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吗,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

你知道吗,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

在世界经济危机的环境下，在南满拥有铁路特权的日本和长期处于内战状态的中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升高了。1931年7月6日，张学良电告东北政务委员会说：“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9月6日张学良又致电臧式毅、荣臻：“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衅，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确实注意为要。”是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驻守北大营的一万多名东北军将士因遵循张的严令没有抵抗。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1931年9月19日，张学良在北京协和医院对天津大公报记者谈话时说：“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9月22、23日，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也分别发表讲话和告国民书，要求“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希望我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事实上默认了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张要求其率领的东北军力避冲突，并退守锦州。

在“不抵抗政策”指导下，张学良和蒋介石都寄希望于国联。但到1931年10月24日，国联作出决议，要求日方撤军，而日本不但不加理会，反而于11月进攻嫩江黑龙江守军。日本野心已暴露无遗，张学良自谓：“国联自身本无实力，仅能调解纠纷，不能强判执行，中日事件最好能自谋解决办法。”但在嫩江桥战役中，当日军和伪军张海鹏部向嫩江桥进攻时，张学良令守军于兆麟部和平撤退，以免靡乱地方，仍旧依赖国联。

江桥抗战，马占山可谓孤军奋战，未获驻防锦州一带东北军的实力援助。张学良驻锦州队伍“毫无战斗准备”。江桥战斗结束后，张学良受到社会舆论猛烈抨击。上海救国联合会说“黑省马军，孤军抗日，效忠疆场，张学良未能拨援”。市民联合会致电国民政府，指责“张学良坐视日寇侵略东北，辱国丧地，放弃职守”。全国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亦电请政府“严惩张学良，克日出兵”。

南京政府在认识到日军必将占领东三省的野心和国联的软弱后，逐渐改变政策。1931年11月14日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通过决议“严令各省文武官吏若遇外侮入侵，应做正当防卫，严守疆土，与城存亡，不得放弃职守”。

而11月锦州事变中，张学良仍未下抗日决心，而是钟情于“锦州中立化”方案。11月29日，张学良致蒋介石密电，称“惟个人对此亦颇赞成”，并在与日方代表谈判之同时，开始安排东北军撤出锦州。顾维钧于12月3日电文中极力劝阻道：“兄（指张学良）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后1931年12月5日顾维钧又与宋子文联名致电张学良：“现在如日人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蒋介石亦于12月8日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但12月21日，张学良致电第二军司令部：“当最近日本进攻锦州之时，我军驻关外部队理应防范，但若现政府方针未定时，自然不用锦州部队进行防守，因而撤至关内”，“部队驻地为迁安、永平、滦河、昌黎”。当日军进攻锦州时，国民政府多次电令张学良抵抗。12月25日，令其“积极筹划自卫，以固疆圉”。张学良部队开始从锦州撤退后，12月30日国民政府还急电其“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但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日军占领锦州及绥中一带后，实现了对东三省的完全占领。

1932年日本策划的伪满洲国成立，从此东北数千万民众开始遭受日本长达14年之久的残酷统治和掠夺。抗战胜利后，每年的9月18日都被中国人视为国耻日。

过去长期认为九一八事变为蒋介石一贯的“不抵抗政策”所致。但近些年的研究表明，实际上“不抵抗政策”是张学良和蒋介石在面对日本威胁问题上的共识。张学良之“不抵抗”，是由于东北军没有能力单独抵抗日本的军事攻击，日本最希望能够挑起战端，所以不断升级挑衅行为。而张一旦与日本开战，他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来自中央政府的支援，结果只会是丢掉东北的领土和损耗自己的军事实力。所以他严格命令军民百姓“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给日本人挑起战端的借口。而蒋介石之“不抵抗”，则是为了贯彻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路线。

在九一八事发当时，乃是张学良下令撤退，而蒋介石日记表明其迟至1931年9月19日晚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张自己也在晚年口述的回忆录中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

九一八事变，为什么张学良选择不抵抗，而马占山坚持抗日？

九一八不抵抗，是小张一生无法洗刷的沉重污点。理智代替谩骂，或许可以这么说，小张的不抵抗实质上是其陷入了自身无法承受的困局，咱们姑且将这种困局称为“张学良式的困局”。

时至今日，以张学良式的困局来审视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依旧具有强烈的现实警示意义。

自28年张作霖惨死皇姑屯，张学良的困局实质上就开始了。

造成这种困局的首要一点即是敌手远远高于他，并且把他看的很透。九一八主谋石原莞尔在事变前对小张的一句评价最能说明问题，此人毫无谋略，只要一根稻草就能推倒他。

随后发生的事残酷地证明石原的这句话，一万多关东军竟活生生地把近二十万的东北军驱赶杀戮成了丧家之犬。

正是因为东北最大的这张底牌被敌手摸的太准太透了，所以九一八在所难免。从这个角度讲，张学良本人可以被视为九一八最大的诱因。如果不是他这个实质无力主持局面的人在主持局面，不说换成张作霖，就是换成杨宇霆，再或者干脆是郭松龄，日本人可能都不敢如此嚣张放肆地展开进攻。

那张学良为什么就不行呢？

第一点，虽说他在此前十来年的历练中也算是备受瞩目的，但深入下去看，他其实一直在干着打酱油得勋章的便宜事。此前靠郭松龄赚战功，郭松龄反奉被处决后，他干的几乎全是奉系太子的场面交际，典型的绣花枕头。

绣花枕头只能锦上添花，绝无临危受命的能力。东北当时面临的局面何其凶险，何去何从可以说张学良是既无定力也无高明的方向。

第二点，在过去的十来年间，他不是没有机会主持局面，而是他没有能力主持局面。东北易帜前，蒋介石对他也曾有过评价，他是个头脑简单而容易冲动的人，没有坚定的意志。

头脑简单即意味着每逢局面，很容易只见皮毛，不见要害，极容易被人拉入局，也极容易被人踢出局。从这个角度看，不管是东北易帜，还是中原大战时站队，还是后来的西安事变，都有这种只见皮毛不见要害的意味。

此外，头脑简单的另一面就是自作聪明。有一个细节特别能反映张学良的这个秉性，九一八不抵抗，很长时间，舆论上认定的说法是他在奉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他在为蒋介石扛雷。可事实上呢，直到垂暮残年，张学良才说出了真相，这是他的自我主张。这么多年保持沉默不解释，深想一下是否会有这种感觉呢，不是他给蒋介石扛雷，是蒋介石在给他扛雷，从决定不抵抗的那一刻起，他就有利用这个空隙的想法，若不是舆论凶猛，不抵抗的责任极有可能就这样不清不楚地被他蒙混过关了，这难道不是小聪明误大事？

再说中原大战时的站队，表面上很有谋略，很沉得住气，直到胜负已定才决定站哪边，但实质还是小聪明谋实惠，其实他谋的可以更大。

如果让张作霖来唱这一出，肯定不会这么简单。

头脑简单还有另一层要命的地方，没有预见后果的能力。有句话叫无知者无畏，这话换个角度还可以说成无知者无虑。张学良就是典型的无知者无畏外加无知者无虑，那么轻率地放弃东北，以保存实力的名义丧失自己生存的本钱，他怎么就不去想想后果呢？

实力可不仅仅是那些人，那些枪呀！民心没了，真正的财源没了，军事造血的能力没了，彰显存在感的地盘没了，剩下的那些人那些枪还叫什么实力！

老谋深算者只要动动指头，这所谓的实力不就瞬间分崩离析了。

后来的事实不就是如此嘛！

这不是只见皮毛，未见要害又是什么！不是无知者无畏无虑又是什么！

再说他的冲动以及意志力不强。冲动向来是脆弱的表现，甚至可以说成是怕的表现。九一八日本人之所以算的那么准，有一点其实很重要，那就是之前的中东路事件。

中东路事件集中反衬出了张学良的头脑简单，易冲动。结果一出手，瞬间被苏俄打傻了。这还不是最致命的，最致命的是经这一次冲动，承担很严重的后果后，他瞬间就转到了另一个极端，一个怕的极端。

他的这个心理是日本人敢下手的重要因素。

大局观不行、谋略不行、心理素质不行、意志力不行——

以上是张学良自身的问题，还有东北军内部的问题。

张作霖意外身亡后，表面上东北军完成了权力的平稳过渡，但实质上问题很大。其中最重要即是张学良缺乏真正的辅佐人，有一个杨宇霆，结果还被他干掉了。

权利是过渡了，但真正能应对局面的班子却没有搭起来，老派讲义气求自保，新派又分派，有能力的又有异见，没有异见的又都是没有大局观的军人。

所以说，张作霖暴死，权利是风平浪静地交待了，但局没不出来，是悬空的。

这就是咱简单理解的“张学良式的困局”，从一开始，或许就是个死局。

因为死结不止一个。

再说马占山抗战。

张作霖曾说过自己是绿林学校毕业的，马占山也是典型的绿林学校优秀毕业生。

绿林学校毕业的一般有两个鲜明的优点，第一个，崇拜关羽、岳飞等忠义人物，心中有热血，更存忠义。第二个，从绿林中混出来的枭楚都有狡诈的秉性，江湖险恶，所以这帮人通常是亦正亦邪的。

说到马占山抗战，简单说那就是日本人的进犯让他涌起了内心的忠义热血，这种人一旦内心涌起了忠义热血，命令算个屁，做男儿才是最大的道理。

但你看马占山随后的表现，却又十分的狡诈，一会诈降一会反的，耍的日本人团团转！

总而言之，张学良是委身庙堂，马占山是屹立山头。

对张学良而言，委身庙堂是勉为其难；对马占山而言，屹立山头是恰如其分！

所以，一个变了狗熊，一个成了英雄！

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有多少跟着张学良来到关中？

1930年张学良支援蒋介石参加中原大战，以其9个精锐旅共10万入关。中原大战结束后，入关的9个旅及配属分驻在平津一带。1931年为讨伐石友三的反蒋反张战争，又将东北的步兵3个旅、炮兵2个团共8万人调进关内。再加上驻山海关的何柱国旅，这时东北军步兵精锐和大部炮兵分布在平津及河北、察哈尔一带。留驻东北的步兵12个旅、骑兵3个旅和省防旅，装备都较关内部队差。
“九一八”事变前夕，在东北的正规军16．5万人、非正规军4万人，总计约20万人。
留下来的毕竟是少数，具体数字忘记了，好像最后大体有18万左右在918事变后撤到关内。 哪里看到的也忘了，大体是在《1930年代你中国》的某一篇文章上。包括事变前的，有30多万人吧。33-36年围剿甘陕红军的东北军就有16万，加上驻平津各地的驻军，这个数字是可信的。

本文地址:http://www.dadaojiayuan.com/lishitanjiu/76994.html.

声明：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本站部分文字与图片资源来自于网络，转载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立即通知我们(管理员邮箱：602607956@qq.com)，情况属实，我们会第一时间予以删除，并同时向您表示歉意,谢谢!

上一篇: 你知道吗,唐朝官员品级和俸禄

下一篇: 你知道吗,李渊与隋炀帝杨广的关系揭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