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安宗朱由崧(1607年9月5日—1646年5月23日),直隶顺天(今北京)人,南明政权第一任皇帝(1644年—1645年在位)。明神宗朱翊钧之孙,福恭王朱常洵庶长子,母为邹氏。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生于福王京邸。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封为福王世子。崇祯十六年(1643年),袭封福王。崇祯帝自杀殉国后,即位于南京,建立南明政权,年号弘光,在位八个月。沉湎酒色,内政不修,政治腐败。弘光二年(1645年),兵败逃亡芜湖,押往北京处死,时年四十岁。
失德
根据明末清初笔记记载,朱由崧是十分昏庸腐朽的,只知吃喝玩乐,整日沉湎于酒色之中,不理朝政,1645年(弘光元年,顺治二年)除夕,当清兵南下之际,他却在群臣面前感叹“后宫寥落,旦新春南都无新声”,下令广选美女。
由于纵欲无度,还命人替他捉蛤蟆配制春药,南京的百姓叫他“蛤蟆天子”。在其即位之前,史可法曾写信给马士英说明“福王七不可立”──贪、淫、酗酒、不孝、虐下、无知和专横。由史可法、张慎言、高弘图等17人签名送与马士英。
朱由崧身边全是些只会阿谀奉承的奸臣和宦官,如马士英、阮大铖等。他对清兵的进攻根本不过问,尽管有史可法这些忠臣,但明朝复兴之势难见。
朱由崧向来以“失德”著称,后人称其为腐朽王朝的最昏庸的帝王,唯知享乐,不问政事,沉湎酒色,荒淫透顶。世人评论说,正是他的不思进取,打碎了南明王朝划江为治的希望。然而细检史籍,可知竟传闻难据,推其缘由,多由东林党人对福藩一系的成见所致。而其本来的经历显现的却是并非昏庸且颇有个性的政治家形象。
如曾任弘光朝给事中李清《三垣笔记》、《南渡录》及《甲申日记》对荒淫纵欲之事,且加辩诬,指出弘光帝是颇有治国思想,气度恢宏,勤于政事,欲有作为的政治家。此外朱由崧还为于明惠帝以及靖难之变中殉难的臣子予以平反,所以其政治得失尚有争议。
身份
林时对《南都三大疑案》:“洛阳既陷,福王常洵被闯贼所临,宫眷逃窜。世子由崧得一护卫军牵率过河,寓太康伯张皇亲第,人无识者。甲申四月,巡按中州御史陈潜夫送至凤督马士英处,遂同四镇拥立为弘光帝。登极后,太后亦自河北至。帝不出迎,群臣奉凤舆至内殿下舆,帝掖后至殿隅,密语移时,群臣拱立以俟,秘弗闻。
半晌始下拜恸哭,人皆疑揣。乔大理圣任先生在班行目击者,曾面语余。或云:帝实非真世子,福藩有一审理貌类,因冒认。语时戒勿洩,同享富贵。又云:入宫后,与帝同卧起。事真伪不可知,帝来时既不迎,逾顷始拜哭。而出奔时又不同行,自往芜湖就靖国;太后偕马士英至浙,则事属可骇。一疑案也。”
金堡:“予闻弘光伪福邸也。福邸已被难,其妃有弟与一内侍偕走,诈称福邸。既登极,内侍惧福不敢言。童妃至,伪福邸恐事露,遂致之死。马士英特欲立福邸翻东林之局,遂使东南半壁拱手以奉之清耳。”
杨凤苞:“及谓福王亦伪,乃出东林、复社爱憎之口”,“盖阮大铖欲尽杀东林、复社诸君子,向后诸君子追憾其事,并恨王之任大铖也。造言汗蔑之不已,复奋断曰:‘是非明之宗室也。’甚疾之之词尔。”
历史评价
史可法:“在藩不忠不孝,恐难主天下。”
蔡东藩:“这位弘光皇帝,偏信马士英,一切政务,全然不管,专在女色上用心。”
钱海岳:“北京颠覆,上膺鼎箓,丰芑奠磐,征用俊耆。卷阿翙羽,相得益彰。故初政有客观者。性素宽厚,马、阮欲以《三朝要典》起大狱,屡请不允。观其谕解良玉,委任继咸,词婉处当;拒纳银赎罪之议,禁武臣罔利之非,皆非武、熹昏聩之比。
顾少读书,章奏未能亲裁,政事一出士英,不从中制,坐是狐鸣虎噬,咆哮恣睢,纪纲倒持。及大铖得志,众正去朝,罗罻高张,党祸益烈。上燕居神功,辄顿足谓士英误我,而太阿旁落,无可如何,遂日饮火酒,亲伶官优人为乐,卒至触蛮之争,清收渔利。时未一期,柱折维缺。故虽遗爱足以感其遗民,而卒不能保社稷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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