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陆贽的政治主张,他是如何选拔人才的

探索陆贽的政治主张,他是如何选拔人才的

陆贽，字敬舆，唐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政论家、宰相，溧阳县令陆侃第九子，人称“陆九”。他是为中唐贤相，其学养才能、品德风范，深得当时及后世称赞。权德舆比之为西汉名臣贾谊;苏轼认为他是“王佐”、“帝师”之才，文辩智术超过西汉谋臣张良。下面对百科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陆贽出身江南四大姓之一吴郡陆氏。为唐代宗大历八年(773年)进士，中博学宏辞科。唐德宗即位，由监察御史召为翰林学士。“泾原兵变”后，随德宗出逃奉天，起草诏书，情词恳切，“虽武人悍卒，无不挥涕激发”。贞元七年(791年)，拜兵部侍郎。贞元八年(792年)，迁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为相时，指陈弊政、废除苛税。贞元十年(794年)，遭构陷后罢相。永贞元年(805年)在忠州去世，年五十二。追赠兵部尚书，谥号“宣”。陆贽工诗文，尤长于制诰政论。所作奏议，多用排偶，条理精密，文笔流畅。权德舆称其“榷古扬今，雄文藻思”。《全唐诗》存其诗。有《陆宣公翰苑集》及《陆氏集验方》传世。

政治思想

治乱由人，不在天命

唐朝经过安史之乱后，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都遭到了严重破坏。藩镇割据，山河破碎，战火纷飞。到德宗时出现了一派萧条破败的气象，田园荒芜，人烟断绝。“四海骚然，靡有宁处”。泾原兵变后，长安失守，国难益重。但唐德宗在谈到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时却说：“此亦天命，非由人事。”针对德宗的这种“国家兴衰皆由天命”的错误思想，陆贽指出把国家兴衰说成由于天命是荒谬的。他认为“天视自我人视，天听自我人听，则天所视听皆因于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否定了天有思想、有意志、能主宰人类社会的命运，得出了“天命在人”的结论。并说：“人事治而天降乱，未之有也;人事乱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说明了治乱由人，不在天命。

陆贽还辩证地分析了“治”和“乱”的关系。充分肯定了人在治理社会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认为“理(治)或生乱，乱或资理，有以无难而失守，有以多难而兴邦”，所以他面对于乱并不悲观失望，而是充满“治”的信心。他踌躇满志地劝诫唐德宗“其资理兴邦之业，在陛下克励而谨修之”。不要忧虑“乱”，不要害怕“厄运”，只要“勤励不息，足致升平，岂止荡涤妖氛，旋复宫阙”。陆贽的这种“反天命，重人事”的进步的历史观，构成了他治国思想的哲学和理论基础。

理乱之本，系于人心

在分裂混乱之中“海内波摇，兆庶云扰”，“人心惊疑，如居风涛，汹汹靡定”，谁要想在这种局面中取得支配地位，人心向背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陆贽进一步阐发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传统儒家思想，认为“立国之本，在乎得众”。“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夫欲治天下而不务得人心，则天下固不治。”陆贽反复强调人心的作用，这是他的治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所说的“得众”、“得人心”的阶级内容当然主要是指广大农民对李唐皇朝的同情和支持，也包括在统治阶级内部取得地主阶级的拥护。那么怎样才能“得众”、“得人心”呢?陆贽曾恳切而又深刻地向德宗谈了自己的想法：“臣谓当今急务，在于审查群情，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恶者，陛下先去之。欲恶与天下同而天下不归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乱之本，系于人心。况乎当变故动摇之时，在危难向背之际，人之所归则植，人之所去则倾，陛下安可不审查群情，同其欲恶，使亿兆同趣，以靖邦家乎?”又说：“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顺水之道乃浮，违则没，君得人情乃固，失则危。”作为一个贤明的君主必须要使“其欲从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从其欲”。当然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利益是根本不同的，两者之间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同其欲恶”。所谓“同其欲恶”不过是相对而言，也就是说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在不损害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协调和农民阶级的关系。这就必须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最大局出发，适当地考虑一些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扫求利之法，务息人之术”，以便争取更多人的支持和拥护，尽可能地集中目标打击主要敌人——破坏统一的割据势力。为了取得民心，陆贽请求赈救灾民。贞元八年(792年)河南、河北、江、淮、荆、襄、陈、许等四十余州发生水灾的时候，他劝德宗给予抚恤，并说：“所费者财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忧乏用。”为了取得人心，陆贽提出国家必须要用度有节，躬行俭约，罢京城及畿县间架等杂税以弭民怨。他要求“均节赋税”来减轻人民的负担。为了取得人心，陆贽建议德宗“痛自引咎，以感动人心;不吝改过，以言谢天下”。并为之亲自起草罪己诏。诏书中还特别宣布对那些受到“凶逆”煽诱的胁从者，如能幡然悔悟，就既往不咎。诏书下，“虽武夫悍卒，无不挥泪感泣”。后来李抱真入朝对德宗说：“陛下在奉天、山南时，赦令至山东，士卒闻者皆感泣思奋，臣是时知贼不足平”。陆贽的这些措施和建议收到了一些效果。缓和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或多或少提高了唐皇室的政治形象，使一些顾瞻观望的势力能够倾向于唐朝，在一定程度上分化瓦解了藩镇。

立国之权，居重驭轻

安史之乱后，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到唐德宗时有增无减，“假王者四，僭帝号者二，其他顾瞻怀贰，不可悉数”。河南、河北、淮西早已拥兵自守，不听朝廷号令。泾原兵变后，京畿地区也为割据势力所控制。节度使的权力不断扩大，有的已经世袭，他们可以“自置文武将吏，私贡赋”，并可以大量召募军队，拥有很大权力，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决定，“天子不能制”。在政治、军事、经济上保持独立，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虽称藩臣，实非王臣”。显然唐朝要想恢复昔日的统治，消灭藩镇已成为迫在眉睫的大问题。陆贽是一个博通古今、明于治乱、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他总结了历史经验，尤其是吸取了西汉贾谊在《治安策》中所阐述的加强皇权集权的思想，深刻地指出：“立国之安危在势。”认为“立国之权，在审轻重，本大而末小所以能固，故治天下者若身使臂，臂使指，小大适称而不悖”。这就必须要采用强干弱枝之术。加强皇权实力，削弱地方势力，这样才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安定，有利于封建政权的巩固。为此他对唐朝前期的历史作了一番回顾：谈到在唐太宗时，由于妥善地处理了朝廷和地方的关系，内重外轻，“举天下不敌关中”，处于“居重驭轻”的有利地位，因而能够保持安定统一的局面。可是后来“承平渐久”，内地武备松弛，地方节度使权力日益扩大，关中实力日益削弱，外重内轻，倒持太阿，授人以柄，结果“安禄山窃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资”，发动叛乱，两京不守。这就从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阐明了“居重以驭轻，本大而末小，所以能固”的道理。否则“失居重驭轻之权，忘深根固柢之虑”，就会酿成大乱。他告诫唐德宗要“追鉴往事”，并申明：“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废则危;居重以驭轻，倒持则悖。”因而提出了“修偏废之柄以靖人，复倒持之权以固国”的方针。要求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加强关中实力以巩固皇权，逐渐削弱藩镇势力，以便最后剪除“凶逆”。陆贽的这些主张无疑是正确的。

求才贵广，考课贵精

陆贽认为能否正确地使用人才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大问题。要想使唐朝有所振作，不整顿吏治、广开才路是不会取得什么成效的。而昏庸的唐德宗既不能求贤任能，又缺乏知人之明，“累叹乏才，惘然恍见于色”。又往往对臣下吹毛求疵，求全责备。针对唐德宗的用人弊病，陆贽在《论朝官阙员及刺史等改转伦序状》中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认为人才之多寡和统治者的政治思想有很大关系。说“汉高祖大度，故其时多魁杰不羁之才，汉宣精吏能故其时萃循良核实之能”。并向德宗指出：“朝之乏人，其患有七”：第一，人才之进用与否不由人才是否合适为准，而由推荐人才的宰相是否受到皇帝的宠信来决定;第二，听信谗言而不加以任用;第三，求全责备，标准太高;弟四，对于有“过错”的人，因痛恨太甚而不复用;第五，考察不当，只看表面，不看本质;第六，根据一个人一言一事来决定用与否，不是全面地看一个人;第七，援引旧例使用朝官阙员，而有才干的人不得升迁。为了能够合理地使用人才，发现人才，提高吏治水平，他花了很大功夫对吏治问题在理论上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提出了“求才贵广，考课贵精”的重要原则。

所谓“求才贵广”就是要求广泛地选拔人才，使人“各举所知”，不仅宰相可以推选官吏，而且台省长官也可以荐举贤能。认为“唯广求才之路，使贤者各以汇征，启至公之门，令职司皆得自达”。才能通过更多的渠道得到更多的人才。要像武则天那样：“弘委任之意，开汲引大门，进用不疑，求访无倦，非但人得荐士，亦许自举其才。”他反对对人吹毛求疵，求全责备。说：“凡今将吏，岂得尽无疵瑕”。认为“人之才行，自古罕全，苟有所长，必有所短。若录长补短，则天下无不用之人。责短舍长，则天下无不弃之士”。他反对“以一言忤犯，一事过差，遂从弃捐”，终身而不复用的错误做法，认为这是造成“乏才”的原因之一。并指出：“贬降之辈，其中甚有可称者”，也应该录用，何况其中有些是因“连累左黜，或遭谗忌外迁”的人，只有做到这样广泛地搜罗人才，才能使“人无滞用，朝无乏才”。为了广开才路，在陆贽的协助下，唐德宗又开策问贤良方正能直言敢谏科、策问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策问识洞韬略堪任将帅科。量才取士，招揽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材，以满足封建国家各方面的需要。

所谓“考课贵精”就是“按名责实”，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考核，加强吏治的管理，以便高标准地培养官吏。为了全面地了解一个官吏的政治思想和工作能力，陆贽提出了考课的具体内容，即所谓“八计听吏治”，有以下八个方面：一、视户口丰耗以稽抚字;二、视垦田盈缩以稽本末;三、视赋役薄厚以稽廉冒;四、视按籍烦简以稽听断;五、视囚系盈虚以稽决滞;六、视奸盗有无以稽禁御;七、视选举众寡以稽风化;八、视学校兴废以稽教导。在考课的过程中他强调不能注重言论，而要注重行动。不能看表面现象，而要看内在思想。指出口拙寡言的人不一定就愚笨，能言善辩的人不一定就聪明;直朴而冒犯的人不一定是背叛，阿谀奉承的人不一定就忠实。因而“所举必试之以事，所言必考之于成”。通过实践检验是非优劣。这种比较实事求是的考核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对于防止官吏徇私舞弊、弄虚作假、贪污怠惰是有一定作用的。同时通过考课可以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才能，合理使用，使举得其人，任得其所，更好地发挥官吏应有的作用。他认为“才如负焉，唯在所授，授逾其力则踣，授当其力则行”。必须使其才干和所授之官相一致，如果委非所任，处非所宜，就会使器大者不能人尽其材，才小者不能承担重任，这是不利于地主阶级的统治的。为了使奖惩分明，升降得当，在考课的基础上陆贽还提出了核才取吏的三术：“一曰拔擢以旌其异能，二曰黜罢以纠其失职，三曰序进以谨其守常。”这样才能使有政治才能的人得到重用，使庸碌无能、尸位素餐的人受到贬斥，使吏治清明，提高官僚机构的工作效率。

广开言路，改过求治

陆贽非常推崇唐太宗，尤其是对唐太宗从谏如流的政治风度特别赞赏，认为“太宗有经纬天地之文，有底定祸乱之武，有致理太平之功”。而“从谏改过为其首焉”。说：“谏而能从，过而能改”是“帝王之大烈”。把对于纳谏作用的认识，提到一个空前未有的高度。可是唐德宗却对纳谏一无所知，他“严邃高居”，很少“降旨临问”，以致出现了“变乱将起，亿兆同忧，独陛下恬然不知，方谓太平可致”的可悲局面，这是非常危险的。鉴于这种情况，陆贽对君主纳谏这个问题进行了极为认真的总结，从理论上作了比前人更为详细更为具体的分析。他上书唐德宗，力陈要“广咨访之路，开谏诤之门，通雍郁之情，宏采拔之道”。要召见群臣“备询祸乱之由，各使极言得失，不能当耳目闭塞的孤家寡人”。并进一步指出世界广大，社会复杂，“以一人之所览，而欲穷宇宙之变态”是不可能的。只有虚受广纳，勤与接下，“总天下之智以为聪明，顺天下之心以施教令”，才能使下情上达，上情下知，君臣一致，政权巩固。

陆贽认为要使谏路畅通，必须克服堵塞谏路的九种弊病。其中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君主的六种弊病是：好胜人，耻闻过，骋辩给，眩聪明，厉威严，恣强愎。臣下的三种弊病是：谄谀、顾望、畏懦。九弊之所以阻塞谏路是因为：君主好胜就一定嫉恨直谏，这样下边谄谀的人就顺情说好话，而真实情况就听不到了;骋辩给就必然不让人把话说完就给顶回去;炫聪明就必然自以为是地加以猜测而怀疑别人欺诈，这样顾望的人便不敢多说话，而一些有深刻道理的见解就不能尽言;厉威严就一定不能和颜悦色地待人接物，恣强愎就一定不能承认自己的过错而接受劝告，这样下边畏懦的人避免进言得罪，而一些合情合理的意见就得不到发表。所以必须克服这九种弊病以广谏诤之路。要“以求过为急，以能改过为善，以得闻其过为明”，使臣下敢于尽言。认为谏者多，才能表明君主喜欢纳谏;谏者直，才能表明君主的优容大度;谏者冒犯而不罪责，才能表明君主的容忍宽恕。“惟恐谠言不至”，这样才能使谏路畅通无阻。

陆贽论人才断句

答案： 解析： 　　1．若录长补短／则天下无不用之人，责短舍长／则天下无不弃之士。（2分，一处1分） 　　2．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3．同意。陆贽认为德才兼备的人不多，且人各有短长，因此应录长补短，他对人才的这种见解是很辩证的。（2分，只答观点，不答理由不得分。如答不同意，能言之成理亦可）

陆贽论人才的字词注释

1.行：行为、道德
2.苟：如果
3.录：录用
4.责：苛求
5.趣：志趣
6.伊、周：指伊尹、周公
7.墨、杨：指墨翟、杨朱
8.求诸物议：从众人的议论去要求他们。物议：众人的议论，多指非议
9.孰免讥嫌：谁免得了（众人的）嫌弃和讥讽
10.好之：赞扬他
11.未可也：还不能肯定
12.恶：讨厌
13.善者：好人

陆贽的人物评价

作为历史上的一个政治家，陆贽的政治遭遇是很不理想的。他的政治才能没能得到充分的施展，这是有其历史原因和政治原因的。首先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使他难以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取得显著成效。从整个历史趋势来看唐朝已经由盛而衰，安史之乱后的分裂混乱状态，到德宗时已持续了二三十年，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不断加深，病入膏盲，积重难返，非一般改良所能解决。
其次，唐德宗有时虽能采用陆贽的建议，但总的来说，他对于陆贽的许多重要主张“虽嘉之”而“不能用”，“爱重其言”而“不从”，有时“虽貌从”而“心颇不悦”，“所用才什一”。这样，尽管陆贽后来身居宰相之位，也极大地限制了他的政治作用。
第三，宠臣裴延龄等“以聚敛为长策”，虽然引起社会的不满，但“独幸于天子”，他们结党作恶，“朝廷无敢言其短”，而陆贽“独身当之”，与他们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后来裴延龄等造谣中伤，以不实之词进行诬陷，结果唐德宗听信谗言，移陆贽为忠州别驾。陆贽直至去世，十年之内未能发挥政治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悲剧。
实际上，陆贽的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唐书》的论赞中说他的思想“可为后世法”。司马光非常推崇陆贽，在《资治通鉴》中引用陆贽的议论，达三十九篇之多，长者近千言，基本上把《陆宣公文集》的主要内容都概括了。像这样连篇累牍地记录一个人的政治主张，在《资治通鉴》中是罕见的，可见陆贽言论“资治”作用之大。
苏轼则说陆贽“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论深切于事情”，“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辩如贾谊而术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并把陆贽的奏议文集进呈给宋哲宗说：“若陛下能自得师莫若近取诸贽。”“圣言幽远如山海之崇深，难以一二而推择，而贽之论，开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治乱之龟鉴。”
南宋也有人把陆宣公的奏议进呈给皇帝，说：“斯皆治道之急务”，“无片言不合于理，靡一事或失于机，策之熟，见之明，若烛照”。希望皇帝把它“置坐之隅”，以引为鉴戒。直到明清，一些政治家对陆贽仍颂声不绝。
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王夫之认为“唐室为之再安，皆敬舆悟主之功也”，范文澜《中国通史》称“陆贽是唐朝中期卓越的政治家”，这个评价是当之无愧的。 权德舆：吾唐不幸，复摈弃于陆公...公之秉笔内署也，搉古扬今，雄文藻思，敷之为文诰，伸之为典谟，俾僄狡向风，懦夫增气，则有《制诰集》一十卷，览公之作，则知公之为文也，润色之余，论思献纳，军国利害，巨细必陈，则有《奏草》七卷。览公之奏，则知公之为臣也。其在相位也，推贤与能，举直错枉，将斡璿衡而揭日月，清氛沴而平泰阶。敷其道也，与伊说争衡，考其文也，与典谟接轸，则有《中书奏议》七卷。览公之奏议，则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四焉：才、位、时、命、也。仲尼有才而无位，其道不行；贾生有时而无命，终於一恸。唯公才不谓不长，位不谓不达，逢时而不尽其道，非命欤？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说者又以房、魏、姚、宋，逢时遇主，克致清平。陆君亦获幸时君，而不能与房魏争烈，盖道未至也。
刘昫：近代论陆宣公，比汉之贾谊，而高迈之行，刚正之节，经国成务之要，激切仗义之心，初蒙天子重知，末涂沦踬，皆相类也。而谊止中大夫，贽及台铉，不为不遇矣。昔公孙鞅挟三策说秦王，淳于髡以隐语见齐君，从古以还，正言不易。昔周昭戒急论议，正为此也。贽居珥笔之列，调饪之地，仆容易哉！
宋祁：德宗之不亡，顾不幸哉！在危难时听贽谋，及已平，追仇尽言，怫然以谗幸逐，犹弃梗。至延龄辈，则宠任磐桓，不移如山，昏佞之相济也。世言贽白罢翰林，以为与吴通玄兄弟争宠，窦参之死，贽漏其言，非也。夫君子小人不两进，邪谄得君则正士危，何可訾耶？观贽论谏数十百篇，讥陈时病，皆本仁义，可为后世法，炳炳如丹，帝所用才十一。唐祚不竞，惜哉！
苏轼：伏见唐宰相陆贽，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辩如贾谊而术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时。德宗以苛刻为能，而贽谏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为术，而贽劝之以推诚；德宗好用兵，而贽以消兵为先；德宗好聚财，而贽以散财为急。至于用人听言之法，治边驭将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数。可谓进苦口之乐石，针害身之膏肓。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
范祖禹：① 陆贽论用兵之乱如蓍龟之先见，何其智哉。夫岂如瞽史之知天道乎，亦观其事而知之也。非独如贽之贤者能知之意，天下之凡民亦必有知之者，惟人君不觉也。天下之患在于人莫敢言，而君不得知，言之而不听，则末如之何也，必乱而已矣。 ② 德宗于危乱之中，斯须不可无贽，及其用裴延龄之谮，则弃之如脱屣然，于所厚如此，宜其无所不薄也。 ③ 德宗好察而不明，是以致乱，而不自知其非。陆贽欲正其心术，故必原其祸之所起而极论之，使之惩既往之失，防未然之悔也。诗曰：“犹之未远，是用大谏。”陆贽有焉。
陈长方：赤符兆此水，黄图蒙楚氛。上天眷李氏，未许鲸鲵吞。胚胎出仁人，来佐文皇孙。如凤不鸷搏，坐使众鸟君。奉天累卵危，柱石繋公存。奈何儿曹痴，但侈李浑勋。或云诏令下，雪泣山南军。琐琐计功阀，浅识难与论。君看商辛罪，讵可臣周文。朝有一微子，国势南山尊。道大与时背，晚弃天之垠。溟渤泄毫芒，世已高清芬。穷通一吷耳，止止毋重云。
叶梦得：唐人房乔、裴度优于德量，宋璟、张九龄优于气节，魏郑公、陆贽优于学术，姚崇、李德裕优于材能，姚崇蔽于权数，德裕溺于爱憎，则所胜者为之累也。
朱熹：陆宣公奏议末数卷论税事，极尽纤悉。是他都理会来，此便是经济之学。
洪迈：① 德宗辅相之贤，如崔祐甫、李泌、陆贽，皆身没则已。而独于汤、杞二人惓惓如此，是可叹也！ ② 若唐宰相三百余人，自房、杜、姚、宋之外，如魏徵、王珪、褚遂良、狄仁杰、魏元忠、韩休、张九龄、杨绾、崔祐甫、陆贽、杜黄裳、裴垍、李绛、李藩、裴度、崔群、韦处厚、李德裕、郑畋，皆为一时名宰，考其行事，非汉诸人可比也。
周佐：贽之在唐，学究天人，志存经世，偶遭遇德宗，属时多艰，谋谟帷幄，剪除群凶，功在社稷。文章节气，师表百世。先正谓其功业赫然，心行不戾于圣贤之道，其视陆逊父子，以智谋翊戴偏方，不啻碔砆之与美玉，一祀一否，舆情未惬，非所以示褒崇之道，昭劝戒之方。
李贽：奏议者，议一时之务，而奏之朝廷，行之邦国，断断乎不容以时刻缓焉者也。奏议多矣，而庸独称陆宣公者，则以此公之学有本，其于人情物理，靡不周知，其言词温厚和平，深得告君之体，使人读其言便自心开目明，惟恐其言之易尽也。
王夫之：① 其后如陆贽、杜黄裳、裴度，立言立功，赫奕垂于没世，而宁静淡泊，固非其志行之所及也。 ② 贞元以后，棼乱之宇宙，孤危之社稷，涣散之人心，疆悍之戾气，消融荡涤，而唐室为之再安，皆敬舆悟主之功也。 ③ 萧、曹、房、杜之治也；刘向、朱云、李固、杜乔、张九龄、陆贽之贞也；孔融、王经、段秀实之烈也；反此而为权奸、为宦寺、为外戚、为佞幸、为掊克之恶以败亡人国家也；汉文、景、光武、唐太宗之安定天下也；其后世之骄奢淫泆自贻败亡也：汉高之兴，项羽之亡，八王之乱，李、郭之功；史已详纪之，匹夫匹妇闻而与知之。
陆以湉：此四人者（陆贽、诸葛亮、范仲淹、文天祥），皆经纶弥天壤，忠义贯日月。
陈宏谋：陆宣公奏议，岂尝有意追琢为文。祗以谋人家国。义气激昂，不自知其恳到详明，文章遂足千古。乃知名贤大篇，原本忠孝，固未许肉食者伪作也。以忧国忧民之真心，为忠君爱国之确论。不尚词藻，不事激烈，恻然动人，千载下如见其心，章奏中至文也。
纪昀：宋祖作贽传赞，称其论谏数十百篇，讥陈时病，皆本仁义，炳炳如丹青，而惜德宗之不能尽用。故《新唐书》例不录排偶之作，独取贽文十馀篇，以为後世法。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尤重贽议论，采奏疏三十九篇。其後苏轼亦乞以贽文校正进读。盖其文虽多出於一时匡救规切之语，而於古今来政治得失之故，无不深切著明，有足为万世龟鉴者。故历代宝重焉。
汤鹏：是故燕惠王有乐毅而不能用，楚怀王有屈平而不能用，项羽有范增而不能用，汉文有贾谊而不能用，唐德宗有陆贽而不能用，宋神宗有苏轼而不能用，此左右谮愬之罪也，此乾坤憾事也。
石蕴玉：扶危定倾，兖职无阙。消兵散财，行恒言物。
曾国藩：陆敬舆事多疑之主，驭难驯之将，烛之以至明，将之以至诚，譬若御驽马登峻坂，纵横险阻，而不失其驰，何其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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