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皇帝对神神道道的东西很着迷,让人专门为自己研制开发了不少丹药,以求身体健康、长生不老。这些新药研制出来之后,他会让自己最宠信的大臣——严嵩先服下,以试验药效,而严嵩也是甘心情愿给皇帝当小白鼠,甚至以此为荣,服药之后,都会详细写个报告,汇报自己的用药体会。
他在自己77岁时给皇帝的报告中说:“我去年吃了50粒丹药,结果全身又干又痒,非常难受。到了冬天,就转化成了痔疾,痛得流了两碗淤血之后,那些药引发的热效才算过去。我是只管全心全意为您尽忠,至于这些药有啥不良反应,我这把年纪了,最多只是求上天能保佑。”
后面的总认为严嵩是大大奸臣,对于嘉靖而言,那些所谓的忠臣又在干什么呢,其实要说错,也是嘉靖的错,整天搞那些丹药!
历史上严嵩是坏人。
严嵩在朝期间,陷害同僚,必置之死地而后快;同时他结党营私,贪赃纳贿,而他的党羽和子孙更是跋扈骄奢,横行朝廷。严嵩的专权乱政,使明王朝的国力衰弱,边疆防御受到严重破坏,人民惨遭蹂躏。
晚年因事激怒嘉靖帝而失势,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勒令致仕,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严世蕃案发,其恶迹败露后,世宗下诏将他罢职,削籍为民,家产被抄,奸党与家人一一治罪。
故事:
嘉靖“十五年以前,名为汰省,而经费已六七百万”此外,他还不时采木、采香和采珠玉珍宝。光禄寺库银,嘉靖十五年前积银八十万,自二十一年后,“供亿日增,余藏顿尽”严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内阁后又成为首辅的。
面对日渐恶化的政局,他不仅没有向世宗提出任何规谏和改革方案,而且推波助澜,使局势向更乱更糟的方向发展。在他看来,皇帝可以为所欲为,不应受任何制约。
臣下对皇帝只能顺水推舟,唯命是从,讨得皇帝的恩宠。这样就可以有权有势,人们都要仰其鼻息行事。至于国家百姓如何,似乎都可以不问不闻。
大奸似忠也好,大忠似奸也罢,历史的精华和价值隐藏的是非常深的。其实严嵩到底是忠是奸,对于我们来讲并不重要,对于当时的人来说,的确是有“忠”、“奸”之分的。
其一、对于嘉靖来说是“忠”。
我们也不用好奇严嵩为什么能在明朝最聪明的皇帝手下,干了二十多年的首辅大臣。可以说严嵩为了嘉靖背了二十几年的黑锅,也可以说严嵩替嘉靖承受了二十多年的风雨。二十多年如一日也不是谁都可以为君王遮风挡雨的,岩松有这个能力,他也有这个资格。他掌控着所有大局,嘉靖帝就是背后的隐形人。虽然私底下小集体争斗厮杀,嘉靖的事和国家的事严嵩却没有误了,这也是严嵩得到嘉靖帝信赖的原因。严嵩也秉承着一切为嘉靖帝为主的原则,事事都讨他开心。
其二、对于对手来说是“奸”。
大家认知严嵩一生的对手是徐阶,其实徐阶之前就是夏言。而且对于早期的严嵩来说,徐阶根本不敢和他斗,甚至大话都不敢说一句。上面说到为了让嘉靖帝开心,严嵩不顾一切,这其实很过分,也做了非常多的错事。比如对待夏言这件事就是错的,夏言虽为对手,但是罪不至死!虽然夏言自视清高,反对嘉靖帝沉迷道教,但他反对的也是对的!哪怕背后有更多的深意,作为一国之君沉迷道教都险些丧命,这就是错。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曾铣被杀,夏言被斩首,皆都因为严嵩。
总的来说嘉靖很聪明,但不是一个合格的君王,严嵩对于君王来说是一个合格的木偶。忠、奸定义的话,严嵩就是无可厚非的背锅侠。
一提起严嵩,人们就会说他是个大奸臣。《明史》把严嵩列为明代六个奸臣之一,说他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窃政二十年,溺 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在民间,严嵩就是一个作恶多端、陷害忠良、千夫所指、遗臭万年的大奸臣。中国人有个两分法,不是好 人就是坏人,不是忠臣就是奸臣,非此即彼。可是,人们忘了,中国还有个中庸之道,不偏不倚。不是好人,不一定就是坏人,不是忠臣,不一定就是奸臣,还有个不好不坏的中性人。我看严嵩起码是一个不好也不坏的人。
严嵩从小聪明颖慧,思路敏捷,19岁中了举人,26岁中了进士,是受人称道的青年才俊。他没有父荫,19岁就中举,26岁中进士,是靠个人 奋斗才获得的功名,是位正途出身的官员,他的私生活也很严肃正派,几乎无可挑剔,一生只娶欧阳氏一位妻子,欧阳氏比他大一岁,还有一脸麻 点,但夫妻感情很好,从一而终,并没有因身居宰相高位而妻妾成群。
嘉靖将主要精力和时间放在斋醮上,严嵩就将主要精力与时间放在撰写歌颂斋醮的“青词”上。自嘉靖21年以60岁高龄入阁到80岁致仕,严嵩伴君如伴虎,诚惶诚恐,“朝夕直西苑板房,未尝一归洗沐”,真正做到了“以宫为家”了,他算是鞠躬尽瘁的公仆、尽职尽岗的劳模了。在朱厚皇权专制 *** 下,如果严嵩采取正面抗命冲突的话,恐怕他头上的乌纱帽早就被朱厚扔到地上当尿壶了,甚至还会有前任首辅夏言一样脑袋搬家的危险。清代史学家谷应泰这样评论道:“帝以刚,嵩以柔。帝以骄,嵩以谨。帝以英察,嵩以朴诚。帝以独断,嵩以孤立。……帝且谓嵩能附我,我自当怜嵩。方且谓嵩之曲谨,有如飞鸟依人。即其好货,不过驽马恋栈”。
应该说,严嵩是明代官僚士大夫中比较有作为的一个。在朱厚皇权专制下,严嵩不敢也不能触犯他的崇道嗜好,但他并非尸位素餐之辈,而是忠勤奉公职守,在朱厚大肆铺张浪费之余,勉力支撑危局。面对国弊民穷、内忧外患不断的困局,严嵩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
严嵩力行节俭,节省了大量不必要的宫廷开支。严嵩奉谕奏对光禄寺历年之费、冒滥之弊及除弊之策。他主张“令该寺将节年岁用之数,冒滥之件,明白开具回奏,悉加厘正,则弊以革而费可省矣。”严嵩奏报改革后,光禄寺省钱的数额 “二月之间省银二万一千二百余两,若每月递减,可省十七八万”。
在国家财政支绌的情况下,严嵩很注意节缩开支,广为措置粮饷。为了节省人力物力,严嵩以防虏添设为由,劝止了世宗添设显陵奉守官。嘉靖37年,大同米熟价廉,严嵩又请发银该镇令趁时籴买准备了半年军饷。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军费问题,严嵩还建议精兵简政。嘉靖31年6月,严嵩反对将京兵遣赴北边三镇,认为此举只是徒费粮饷。严嵩上言整厘军队,挑选精兵,“加意练习,务期可战,将来免复征边兵”。
嘉靖35年7月,严嵩又疏奏采矿诸弊,认为采矿得不偿失,“小民自行私挖,每日得二钱,少或三五分,仅取度日而已。若官府开取用人工,大获少而费多,此常理也。又各官不能识认矿之高低,惟地方矿徒识得,高者故意抛弃,徐而窃取,低者却呈于官,所以煎银数少,此常弊也”。严嵩请招回玉旺峪采矿使王槐等人,以“少省供给之费”。严嵩认为,“四川的矿石俱煎系铜,差去之臣全不用心,事欺罔可乎”,遂再疏采矿得不偿失,并请敕户部令四川采矿官员,“此后不必进矿石,只煎成银、金解进”。严嵩此举,使嘉靖朝避免了矿监税使之祸,可谓功在黎民社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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