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四民——“士农工商”,指的就是搞仕途的、种田的、做工的、经商的。在四千年的古代社会排序里,商人一直是地位最低的一个社会阶层。
到了宋朝和明朝,商人的地位开始发生变化,明显的表现就是宋朝商人弟子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尤其到了明朝晚期,郑和七下西洋,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不过此时“抑制商业,以农为本”依旧是社会主流。
直到20世纪90年代,商人的地位才真正崛起,“士农工商”演变成“士商工农”。今天,“商人”已经成为成功人士的代名词,是不折不扣的“社会上流人士”。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商人”地位天翻地覆的变化呢?
有人说这是基于职业的歧视,地域的歧视——基于钱的歧视。对于钱多的,自然而然就要抬头仰望他。怎么肥四?你这是歧视古代商人赚得不多吗?!汉朝钱布天下的邓氏、明朝富可敌国沈万三...了解一下?商人会赚钱自古如是!
职业本无贵贱之分,无论是农业还是商业,转变的不是尊卑之别,而是社会贡献主次之分。
当生存的需求得到满足,人就会追求更高的需求。于国而言,同样如此。与其说是商业取缔农业,不如说基于社会发展需求的调整。人们不再考虑吃得饱,而是吃得好。
有一句话叫“你越在乎什么就越缺什么”,这就好比当今社会不少人抨击网民关注娱乐大于国情。事实上这恰恰是社会稳定国家强大的体现。如果有一天网络上真的人人聊的都是国情和民生,那社会可能真的就到了要人人自危的地步了。
话说回来,历史发展重心是如何从农业走向商业的呢?在我国著名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一书中,作者路遥通过平凡的小人物孙少安,向我们再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贫苦阶级通过商业发展带动全村致富的艰难过程。
受千百年来“重农抑商“思想影响,双水村的村民勤劳肯干,却一直是远近闻名的平困乡村。借着政策扶持,青年孙少安首次提出建砖厂改变贫困现状,就被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亲反对,村名更是背后指指点点,从商之路困难重重。
然而,通过孙少安和妻子的不懈努力,砖窑越办越好,曾最穷的孙少安一家日子越过约红火,还带领全村村民走向了致富道路,摘掉了双水村的贫困帽子。
事实上,双水村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有多少个类似的双水村,都是通过由“士农工商”到“士商工农”转变的正确道路富裕了起来,才逐渐有了今天的全民小康生活!
“士魂商才”才能成就“强国”
为什么物质财富的增长改变了中国,可人们的仇富心态却越来越严重?其实,人们仇的不是富,而是“为富不仁”。而真正的“士魂商才”,自古以来都是“强国”的中流砥柱,深受百姓爱戴。
比如上面提到的孙少安和范蠡;再比如《左传》里的一个郑国著名商人弦高。
一天,弦高赶了几百头牛去做生意,突然遇到准备突袭郑国的秦军。面对危情他急中生智,淡定的向秦国的军队长官表示,“这几百头牛是郑国的国君犒劳秦国大军的”。正是此举,让秦军以为郑国早有准备,便把牛牵走了,没有攻打郑国。
弦高虽折损了所有的牛群,却用他的私人财产拯救了整个国家,使全国人民免于战乱之苦!如此壮举,如何叫人不尊之爱之?!
只有当企业家或者商人,与士大夫一样,无论其所具备的财富还是知识,才能成为推动社会前行发展的车轮。
如今这样的商人不在少数,相信将来,会越来越多。
古代商人地位低,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古代重视农耕,商人赚取中间差价却获利更多,政府为了鼓励农耕,难免就会降低商人的地位。
要想更加详细地了解中国古代商人地位低的原因,这还要从中国古代的政策、主要生产方式以及商人的职业特色有关说起。
首先,中国古代社会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没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广大农民辛勤劳作,中国古代社会的平衡发展将难以维系。但是,商人专卖农民的劳动成果反而获利更多。在古人看来,商人远没有农民辛苦但是却赚的多。如果抬高商人地位,那么愿意当农民的人怕是会大大减少。
其次,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都有“重农抑商”的政策,这也是古代领导人基于民生考虑而做出的决定。毕竟古代社会还是以农耕为主,而大部分商人赚钱相比农民来说要容易太多。如果没有“重农抑商”的政策,那么愿意种田的人会少很多,各种食物资源一旦出现短缺,社会将会动荡不安。
最后,商人这个职业,有一个特色,就是“赚差价”。古代社会的生产大多都是自给自足,没有明确的分工。商人不是生产者,他们低价买入,高价卖出,不从事和参与生产活动。这样“赚差价”的行为,在古人眼里多被批评为“投机取巧”。就连孔子弟子“子贡”也是因为自己是个商人,经常被老师批评太过于重“利”。
因此,我们可以总结,古代商人地位低下的原因一定程度上与其“赚差价”的职业特点和古代社会以农耕为主的国情有关。
第一,在封建社会,地主阶级是统治阶级,他们通过权力可以肆意搜刮百姓的钱财和土地。但是商人通过买卖积累了大量的钱财,过起了帝王般的奢侈生活,积累了巨大的能力,对长久以来的地主阶级统治产生了一定的威胁。
第二,统治者对商人群体的管理有一定的困难,比如说税收,而且商人的流动性对社会稳定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第三,儒家的传统思想抑商,看不起商人。
第四,古代封建政府长期执行“重农抑商”的政策。
所以说古代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是被刻意贬低的,其生活水平远远高于普通百姓,甚至是部分官员。
在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历史中,?士农工商?的排名一直保持不变,商人被排在末尾。然而,虽然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但很多商人却因经商而大发横财。这就与我们今天的认知有很大区别了,在现代社会,有钱往往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
那么,古代的商人即便很有钱,为何其社会地位还是很低呢?
这要从是中国封建王朝的一项基本国策--?重农抑商?说起。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重农思想一直支配着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如《管子?禁藏》篇载的:?民之所生,衣与食也。?与《管子?治国》篇载:?粟也者,民之所归也。?可见,农业是封建经济决定性部门,封建国家机器与统治阶级都主要是依赖于农业经济而存在和发展的。西周以前的统治阶级将?重农?作为国策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根据现有文献,从上古至春秋时期没有丝毫轻商的迹象。《周礼》将商业同三农等并列为?九职?之一;周文王颁发?告四方游旅?文告,以各种优待招徕商贩等,均为一些重视商业的事例。实际上,即使到春秋时期,产生抑商思想和政策的社会条件也还没成熟。这是因为,周代的所谓工商,多数是官府豢养的工商奴隶。他们为官府奔走贩卖,牟取财利,也为官府采办各种军需、行政用品以至奢侈品。这就是所谓?工商食官?制度(《国语》)。
随着工商食官制度逐渐减弱,出现了独立商人,其身份与角色也被社会所明认。至战国,人们对于商人?商其远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白虎通德论?卷七?商贾》)的角色定位认识得更加清楚。《庄子》有载:?商贾无市井之事则不比。?(《庄子?徐无鬼》)荀子曾说:?积贩货而为商贾。?(《荀子?儒效》)。
商人被剥夺政治权利。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并实施?抑商?政策的,是战国中期的商鞅。当时各诸侯国首要任务是巩固新兴的地主政权,而当时的商人却盘剥小农经济,这可是地主政权的经济基础。结果,一边是商贾拥有巨额财富,君主无能力驱使;另一边是大量农民破产,沦为奴仆、无业游民,家底稍好的成为小商贩。一来二去,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社会现实,即经商易富而务农易贫,自然刺激了民众向?从商避农?趋势发展。
但是当时的秦国原本就地广人稀,一旦让?从商避农?的趋势任其发展,结果是农业劳动力严重缺乏,兵源和粮源得不到保障,长此以往,秦国将国将不国。于是,为改变落后局面,秦孝公支持商鞅变法。
为此,商鞅采取了下列措施:第一,令商人及其奴仆与农民同样负担摇役;第二,?重关市之赋?(《商君书》),加重商税负担;第三,?壹山泽?(《商君书》),由国家对盐铁等重要商品实行专卖;第四,禁止商人贩卖粮食;第五,提高粮价,使商人以高价向农民购买口粮而受到损失。其中,以重税和盐铁专卖为主要内容。
商鞅推行的上述政策,就是?重农抑商?政策,能有效地限制商业资本的过度发展,保证了农业方针的贯彻,巩固了秦国地主政权。其特点是,使商人在经济上无大利以至无利可图,尽量减少商业人口。
朝廷推行官营、专卖制度与商人争利。
汉朝初期,工商业进一步发展,富商的生活能与王侯相比,收养一大批豪杰,权倾朝野。从刘邦开始,为了稳定农业生产,汉制定了很多?抑商?的经济政策。但到文景之世,商业仍不断增长,晁错在《论贵粟疏》中感叹:?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于是提出?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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