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过了而立之年后,常为自己在公共领域不能发挥作用而不安。他的作品大多讴歌自然和爱情,这对立志成为“精神领袖”的他来说远远不够。他的政治野心空前膨胀,渴望跻身于治国安邦的伟人之列。可在当时,作家若想成为议员,必须先考上法兰西学士院的院士。
自1834年起,雨果向法兰西学士院发起“冲锋”,接连四次都失败了。第五次,一个院士离世而空出一个名额,加上有大仲马相助,雨果终于得偿所愿。这时,他的政治野心已尽人皆知,一位亲王夫人幻想自己成为法兰西女王时拟定了“内阁名单”,排在第一个的“作战部长兼议会主席”就是雨果。
1838年左右,雨果频繁出现在德国的莱茵河畔,极为热情地靠近德国公主奥尔良公爵夫人,想在法德双边关系中发挥一个作家的优势,从而进入公共领域。他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广泛论及法国的外交事务,被时人视为“国务活动家”。
而随政治野心一起膨胀的,还有雨果对女人的征服欲。青年雨果对妻子阿黛尔很忠诚,但他后来不断发展新的情人,有的是他所作戏剧中的女演员,有的是欢场艳女,有的是有夫之妇。那时他的日常安排是:白天在法兰西学士院参加政治活动,晚上与妻儿共同进餐,然后与情人开启丰富的夜生活。
雨果近50岁时,对权力的追逐最为狂热,与文坛的割裂也最为彻底。当初备考法兰西学士院时,他尚能挤出时间在简陋的小屋中写作,但到1845年,法国人已普遍以为他不再写东西了。确实,那段时间他极度渴望穿上高阶议员的“黄袍”,并求助于奥尔良公爵夫人的公公,终于成为“雨果子爵”。时人纷纷议论他很有可能成为部长或驻西班牙大使,他也迫切地想要晋升,与国王打得火热,甚至不惜让情人对国王使“美人计”。这时的雨果官气十足,哪有写作的心境和精力?
然而官场并不好混,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治混战中,雨果左冲右突,常因站错队而付出代价,逐渐觉得力不从心。1851年法国大暴乱时,雨果选择流亡。离开巴黎的王宫豪宅,坐在布鲁塞尔的破楼阁中,他终于开始想念写作,于是让一个情人带着他的手稿前去会合,而另一个情人正帮他誊写手稿《冉阿让》(即后来的《悲惨世界》)。这时大仲马也为躲债而来到布鲁塞尔,他们常在一起探讨文学,雨果的“文学之魂”再度熊熊燃烧。
不久,雨果被驱逐到泽西岛,住在推窗就能望见大海的阁楼中,妻儿也都陪伴在侧。他的心境平静下来,重新提笔,专注创作《悲惨世界》。
经过那段迷失于政坛的岁月,雨果终于明白,此生自己能抓牢的东西只有文学,并借用作家拉马丁的话表达心声,“名望是世上最脆弱的东西!”也许我们该庆幸他在政坛上的失意,否则我们无法看到《悲惨世界》《海上劳工》《九三年》《笑面人》等光耀古今的文学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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