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末起,中日外交基本都是民间私船往来。到了宋代,日本官方对中日外交仍十分消极,渡海入宋的多是日本僧侣,称为“入宋僧”。宋廷极力塑造四方来贺的“大国”形象,于是这批非官方使者被贴上“朝贡使者”的标签,外交地位一下子不平等了。
入宋僧中最著名是奝然,他几乎独自撑起了整部《宋史》的《日本传》。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八月,奝然为求取佛法,乘坐民间商船入宋,年底到达开封。此时宋太宗已在位八年,除了在军事上对辽、交趾失利外,朝野一片欣欣向荣,所以他急需“四夷宾服、万国来贺”的场面以烘托盛世。之前高丽遣使而来时,太宗还册封了高丽国王,当时日本的国力又远非高丽可比,所以更受官方重视。
雍熙元年(984年)三月,太宗亲自接见奝然。奝然献上十几件青铜器,若他真是官方使者,这点“贡品”无疑太寒酸了,但太宗乐意装糊涂。奝然不会说中国话,却擅长写隶书,于是“以笔代口”与太宗交流。太宗因此知道了日本的一些风土人情,对“世袭罔替”的天皇制度与官僚制度尤其感兴趣,无不羡慕地叹道:“小小岛国竟尚存古道!”并以此为榜样,教导现场的臣子用心辅佐自己,让赵氏帝位永固,这样他们的荣华富贵也能世代相传。
太宗对奝然的一系列回答非常满意,于是允许他在各大名寺自由参观。奝然回国时带走大量经书,并在日本仿建了五台山的清凉寺。几年后,奝然派弟子入宋,特意为太宗献上一份谢表,以示不忘皇恩。太宗非常高兴,得意地对臣子说:“你看,古道尚存的小国对咱多有礼貌!”
在太宗的倡导下,入宋的日本僧侣越来越多,地位基本相当于唐代的遣唐使。尽管这些僧侣并非由日本官方委派,连正经国书、贡品都没,但仍被宋廷用以装点门面。他们与宋廷的交往缺乏政治性,却在双方的经济、文化领域扮演着积极且重要的角色。
比起宋廷,日本官方对中日外交的态度更为懈怠,因为当时天皇大权旁落,日本政治逐渐转变为“摄关政治”—天皇幼时由大臣代行政事,称“摄政”;天皇成年后亲政,摄政改称“关白”,辅助天皇处理政事。这种情况类似于中国的外戚干政,直到北宋后期,日本官方才勉强解决自己的一摊“烂事”,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开始松动。宋廷终于迎来真正的日本使者,当然,无论他们在政治、外交方面如何独立甚或强势,在大宋皇帝眼中,他们仍是前来高攀的“朝贡使者”。
日本僧侣因为渐渐财产众多,而不得不建立武装力量保护,随着实力的增长,日本佛教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终于引起了统治者的忌惮,于是僧侣被取消武装,变成了文化传播者。
据很多史料记载,日本佛教是在唐朝末年宋朝初期时兴起的,专家普遍认为日本佛教是从我国传承过去的。随着佛教在日本的广泛流行,佛教的资产也越来越多,这就引起了日本很多势力的窥探。自己的财产僧侣们自然不会轻易的交给别人,于是僧兵这种职位就应运而生。
僧兵主要是由僧侣以及部分狂热信徒组成的。在对抗最激烈的时候,他们甚至会在四周挖上沟壑,形成独有的寺庙武装。
在古时日本僧兵是非常让人敬畏的。第一是因为僧兵基本挑选的都是体格强壮之人。第二点,因为他们有狂热的信仰,所以敢于拼命,因此在日本很多武士都不敢招惹僧兵。
到后来日本的僧兵势力发展非常强大,甚至有了左右政治的力量。由于他们拥有大量的土地,以及众多的信徒,所以他们在冷兵器时代占据非常大的优势,这就让其他的武装势力非常的头疼。
当然日本的统治者对佛教强大的势力也早已坠坠不安,但由于寺庙之间联系紧密,并且人数众多,导致日本统治者一直都非常谨慎。虽然日本佛教势力强大之后,内部也会出现一定的争端,但当他们面对外部环境的挤压时,就会非常团结的一致对外。
在纷乱的日本历史中,佛教一直保持着与幕府,以及日本中央实力非常均衡的局面。只是后来明治维新时期,神道教对日本佛教进行了一次毁灭性打击。在这次运动之中,佛教被收回了与信仰无关的权利和职务,并没收了寺院大部分的领地,将僧侣的权利一降再降。
这次运动之后,僧侣虽然被收回了很多的领地和权利,但同时一些戒律也被取消放开了,例如日本僧侣是可以结婚生子的。也是从这时开始,日本的分僧侣职能发生了变化,他们更多的是承担着教育、旅游,以及文化交流的职能,彻底的从武装力量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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