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秀英,女,1926年出生。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1937年12月13日,见证了日本军队对中国军人和南京百姓进行的血腥大屠杀,石秀英的爸爸和大哥被日军杀害。93岁幸存者石秀英称,日本人一进城就到处烧杀,“没有头的,没有脚的,没有膀子的很多”。
1937年,日军占领南京之前,石秀英和一家人生活在七家湾,爸爸做小生意,母亲做做手工补贴家用,家里兄弟姐妹6个,当时大姐已经出嫁,大哥19岁,二姐15岁,自己11岁,还有弟弟和妹妹。一大家子在一起,虽然不富裕,但有普通人家的幸福。
“1937年,当时我家住在七家湾牛首巷,家里原本7个人:父亲,母亲,二姐,哥哥,弟弟,妹妹,大姐石玉珍当时已经出嫁,父亲石长福47岁,是做生意的,他是家里的顶梁柱”……这段往事石秀英老人讲了很多次了,但每次讲起来还是心痛难忍,她回忆当年12月13日日军进城,全家躲进了上海路附近难民区的一间芦席棚子;12月13日父亲送姐姐去姑妈家;12月17日父亲再次出门去姑妈家给姐姐送点酱菜……那一次出门,父亲再也没有回来。
三个月后一个亲戚告诉我们,他在水西门看见日军在刺杀中国人,其中一个像是我父亲,等日军走后那个亲戚从躲的地方出来过去看,看到果然是我父亲,他身上被刺了三刀,我父亲被日军杀害了。“而我的大哥石坤宝那时19岁,被日军抓上卡车拉走后失踪”。
石秀英永远记得当时哥哥被带走的情景,“我弟弟当时9岁,哥哥原本带着弟弟,日本人把我哥哥带走,他就对弟弟说:你先回去,哥哥一会儿就回来”。父亲没有回来,哥哥没有回来,后来母亲一个人靠洗衣服、倒马桶带大了几个年幼的孩子。
几年后母亲去世,她妹妹在11岁时给人当童养媳,她给人带孩子活下来,“年轻人不能忘记过去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石秀英才感觉过上了有尊严的生活,有了工作,靠劳动吃饭,现在还有了退休工资。在他们家,每年的清明节和12月13日,石秀英都会带着孩子们祭奠父亲和哥哥,告诉孩子们,不要忘记曾经的磨难,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为了揭露日军在南京犯下的反人类罪行,石秀英老人曾赴日本作证,向日本民众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她再次说起那段历史,眼神痛苦地坦言自己对日军的仇恨是有的,但现在她在中日两国间奔走讲述历史就为“倡导中日友好,希望和平,反对战争”。陪同石秀英一起来的女儿王秀云告诉记者,家里建了个群,“我妈妈他们姊妹多,有的在外地,上海的贵州的,现在一旦有什么新闻参加什么活动我都会把资料留下来,然后都发到群里,要把这些历史传下去”。
92岁高龄的幸存者石秀英说,她幼年时父亲被日本兵抓走,母女几人饥一顿饱一顿度日。如今国家强大,和平的生活让她感叹生活好了太多,国家给予的幸福就在身边。
战争像一面镜子,能够让人更真切地认识和平的珍贵。对于这群经历了战争的老人,和平是他们暮年最大的心愿。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以史为鉴,珍视和平。
去世原因
残酷史实与骚扰报复致使张纯如精神崩溃
张纯如所从事的事业在美国,在西方世界,都是一项孤独者的工作。她接触到的是血淋淋的史实,在《南京大屠杀》一书的写作过程中,张纯如经常气得发抖、失眠噩梦、体重减轻、头发掉落。
她面对的是尽显人性恶劣、残忍血腥的历史,南京大屠杀是一部酷刑百科全书,这些她都要具体面对,还要叙述出来:砍头、活焚、活埋、在粪池中溺淹、挖心、分尸……书成后,她又得面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报复和骚扰。
她不断接到威胁信件和电话,这使得她不断变换电话号码,不敢随便透露丈夫和孩子的信息,她曾经对朋友说,这些年来她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
由于她又开始准备写美国二战被俘军人在菲律宾受日军虐待的历史,接触到的残酷史实又一次触发她的病痛,引发了她的忧郁病症,而且张纯如还患有偏头痛,这是忧郁症的表征,巨大的病痛揪割着她,她的忧郁症不断加深。
2003年7月张纯如在为她的第四本书进行研究旅行时,曾因精神崩溃而住进医院。张纯如的先生道格拉斯(BrettDouglas)于2004年11月9日清晨5时30分向警方报案称张纯如已失踪。道格拉斯对警方说,他最后一次见到妻子是在当天凌晨2时。张纯如在给家人的遗言中说,希望他们记住她患病以前的样子:全心投入生活,献身她的事业、写作和家庭。
2004年11月9日,张纯如,这个曾为南京30万冤魂奔走呼号的女子,将自己的白色轿车停在一段荒僻的公路旁,然后掏出手枪,结束了自己年仅36岁的生命。
扩展资料
1997年,张纯如女士撰写的《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在纽约出版,该书出版之后在纽约和西方地区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响。
两年前的1995年,年仅27岁的张纯如,勇敢地选择直面那场被遗忘的二战浩劫,亲身走访调查,以泣血之笔撰写出《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为西方世界打开了一扇尘封60年的记忆之门。
一直为南京30万冤魂奔走呼号的张纯如,因此遭受了难以想象的威胁和压力。36岁那年,年轻的生命之花早早凋零。
在张纯如生前的采访录像中,她说起了撰写这本书的缘起。“当我还是一个在中西部大学城长大的小女孩时,我的父母第一次告诉我南京大屠杀的事情。我的父母是科学教授,他们也总是告诉我,对他们来说,在战时的中国成长是什么样的生活。”
张纯如的祖父母在大屠杀爆发前的一个月离开了南京,她的家庭关于1937年南京的记忆激励着张纯如去揭开隐藏在悲剧背后的事实真相。
1994年12月10日,也就是南京大屠杀57周年的时候,美国加州库比蒂诺市社区服务活动中心举办了一个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图片展,这个图片展触发了张纯如的行动。在1995年7月23日,张纯如前往南京,寻找大屠杀中的幸存者。
写作的过程是痛苦的。张纯如母亲张盈盈女士说:“她在档案馆搜集到了很多很多的资料,那个资料就是一层一层的案件,就是每个受害者的报告。
比如说某日某天这个人被强奸,有很多很多件,她就一直看一直看,一个案件一个案件看。她看到后来她跟我讲,她说都麻木了。我就说那你还要写吗?这么痛苦。她说我跟她们这些人比起来,我算什么?”
张纯如在耶鲁大学发现了传教士们的信件和日记,包括明妮·魏特琳、乔治·费奇和罗伯特·威尔逊。她也看到了约翰·马吉牧师的电影胶片,后来,约翰·拉贝的孙女还把拉贝的日记复印件给了她。
“她从早到晚地工作,我还记得她采访受害者的事情,那让她很伤感”,张纯如的丈夫布瑞特·道格拉斯回忆说。当张纯如接触到这些痛苦的时候,她发自肺腑的感觉到那种痛。当她在写作的时候,愤怒和痛苦交加。她将与受害者交流的痛苦化为自己的痛苦。这本书的整个写作过程,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无比痛苦的经历。
著作出版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反响
终于,张纯如撰写的《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于1997年南京大屠杀发生60周年之际在美国出版。她著写的这本书曾经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数月之久,这部书为西方社会了解南京大屠杀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不仅更多的美国人了解这段历史,现在,越来越多的亚洲人也通过这本书了解那段历史。
该书的编辑苏珊·纳比勒说:“这本书最初的读者都是华人,实际上是华人妇女。”后来影响到日本,有的日本小孩会走到张纯如面前说:“我是日本人,但是我想知道真相,在我的国家我们无法找到真相。"
在威胁和恐吓中持续发声
张纯如的书是全面记录侵华日军对南京所犯暴行的著作,并且它使日本右翼分子陷入疯狂。她接到过来自日本右翼分子的恐吓电话。但威胁没有阻止张纯如发声,她和日本驻美国大使一起出现在一个广播电视节目上。
怒斥日本方面拒不道歉的态度:“我并没有听到‘道歉’的字眼,如果他真心地说‘我个人为日本军队二战期间的行为感到抱歉’,我会考虑这是道歉,但是又一次,我们听到了‘后悔’、‘遗憾’、‘发生了不幸的事’这些词。
张纯如在生前的采访中谈到,“我不想让这段历史从此消失,我不想让那么多人的生命从此灰飞烟灭,所以我写了这本书。真正困扰我的是日本的某些有权势的势力,他们想让这段历史消失,我认为这是对受害者的侮辱,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阻止种族屠杀的发生,同时也不应该让它被遗忘。”
最终,张纯如因为抑郁、过度劳累和身体上的疲劳而精神崩溃。在2004年的11月9日,于美国加州自己的车中开枪自杀,年仅36岁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张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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