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五年级,刚接触文言文时,那叫一个头疼。虽然句子文章看起来确实简洁,省了不少篇幅,但是那几十个字,实在拗口,读都不容易,更别说背下来,比白话文难太多了。后面接触到《过秦论》《曹刿论战》等几乎崩溃,心里不知道把古人埋怨了多少次。
于是,一个问题就出现了:难道古人说话也都是用文言文吗?
当然不是。实际上,古人说话和记录是两回事,所用的语言文字是不同的两套,文言文就是用于记录的,尤其是修史。为何要用文言文记录呢?
早在先秦时期,还没有纸,所以大都是用竹简记录事情,或刻或写。竹简所用的竹子并不是随手可取,而且需要烤、削、刻、编等手段处理,再加上古人敬畏自然,所以需要尽量用最少的竹简记录最多的事情。
还有一点,记录的历史是为了让后人看到、看懂。
文言文言简意赅,三五个字就能记录一件事,而且自有一套系统,意思不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能够满足这些要求,所以用文言文来记录,再合适不过。
《左传》记载过这样一件事,晋景公做了个梦,找人算命。算命的来了之后,认为他活不到今年吃新麦子的时候。到了新麦成熟的时候,晋景公特意把算命的喊来,要当着他面吃新麦粥,然后杀了他。结果,刚要吃,就觉得肚子不舒服,上厕所居然掉茅坑里死了,真是窝囊。
历史记载就八个字:将食,涨,如厕,陷而卒。
这八个字,稍微有点文言文基础的人都能懂。要知道,那可是两千多年前记录的事啊,为什么今天的人还能看懂?这就是文言文的功劳。
但是,说话和记录是完全不一样的,要是你以为古人说话也是这样,那就大错特错了!
以皇帝为例,他们说话办事都代表着国家颜面,看看他们怎么说话的。
据《齐东野语》记载,赵匡胤的寝宫梁柱坏了,需要换一根大木头。有关人员知道后,就说其他木头可能不行,必须要截断一根巨木用。赵匡胤一听,顿时大怒:截你爷头,截你娘头。这是原话,可不是翻译。
太祖时,以寝殿梁损,须大木换易。三司奏闻,恐他木不堪,乞以模枋一条截用。上批曰:截你爷头,截你娘头,别寻进来。于是止。
或许你会说:这是皇帝着急,一时口不择言,所以顾不上许多。那再来看看雍正批阅奏折的批语,你就懂了,皇帝也是人,不会费工夫想着文言文的,都是用大白话,跟今天毫无区别。
雍正时期,曾打算从北方搞点小米卖到南方。田文镜认为不可行,毕竟南方人不吃小米,换成小麦还差不多。张廷玉说试试才知道,结果果然没卖掉。后来雍正认为田文镜不错,就大大表扬了一番。
田文镜听了之后,写了个折子感谢雍正,雍正批语颇为有趣: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勉之!
实际上,雍正批语有很多,大多都是类似,比如“知道了”,至于他爸爸和儿子,那也是差不多,康熙还经常写错别字。
你好。当然不是的。
不然文言文又怎么叫“文言文”呢?从名字就可以看出,这是写成“文字”以后的一种格式,区别于“口语”。
如今的“白话文”,也就是用“口语”来写文字,但口语这个东西是口口相传的,在流传的过程中,口语的样子会发生又大又快的变化。而古人将“口语”和“书面语”分开成两个系统,这么做的好处说来话长,但可以肯定的是,古人说出来的用“口语”,写下来的用“文言”。
当然,这还要看你所谓的“古人”有多古了。因为文言文基本相当于春秋时期的口语。
墨香侠士浅见
文言指在“五四”之前通行的以古汉语为规范的汉语书面语。很明显,文言是别于白话的古汉语书面语。这里强调的是书面语,只用于写作,不用于口语交流。
中国古代自文字产生,“书面语”就自成一套系统。在古人的生活中,阅读,是文言文,说话,是口语与方言。古人的口语(白话)另成系统,与文言不尽相同,倒和我们今天所通行的口语有相似之处。
文言文的最大特点,是异常简洁,概括力非常强;缺点是表达上容易概念化,不容易写出丰富的层次和细腻饱满的细节。所以古书长于约略记事,而十分缺乏场景及人物心理的详细描写,更没有出现像《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那样的史学巨著,古书读来,并不那么够味。明清时期,小说创作主要使用白话文,才在艺术上达到新的高峰,如果沿用文言,那就很难了,而且不大会出现长篇小说。
但由于文言简洁,规范性强,是一种易于推广的标准化文字,这对于我们这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的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与维持,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中国方言太多了,俗话说“三里不同音”,然而不论走到哪里,文字都是相同的,大家读的书是一样的,而且这些书一读几千年,先秦时人写的书,明清时代的人照样认得,这是异常神奇的!而中国统一的共同文化及心理基础,由此而形成。
例如《孔雀东南飞》是南北朝广泛传颂的民歌,因此其中的语言也就和当时的口语极为接近,请看第一句:“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这句比较浅显,虽和今天的口语虽有差异,但不大。这就能反映出但是口语的特点。
另外,四大名著除了《红楼梦》之外,其它三部都是在民间故事或说书艺人说书的基础上创作的,其语言特点也带有一定的口语性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半文半白”。
五四之后直接用口语进行创作,其书面语与口语是基本保持一致,所以我们可以从今天,或者是解放前的书面语去判断我国近现代的口语和我们今天的口语是相近的。
举一个误解的例子,好比“朕”。不少人会说,朕当然是口语,皇帝都是自称为“朕”的,其实,“朕”是书面语,而且是历史非常悠久的文言。这个词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最先用于一般人,从秦始皇起,才为皇帝的专用词——是书面的专用词。
好比朝廷发诏令,都是以皇帝的名义发布,通篇文言,怎么可以夹杂一个口语“我”?皇帝在诏书中就自称“朕”。古代的诏诰敕谕都不是皇帝本人写的,而是由大臣代笔,不过他们需用皇帝的口吻,所以归了包齐,“朕”是皇帝本人和大臣都可以用的字眼,但它只在具有法律地位的朝廷文书中使用。为了凸显皇帝的金口玉言,多数古书在引述皇帝之言时,也用“朕”这个字。
可见古人主要用书面语写作、记事时,给今人造成很大的困惑。
谈诗论道的时候可能会用较文言的话,但平时和人交谈肯定不会。古代文人平时对话虽然用的文辞比较优雅,但也是平常人能听懂的古白话。所谓古白话,也不过是大白话中夹杂一些我们现在看不太懂的几个字词而已。我们看明代的许多圣旨甚至都用的最通俗易懂的白话。
即使是文人,日常使用的语言也不会过于文言化。譬如宋代朱熹,是典型的儒者,平日里和学生们讲话是这样的:
圣人教人,大概只是说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话。人能就上面做将去,则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说得详。
这也不太用翻译,如果非要翻译,就是说“底”是现在的“滴(的)”:
圣人教人,大概只是说孝、弟、忠、信,日用常行滴话。人能就上面做将去,则心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说得详。
因此古代人日常交流时使用与我们现在的口语相近的语言,只是写文章时才用那些之乎者也的文言文,以示很有学问,区别于普通的、没读过书的老百姓。
以上来自百度知道
不是的,这个概念是错误的
古人说话,正常的老百姓对话,和我们今天相差不大。
文言文是古代文人为了将普通的话写出来比较文雅,特意改变了原来的用词和句子。或者说是为了文人和官府而改变的。
比如:古代老百姓问吃了没有,也是一样的。
只是这样的写在文章中,或者记录给别人看的时候,就太直白,好像没文化一样。所以写在书上就成了:饭否?
在古代,历史越久远就越是看不起老百姓的,不让老百姓多读书,以便统治。都像今天这样的得到教育是不可能的。焚书坑儒就是怕老百姓知道的太多,不好统治,所以才做出了这样的事。至于以后的历朝历代虽然从文献记载好像是提高了老百姓的文化教育,但实际上教育的还是那些统治者认为不影响统治的东西。在统治者眼里,老百姓是越没有文化越好的。正是这样的原因,造成一些文人和有文化的人及统治者是不屑与老百姓用同样的语言的。他们认为那样就影响自己的尊严、地位、面子。
所以,即使在家里自己和老婆孩子说话也要和老百姓不一样,显得自己有文化,有地位。高人一等。造成了他们将普通老百姓的话改变成所谓的”“文言”。这是一种原因。
还有就是为了说出的话好听,好记,有含义,有韵味,创作了一些。
总之古人说话不一定都是文言文。
完全个人观点,仅供参考,有不同意见的认为都是文言的,本人不屑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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