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知道俞大猷是什么人吗，接下来小编为您讲解
说到抗倭名将，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是戚继光，但有一个英雄俞大猷，相信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也是一名抗倭英雄，还是戚继光的老师，他的功绩不低于戚继光，今天我们就走进那个时代，走入这个被历史遗忘的英雄俞大猷的一生。
嘉靖二十八年，四月期间，明朝边境廉州被安南国的一个叫范子仪的大臣带领兵马围攻，俞大猷派使者飞马而来，留下一句话要对方投降，不然会天降神兵，这些兵马会被粉碎。
范子仪感受到了使者身上的气势，他有预感，自己即将要面对的敌军一定势不可挡，思虑再三，就带着兵马离开了廉州。
其实派使者前去只是权宜之计，俞大猷是要使者争取集结兵马的时间。一个月后，范子仪带领兵马再次侵犯钦州，俞大猷的水军果然如神兵一般出现了在了他的兵马身后，战船被堵截，兵马被连日追赶，溃不成军，还抓住了他的弟弟范子流，最后安南国被逼杀死了范子仪，献上首级，才换来和平。
由此可见，俞大猷熟知兵法，而且带兵有方。
俞大猷出身贫苦人家，自幼发愤图强，虽然家境贫寒，但是母亲深知要让他接受教育，他不只是学习文方面的知识，在儒学、易经方面造诣很深，而且对兵法也有深入的研究，武方面跟随南少林高手李良钦学习，在剑术(即棍术)和骑射方面精通。
有了前期这种深厚的知识积淀，俞大猷进入仕途之后屡建奇功，他不只在打仗的时候勇猛异常，而且对战局的整体把握也非常到位，尤其是战略布局最为厉害。在长期与倭寇作战，明朝军队可以说是非常差劲，根本没有能力与对方作战，有了俞大猷的战术布置竟然能够取得胜利，他总觉倭寇厉害之处是陆战，而自己士兵的长处是水战，所以组建了一直水军。
这支水军到了大海之上就如鱼得水，打下了不少战役，倭寇的战船沉入海底无数。这样一支军队应该让所有的倭寇提起就害怕，但是到了如今，提起抗倭，却没有这支水军的功劳。
戚继光更受后人尊敬，戚家军的名声远远比俞家军要响亮。戚继光年纪轻轻就成为了历史舞台上最闪亮的那一个，尤其是他射箭的功夫更是令倭寇胆寒。
而俞大猷久经沙场，比戚继光更是年长25岁之多。他此时想得是要争取更多的军费，组建更强大的海军，在想更严密的防敌策略，但是那个朝代没有给俞大猷这样的条件。
俞大猷虽然在战场上立下了累累战功，但是并没有像戚继光一样得到众人爱戴和拥立，这主要源于他在官场上的失败。
戚继光年轻更能变通，也更能适应当时的官场，所以他能够在抵御倭寇的同时，能够利用自己的圆滑上达天听，能够让自己的功劳得到应有的赞赏。
俞大猷性情太过于耿直，在官场中不懂得变通，因此受到众人的排挤，朝廷奸臣得道，严嵩把持朝政，压制他的功绩，克扣他的赏银，因此他的仕途坎坷，虽然多次被升职，但是也受到了不少屈辱，被贬职、被入狱。
最后俞大猷只能保持现在的职位，不上不下，不显山不露水，保证了自己的平安。后期戚继光的光芒渐渐显露出来，又有朝廷之人的担保，所以升职比较快，甚至高过了俞大猷。
受时代和朝政格局的影响，俞大猷的功绩被掩埋，再加上戚继光光芒的闪耀，俞大猷的英雄色彩就不再那么引人注目了。
俞大猷虽然仕途坎坷，却从没有怨天忧人，对朝廷更是保持着一颗忠诚之心，被罢官，又被起用，他毫无怨言，最后更是病死在职位上。
俞大猷是一位真英雄，他能文能武，武能保家卫国，文也小有名气，更有“俞佛”的美称，而且他的武学也深有造诣，《剑经》流传后人，造福江湖。
就是这样一位博学多才的英雄却被历史遗忘了。如今只有提起戚继光，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这样的英雄应该被书写，应该被记录，被后人尊敬和铭记。
提起明朝的抗倭将领，世人大多只知戚继光，却少有人想起与戚继光齐名乃至在戚继光之上的俞大猷。由于种种原因，俞大猷在生前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不曾想到死后还是少有人给予他客观评价，不得不说，这是一种悲哀。
为什么俞大猷与戚继光同为抗倭名将，戚继光的声名远在其上呢?我想，主要有以下三种原因。
其一，家庭出身原因，“拼爹”一词虽然是我们这个时代转由名词，但拼爹的事可不止我们这代人哦。在古代，有拼爹的资本同样很重要。俞大猷和戚继光虽然都属于官家子弟，俞大猷的爹虽有官职，却因病在家休养，与俞大猷29岁才步入行伍、世袭百户相比，戚继光出身将门，17岁那年担任京军神机营将领的父亲病逝后，戚继光便世袭了山东登州卫指挥佥事一职。年纪轻，起点高，加之父亲生前的人脉关系，这是俞大猷远远不及的。
其二，自身原因，戚继光跟上级关系好，属于很“会做人”的那种人(尤其是张居正时期)，所以他的仕途顺风顺水，不像俞大猷，做得好也被贬，不好还是贬，大家都知道明朝也是个重文轻武的朝代，不跟朝中文官搞好关系，谁会替你说话没呢?而且明朝中后期腐败盛行，性格刚正的俞大猷比起“会做人”的戚继光，自然更容易碰钉子。
在重文轻武的传统下，武官的战绩往往取决于庙堂小吏的刀笔，战将想获得晋升，就不得不依附于文官为主的权贵集团，委身于官场的迎来送往人情世故。年轻的戚继光应该是深谙此道的，所以哪怕他心中如何无奈，如何痛恨，在绞杀倭寇之余，他总会打点好上司和朝中大臣。
俞大猷却并不如此，也许是因为儒家道德的影响，这位性情耿直、为人正派的将领从不肯委曲求全，也不屑送礼，只求实质性建功立业。所以有功无赏、赏赐不公甚至被冒领军功的事常有发生，平息安南入侵，严嵩将俞大猷的战功压下，只给了他五十两赏银，收复兴化，又是五十两赏银，非但如此，他的仕途动辄得咎，“四为参将，六为总兵，两为都督”的背后，是“七次屈辱，四次贬官，一次入狱”。
其三，社会原因，在抗倭作战中，俞大猷与戚继光同样英勇善战，但两者给人的印象又有所不同，俞大猷侧重军事谋略，戚继光则更多地表现为骁勇过人，所以，世称“俞龙戚虎”。但是呢，俞大猷文武双全，素以儒将著称，世人虽然尊重他，但是其事迹却远不如戚继光刀光剑影地跟敌人拼杀的事迹讲述起来痛快。而且，人们在评论军事将领时，首先看重的往往是英勇善战，冲锋陷阵，而比较忽视战前的运筹帷幄，后勤补给，战后的安抚教化。“先计后战，不贪近功”的俞大猷和戚继光相比就有点吃亏了。
俞大猷的名声不如戚继光，除了以上原因，当然还有其他某些原因，其自身的性格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 是 中后期的著名军事将领。在抗倭上功勋卓著，是与戚继光齐名的「抗倭英雄」。他虽然功名显赫，为国家贡献颇多，却屡遭打击陷害，一生沉浮漂移，命运多舛。所幸的是， 总能化险为夷，东山再起，显现出超常的政治军事智慧。> 愈挫愈勇成 > 俞大猷出身习武世家， 20岁那年，他的父亲突然病故，他便继承了父亲「百户」的世袭职位，到军队里为国效力。嘉靖十四年(1535年)，全国举行武科会试，年轻的俞大猷大胆参试，成绩良好，中了武举，升为千户。朝廷派他到金门守防。当时的金门人口不多，但官军市民无事生非者不少，告到公堂，难以治理。前面的官员对此一筹莫展，气恼不已。俞大猷到任后，采取教化的方法，诱导民众讲礼法，懂规矩，倡导和为贵，安为上，民众诉讼为之停息。当时海盗之患时有发生，俞大猷上书他的领导提刑按察使司，提出治理海盗的有效建言。谁料按察使恼怒地训斥俞大猷说：「你一个小小军校，有什么资格上书言事?」将俞大猷一顿乱打，并剥夺了他千户的官职。> 这显然是俞大猷人生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俞大猷明明是一片好心，却遭致飞来横祸。他痛苦不堪，也百思不得其解，只好忍气吞声，寻求翻身的时机。他抓住时任兵部尚书毛伯温要带兵征伐安南(今越南)的大好机会，果敢地上书，陈述自己的作战方略并请求从军作战。毛伯温接到俞大猷的建言，读后颇感震惊，没想到基层官兵中还有像俞大猷这样有勇有谋的干将，十分欣喜。只因安南问题和平解决，俞大猷未能当即起用，但毛伯温记住了俞大猷这位年轻兵士。几年之后，北方蒙古俺答部举兵大举进攻山西。皇帝下诏选举天下壮武勇士。俞大猷到巡按御史面前自荐，御史对他很感兴趣，便将他的名字报至兵部。兵部尚书毛伯温很快安排高官翟鹏召见俞大猷，就征伐蒙古问题讨论军事方略。俞大猷每每以真知灼见折服翟鹏。翟鹏对俞大猷施礼致意，此举使全军震惊。然而不知何故，翟鹏也未能重用俞大猷。俞大猷空怀一腔报国之志，只能打道回府。> 这并没有使俞大猷灰心泄气，他耐心等待时机。当毛伯温接到福建漳(州)汀(州)两地发生民变的报告时，他这回起用了俞大猷，任命他为汀漳守备。俞大猷不辱使命，到任后找来当地几个管事的族长，言说化解民乱的道理，提出惩恶扬善的条款，又抓了几个捣蛋的地痞恶棍，很快将民变平息。兵部接到倭寇犯我东南沿海的报告。毛伯温又指令俞大猷率军出击，消灭倭寇。俞大猷二话不说，带领部队就出发，连续捣毁海盗老巢，斩杀敌人300多，不仅受到嘉奖，还被提升为署理都指挥佥事，隶属广东都司。>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俞大猷奉命平定「安南事变」，生擒敌首，消灭敌人1200多。凯旋时，手握朝廷大权的严嵩故意抑制打压俞大猷，不为他报功，只以赠银五十两作罢。这一点银两，连抚恤死难弟兄都不够。无奈，俞大猷只好从自己的结余中拿出银两犒劳下属。应当说，这也是命运对他的又一次戏弄。> 俞大猷能征善战的名声传扬天下后，朝廷想不用他都不行。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倭寇大举侵扰浙东。皇帝诏令俞大猷为宁波、台州诸府参将。当时宁波守军不能打仗，被倭寇所破，是俞大猷率军击退敌人。倭寇败而不退，转而又去攻击绍兴临山卫，再攻击松阳。俞大猷得报，很快调集兵马支援绍兴和松阳。他们在知县罗拱辰的兵马配合下，奋力抵抗倭寇进攻，取得胜利。然而，莫名其妙的是，俞大猷打了胜仗，杀敌不少，却被朝廷处分，以「失事」为由停发他的俸禄。俞大猷一头雾水。因为前方战事紧急，他无心向朝廷申诉，只能把委屈吞进腹中，照样不声不响地组织军队抗倭，追杀大批量的倭寇于海中，焚烧敌船50余艘，获得「松阳大捷」。战绩报至朝廷，高官们十分尴尬，不得不撤销对俞大猷的停发俸禄的处分。>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三月，因江苏都督兼总兵官刘远不能平倭，朝廷把他撤了，将能征善战的俞大猷任命为总兵官。倭寇进犯西庵、沈庄及清水洼。俞大猷领兵还击，很快把倭寇击退。倭寇逃到浙江的陶山、黄浦，俞大猷乘胜追击，将倭寇打得无处逃窜。倭寇很不甘心，又往徐海集结。俞大猷再率军进击，再次打得倭寇鬼哭狼嚎。皇帝这才知道俞大猷真正能战，提升他为都督佥事。从此，俞大猷成为大明抗倭 ，声震华夏。> 高压之下谋解脱 > 浙江巡抚胡宗宪是俞大猷、戚继光的上司，曾多次支持俞大猷和戚继光抗倭，也算是个明事懂理的好官。但是胡宗宪和敌寇汪直(安徽徽州人， 著名海盗)有染，公然与汪直通市贸易，受到俞大猷坚决反对。后来汪直被朝廷设计诱捕，倭寇大举进兵攻击舟山，企图救出汪直。朝廷命胡宗宪尽快平倭。胡宗宪只好派俞大猷发兵围剿。舟山乃易守难攻之地，俞大猷这回虽小有胜利，却也没能将倭寇击退。他请求胡宗宪派兵增援，朝廷也催促胡宗宪抓紧结束战斗。胡宗宪大话敷衍，朝廷不满，怪罪下来，胡宗宪推脱责任。朝廷于是撤销俞大猷、戚继光的职务，并限定他们一个月平定倭寇。俞大猷和戚继光只好发动更加猛烈的攻势，战争呈胶着状态。俞大猷判定坚持就是胜利，倭寇粮草将尽，我却有后方补给。果然，倭寇坚持不住就乘上战船逃跑。俞大猷早料到这一手，提前布置妥帖，乘船赶往海上拦截，将倭船击沉。倭寇被迫往东南方向的福建逃窜，俞大猷和戚继光又乘胜追击，杀倭四五千人，几乎平定倭患。这时又是胡宗宪使坏，他认为浙江剿倭已经一年有余，此时倭寇逃往他省更好，只要浙江太平无事就行，于是暗地派人告知倭寇让他们溜走。俞大猷和戚继光取得「舟山战役」大胜，却反被朝廷训斥。俞大猷不解，问道何故?弹劾他们的御史大夫说，他们的罪名是放走倭寇残部。俞大猷喊冤，说放走倭寇的是胡宗宪，他下令叫我们不必追击。现在追查起来，怎么降罪我俞大猷了?御史大夫于是弹劾胡宗宪。胡宗宪吓得要命，就来做俞大猷的思想工作，请俞大猷为他代过受罚，保证日后予以补偿。俞大猷心软了，于是被撤职、逮捕，剥夺世袭爵位。> 深陷牢狱的俞大猷，只能悲叹命运不济。他不浪费时间，找来书籍不断阅读，以此给自己增加知识养料。他在读书之余也反思自己，思来想去，总觉得不应坐以待毙。有朋友来探监，他就把自己想早些出去的想法告知友人。他最要好的朋友陆炳决定帮助俞大猷，他用丰厚家产向当时手握大权的严嵩之子严世蕃进贡说情，俞大猷这才得以出狱，并受命去边塞立功赎罪。> 苍茫的漠北，风沙扬起时遮天蔽日。长期生活在南方的俞大猷，开始很不适应北方气候，但他很快习惯了这里的生活，而且熟悉了沙漠地形地物。山西巡抚李文进了解俞大猷的才华，主动找他谈论军事作战问题。俞大猷不负众望，再一次显示出他超人的军事指挥才能。他根据沙漠作战特点，自己创造性地设计制作出一种抵御敌人骑兵的独轮车。他用百辆独轮车，三千骑兵，在安银堡大败敌人。人们这才发现，俞大猷不但善于海战，而且善于沙漠山地作战，可谓军事通才。巡抚李文进很高兴，他向朝廷推荐了俞大猷的这一战车御敌之法，朝廷请俞大猷为师，推广他发明的战车，并且设置了专门对蒙古作战的兵车营。京师营中有兵车营这一编制，也是从这里开始。俞大猷乘着士兵情绪高昂，同李文进商讨偷袭蒙古部落的计策，两人英雄所见略同，于是把作战计画布置下去，很快偷袭成功。朝廷为此给俞大猷 *** ，还其世袭爵位。> 能征善战的 哪里都需要。南边的镇簟(今属浙江宁波)出现匪情，川湖总督黄光升向朝廷推荐俞大猷率军前往镇压，朝廷准许。俞大猷于是被任命为镇簟参将，他很快率领军队将镇簟匪盗平定，搞得那些曾经陷害过他的官员不服都不行。> 在此之前，俞大猷就专门组织训练过他的「俞家军」。与戚继光所教「戚家军」不同的是，俞大猷除教「俞家军」基础理论知识外，更注重让士兵们学习他独创的剑法(亦即棍法)，重点学他通过《易经》理论糅合军事布阵而创造的「剑阵」。「剑阵」主要由剑、射、阵三法组成。它的强项是集结士兵形成合力，集体配合攻击敌人。在很多战斗中，「俞家军」都发挥出重大作用，成为与「戚家军」齐名的抗倭劲旅。> 广东饶平贼人张琏，数次攻陷城邑，多年了却没有人能够将其平定。皇帝于是下诏调俞大猷去南赣， *** 广东和福建的兵力进行讨伐。这时胡宗宪兼管江西，他知道张琏远离巢穴，命俞大猷带兵迅速追击。俞大猷告诉胡宗宪：以奇兵偷袭张琏巢穴，打击他可能来救护的援军，这才是上策，怎么能用数万人的部队去跟着张琏一个人流动呢?胡宗宪以为俞大猷曾为他受过而记恨他，故而不听他的指挥。俞大猷非常坦然地告诉胡宗宪，若是记恨，当初就没有必要替胡宗宪代过受罪进监狱。现在不听你胡宗宪的打法，实在是你胡宗宪的战法太低劣，无法让我俞大猷接受，并不是我有意不听指挥。胡宗宪自知理亏，也就作罢。俞大猷按照他的战法，先率军将张琏老巢端掉，算定张琏会带兵回救，于是在险处设伏，打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张琏乃一介草莽武夫，一听说自己的老巢被俞大猷捣毁，速速调兵遣将，赶忙打回老巢。眼见着张琏的队伍渐渐走进俞大猷布好的「口袋阵」，站在高山之巅进行瞭望的俞大猷十分欣慰。当俞大猷的歼敌号角吹响时，英勇的「俞家军」奋勇杀敌，呼声震天。落入「口袋」的敌匪鬼哭狼嚎，狼狈逃窜。「俞家军」一下斩杀敌人1200余。张琏且战且退，毫无招架之力。俞大猷号召军队乘胜追击，将张琏和另一匪首萧雪峰擒获。仗打胜了，抢功的人也来了。广东人上报朝廷说张琏是他们抓获的。俞大猷感到好笑。但他不予计较，只是告诉广东军官说，既然你们能战，这么多年了为何不把敌匪消灭?既然你们广东人抓获敌匪首，为何张琏还在我的手中?广东军官听了这番话，无地自容。> 面对被「俞家军」俘虏的两万多匪兵，有人主张将他们全部斩杀。俞大猷坚决不同意。他对属下分析说：这些匪兵绝大部分是受骗而来的农家子弟，如果全杀，他们年迈的父母就无人赡养，年轻的媳妇也会失去丈夫;这些人本性不是很坏，经过教育相信他们会改邪归正。只有少数头领，无恶不作，犯下滔天罪行，这些人当杀。这样，那些经过教育的两万余农家兵丁，就被俞大猷逐一遣返回家。为此，朝廷升俞大猷为副总兵，协助驻守南(今江西大余和广东南雄地区)、赣(州)、汀(州)、漳(州)、惠(州)、潮(州)诸郡。> 身处险境有谋略 >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十月，俞大猷调任南赣，次年改任广东。当时潮州倭寇二万多人与福建大盗相互联络，坑害百姓。加上福建延平(今福建南平)和汀州(今福建龙巖)又有盗寇作乱。朝廷告急。当时部队尚未集结， *** 也未做好。为了安抚朝廷，俞大猷决定单身闯入敌营，说服那些首领，叫他们回到山寨，停止扰民掠财，遣散兵丁。属下劝他说，这样做太危险，弄不好会被匪寇杀头。俞大猷镇定自若。他很有信心，凭着他的威名，不但不会被杀，还有把握说服敌寇匪首。俞大猷走后，人们都为他捏一把汗，认为凶多吉少。谁想，俞大猷孤身闯敌营，身处险境，却泰然自若，十分镇定。匪徒首领要杀他。他幽默地应对说，你们可以来10个人，手持刀枪一起上。匪首说，我们知道你俞大猷能战，但我们一下上30人，不信干不倒你俞大猷。双方一开打，敌匪一个个被俞大猷用独家剑法打得屁滚尿流。敌匪首被迫回到谈判桌上进行谈判。俞大猷开出优惠条件，只要不占山为王，每个人都能得到利益。结果，俞大猷把那些首领说服，一个个离开城邑，回到山寨，或做小吏，或分得田地耕种。这事让全国人为之震惊，简直把俞大猷看成「神人」。有一个叫温七的匪寇首领，不肯听话，继续为非作歹。俞大猷迅速带兵将温七剿灭。俞大猷的名声更为响亮。发展到只要敌寇一听到「俞家军」的名声，就闻风丧胆，拔腿逃窜。> 河源(今广东省河源市)、翁源(今广东省翁源县)贼寇首领李亚元活动猖獗。广东总督吴桂芳知道俞大猷能打仗，就要求朝廷调俞大猷前去征讨。俞大猷这次的谋略不同于上次。在吴桂芳的支持下征兵10万，分五路进击，先取敌人老巢，再分军各个击破，很快将李亚元生擒，俘虏、斩杀敌人共计10400多人，救回被强抢的男女百姓8万余人，又一次取得重大胜利。没多久，他就被提升为都督同知。又因为他在这个职位上带兵消灭了大倭寇曾一本，他又被朝廷提升为都督。
相信很多读过历史书籍，喜欢看历史类电视剧的人们都知道戚继光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呢相比对大家来说是都特别的熟悉。他是明朝时期的一位抗倭英雄。提起他，想必我们很多人都对他有所了解。在历史课本上都有很详细的介绍到戚继光的抗倭历史。但是同时在同一时期还有一位英雄人物在抗倭事业中也做出了很大贡献。这位英雄人物就是俞大猷。
此人出生于武术世家。他的祖上是明太祖朱元璋时期世袭的百户，在父亲死后他继承了父亲的爵位。他在武术造诣上是极深的，曾经和少林寺一起训练，甚至为了抗倭还组建了一支僧人兵。可谓说这个人的一生就是都在和倭寇作战，并且他将功累累。但他为什么不如戚继光出名呢？ 其原因有以下两点。
首先，戚继光在官场上为人处事比较圆滑，而又能带兵打仗，而且还可以讨好上级。这点和俞大猷有所差别。相反俞大猷是为人比较正直，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了如何和倭寇对战，他不喜欢官场的这种气氛，做事很直接，不懂得变通。他是个冤大头，由于他的这个性格他吃了很多的亏。在当时朝廷上就有：“有锅俞大猷背”的说法。
其次，俞大猷在受到不公的待遇后，也并没有做出一些反抗的事情。这样的一个老实人无论在那个时代无论在哪个职位，都是被别人欺负的对象。因此在此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们应该注重一些不出名的英雄，他们为了我们的幸福生活而不懈奋斗，而我们不可以将他们忘记。
俞大猷
提及抗倭名将，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戚继光。俞大猷这个名字，尽管没有完全被遗忘，但有关他的生平、功绩等，世人知之甚少。四百多年来，世人有意无意间将这位当年名震海疆、功勋卓著的抗倭英雄忽略了。其实，在抗击倭寇的艰难岁月里，俞大猷与戚继光并列，一直为人们所称道。就某种程度而言，俞大猷还在戚继光之上。在当年的东南沿海一带，“俞龙戚虎，杀人如土”的民谣一直传诵至今；《福建通志?列传》也有“世言继光如虎，大猷如龙”之语。龙与虎，都是威武勇猛的象征，但在国人传统观念中，龙显然要比虎高出一筹。
然而，少年得志的俞大猷在科举场上并不如意，这恐怕多少与他的“不务正业”有关。考中秀才后，俞大猷便拜理学大师蔡清的弟子为师，钻研《易经》，学古文词，读古今兵法；还在当时读书的清源山练拳习武，学的是与少林武术一脉相承的赵氏太祖拳，于《四书》《五经》等科举必读书籍自然有所懈怠。直到嘉靖十年（1531年）父亲病逝，俞大猷连举人也未考上。父亲一死，家境贫寒的他迫于生计，不得不承袭父职。
俞大猷投笔从戎之时已29岁，仅当个百户小官，可谓入行晚，起点低。但20多年的刻苦攻读，他饱览经书，见多识广，文韬武略非常人所及。既入行武，拳术本已十分高强的他，又醉心于骑射之术，达到了百步穿杨的水平；并向著名侠客李良钦学习荆楚长剑。练不多久即入化境，就连师傅李良钦也叹服不已：“公异日剑术，天下无敌者。”
李良钦的预言不久就应验了。
嘉靖十三年（1534年），俞大猷参加福建武科乡试，中武举；第二年参加全国武举会试，以名列第五的成绩考中武进士。俞大猷精于兵法，然后加以实践，再综合太祖拳、荆楚长剑及全国众多名家武术，撰写了一部武术专著――《剑经》，练兵时以《剑经》作指导，练出的俞家军所向披靡。戚继光在训练士兵时，也传授俞大猷的《剑经》，训练的戚家军在抗击倭寇的大小八十余战中无一败北。戚继光说：“向见总戎俞公以棍示余，其妙处已备载《剑经》内，逐合注明，无容则赘……不惟棍法，虽长枪各色之器械，俱当依此法也。近以此法授长枪，收明效。极妙，极妙！”同时还将《剑经》全文收入他的《纪效新书》中。
俞大猷一直在读书习武，直到33岁考中武举，才由世袭的百户升为千户，派往海岛金门，担起独当一面的守御之责。金门岛虽然只有130多平方公里，却是一个独立的千户所，民风剽悍，向来难治。俞大猷以诗书礼仪教化民众，治理得比文官还出色。
作为一名身怀绝技的武官，俞大猷的政治头脑、军事谋略其实远胜那些普通文官。他身居孤岛，却时刻关注着明王朝的时事政局。比如朝廷命兵部尚书毛伯温征讨长期不通贡使的属国安南，俞大猷得知毛伯温征询用兵之策，便写了《上两广军门东塘毛公平安南书》，提出“伐谋攻心为上，而伐兵攻城乃其次”，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毛伯温率军进驻南宁，以和平方式解决了安南危机，其过程、结果与上书中的计谋如出一辙。
俞大猷在金门一呆就是5年，僻居一隅，年事渐高，胸怀大志的他有了紧迫感。嘉靖十九年（1540年），他给主官监察的佥都御史陈伍山一连写了两封信。第一封是《上佥宪伍山陈公条陈用兵二弊二便书》，针对福建、广东沿海一带出没无常、难以剿灭的海盗，俞大猷分析主要在于“上不能用将，将不能用兵”的“二弊”，提出“二便”之策：“其一曰委任当极其至也”，“其一曰赏费当有所取足也”。信最后指出：“失今不治，养成闽广之患，积数十年，国家东南之祸不知所终矣。”此后倭寇猖獗的事实，说明俞大猷的忧虑并非空穴来风。第二封为《又呈画处官澳三策》。官澳位于金门东北，属俞大猷管辖区域，这里盗贼出没，侵扰不断，他建议不必动用武力清剿，而是自告奋勇地挺身而出，“携妻子质镇其地”。用德治之法，使当地贼寇，“卖刀买牛，卖剑买犊，归化向顺，安生治业。”
两封信所指，都是当时为害一方的盗贼，治理的措施一从兵入手，一从民着眼，不仅切中时弊，且操作性强，若采纳执行，定能大见成效。可官居朝廷要职的陈伍山不仅置若罔闻，还认为俞大猷擅自越权，多管闲事：“若武人何以书为？”对他处以杖击、夺官的严厉处罚。一番热心谋划，换来的却是无理无情的打击，俞大猷冷笑道：“此岂吾自见之地耶！”即便如此，后来，他在松江（今上海）见到陈伍山，不仅没有抱怨指责，还以师礼相待。武将睚眦必报者甚多，似俞大猷这等心胸豁达之人少矣。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8月，明廷在元朝后裔鞑靼大举内犯无力抵御的情况下，下诏选拔天下将才。俞大猷得知，前往应试，不无自负地向广选武臣的巡按御史徐宗鲁说道：“俞大猷于九边形势虚实无所不知，古今兵法韬略无所不究，且于忠孝诗书运于其间。朝廷大用之，当见大效，小用之，当见小效。计以塞明诏，无逾猷者。”经过一番考核，徐宗鲁觉得俞大猷所言不虚，便向兵部推荐。兵部尚书毛伯温对俞大猷几年前的上书仍记忆犹新，不觉格外赏识。又在泉州同乡、右佥都御史邱养浩等人的大力推荐下，俞大猷终于受到重用，任命他为汀漳守备（福建汀州、漳州二府最高军事长官），署指挥佥事。
明初之倭多为真倭，后期有不少流民加入其中，甚至出现了真倭只占十分之二三，而华人竟达十分之六七的情形。其实，倭寇的成分十分复杂，主要包括日本海盗、葡萄牙海盗、中国海盗及沿海流民。具体而言，从明初到嘉靖之前，倭寇以日本人为主；嘉靖之后，倭寇则以中国人为主，日本人仅占十分之二三，且处于附庸地位，控制权掌握在中国海盗手中。不过这些中国海盗头目虽然风光一时，其中不乏反抗明朝海禁令的因素，但他们的后面，还有深藏的主子，体现的是日本大名的意图。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四月，万余倭寇驾船一千多艘，大举进犯浙东，朝廷震惊。7月，俞大猷被任命为温、台、宁、绍等处参将。他10月接令，11月从海南琼州赶赴浙江，自此踏上了艰难漫长的抗倭之路。抗倭不仅是军事之争，还涉及朝廷内部复杂的政治纷争，充满了坎坷与险恶。军事上的困难乃至政治上的构陷，每时每刻都在考验着俞大猷。
刚上任，俞大猷就独具慧眼，提出了水战歼敌的方略：在海洋、港湾、内河设置三道战线，层层防御，步步围堵，以长制短，同时注重陆兵的守卫。其防御战略可概括为“大洋虽哨，而内港必防；内港虽防，而陆兵必练；水陆俱备，内外互援”。俞大猷抗倭的第一阶段是倭寇势力最为强盛的时期。7年间，俞大猷与倭寇大小战役数十次，功勋卓著。作为一员儒将，俞大猷既能身先士卒、不避锋矢，又能深谋远虑、洞悉大局，常取断敌退路、四面包围、正面进攻、全歼敌人的阵法，因此能从千军万马中脱颖而出，屡建奇功。也正因为此，俞大猷坚持谋定而后动，计定而后战，不肯轻易出击，对瞎指挥有着一种本能而强烈的抵抗意识；加之为人正直，不愿委曲求全、巴结上司，不居功，不诿过，常遭攻诘，蒙受难以预料的灾祸。
俞大猷刚到职不久，身边只有300余人，而总督张经一个劲儿地催促出战。如此仓猝上阵，无疑于驱羊攻虎，俞大猷不从，引来张经大怒。胜败乃兵家常事，俞大猷只要稍有失利，即受处分。然而俞大猷总能在逆境中奋起，往往撤职不久，就因大胜而撤销处分，且往上擢拔，升为提督直隶、金山等处地方海防副总兵，镇守浙、直总兵官，都督佥事，都督同知等。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冬，俞大猷被任命为镇m参将。于是，他离开塞北，南下镇m参将驻地五寨（今湖南湘西凤凰县沱江镇）。次年7月为南赣参将，平息了以张链为首多达数万的农民暴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11月升镇守福建总兵官。第二年正月，俞大猷由南赣入闽，自此开始了第二阶段的抗倭斗争。
就在俞大猷辗转塞北、湘赣的三年间，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仍在继续，入侵福建的倭寇被戚继光消灭殆尽。戚军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正月初一刚刚班师返浙，两支倭寇又开始为患福建，一支攻陷福宁、政和，另一支包围了兴化府城（今福建莆田）。就在俞大猷被任命为镇守福建总兵官的前一天，兴化府城陷落，“八闽俱震”。朝廷急令新任福建总兵俞大猷、副总兵戚继光火速前往兴化歼敌。俞大猷日夜兼程赶至兴化江口，与先期到来的援闽广东总兵刘显会合。倭寇闻讯，弃城退守平海卫（今莆田东南平海）。俞大猷与刘显迅速跟进，“列营以困之”。而朝野上下希望速战速决，对俞大猷的困而不攻十分不满，大加指责。俞大猷不为所动，写了一篇《兴化灭倭议》作为回应。当时倭寇与从倭之人一万多，俞大猷、刘显各率兵约一万，在数量上并无多少优势。直到戚继光四月率军赶来，三军会合一处，三万多明军才发起总攻，仅用四五个小时，便取得了著名的平海卫大捷，歼灭倭寇2200多人，解救被掳百姓3000多人。
此后，俞大猷又转战广东，破倭于邹堂、海丰等地，特别是与戚继光再度联手的南澳之战，大败广东势力最强的海盗吴平。吴平南澳惨败，逃往饶平凤凰山。俞大猷部将汤克宽、戚继光部将李超领兵攻打，几次都未得手。吴平乘机抢夺民船，入海逃至潮州。戚继光亲率部众追至潮州，吴平大败，逃往雷州、廉州。俞大猷派部将汤克宽继续追击，吴平逃出广东。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吴平招集残部，率战船30艘逃入安南境内，被追踪而至的明军彻底歼灭。
东南沿海为害剧烈的倭患，就此基本平息。
然而，功勋赫赫的抗倭名将俞大猷却受到革职闲住的处分――理由是南澳之战海盗头领的逃脱，作为水军指挥官的俞大猷难逃罪责。就在俞大猷进剿之前，吴平也曾被困脱逃，却无人处分；南澳之战大胜，俞大猷不仅未获嘉奖，反因吴平再次出逃，受到巡按福建监察御史陈万言等人的上疏弹劾，诏令下达，仅他一人受罚。不少官员打抱不平，认为处罚未免过于严厉，俞大猷泰然处之，说道：“祸患福泽，猷视之莫如太虚浮云。用之则为霖雨，为舟楫，以济天下；不用则著一经以垂来世，或置之文法而加之罪，白云影里大笑一声，与太虚同游，岂不绰绰乎哉？”
然而，长期存在的重戚轻俞、扬戚抑俞现象，导致戚继光的一枝独秀。这种局面的形成，是多种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明代著名方志史学家何乔远在《名山藏俞大猷传》中便写道：“大猷虽有不羁之才，而低首行列；虽有乡曲之誉，而处势孤藐；虽有深沉谋略，而不能为纵横辩词。”李义壮、稚大甫的《〈洗海近事〉序》则说他“平生不张能，不争功，人见之粥粥若无能者”。澹泊明志、为人低调、力单势孤、不擅辩词、不贪己功、大智若愚……这些固然都是俞大猷难以彰显的原因，但又不仅于此。
在此，我们不妨对俞大猷与戚继光进行一番比较，从中或许可以见出某些端倪。
俞大猷出身卑微，29岁才步入行伍，世袭百户。戚继光出身将门，17岁那年，担任京军神机营将领的父亲病逝，戚继光便世袭了山东登州卫指挥佥事一职。年纪轻，起点高，加之父亲生前的人脉关系，是俞大猷远远不及的。
俞大猷戎马生涯47年，比戚继光年长25岁，抗倭时间也比他长。嘉靖年间是倭寇为患最为严重的时期，从嘉靖二年（1523年）日人“大掠宁波沿海诸郡邑”到隆庆三年（1569年）被一鼓荡平，长达46年之久，正是俞大猷20岁到66岁的奋发有为时期。抗倭期间，他先是进剿以王直为首的从倭海盗，后是击溃附倭的吴平集团，始终居于战斗第一线。戚继光也参加了剿灭这两股倭寇的战斗，但职位比俞大猷低，曾是他的部下。就总体而言，俞大猷参加的战役比戚继光多，对倭寇的杀伤力更大。
论练兵，两人颇为近似。他们认识到，要想消灭倭寇，依靠现有的已然腐朽的明朝军队是不可能的，于是各自练出了一支自己的军队――俞家军与戚家军。俞大猷提出“练兵必先练胆”，“胆壮则兵强”，强调“技精则胆壮”，将高超的技艺视为胆壮兵强的前提与基础；而戚继光则提出“练心则气自壮”，从练心入手解决胆气问题。方法有别，但落脚点一致，练出的两支军队技艺高强、勇敢顽强，在与倭寇对阵时所向披靡。
论治军，俞大猷运筹帷幄，既有整体谋略，又有具体战法，先计后战，不贪近利，收功万全。就政治素质与战略头脑而言，俞大猷堪具将帅之才，这是戚继光所不具备的。俞大猷、戚继光的上司，担任过浙江按察司副使、福建巡抚的谭纶在一封信中对俞大猷予以高度评价：“公则堪大受，盖诚如霍子孟，任如诸葛亮，大如郭子仪，忠似文文山，毅似于肃愍，可以托孤寄命，知及仁守，当今之世，舍公其谁哉！”但陷阵攻敌之时，戚继光则更刚毅勇猛。世人更看重冲锋在前的猛士，于谋略者次之。对此，《明史》写道：“大猷老将务持重，继光则飙发电举，屡摧大寇，名更出大猷上。”可见即便在当时，戚继光的名声也在俞大猷之上了。个人的功勋业绩与名声口碑，不一定成正比。
论战略思想，两人都强调水陆并进。戚继光不以固守一城一地为限，而是将军事力量拓展至河道乃至海上。俞大猷不仅提出御敌于海外的理论，还抓住倭船矮小、不习水战的弱点，以水师袭击倭寇大获全胜。
俞大猷身经百战，以胜居多，但作为统率千军万马的总兵，有的战役虽然大胜，但免不了局部小败。而戚继光在抗倭中历经大大小小的战斗八十多次，无一败绩，最差也能打个平手。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3月，俞大猷下狱，不得不离开东南沿海抗倭战前线三年有余。这段时间，正是戚继光如日中天、戚家军纵横驰骋的三年，他受命率军追剿逃至福建的倭寇，取得了一连串军事胜利。这固然是他出色的指挥才华与戚家军的勇猛无敌，也与倭寇头目王直、徐海、麻叶、陈东等人已在浙江被杀有关。逃往福建的都是一些小喽罗，他们四分五裂、士气衰落，为戚继光各个击破创造了有利条件。
俞大猷打仗有过失利，常受朝廷惩处，还被打入大牢，普通百姓不明就里，以为他是“罪有应得”，与一直顺风顺水、解民倒悬却没有任何“负面新闻”的戚继光相比，在老百姓眼里，自然要略逊一筹。
这便涉及了一个命运的问题。俞大猷常常有功无赏，有过则必遭严惩，处处受制，动辄得咎，仕途布满荆棘。他一生四为参将，六为总兵，有过七次受辱，四次贬官夺荫，一次逮捕下狱的曲折与坎坷。相较而言，戚继光的官运可谓一帆风顺，似乎处处都有“贵人”照应，即使出现过失，也有人出面替他遮挡掩饰，总能化险为夷。
常言道，性格即命运。应该说，俞、戚不同的人生际遇，与他们的个性特征密切相关。
俞大猷性格耿直，为人正派，从不迎合权贵、巴结文官、讨好上司，有一种理想主义倾向。自北宋以来的重文轻武传统，已形成武官要想获得赏赐、晋升，不得不投靠、依附以文官为主的 *** 。每次战争，都由文官上报战绩，报多报少，或赏或罚，文官手中的一支笔，胜过十万兵。俞大猷不肯委曲求全，文官对他就大打折扣，战功少报或不报，因此有功无赏，或赏赐不公。比如兴化平倭，首功当数俞大猷，是他力排众议严密部署，等待时机成熟，然后会同刘显、戚继光联合进攻而取得的一次福建抗倭的最大胜利。可论功行赏之时，戚继光晋升都督同知，刘显加秩荫一子，唯有俞大猷仅“赉币银四十两”而已。而他又格外看重儒家“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处世准则，只求实质性的建功立业，并不看重荣华富贵，凡事不与他人计较，总是礼让三分。
戚继光的性格，显然比俞大猷更为圆融，特别在为人处事方面，要灵活实际得多。戚继光在文官集团里有两个“靠山”，一是自己的顶头上司谭纶；二是明朝大名鼎鼎的政治家、改革家，内阁大学士、首辅张居正。有了他们两人的庇荫，戚继光才能甩开膀子“大干快上”。戚继光出任福建总兵，即为谭纶推荐。张居正重用戚继光，重振明朝衰落的武备，予以一切便利。而戚继光为了取得他们的信任，总得投之以桃。他与谭纶的关系往来不见文字，而与张居正之间则有一些记载：戚继光让自家兄弟给张家奉送贵重礼物，张居正象征性地收下一部分；戚继光得知张喜好女色，便以重金购买名曰“千金姬”的美女献上；张父去世，戚继光派出一个连的鸟铳手护送他回故乡湖广江陵奔丧，倒是张居正觉得过于“排场”，只选6名随行南下……
当然，戚继光这样做，并非为自己谋取私利，而是求得庇护支持，以顺利完成剿灭倭寇、重振武备的大业。可换了俞大猷，不论出于多么美好的目的，他肯定做不来。因此，《明史》也说戚继光“操行不如”俞大猷，“而果毅过之”。
戚继光身经沙场，一是东南抗倭，二是北方驱虏，都是反抗外来侵略；而俞大猷则丰富复杂得多，除东南灭倭及北方献策痛击俺答外，还在湖南、广东、江西、海南等地辗转任职，征讨安南，多次平息农民暴动，对当地的少数民族起义，或征剿或招抚，惩办首恶，施以教化。“文革”时期，农民起义一概被视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俞大猷的平暴行为，自然被视为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而予以贬抑、打压。
俞大猷与戚继光都是出色的儒将，俞大猷先文后武，戚继光哪怕在戎马倥偬的岁月也不放弃阅读，但俞大猷深得儒学中的闽学之精髓，对《易经》尤有研究，可娴熟地将其用于军事。郑F在《〈正气堂集〉序》中说他“以其用兵者为文，以其为文者用兵，奇正相生，善出不穷”。戚继光曾向俞大猷学过剑法，军事思想也受俞大猷的影响。他们都有著作存世，俞大猷著有《正气堂集》《洗海近事》，编有《续武经总要》，戚继光著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由于以上诸多因素的影响，俞大猷的作品没有戚继光的普及，比如他的武术专著《剑经》因收入戚继光的《纪效新书》，才得以广泛传播，比他的其他著作影响更大。
其实，我们今天这种比较于俞大猷、戚继光本人而言并不存在。他们惺惺相惜，相处融洽，是一对要好的朋友，从未发生过节，属忘年之交、道义之交、管鲍之交。两人还在厦门万寿岩潮音洞前的巨石崖壁上一同题刻和诗，诗壁至今犹存。在歼灭徐海、进剿平海卫、南澳破吴平等重大战役中，他们联手御敌，总是密切配合，屡建奇功。
最终荡平倭寇，俞大猷与戚继光，二者缺一不可。当然，我们也不可忘却谭纶、卢镗、张经等其他抗倭英雄。
他文武双全，在大明王朝三百年间，能与他相匹的，可能只有一位王阳明。俞大猷故乡所建民居为闽南大厝，富裕家庭一般兴建三至五进。他家境贫寒，只有两进，格局狭小，年久失修，后颓败无存。俞大猷当年大权在握，若从军饷中扣除挪用或从丰厚的战利品中瞒报取用九牛一毛，修筑一栋大厝豪宅，可谓易如反掌。他不贪不占，十分清廉；屡获大胜，对战利品分文不取，总是上缴充公。俞大猷轻财利，好施与，薪俸及赏赐，尽数交给弟弟掌管，且从不过问。据史料记载，他受诬逮捕下狱之时，所有家财不满百金。史玉阳慷慨解囊，以数百金相赠。当得知友人邓君城也遭逮捕之时，马上转赠于他。
他9岁之时，曾随父亲前往大濠村叔祖家走亲戚。来到濠溪边，发现连接两岸的小桥坍塌，父子俩只好涉水而过。大猷询问父亲桥何以倾塌？父亲说被一个樵夫失火焚毁。大猷当即说道：“等我长大了，要再修一座，免得大家这样涉水。”父亲道：“小子要记住你说的话，不可食言呵！”造桥便成了他的一桩夙愿。直到67岁这年，升任右都督的他才有了修桥资本，捐出自己薪俸，请堂弟俞良猷督建了一座六墩七孔石桥。
俞大猷以德立世、以德服人、以德感人，一个“德”字，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
在东南亚武术界，至今仍流传着“俞大猷比武”的故事。说的是俞大猷少年时与一位同伴比武，他先胜了两个回合，第三回合之时，眼看同伴渐渐不支，为给对方面子，俞大猷故意摔倒在地。同伴不禁心服口服，便长期追随于他，一同南征北讨，立下大功。
俞大猷打了胜仗，从不居功自傲，有时还将功劳让给别人，“功则称人，罪则称己。”正如他在一首诗中所言：“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俞大猷在南赣设计擒获当地农民暴动首领张琏，广东两位参将知悉，乘机带兵抢走“胜利果实”。部下愤懑不平，纷纷要求发兵夺回，俞大猷劝道：“贼恶其不灭，何必功归于己！”
他每到一地为官，总能得到百姓深爱，纷纷为他建立生祠，“呼公为俞佛而祷焉”。他抗击倭寇的地方，当地百姓或建生祠感念他的再生之恩，或以他的名字命名以作纪念，如浙江镇海俞大猷生祠、丽水市大猷街等。
大猷七十古稀之年，依然精神焕发，体力旺健，“妾媵尚有胎产，膂力可敌精卒二十许人”，因此仍在朝廷任职练兵。直到76岁这年，老病交加，实在是干不动了，才请求致仕。三次上疏，终获批准。
万历七年（1579年）8月26日，也即告老还乡第二年，俞大猷病逝家中。
好友黄吾野送上一首《挽俞都督大猷诗》：“大星落东海，涕泣满城哀。百战功徒在，千秋梦不回。云销天地气，世绝古今才。寂寞廉颇馆，空余吊客来。”挽诗不仅状写了俞大猷的卓越才华与一生功绩，更透着一股沉郁顿挫的苍凉情怀。
历史总是充满吊诡，俞大猷的生前遭遇，竟一直延续到他死后400多年的今天。该是全面认识、评价俞大猷，还历史以客观、公正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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