女占为妻妾，抢夺丁壮作为奴仆，“至有一兵而妻妾奴仆多至十余者。”兵士既然有了家接下来便是安家必得入城，于是占尽民房、用尽民物，而“百性无噍类矣”在记叙中，作者流露了对百姓疾苦的深切同情以及对士兵烧杀抢掠行径的极为不满，《绅志略》所记载的是“甲申事变”之际明朝诸位文武大臣的事迹。在《绅志略》中，冯梦龙把事变时在京的又武大臣分门别类，根据他们在事变时的不同表现，划分为“死难诸臣”、“刑辱诸臣”、“幸免诸臣”、“从逆诸臣”等类，每一类中的每一位大臣都系以小传，详细叙述他们在国变中的种种表现。譬如张家玉，《绅志略》中记载他曾投降了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并被授予原官，是属于“从逆诸臣”一类的人物；这一点与我们现代流行的许多史书的记载颇有出入，根据这些史书的记载，张家玉应属明朝的大忠臣。 卷七至卷十研制奏疏、策文，记灵的是“甲申事变”之后一些文武大臣提出的应付事变的措施与办法。如弘光朝兵部尚书史可法力主恢复明朝江山，甚至提出“款东虏破贼以雪国耻”，马士英等则提出必须严厉惩处逆臣降贼，万元吉等上疏强调今后应该改弦更张，痛改前辙，以图再创明之基业；张亮等则上疏建议要不拘事例、破格选才用人。另外，书中也有少数内容是记载有关“制虏”方面的，如彭时亨在《制虏议》中提出，要用古代的车战之法，来遏制清虏的冲突势头。卷十三的内容主要是悼挽崇祯皇帝以及上文中提到的“死难诸臣”的，第一卷的《福王登极实录》，则是记述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基建立弘光抵抗政权之事，该书是文震孟据自己亲身所历的所见所闻撰写而成的，描写内容主要是南明抗清政权的朝班仪制，比较简略，仅一千多字。

甲申之变的结果

1644年三月十九日，大顺军攻克北京，崇祯帝朱由检自缢身死，当天大顺皇帝李自成进入北京，标志着明朝的覆亡。在短短的两三个月里，大顺政权凭借兵威和深得民心，迅速地接管了整个黄河流域和部分长江流域的大片疆土，统治区包括了现在的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全境以及湖北、江苏、安徽的部分地方。山海关外的明朝军队在平西伯吴三桂、辽东巡抚黎玉田的带领下撤入关内，并且同山海关总兵高第一道投降了大顺政权；清廷乘机派郑亲王济尔哈朗等收取了关外地区，这样就形成了大顺政权同清政权隔关相峙的局面。

甲申之变之陈启相，什么是甲申之变

甲申之变的甲申就是中国的明末甲申这一年即1644年，是明崇祯十七年，以朱由检为首的大明、以福临为首的大清和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三大政权，为争夺国家最高统治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克了北京，统治了中国276年的大明王朝宣告灭亡。仅过了40天，满清军队南下，并迅速摧毁了起义军的汉族大顺政权，以及江南的明朝残余势力，从此开始了满族清朝对全中国的统治。明朝的灭亡是汉族王朝体系的一次崩溃，汉族王朝此时进入了 “后帝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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