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起仗时,东晋为何死活不迁都避难

打起仗时,东晋为何死活不迁都避难

打起仗时，东晋为何死活不迁都避难?下面对百科小编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相关内容。

公元311年，西晋永嘉年间，北方少数民族军队争相攻入中原腹地，五胡乱华爆发。为了保存实力，琅琊王司马睿在大臣王导的辅佐下，率领大量北方官吏、民众渡过长江，在东吴旧都城建康建立朝廷，史称东晋。

建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又一次成为国家的首都。但是，作为东晋都城的建康，却在此后的百余年间，屡屡被王敦、苏峻、桓玄等内部叛军攻破，战火就在首都核心爆发。为何东晋君臣执着于在建康定都，即使战乱不断，仍旧不肯迁移到其他城市建都?

一是建康周边地区开发历史长，物产丰富，资源供应充足。自春秋时期起，建康一带就是吴越两国的核心区域，无论是吴国都城姑苏，还是越国都城会稽，都临近建康。在三国时期，建康自身就是东吴的都城。

可以说，在东晋时期，南方最繁盛的地带就是建康及周边区域。此处山林开荒程度高，耕地面积大，加上水网密布、灌溉便利，确保了稳定的产粮量。因此，能够供应都城众多官吏军队所需生活物资，是建康始终作为都城的重要原因。

而且，都城的官吏、军队和随从人数众多，动则就是十几万，而且都是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完全依赖调运粮食补给。建康靠近会稽等浙东六郡，便于这些产粮大郡输送粮食税赋，可以避免造成的巨额押运损耗。

一旦离开建康，南方其他地区开发水平较为滞后，难以供应物资粮食，必然从长江下游的产粮区长距离转运。路途中损耗，加上押运民夫也需要口粮，将会是一个天文数字。原本的税赋总量，就不足以支撑多出来的消耗。只能增加民众承担的税赋，而这必然会激化社会矛盾。因此，即使遭遇多次叛乱战争，东晋朝廷从现实物质条件方面考虑，也只能仍然留在建康地区。

二是营建新都城耗费的人力物力不可估量，对于南方民众来说难以承受。建康作为东吴都城，几代东吴统治者精心营建，在数十年时间里建成宫殿官署等大型建筑，城市的配套设施建设完备。即使饱受战乱破坏，仍有一定的城市基础。迁移都城，则需要重新在其他地区再次营造宫殿官署，以及加建城墙、道路等大量军事和民用建筑。不仅会消耗大量财富，在古代科技水平限制下，更需要漫长的建设时间。而东晋自南渡以来，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实在难以承担建设新都城的代价。

因而，建康遭受再多战乱侵袭，东晋君臣都只能继续在现有环境下坚持。毕竟，相较于建康，南方的其他城市城池狭小，根本容不下庞大的官吏军队长久定居。“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建业就是建康的另一个名称。东吴时期，吴主孙皓试图迁都武昌，获得战略优势地位，防范上游来敌。但是，广大的官吏民众却传唱起这首歌谣，强烈地反对迁都到武昌。从此可以看出，迁都的行动不但不得民心，反而会加速王朝的灭亡。

三是当时南方的经济发达区域有限，除了建康，就是会稽、扬州和武昌等地。但是武昌远离江东江南的产粮区，只凭荆州一地的粮食物资产出，难以供给。而从建康等长江下游长途转运粮食，成本太高。而且，武昌和周边的荆州、江州地区，一直以来是防御北方入侵的军事重镇，军队遍布。掌控这些军队的世家，长期经营武昌、荆州，势力强大。东晋朝廷贸然迁往武昌，自主性难以得到确保，极有可能被架空。不如在下游，凭借建康地利人和，分庭抗礼。

而扬州在长江以北，无险可守。虽然靠近江南产粮区，但时刻面对北方政权入侵，比在建康面对的内部叛军还要危险。另外。会稽位于浙东六郡，是南方士族的大本营。迁都会稽，无异于把政权拱手让给南方士族。因此，建康虽然地形易攻难守，但相较于南方其他大城市，地理位置和安全性、统治基础其实更好，更适合作为都城。

四是建康邻近江北，逃难侨居的北方流民士人众多，为南渡朝廷提供了坚定的支持。永嘉之乱后，大量北方民众逃离故土，来到了相对稳定的南方。而东晋朝廷出于稳定统治的考虑，严格禁止流民组成的乞活军度过长江。

东晋在江北地区设置侨州郡县，安置流民和北方中小士族。而这些北方民众也就成为东晋朝廷的重要兵源，形成了以北府兵为代表的江北军事势力。而东晋朝廷作为北方逃难而来的政权，在南方士族中威信有限，根基不稳。远离建康，意味着离开北府兵等江北流民军的军事支持。东晋只有在建康，才能既依托长江天险，又就近控制江北广大区域，保持跟侨居势力的联系，以此维护统治的稳固。

五是东晋继续推行占田制及荫客制，使得南渡北方士族迅速在建康周边占据大量庄园田地。世家谢氏中的名臣谢安石，隐居建康附近的会稽，在东山的自家庄园纵情声乐，被当时士人称为“安石不出，奈天下何?”。这侧面反映，当时世家大族庄园跨州连郡，沉迷于繁华。让他们抛弃家族庞大产业迁居，无异于痴人说梦。

同时，根据东晋的课田法课税，世家大族的田地和佃户都属于免税范围。扎根建康后，开发已久的肥沃庄园田地为世家带来大量财富，支撑着世家进行政治活动和维持大批私家部落武装。放弃这些财富，前往陌生地区，一切从头来过，这是对世家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削弱，将严重影响他们掌控朝廷。因此，即使屡次遭受战乱，世家大族当政的东晋朝廷，都从未有过迁移都城的实质行动。

综合来看，东晋君臣南渡长江，政权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叛乱不休。只有把建康作为都城，凭借当地的强大经济产出和世家、流民支持，才能勉强维持统治。

东晋时期，朝廷退守江南，为何依然能在西北方位存有一块国土？

因为当时凉州是西晋最偏僻、而且最贫瘠的国土，并且又与胡族相邻，所以一直战事不断，就这个地方一向不受高官的欢迎。但是张轨在凉州恩威并施，他不仅获得当地民众的支持，而且还扫平各路盗贼，让使凉州迅速安定下来。这对朝廷来说是有利的，所以就没有赶他走。张轨不仅让人们都能接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还减轻了他们的赋税。最重要的就是他恢复了五铢钱的货币流通，因为之前的布匹货币损坏率太高了。

这对当地经济是很大的一个推动，使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凉州一度成为西北的经济繁盛所在。而且张轨一直没有断绝对西晋朝廷的钱粮赋税，当时八王之乱，也只有他坚持这么做。并且张轨还多次派兵勤王，还受到朝廷的嘉奖，后封他为西平公。这样其实也是在示好，表示自己愿意称臣的态度，这样一来朝廷才不会怀疑他想造反，这样才会安稳。

后来张轨死后，他的儿子张寔继承了张轨的职位，也是继续按照张轨的各项政策，这样使凉州成为乱世中难得的世外桃源。当时的中原的百姓、士绅富商、宗室世家们纷纷都逃往凉州避难，这样让汉家礼仪、典章法规等文化得以延续，这是前凉对历史做出的最大的功绩。

后来西晋灭亡的时候，晋愍帝给张寔一封密诏，意思是赐予他承制封拜杀伐的特权。简单的说，就是张寔可以称王称帝了。但是张寔坚决拒绝了部下们的劝进，仍然以晋臣自居。也正是因为这种不想挣权的性格，才会让凉州一直处于安稳之中。

东晋曾收复了长江以北的大片领土，为何却没能统一北方？

东晋王朝虽以积弱王朝著称，但是到四世纪中期的时期，国势也曾一度强盛。桓温西征灭了成汉，拿下巴蜀；北伐收复了长江以北至黄河之间的大片领土，其中包括西晋时期的故都洛阳。在此基础上，东晋晚期的刘裕继续北伐，先是灭了南燕，拿下了齐国（今山东一带）故地。接着，又西入函谷关，灭了后秦，拿下了关中长安一带。

至此，东晋的版图不仅覆盖了长江以南的所有地区，还占据了长江至黄河之间的地区，包括东部的青、兖、徐州，中部的豫州、荆州，西部的巴、蜀、关中。当时北方只有黄河以北的领土，以及陇西一带未受到东晋的稳固控制。当时来自北方的挑战，只有盘踞在晋北至内蒙一带的拓跋氏，以及在陇西一带活跃的匈奴赫连部等势力。而且，这些势力开始并不足以挑战东晋。可以说，当时东晋的对外战略态势非常有利。

如果东晋能够以这些地盘为根据地，在江北深耕，稳步推进，将整个黄河以北甚至长城以北的领土全数拿回，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是，就在东晋末年至刘宋王朝初年的几十年间，整个江北的形势急转直下，北方的拓跋氏迅速做大做强，原来只能在内蒙至晋北一带徘徊的拓跋氏，迅速崛起，东取齐鲁、中取兖、徐、豫，西取关中长安。东晋自桓温北伐以后取得的北方领土接二连三地落入拓跋氏建立的北魏手中，整个北方的局面迅速崩盘。后来刘宋再次组织北伐却终究以失败告终。南北战略态势最终不可逆地倒向北朝。其中的原因，当然与拓跋氏出现的几个有作为的君主有关。但这只是外因。

就东晋南朝自身来说，造成对北方控制的崩盘式局面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东晋至南朝期间，门阀士族与寒族势力之间的斗争。东晋原是一个由上层豪门大族控制的政权，但到东晋晚期的时候，来自下层的刘裕集团崛起，冲击了原有的政治格局，导致了东晋政坛的大变局，从而造成了对北方的战略态势的垮塌。本来，当年曹氏取代汉朝，以及司马氏取代曹氏，都没有产生这种效应。这就要从南朝统治者的出身说起。

刘氏出身于 社会 底层，原来是个卖鞋的，一度穷困潦倒。他从小吏做起。在东晋晚期镇压孙恩、卢循之乱的过程中，一步步上升为军事将领。紧接着在桓玄篡夺东晋政权的过程中，他组织“义军”，联合其他力量，驱逐了桓氏并迅速控制了首都建康和东晋政权。在剪灭桓氏的同时，又借着东晋朝廷的旗号，整个力量北伐，灭了南燕，取了关中。本身，这时候的刘裕可以说是如日中天，就像当年的桓温。东晋朝廷和司马氏的天下，他唾手可得。

但是，他在策略上犯了个错误。上面说了，因为他出身底层，见惯了东晋士族政治的腐败和堕落，极憎恶东晋门阀士族的穷奢极欲的糜烂生活，痛恨门阀特权体制。这也使得他对于士族出身的人不信任。有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东晋宰相谢安的后人谢晦，在刘裕打天下的过程中，曾经是他最得力的谋士。但后来刘裕在临死前，叮嘱儿子要除掉谢晦，因为他认为谢氏会夺刘氏的权。后来谢氏果然被安了个罪然杀掉了。刘氏对于士族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所以，刘氏掌权以后，对魏晋以来的豪门望族进行了毫不留情地打击，包括对司马氏一族进行了清洗和诛灭。除了直接的杀戮，刘宋还从制度上打压士族。经济上，刘氏取缔了很多士族的特权，比如后者曾广泛占有山、林、湖、泽和土地等自然资源，并以此向百姓征税。这种特权还可以代代相传，子子孙孙。这些特权遭到刘氏的取缔。另一方面是政治，尤其在入仕方面，刘氏扩大选人的范围，从 社会 下层选拔官吏。这更打破了魏晋以来，士族靠九品中正法垄断国家政治的局面。

客观地说，刘氏看到了问题，但措施过猛、过急。这触动了士族阶层的根本利益。导致士族阶层对刘氏及其后来建立的政权十分不满。要知道，自魏晋以来，士族阶层长期垄断政治，往往都是占据要职，无论在中央还是地方。这是一股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对于他们来说，既然新上位的权力集团及新朝是不友好的，那么他们便另投明主。

由此，在东晋末年到刘宋时期，包括司马氏在内的大量士族北渡并归顺了鲜卑的北魏政权。关中地区则先是亡于赫连氏，接着又落入北魏。齐鲁、中原一带也陆续被北魏夺取。当时正是北魏道武帝拓跋焘至孝文帝拓跋宏之间的时代，拓跋氏趁机招降纳叛，收罗南来北投的士族，这使得北魏的力量迅速壮大，也推进了北朝政治的士族化。当然，拓跋氏最终较好地协调了来降士族和鲜卑贵族之间的关系，推进了中央集权式的制度改革和汉化政策，以及后来迁都洛阳。这些做法十分有效而且及时。提升了北魏的国力，进一步增加了长江南北 社会 的认同度，大大加强了北魏政权的吸引力，从而使北方的统一格局得以巩固，北强南弱的格局也慢慢形成，为后来北朝对南朝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总之，东晋南朝错失统一时机和北朝的崛起，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南朝初年统治者处理政局的策略错误是一个重要因素。你怎么看？

历史上东晋是个怎样的存在？为何存在感一直不强？

说起东晋，可能很多不熟悉历史的小伙伴会对这个时期感到非常陌生。晋朝发生八王之乱、五胡乱华这样的事，使得好不容易归为太平的天下，再次充满战乱和杀戮，而司马睿最后无奈南迁建立了偏安一隅的东晋政权。所以东晋在历史上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大家也不怎么提他，那东晋在当时究竟是个怎样的存在呢?真的只是“混吃等死”吗?其实也没有这么不堪，下面就来简单讲讲东晋，想了解的朋友就来看看吧。

人们一提到分裂时代的南方政权都是用偏安一词去称呼，例如东晋、南朝、宋朝、南明等等。但是相比之下，东晋不偏安，也不是龟缩在长江天险以南。它的地盘远远超过北朝，而且跟后来在江南苟且偷安的南宋相比，东晋简直是纯爷们!相对于北朝的五胡乱华，东晋整体上还是比较稳定的，一般都是内部世家大族之间权力的转换。

东晋各方面人才济济，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的正统。北方的世家衣冠南渡，与南方世家联合，成立了以司马家为皇室的朝廷。东晋皇帝没有实权，任由世家大族遍布。朝堂之上，都是世家大族的优秀子弟。

东晋的军事实力强大，对于北朝胡人部队，依旧有着顽强的战斗力。尤其以后期的北府兵最为出名，这是一支能打硬仗的军队。在名将谢石、谢玄的带领下，以八万之众重创前秦数十万之师，赢得了淝水之战的胜利。

东晋实行门阀家族政治，不需要凭借军功来累积声望和政治资本。东晋的体制是皇帝+士族共同执政。这些士家大族虽然平时窝里斗，但在国家危亡时刻，还是能够携起手来，共度难关的。东晋南渡之后虽然也出现南北歧视，南方世族一个多月都没去见过司马睿，但是南北歧视在华夷之辨面前简直不值一提。而且他们有一套完整的人才选拔系统，各种人才是不缺的。东晋内，上至皇帝，下至黎民，对于谈玄论道、诗歌书画无所不及。

东晋外，已经开启了中国大航海时代，对外进行贸易，与东北亚、东南亚都有所交集。虽然说，南宋时中国经济中心彻底南移，南方超过了北方。但在东晋那个时代，安定的国内环境，加上海上贸易，日子过得比北朝好上太多。可以说，东晋经济文化全面领先于北朝。

建兴四年(316年)西晋被匈奴人刘曜灭亡后，中原的士族和人民纷纷南迁，史称“衣冠南渡”。建武元年(317年)，琅邪王司马睿在南迁的王氏家族支持下，建立东晋，定都建康。东晋初年，琅邪王氏、陈郡谢氏、谯国桓氏、颍川庾氏是著名的四大家族。由于司马氏皇族在江南地区根基较浅，要想立足必须同这些豪门大族结成政治联盟，这就造成了东晋皇权被分割，豪门大族轮流把持朝政，既相互争权，又相互制约的局面。建国之初，就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四大家族中，有像王导、谢安这样治国平乱的贤相，有像庾亮这样诱发苏峻之乱的平庸之辈，但更多的是像王敦、桓温、桓玄这样图谋篡位的权臣。如王敦先后在永昌元年(322年)、太宁二年(324年)两次举兵造反，最后病死军中。桓温独揽朝政十余年，操纵废立，阴谋篡位，晚年逼迫朝廷加其九锡，但因谢安等人借故拖延，至死也未能篡位成功。桓玄叛乱后称帝，被刘裕平定，东晋硬挺了103年，最终政权还是落入刘裕之手。

而当时的北方地区，从刘渊建立汉国(后改为赵)，到北魏统一北方的136年时间里，先后有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少数民族，建立十六个割据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又称“五胡乱华”。这十六个政权，可以概括为：一汉(成汉)、二赵(前赵、后赵)、三秦(前秦、后秦、西秦)、四燕(前燕、后燕、南燕、北燕)、五凉(前凉、后梁、南凉、北凉、西凉)和胡夏。

东晋早期，北方主要是前赵和后赵争斗，咸和三年(328年)后赵灭前赵。羯族人建立的后赵，是中国历史上最残暴的王朝。石虎死后，诸子争位，汉人冉闵趁机夺取帝位，下达了著名的“杀胡令”，建立冉魏政权。冉魏曾要求东晋北上合击诸胡，东晋置之不理。东晋中期，氐族人建立的前秦崛起，太元元年(376年)统一北方，这是北方唯一一个有实力威胁东晋的政权。太元八年(383年)，淝水之战后，北方再度陷入四分五裂，争斗不止，不但无力南下，而且纷纷和东晋通好。

北方方面，唯一一次有可能灭亡东晋的机会，就是太元八年(383年)的淝水之战。但是，当时前秦刚刚灭掉前燕、仇池、前凉、代国，国内民人心不稳，民族矛盾仍很突出，而东晋则人心团结，政治相对清明，此时南侵是选错了时机。宁康三年(375年)，前秦的名相王猛病逝时，曾遗言建议苻坚不要南下攻晋。但是，急于一统天下的苻坚置之不顾，终致大败。

东晋方面，曾先后组织七次北伐。其中取得一定战果的有四次，都是权臣都是增强个人实力举行的,如桓温第一、第二次北伐以及刘裕两次北伐。其余三次，祖逖北伐，由于东晋仅给予名义上的支持，而成收效不大。东晋朝廷主导的殷浩北伐，以及桓温第三次北伐都以惨败收场。但是虽然东晋政权的北伐多数是权臣举行的，而且成果也有限，但是整体上说，东晋一直北伐不止，绝不是偏安一隅的弱国。

[中史]东晋问题

1．东晋的宗室和大族，经常争权夺利，人民生活相当困苦，以致盗贼四起。淝水之战后，南方人民暂获安定，但政治混乱和 *** 的情况，并没有改善。东晋大臣桓温死后，其子桓玄逼晋安帝禅位给他，改国号为楚，史称「恒楚」；刘裕起兵声讨，杀死桓玄，恢复东晋的统治。但刘裕自己有夺位的野心，终于在420年，废晋恭帝自立，改国号为宋，史称「刘宋」。东晋至此正式灭亡。 2．建康（今南京） 3．桓温 生平 少有大志，向往刘琨、陶侃的事迹。咸康七年（341年），任琅琊太守。永和元年（345年），桓温任荆州刺史，取代庾翼兵权。次年（346年），桓温趁成汉内部不稳之际，率军沿长江直上，平定蜀地，汉王李势投降，拜征西大将军，封临贺郡公。永和五年（349年）四月，后赵主石虎死，北方再度混乱，桓温多次请求北伐未果。永和六年（350年），朝廷以殷浩为中军将军、都督五州诸军事，委以北伐重任，以此抗衡桓温。结果殷浩大败而回，桓温遂掌大权。 永和十年（354年），桓温第一次北伐前秦，亲率步骑四万余人，水军直指南乡（湖北均县），命梁州刺史司马勋沿子午道（秦岭栈道，通向汉中）推进，一路攻占上洛（陕西商县），在陕西蓝田击破氐族苻健军队数万人，进驻霸上（长安东面），苻健以数千人退守长安，当地民众「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晋书》），桓温未乘胜追击长安，反待敌自溃，期间本想将春麦收作军粮，但秦军已抢先收割，晋军粮秣不继，被迫撤返襄阳。永和十二年（356年），桓温第二次北伐，击败羌族姚襄，收复洛阳。隆和元年（362年），桓温建议迁都洛阳，又建议南迁的士族返乡，但遭到达官贵人激烈反对。前燕趁东晋君臣相互猜忌和牵制之际，重新占领洛阳。太和四年（369年），桓温为了树立更高的威望，决定率步骑5万北伐前燕，一路势如破竹。经金城时，「见前为琅琊时所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涕。」（《世说新语》）在枋头（今河南汲县东北）忽逡巡不前，企图「坐取全胜」。不久军中绝粮，又闻前秦援兵将至，遂烧船、弃甲，自陆道撤退，凿井而饮，行军七百余里，途中遭前燕骑兵伏击，损失三万余人，大败而归。 桓温长期掌握大权，素有不臣之志，颇羡王敦之举。有一次，他抚枕而叹：「既不能流芳百世，不足覆遗臭万载耶？」咸安元年（371年），率军攻寿春（今安徽寿县），俘斩袁瑾。同年，桓温废帝司马奕为东海王，改立简文帝，以大司马专权，次年，简文帝死，桓温有代晋之谋，不久病死，由其弟桓冲代位。 他临死前希望朝廷赐其九锡，但在谢安等人的拖延下，结果不能如其所愿，晋室只按西晋安平王司马孚及汉朝霍光的惯例处理他的后事。追赠丞相。 4．汉族（前凉、西凉等等）、高句丽族（北燕）、丁零族（翟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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