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登基,揭秘初唐谏官制度是怎样的?下面对百科小编为大家带来详细的文章介绍。
唐太宗李世民执政的贞观年间,在隋末废墟上崛起的大唐王朝体现出一副生机勃勃的新气象:对内政治清明、经济复苏、社会安定,短短几年内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对外积极开拓、四面出击,以最小的代价,将周边游牧民族牢牢压制。
不可否认的是,大唐的巅峰当属唐玄宗李隆基的开元盛世;但贞观年间,唐王朝政治之清明、社会之和谐、向心力之强,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历史上实属少见;李世民君臣紧密协作,大唐政府的内外政策从未出现过大的失误,这在权力垄断的封建时代堪称奇迹。
那么,面对绝对的权力诱惑,李世民是如何做到从谏如流、“亲贤臣远小人”的呢?
简而言之:吸取隋朝二世而亡的惨痛教训,是精神动力;制度的创新,则是现实保证。被玩出了新花样的古老谏官制度,为魏征这样的谏官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服务于封建王权的古老谏官制度
从秦汉两朝起,结合秦国变法实践打造起来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标准政体。这种体系下,国家全部大权悉数集于帝王一身,保证了思想与行动的统一,既为维护大一统的中原王朝提供了制度支持,也方便集中力量办大事,客观上促进了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但权力的过于集中,风险也很明显:方向正确的独断专行,诚然可以摆脱各方面的阻碍办成大事;反之,则会对统治阶级自身以及整个王朝利益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因此,为了减少负面情况的出现,历代封建王朝都采取了一些列的举措,来补正高度集中的封建皇权带来的负面效应。其中,谏官制度成了最主要的选择。“谏官”也被称作“谏臣”,是指专门规谏君主过错的官员/臣子。
不过谏官的出现,并不是秦朝首创,可以往上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齐桓公设立的大谏、晋国的中大夫、赵国的左右司过、楚国的左徒,都可以被视为谏官。
古时的三权
然而秦朝是首次以正式官职的形式将谏官制度确立下来,并为后世提供了参考依据;汉随秦制,完整沿用了这一官职,到了东汉时期,由于赋予了谏官议政职能,正式对其改名为谏议大夫;三国时期,对这一官职也进行了保留。
到了两晋及南朝阶段,谏议大夫这一名称被取消,其职能被侍中、散骑常侍等职务承担。令人意外的是,少数民族色彩浓厚的北朝反而完整继承了汉代的“谏议大夫”官职。
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制度创新的时代,公元581年杨坚代隋之初,就根据崔仲方的建议改革官制,设置了尚书、门下等五省,这就是三省六部制的雏形。其中,门下省设侍中(为避杨坚父亲杨忠名讳改为“纳言”)、尚书省设散骑常侍,两者的职能一样:谏官。
谏官一职自出现之日起,就不断涌现出许多帝王虚心纳谏的佳话。但所谓“谄谀易合,正直难亲”,并不是每个帝王都愿意听取不同意见,由于刚愎自用、一意孤行而导致人亡政息的案例比比皆是。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隋炀帝杨广。
“隋氏以主骄臣谄亡天下”,谏官的缺位,见证了隋朝的二世而亡
隋氏以主骄臣谄亡天下,朕即位以来,每虚心求谏
公元619年,在朝廷考核群臣后举行宴会时,唐高祖李渊对裴寂等人说出了上面这番话,希望以此鼓励群臣对他大胆提意见。
这个评价相当精准。隋王朝的灭亡,源于国力被消耗殆尽,这一点为史学家所公认。短短数年中,雄心壮志的杨广同时推行了经营西域、营造东都、修建长城、开挖大运河、三征高句丽等宏大行动,把他父亲积累下来的殷实家底消耗殆尽,最终民不聊生、众叛亲离。
问题来了,隋朝也有谏官,对于隋炀帝如此急功近利的做法,他们没提意见吗?
确实有人提了,而且还不止一次,但杨广压根不是能听谏言的人。为啥?因为他觉得自己太聪明了。
若给中国历史上的帝王依据智商排个名,杨广应当能位居前三,但其副作用就是过于刚愎自用。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孔颖达曾这样对李世民说:
若位居尊极,炫耀聪明,以才陵人,饰非拒谏,则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
虽然点名是指谁,但结合上下语境,这就是在指杨广。耿直的魏征则更是毫不遮掩的点名道姓:
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才,骄矜自用......曾不知以至覆亡也。
李世民则感慨的表示:“前事不忘,吾属之师也”。
你可能认为这是唐代人对他的抹黑,那么我们看看杨广自己说的话。公元613年,在平定杨玄感叛乱后,他得意洋洋的对虞世南说:
我性不喜人谏,若位望通显而谏以求名,弥所不耐。至于卑贱之士,虽少宽假,然卒不置之地上。
意思是说,他非常讨厌人进谏,那些达官显贵进言,无非是想以此求名而已,自己绝不容忍;至于地位卑下之人,自己也许还能稍微宽容一些,但也决不会让这些人有出头之日。
这番赤裸裸的言论让人不寒而栗,杨广也由此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排斥谏官的帝王之一。然而,在传统儒家道德的激励下,目睹因他的好大喜功将政权带入万劫不复之地,不少忠直之臣还是勇敢的进言,不过都没什么好下场:
公元607年,上任不久的杨广在短期内屡屡祭出大手笔,比如组织百万民夫修长城、大张旗鼓往北出游、组织人手收集整理天下的散乐百戏等,当初协助杨坚创造开皇之治的高颎、贺若弼等人提出异议,被杨广以“诽谤朝政”为名诛杀;
公元610年,有感于“劳役繁多,百姓疲敝”,御史大夫张衡请杨广“稍加抑损”,结果被贬为平民,不久后被杀;
公元612年,杨广征兵百万东征高句丽,耿询“上书切谏”,令隋炀帝大怒,几乎将其斩首;
公元614年,杨广准备再度出游,庾质建议他暂时坐镇关中,安抚疲敝的百姓,过三五年再行出巡,结果直接被关进大牢而死;
公元616年,当时天下狼烟四起,隋王朝实际上已摇摇欲坠,杨广却准备再次前往江都查看新龙舟。当时几乎所有朝臣都持反对意见,杨广杀鸡儆猴,当众虐杀了极力劝谏自己的任宗、崔民象后,满朝文武再也无人敢提意见。然而,杨广这次出行有去无回,成了自己的绝唱。
类似的案例,史书记录不胜枚举。可以说,大隋王朝的灭亡,与隋炀帝拒不纳谏脱不了干系。
而目睹这一过程的李渊与李世民父子,对此可谓记忆深刻,大唐建立后,父子俩接力,建立了中国封建历史上最为成熟完备的谏官体系。
初唐建立起最系统、有新意的谏官制度
我们常说,大唐盛世是建立在隋王朝成果的基础上的。事实确实如此,三省六部制、科举制等开创新的制度,正是起源于隋朝;修整大运河、对高句丽不灭不休等内外政策,唐代也延续了隋朝的一贯作风。而往往被我们忽视的是,唐朝吸取了强生大隋二世而亡的教训,建立起了中国封建历史上最为系统的谏官制度:
唐朝的谏官,大多分布在门下省和中书省。其中,门下省有给事中、左散骑常侍、左谏议大夫、左补阙、左拾遗、起居郎;中书省有右散骑常侍、右谏议大夫、右补阙、右拾遗。
根据《旧唐书·职官》,我们看看这些官员的品级:
散骑常侍,正第三品;给事中,正第五品上阶;谏议大夫,正第五品上阶;起居郎,从第六品上阶;左右补阙,从第七品上阶;左右拾遗,从第八品上阶。
与过去历代不同,唐代的专业谏官不再限定于某一个职位,而是涵盖了朝廷中官员体系的各个品级,形成了上规模的谏官群体。同时,对于他们的工作方式,朝廷甚至也拟定了工作方法,以魏征担任的谏议大夫为例:
谏议大夫掌侍从赞相,规谏讽谕。凡谏有五:一曰讽谏,二曰顺谏,三曰规谏,四曰致谏,五曰直谏。
顾名思义,这五种工作方式的意思大致如下:
讽谏,以婉转的方式劝谏,比如引用典故、借古讽今;顺谏,用恭顺的语言、听起来顺耳心;规谏,这个要求看准时机,不能无视场合张口就来;致谏,看起来像是用正正式式的方式上递谏言;直谏,这个就比较明显了,当面直接开火,有啥说啥,毫无顾忌,咱们最为熟悉的魏征最喜欢用这种方式。
人员是安排好了,工作套路也框定完毕,那么如何保证谏官的工作能正常开展?若仅靠帝王的个人觉悟,那太容易被人左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李世民在即位后,开创性的提出了一种新制度。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上任不久的李世民于正月下达了第一道诏书:
自今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閤议事,皆命谏官随之,有失辄谏。
中书、门下两省以及其他三品以上官员觐见皇帝商议朝政时,必须让谏官如影随形,有任何过失当场毫不留情的指正。通过这种办法,帝王很难因为信息的不对称、个人的喜好等因素被臣子误导,大臣也因为身旁有人监视而不得不知无不言、言无不真,“故大臣不得专君而小臣不得为谗慝“”。
(插句题外话:这一政令颁布的时机,体现出李世民已经过了长时期的深思熟虑,也侧面证明他对掌握国家大权已早有准备,玄武门事变的发生,并非偶然......)
整个贞观年间,大唐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对内恢复秩序、促进生产、完善制度,对外常年征战、消除外敌,朝廷在这期间政令发布空前频繁。但无论哪方面,李世民的决策从未出现过重大失误。充分保证谏官职能的实现,鞭策帝王与百官不断向前,起了关键的作用。
但在封建专制王权下,这种貌似完美的制度同样很脆弱。
壁画上的唐代官员与外族人士
封建皇权意志的衍生品,成也帝王、败也帝王
事实证明,初唐的谏官制度很有效,毫不留情面的魏征,被李世民视为镜子,二者之间的互动,为后世留下了许多治国佳话;李世民与臣子之间的关系,也被公认为封建时代君臣关系的楷模。但这一制度的执行,有一个关键的前提:帝王本身愿意。
在中央集权制度下,一切权力皆出自帝王,可以说没有任何监督约束机制。开明的君主为了维护统治,诚然能突破个人喜好,推行利国利民利政的政策;但若君主由于能力有限,或者被人误导、蒙蔽,或者别有用心,再好的制度,也无法落实。李世民之后,大唐谏官制度就步入了这种命运。
唐高宗即位后,武则天的亲信李义府、许敬宗先后主政,为了专权与私利,李世民在公元626年发布的上述政令逐渐被废除;在褚遂良、韩瑗因言被杀后,谏官们噤若寒蝉。公元665年,唐高宗李治甚至提出了自己的疑惑:
上语及隋炀帝,谓侍臣曰:“炀帝拒谏而亡,朕常以为戒,虚心求谏;而竟无谏者,何也?”李勣对曰:“陛下所为尽善,群臣无得而谏。”
不得不说,李世勣打仗的水平一流,溜须拍马、睁眼说瞎话的官场之道也玩的很溜。
直到公元682年,在唐高宗去世的前两年,他终于听到了进谏:在封禅泰山后,他计划封遍五岳,被监察御史李善感以劳民伤财、天下失望为由劝阻。唐高宗虽没接受,但由于首次听到劝谏,反而和颜悦色的加以解释。这可是二十多年来首次有人进谏,天下人喜出望外,称李善感的这一壮举是“凤鸣朝阳”。
李治死后,武则天当政期间,唐朝的谏官制度更是变成了“”挂羊头卖狗肉“”的笑柄,在让人闻之色变的大狱和酷吏威压下,人人自忧、朝不保夕,负责劝谏君主职能的谏官们为了生存,完全抛弃了自己的操守;他们顺应武则天的喜好,互相监视、诬告、弹劾,贞观年间的清明政治风气荡然无存。
励精图治的唐玄宗登位后,谏官终于再次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宰相宋璟执政期间,恢复了贞观旧制,重臣进奏时,谏官、史官必须同行。依靠君明臣贤,政坛清朗的开元盛世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
不过好景不长,在李隆基当政后期,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专权后,大唐的谏官制度再次迎来了新的黑暗期;加上后期的藩镇割据与宦官专权,谏官群体再也未能成为促进政治的重要角色,并眼睁睁的看着曾经辉煌一时的大唐走向灭亡。
笔者认为,以谏官制度为代表,初唐的政治制度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国家治理的巅峰,在维护大一统、保持积极向上的开拓进取精神之间,达成了和谐的统一。但这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高度垄断的封建皇权带来的弊端。中国历史上盛世的创造,基本上靠的是英明的帝王,可持续机制的缺乏,决定了封建社会难以突破发展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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