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僧孺,只要肯努力为之，就可人定胜天

牛僧孺,只要肯努力为之，就可人定胜天

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解读晚唐名相牛僧孺，只要肯努力为之，就可人定胜天，希望对你们能有所帮助。

牛僧孺是晚唐时期的名相，一生大半时光都奉献在朝政当中。今天就来看看牛僧孺为人处事的思想还有主张吧!一般认为，牛僧孺是一个坚定的儒家信徒，他本人也时常以儒家自居，史料更是记载他“不喜释老(即释迦牟尼和老子，在此代指佛教和道教)，唯宗儒教”。在此基础上，牛僧孺也受到了当时的革新派思潮影响，因而在他的政治主张中还有改革图新的成分。牛僧孺认为，命运是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因而无论是天子治国，还是人臣为政，都应该积极面对，全力以赴，不应该消极懈怠，犹豫观望。唯有如此，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天子和大臣才能各行其道。简单来说，牛僧孺相信人定胜天，只要肯努力为之，并且顺应基本的规律，即使是国家命运和历史趋势同样可以改变。

细细究来，牛僧孺的思想基本继承了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理论，属于唯物天道观的哲学范畴。不过，牛僧孺并没有将“人道”和天道”纯粹地对立起来，而是将二者有机地结合为一个整体。他指出，“天道”具有一定的发展规律，人一旦弄清并利用这种规律，就能够无往而不利。因此，牛僧孺虽然提出了人定胜天，但是又说明人必须遵循万事万物的发展规律，也就是所谓的“人道”。当时的著名学者柳宗元非常推崇牛僧孺的学说，并且号召大家进行学习，足以证明牛僧孺在当时的哲学界亦占有一席之地。

唐中期之后，各类宗教开始盛行，“因果报应”学说被民众普遍接受。而牛僧孺作为当时社会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对这种学说予以了辩证的解读，在当时的思想领域也可谓一个重要的创举。他据孔子“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学说为依据，表明人不能不辨是非地滥用善心，更不能对什么人都心存善念。比如面对一个十足的恶人，最好的方法是让他得到惩罚和限制，甚至是将其处死。如果对他一味仁惹，非但无济于他的向善，还会助长他的邪恶，同时也会为自己招致更大的灾祸，所谓“对敌仁慈就是对己残酷”。牛僧孺的这一学说，在愚民政策风行的古代社会，无疑是一股逆流，同时也是一湿清泉，为当时社会的人们学会独立思考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与此同时，牛僧孺还是一个无神论者，这同样继承自儒学大家荀子的学说。由于古代社会科学相对落后，很多自然现象都无法被人类理解，因而一些别有用心者便将这些现象伪造成天意神迹，从而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对此，牛僧孺在《象化化》一文中指出，人类的活动受自然的影响和限制，而并非受神的影响和限制。比如古代社会的人们相信龙能化雨，因而一且遇到大早年头，就会杀牛宰羊祭祀龙王，希望上天能够降下雨露。牛僧孺据基本的农学知识表明，每年之中降水都是有其固定规律的，什么时候降雨，降下多少雨，总归不会相差太多。与此同时，这种相差的时间和雨量也有规律可循，即每甲子年内，其变化规律是基本不变的。

接下来是关于人性的论述，牛僧孺的观点更加具有先进意义。众所周知，人性是人类社会活动之根本，因而自古就是哲学家研究的核心内容，而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基本各占了人性理论的半壁江山。牛僧孺结合二者的理论认为，入性根本无所谓善与恶而是与利益存在着必然联系。简单来说，如果不涉及自身利益，每个人都可以保持善良之心，而一旦牵扯到自己的利益，则多半会被邪恶之心蒙蔽。比如弟弟遭到外人欺负，哥哥当然会挺身而出，但是一旦哥哥与弟弟之间发生利益冲突，自相残杀的激烈程度往往会超过与外人相斗。牛僧孺据此提出，凡事都要遵循趋利避害的人性本质，尤其是统治者推行各类政策。

再者就是牛僧孺的历史观，简单来说可以总结为六个字，即“重人事，轻天道”。牛僧孺认为，无论是朝代的兴衰，还是政权的更选，最主要的因素都取决于人，因而他在《讼忠》一文中写道：“支坏非天也，兴衰由人也。”如果主明臣贤，天下之人都会亲近朝廷，那么国家的兴盛繁荣就指日可待了;而如果主昏臣庸，天下之人就会疏远朝廷，那么国家一定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因此，如果君主想要国家昌盛，必须遵循“亲亲贤臣，远小人”的基本规律，以便取得最广泛的民意支持。为了帮助统治者辨别良莠，牛僧孺还引经据典，列举了诸多贤臣与小人的特点，其用心之良苦可见一斑。

在此基础上，牛僧孺还总结了“礼法法兼用”的政治策略。所谓“礼”，简单来说就是道德與论，牛僧孺主张首先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道德模范，同时加强道德教化，让每个人都能够生出荣辱观。应该说，道德对民众的约束在古代社会是重中之重，很多无良之徒根本不惧国家法律，却在道德面前规规矩矩。然而，正因为如此，才让那些无视道德之徒钻了空子，既然道德对他们失去了约束力，法律对他们便根本构不成震慑。对此，牛僧孺在加强道德教化的同时，又进一步加强法律要求，如此就让那些无视道德之徒心生忌惮，从而在最大限度上保障了社会的繁荣安定。

牛僧孺认为，使国家走上繁荣安定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让民众尽可能地富足起来。道理很简单，国家政权到底要依靠收取税赋的方法保持生存，国家能够收到的赋税越多，经济实力就会越强大，政治影响也就越广泛。而多收赋税的方法大致有两种，一种就是增加征收的比重，比如之前每入收取十分之一，现在每人收取十分之十;还有一种增收方法是提高民众收入，比如之前每人手中有十块钱，按照十分之一的比重收税可以得到一块钱。此时民众手中有了一百块钱，那么再按照十分之一的比例收税，就可以得到十块钱。相比之下，前者的做法虽然省时省力，却是杀鸡取卵和竭泽而渔的做法，注定无法长久。而后者的做法虽然费时费力，却是高屋建瓴，藏富于民，有利于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

在外交方面，牛僧孺主张以盟约的方式避免战端，因而强调以诚信待人，并且提出了“以信求诚”的总方略。牛僧僧孺指出，自古以来的所有战乱爆发，最根本原因都是彼此不能建立互信关系，尤其是中原王朝和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争端。通常来讲，边疆少数民族虽然荒蛮未化，在诚信方面却普遍比号称礼仪之邦的中原王朝做得好，因而中原王朝只要加强诚信建设，同时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自然能够避免边祸。应该说，牛僧孺的这种外交理论拥有强大的儒家理论的支持，同时也有利于缓解当时唐王朝的外交困境。但是说到彻底解决边患问题，在唐王朝已经屡次失信于人的情况下是否合理，恐怕要打上一个不小的问号。

最后是军事方面，牛僧孺提出了“重义轻战”的主张，即凡事都应尽量寻求政治层面的解决，而不是过分倚重战争手段。在政治学领域，有这样一条世人皆知的名言一一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也就是说，只有到了政治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才能考虑使用战争手段，当然准备战争的弓弦要时刻紧绷。要要知道，但凡发生战事，国家经济和民众生活必然受到严重影响，且最终的胜负无人能够预料。可惜的是，牛僧孺的军事主张应对外族有余，处理内务却显得不足。原因很筒单，当时唐王朝最大的问题是藩镇割据据，而藩镇割据的现象之所以出现，就说明藩镇已经失信于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基本无法使用政治解决问题，牛僧孺的军事主张也就显得不合时宜了。

唐朝历史中的“牛李党争”，是怎么回事？

【牛李党争】的简单名词解释是：指唐代中后期（即公元9世纪前半期）朝廷里以牛僧孺、李宗闵等为领袖的牛党，与以李德裕、郑覃等为领袖的李党之间发生的朋党争斗。
这一争斗从唐宪宗时期开始，一直持续到唐宣宗时期才结束，跨度时间将近40年（经历六任皇帝）。最终结果是两败俱伤（牛党苟延残喘、李党离开中央）而结束。
牛李党争是唐朝末年宦官专权和朝廷腐败衰落的集中表现（牛党和李党站在前台争斗，藏在他们背后的却都是各个宦官势力），严重加深了唐朝后期的统治危机。
事情起因：唐宪宗时期，有一批科举考生（以举人牛僧孺、李宗闵为代表）在考卷里批评了当时的朝政。引起当时宰相李吉甫（李德裕的父亲）反感，于是在皇帝面前告状陷害牛僧孺、李宗闵等人。此事引起朝野哗然，出现一批人支持牛僧孺李宗闵，另外一批人支持宰相李吉甫的局面。最终唐宪宗把李吉甫贬为淮南节度使，但也没有重用牛僧孺等人。从此这两家就结下了仇恨的种子。
事情发展：到了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李宗闵（牛僧孺的好友）已经坐到了中书舍人的位置，在一次科举考试中，牛党一派的人多数考上了进士，引起前宰相段文昌揭发，说存在不公平的问题。当唐穆宗询问翰林学士李德裕（这位李党领袖也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元稹、李绅等人时，李德裕当然是表态，考试里面肯定有问题。最终导致原考试无效，而且李宗闵等人也因此丢官罢职。这一下，牛李两家的仇恨再也化解不开了。
从此开始，李德裕一党和牛僧孺李宗闵一党各分战队，更相倾轧（只要一方上台，就极力打压对方。反之亦然），垂四十年（唐宪宗、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唐武宗、唐宣宗）。双方只从各自派系私利出发，互相排斥，再也不顾及国家利益。而且为了争夺权力，还纷纷引入当时的各路宦官势力做后台。从而日益导致朝政败坏。经过了长期内耗，加深了唐朝后期的统治危机，使得本来就腐朽衰落的唐王朝加速走向了灭亡。

唐朝朋党之争是什么 唐朝中后期的朋党之争始末

牛李党争(808年 - 846年) ，是唐末时，两派士大夫结党互相争斗排挤的事件。

两派是以牛僧孺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这两派官员互相倾轧，争吵不休，从唐宪宗时期开始，到唐宣宗时期才结束，将近四十年。

起因：根据《旧唐书》、《资治通鉴》的说法，牛李党争的开始是由进士考试而起。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长安举行考试选拔人才，举人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湜等在卷里批评朝政。考官认为两个人符合录用的条件，便把他们推荐给唐宪宗。

李德裕的父亲、当朝宰相李吉甫知道牛僧孺、李宗闵批评朝政实际是在指桑骂槐、揭露了他本人的短处，对自己的仕途十分不利，向唐宪宗要求严惩这些举子，后来牛僧孺和李宗闵也没有受到提拔。

经过（摘抄自维基）：

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李宗闵时任中书舍人。李德裕时任翰林学士。

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年），牛僧孺入相。李德裕出为浙西观察使。

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年），牛僧孺多次辞相，出为武昌节度使。

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年），李德裕改任兵部侍郎。宰相裴度推荐李德裕担任宰相，未成功。李宗闵通过宦官的关系当上宰相，将刚刚入朝的李德裕调出，任义成节度使。

唐文宗太和四年（830年），李宗闵引荐牛僧孺入相。曾经推荐过李德裕的裴度辞相，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唐文宗太和五年（831年），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请降。西川节度使李德裕派兵入据其城。牛僧孺令缚还悉怛谋及从者，被吐蕃官吏尽杀于维州城下。

唐文宗太和六年（832年），李德裕入朝任兵部尚书。京兆尹杜悰向李宗闵提出建议，通过推荐李德裕任御史大夫的方法，与李德裕修好。得到李宗闵的同意后，杜悰造访李德裕，提出这一方案。李德裕非常高兴。但李宗闵在与杨虞卿商议后，终止了上述方案，错过了这个很可能是双方和解的最好的机会。

唐文宗太和七年（833年），李德裕升任宰相，将杨虞卿、张仲方、张元夫、萧浣等牛党人物降职，出为地方官。不久，李宗闵出为山南西节度使。

唐文宗太和八年（834年），当权的李训、郑注为了排挤李德裕，再次引荐李宗闵入相，之后，李德裕出为镇海节度使。

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年），李训、郑注指责时任京兆尹的杨虞卿传播谣言，说郑注为皇帝配药时，采集民间儿童的心肝。天子大怒，将杨虞卿下狱。李宗闵为杨虞卿辩护，也遭到贬斥，出为明州刺史。

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年），武宗召李德裕入朝为相，信任有加。之后数年间，李德裕对李宗闵、牛僧孺等一再贬黜。

唐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宣宗即位，为了夺回朝政大权，故出李德裕为荆南节度使。此后，宰相白敏中等人一再贬黜李德裕。李宗闵病故。

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牛僧孺病故。

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李德裕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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