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水川之战的介绍
好水川之战是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四年(宋康定二年,1041年),西夏军进攻宋泾原路,在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北)地区,击败宋军的一次伏击战。
天授礼法延祚四年(宋康定二年,1041年)二月,李元昊率兵10万从折姜南下,直抵好水川地区。李元昊为发挥骑兵优势,采用设伏围歼的战法,将主力埋伏于好水川口,遣一部兵力至怀远城(今宁夏西吉县偏城)一带诱宋军入伏。
韩琦闻夏军来攻,命环庆路副都部署任福率兵数万,出夏军之后,伺机破敌。二月十四日,宋军阵未成列,即遭夏骑冲击。激战多时,宋军混乱,企图据险抵抗。夏军阵中忽树两丈余大旗,挥左左伏起,挥右右伏起,居高临下,左右夹击,宋军死伤甚众。夏军获胜后,闻宋环庆、秦凤路派兵来援,遂回师。
好水川之战的过程
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三年(宋宝元二年,1040年),三川口之战以后,宋仁宗深感西夏强盛,下令封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使,韩琦、范仲淹为副使,共同负责迎战西夏的事务,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负责鄜延路。
延州之战后,西夏军对宋西北边地的进扰愈加频繁。天授礼法延祚四年(宋康定二年,1041年)正月,宋廷为遏制夏军,采纳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韩琦的建议,拟发泾原、鄜延两路兵反击。因同任副使范仲淹持异议,仁宗命诸臣再议。夏景宗元昊乘宋进兵未决,再度攻宋。
天授礼法延祚四年(宋康定二年,1041年)二月,西夏景宗李元昊再次率领十万大军大举南下攻宋,把主力埋伏在六盘山下的好水川口(今宁夏隆德),另一部分攻打怀远(今宁夏西吉东部),声称要攻打渭州(今甘肃平凉),诱宋军深入。
天授礼法延祚四年(宋康定二年,1041年)二月,李元昊率兵10万从折姜(今宁夏同心县预旺东)进发,经天都寨(今宁夏海原),沿瓦亭川(今葫芦河)南下,直抵好水川地区。李元昊为发挥骑兵优势,采用设伏围歼的战法,将主力埋伏于好水川口,遣一部兵力至怀远城(今宁夏西吉县偏城)一带诱宋军入伏。
韩琦听说西夏军来攻,命环庆路副都部署任福率兵数万,自镇戎军(今宁夏固原)经怀远城、得胜寨(今西吉县将台北),抵羊牧隆城(今西吉县兴隆镇西北),出西夏军之后,伺机破敌。如不利于战,则据险设伏,待西夏军回师时截击。任福与泾原驻泊都监桑怿率轻骑数千先发,钤辖朱观、都监武英等后继。
二月十三日,进至捺龙川(今西吉县偏城东北),听说镇戎军西路都巡检常鼎等正与西夏军战于张义堡(今固原县张易)以南,于是转道南进,急趋交战处。杀死几千西夏军队,西夏军也不断增援。任福军赶到当地支援,于是西夏军佯败,诱宋军追击。
任福不知是计,脱离辎重,轻装尾随追击。黄昏。追至好水川,宋军由于长途追击,粮草不继,人困马乏,饥渴交迫。朱观、武英部屯笼洛川(今隆德西北什字路河)。相约次日会兵川口,合击夏军。
二月十四日,任福、桑怿引军循川西行,至羊牧隆城东五里处,发现道旁放置数个银泥盒,将盒打开,百余只带哨家鸽飞出,恰为夏军发出合击信号。宋军阵未成列,即遭夏骑冲击。激战多时,宋军混乱,企图据险抵抗。夏军阵中忽树两丈余大旗,挥左左伏起,挥右右伏起,居高临下,左右夹击,宋军死伤甚众,任福、桑怿等战死。
天授礼法延祚四年(宋康定二年,1041年)二月十四日,朱观、武英部进至姚家川(什字路河口),亦陷入夏军重围中。自辰时交战到午时,宋军溃败,宋军将士战死10300余人。任福身负重伤,小校刘进劝他突围,任福大声喊道:“吾为大将,兵败,以死报国耳!”,遂手自扼咽喉自杀死。
其子任怀亮战死,桑怿、刘肃、武英、王珪、赵津、耿傅均战死。其中王珪为行营都监,率4500人自羊牧隆城来援,被夏军击败。此役宋军几乎全军覆灭,仅朱观所部千人逃脱。西夏军获胜后,李元昊闻宋环庆、秦凤路派兵来援,遂回师。
好水川之战的影响
此战,李元昊运筹周密,预先设伏,诱宋军就范,发挥骑兵优势,突然袭击,一举获胜,是一次成功的伏击战。
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四年(1041年)好水川之战中张元辅助元昊大败任福等人率领的宋军,宋军仅阵亡就高达一万多人,望着好水川内遍布的宋军尸体,西夏军师张元趾高气昂地在界上寺墙壁上题诗一首:“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以宋军的尸山血海来博取功名,自得之意,溢于言表。
张元同年官至国相。其素怀功名,以灭宋为志,力劝元昊扩大对宋战争,攻取陕西关中之地,进而东向中原,同时联络契丹,让其攻打河北诸路,让宋朝受到两面夹击,势必陷入困境乃至崩溃。
好水川之战后,张元建议元昊出兵渭州,待机取长安。
之后李元昊踌躇满志,有声称“朕欲亲临渭水,直据长安”之语。而宋军退兵中途,阵亡将士的父兄妻子几千人,持故衣纸钱为烈士招魂,噩耗传到东京,“关右震动,仁宗为之旰食”。宋仁宗怒贬户部尚书、陕西经略安抚使夏竦和韩琦、范仲淹。宰相吕夷简连连惊呼“一战不及一战,可骇也!”
范仲淹的好友滕子京此时正在知泾州任上,大设牛酒迎犒士卒,在佛寺设醮祭祀阵亡将士,抚恤遗族,使人心得以安定,结果被斥为滥用公使钱,庆历四年春,谪守巴陵郡。
好水川之战古战场
在西吉县兴隆镇、单家集、陈田玉一带,农家打庄整地、挖渠开沟常会翻出成堆的白骨。据单家集的群众反映,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生产队组织社员开挖水渠时,就发现了大量的人骨和马骨,一坑一坑地埋着,最厚叠压骨层达2米左右。
1984年文物普查时,普查队的同志从白骨中还发现了成捆的铁箭头和铁质兵器。1988年,西吉文物部门在距兴隆镇18公里的硝河乡(德胜寨),还征集到一顶西夏时期士兵使用的铜头盔,该头盔是我区馆藏文物中的一件孤品,有很高的文物价值。
1998年,西吉县文物管理所在红岗遗址发现一坑道中埋有人、马头骨几百个,有的人头骨、马头骨上还插着铁箭头。1999年兴隆镇维修粮库围墙时,挖出一个长度100多米、厚度1米的尸骨层,人骨、马骨相互叠加,其状惨不忍睹。
2009年西吉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发现陈田玉村北红岗遗址沿山崖边,到处是层层的白骨,有距崖顶几米的,也有距崖顶十几米的,并且在农民取土时,还挖出豆绿瓷盏、铜(铁)箭头、四系灰陶背壶、马刺、瓷蒺藜、将军罐、陶灯、铁琉球、瓷片、铁甲和一把铁刀,铁器出土后基本腐烂。
插在人马头颅的铁箭长约6公分左右,三角菱形,证明西夏当时使用武器主要是铁器,这与史料记载吻合。在宁夏的考古队努力下,相关一系列文物的出土进一步有力证明好水川之战古战场,在宁夏西吉县兴隆镇王沟、陈田玉、姚杜村一带。
好水川之战是北宋与西夏之间相当重要的一次战役。此战宋军溃败,对夏从车底采取守势,北宋群臣再不敢言战。
虽然关于好水川之战至今史学界还存在争论,但就从客观原因来看,宋军溃败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宋军参战总兵力较少,寡不敌众。
这一战,只有泾原韩琦一路与敌交战,而隔壁鄜延路的范仲淹却按兵不动。在战争爆发之前,范仲淹就六上奏折,提出对西夏宜守不宜攻(勤兵清野)的助长,尤其是鄜延一路更不宜攻。
他的根据主要有三:其一,天气不利战,因此请求的能到春暖西夏马瘦人饥时进兵;其二,鄜延的防御工事修的好,对战争的准备相当充足,“不患贼之先至”,换言之,也就是等敌人来攻,而不是主动发起进攻;其三,取守势可柔远羌蕃异族。如果鄜延路不进兵,或许能使羌、蕃等异族感化入贡,并协力对抗李元昊。
范仲淹的主张虽然很有道理,但他对鄜延的考虑多为泾原考虑得少,为边镇考虑得多却为国家考虑得少;对己方不利考虑得多,对敌方不利考虑得少。
范仲淹坚持己见的后果,就是使得李元昊进攻渭州无后顾之忧,可以举倾国之兵入寇,当然大大增加了泾原韩琦取胜的难度。韩琦就曾说:
“两路协力,尚惧未能大挫黠虏,若鄜延以牵制为名,则是委泾原孤军尝于敌手。”孤军深入,兵法之大忌,能取胜者在历史上都极少见。
第二,宋军本身积弊重重
北宋立国之初就倡导文臣掌军机,并使枢密院、三司、边将“三权分立”,这种制度固然加强了中央集权,避免了唐朝中期以来藩镇割据的局面产生,但也使得宋军将不识兵、兵不识将,严重影响了军队战斗力。
宋又于边军中置部署、副部署、钤辖、副钤辖、都监、副都监、巡检、副巡检等众多武职,他们虽有尊卑之别,却并没有严格的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甚至有时各自为政。遇到军政要务,大小军职“必相参谋,计之未成,事已先漏,彼可则我否,上行则下戾。虽有主将,不专号令。”
可见,宋军没有节制,互不统属,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势分力弱。好水川之战中,宋军自领一队士兵的将领计有任福、桑怿、朱观、武英、刘肃、赵津、王等,众多将领互不统属,各领一部。
再者,宋由于长期对辽、夏战争,粮草供应也不足。好水川之战中宋军追击夏军,“刍粮不继,士马乏食者三日”。以三日无粮之士兵与敌以逸待劳之精兵交手,又怎么可能不败。
当然,除了以上两个客观原因外,战争失败的还存在主观原因,宋军在战争中的政策失误、主帅韩琦的用人视察也是大问题。
《宋史·韩琦传》引夏竦的上书说,韩琦战前曾再三叮嘱大将任福,可战则战,不可战就据险而守,断其后路击之。并移檄于任福,“苟违节制,有功亦斩。”好水川之战后从任福尸体上找到韩琦的檄文,故夏竦上书,说这一战失利罪不在韩琦。
大将不受节制,主帅就没有责任吗?这甩锅的意味也太明显了吧。当年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自请降三级,深切感受到自己不知人之失。好水川之战,韩琦也知道自己用人事务,上书朝廷请罪,后来朝廷经过再三论证只是“犹夺一官”。
史载,宋军战败后,阵亡将士的家人摇幡痛苦于韩琦马前,嚎叫“汝今能随招讨回京乎?”其惨状目不忍睹,万千士卒死难,主帅怎么可能没有责任?
宋军大将任福有勇无谋,没有资格统帅军队。战役开始,宋军桑怿部与敌军战于张家堡南,斩首数百,为急于立功,任福分兵一部给朱观、武英,自己率余部与桑怿合兵而趋利,他不顾主帅檄命,不顾宋军“乏粮”的现实,而追敌三日,终于造成了全军陷入绝境的后果。
战斗中,任福又少机警,据史书载:“(桑)怿于道旁得数银泥盒,封袭谨密,中有动跃声,疑莫敢发”。而任福赶到后,立即命令打开,打开后发现盒子里“悬哨家鸽百余”。群鸽飞起,夏兵四合,任福知中计遭伏,不思率部突围,而逞匹夫之勇,直至自身殒命。韩琦用这样的人,自然就应该为之负责。
尽管韩琦对只发泾原一路之兵深为不安,但他在战前对西夏显然估计过低。他在上朝廷的《乞坚守攻策勿以异议沮兵奏》中说,李元昊最多发精兵四、五万,实际上,好水川之战中,李元昊亲统大军十万,超过韩琦估计的一倍之多,而且韩琦还说夏军行军“皆老弱妇女,举族而行”。但在战斗中,夏军根本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且出军有机有谋,兵阵牢不可破。
另外,北宋中期在对西夏关系上摇摆不定,亦战亦和,亦攻亦守,也是导致战争失败的原因之一。但总的来看,守占上风,主战者寥寥无几。这些都对出兵造成了负面影响。
好水川是什么?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其实好水川是一个彻底改变西夏和宋朝在宁夏南部军事力量对比的地方,但是好水川在哪里呢?具体位置在哪里?本期的地区文化带你去了解被人遗忘的战场,好水川古战场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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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水川,被历史误读的军事遗存?
在于茂田、于小龙两位先生编的《走进隆德》一书中,这样记述:“好水川,位于隆德县北,与县城隔山相距8华里。川垴源于六盘山主峰西麓山根下,川水自东而西,经隆德县的好水、杨河两乡,由西吉县境内的兴隆乡入葫芦河川,全长约60余里。
源头好水镇附近的红土路村有一泉眼,水涌甘冽,经久不涸,俗称好水泉,川亦因泉而得名。”这个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国内对好水川地理定位的普遍说法,比如张培礼在《范仲淹知延州》一文中这样说:“(宋)军至好水川(今名甜水河,在宁夏隆德县东)。”(载《西北文史荟览》)
我国西夏学研究权威专家、中国社科院西夏研究中心主任、西夏学博士生导师史金波在《略论西夏前期的用兵特点》中谈及好水川战役时说:“宋军紧紧追击,傍晚进入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县东甜水河)。”《宁夏通史》在“西夏中心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一章中这样叙述:“夏军见宋军东来,佯装北撤,诱宋军入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县西北)。”几乎所有国内关于好水川战争的论述,都这样记述好水川的地理在行政版图上的归属与具体位置。
而在《西吉县志》“兵事纪要”关于好水川一节中这样讲:“公元1041年,北宋与西夏在好水川(今西吉县境兴隆镇马家嘴、姚社、杨茂等村),发生了一次重大战事,史称‘好水川之战’。”
一个在夏、宋之间发生的最具有战争力量扭转意义的战争,一场中国军事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将鸽子运用到战争中并因此丰富了中国战争史的战争,一场以数十万军人为代价的战争,具体的位置竟然出现了这样大的偏差,该作何解释?
2005年3月22日,当我们带着“好水川到底在哪里”的疑问走进西吉县境内的兴隆镇时,当地宣传部门特意安排我们拜访了出生在这里,后来在《固原日报》做过多年记者、编辑并担任副总编辑的王文玉先生,王先生把我们带到了兴隆镇单民村所在的一片空阔的河谷地带说:“那些记录都是没有历史依据的,历史上好水川战役真正的发生地是在这里。”
为什么是好水川?
无论是在隆德县还是西吉县境内,好水川能给我们确切答复的一个事实是,它在六盘山区域内。一场彻底扭转了西夏和宋朝在交界处的军事力量对比、中国军事史上又一个以少胜多的着名战例,为什么会发生在六盘山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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