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英明一世，可惜他没有选好接班人，终于造成武则天之乱，在唐宫搅出一番腥风血雨。
固然，李世民不该选“逆反青年”李承乾，不该选“阴毒后生”李泰，但是最终选择柔弱不明的李治作为接班人，显然也不是一个好选择。于是有人就想，如果李世民选择第三子李恪为接班人，是不是会更好一点呢?
(李世民剧照)
之所以大家觉得选李恪为接班人更好，是因为李世民曾评价过李恪“英果类我”，也就是说，李恪像他李世民一样英武果敢。因为这一点，李世民打算废了李治，立李恪为太子。但因为李治的舅舅长孙无忌坚决反对，李世民只得打消了这个念头。
不过，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李恪的生平，其实可以发现，他在当藩王期间，并没有什么突出的作为。反而是因为耽于游猎，不顾及老百姓的庄稼，被罢官。后来虽然李世民派权万纪给他当长史，权万纪相当厉害，他才有所收敛，但这主要是权万纪的功劳。从这些地方，实在看不出来李世民说李恪“英果类我”表现在哪些方面。
李世民之所以那么喜欢李恪，大约有两点：一是李世民一向舐犊情深，只要是他的儿子，他就喜欢。儿子犯了错误，往往责怪在别人身上。比如李恪犯了错误，李世民不说李恪不对，说李恪当时的长史柳范不对。二是李恪相对于李承乾、李泰来说，知错能改。
那么，李恪如果真的当了皇帝后，就一定是个好皇帝吗?我看未必。就说他知错能改这一点，也是因为权万纪很严厉，压住了，同时他已经吃过一次亏，害怕李世民再次责罚他，才不敢这样。原先给他当长史的人，也多次劝说过他，但他并不以为然。如果将来他当了皇帝，没有了约束，他还会这样吗?这是值得怀疑的。
(李恪剧照)
李恪一生并没有多么突出，后世却对他充满怀念。
后世对李恪很怀念，至少有两个证明：
一是《新唐书》在写李恪的时候，有意地隐藏李恪所犯的错误。《旧唐书》说李恪当初被罢官，是因为“游猎”。同时因为游猎破坏了老百姓的庄稼，才遭致罢官。但是《新唐书》在写这一段的时候，说的却是李恪和他乳母的儿子玩“博簺”的游戏。“博簺”是什么?《旧唐书》上并没有解释。但仅仅是玩一种游戏而已，其罪错，显然是比游猎破坏庄稼轻了很多。
但实际上，《新唐书》这样记载，不过是有意掩饰李恪的罪错而已。据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孟宪实先生考证，“簺”其实是一种打猎捕兽的设置。那么，李恪实际上也是在“游猎”，只是换了一种说法。
二是南唐为了让国家显得正统，特地在李唐宗室中找了一个人来作为他们的“义祖”。他们找的人，就是曾当过吴王的李恪。要知道，李恪最终是被杀掉了，而南唐还要将他作为“义祖”，显然就是因为怀念，对他的一种认可。
(长孙无忌剧照)
那么，后世为什么这么怀念李恪呢?
我觉得根本的原因，除了李世民说他“英果类我”外，还在于他确实死得很惨。
不得不说，李恪最后的遭遇，李世民是要负责任的。当初他决定不选择李承乾和李泰为接班人的时候，就不该冒然选择李治。选择了李治后，又对他不满意，想要选择李恪。而他想换成李恪，不找别人，偏偏找长孙无忌商量。找长孙无忌商量，不是白商量吗?长孙无忌怎么会同时把自己外甥废黜，选一个与自己没有关系的人当太子?李世民自己也认识到这一点，当时就对长孙无忌说，你一定要坚持不废李治，无非他是你外甥而已。李世民错误就在于，你既然已经认识到这点，你就应该防范，而不是仅仅说说而已。
可以说，李世民想换李治最后又没换这一点，给了长孙无忌很大的刺激，让他如坐针毡。最后才利用房遗爱造反案，冤枉李恪，造成李恪被冤杀。
也正是因为他被冤杀，大家又都觉得他能力“不错”，所以千百年来，才那么怀念他。
李恪说到底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有着隋唐两朝皇族的血统，身份何等高贵，文武全才，品貌俱佳，李世民也多次说李恪“类己”，母亲杨妃又深得李世民宠爱。 李世民一直有立李恪为太子之心，当时的太子李承乾是嫡长子，长孙氏在朝廷上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大臣拥护李承乾，李世民不能不屈服，这里可以参考刘邦欲立刘如意那段历史。
后来太子被废，李治为太子，李世民嫌李治太软弱欲改立李恪。长孙无忌为了长孙家族的利益，拼死反对，这件事暂且搁置，从此长孙无忌视李恪为眼中钉。这时李恪其实还是有机会的，因为他的最大对手李承乾和魏王李泰均已失势，李治暗弱，李世民又有立他为太子的心。但接下来的房遗爱谋反案，长孙势力从中作梗，他被牵连进去，被陷害致死。
先贤对李恪的评价：
李世民：“吴王恪英果类我。”哥舒_：“王恪光翊化抠，燮和大猷。”毛泽东：“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然卒听长孙无忌之言，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张唐英：“既立高宗而复欲立吴王恪，卒使以猜疑而被罗织之罪，皆太宗失于独断而致之也。噫夫人之生贵为天子之子，是天下之贵无以加之也。以建立之失不保性命，则与夫生于不贵之族，反得终天年者岂不远哉。无忌其后卒被流窜死于黔南，天下以为_，然而亦疑其诬杀吴王恪之报应也。”洪迈：英明之君，见其子有材者，必爱而称之。李恪：唐朝宗室，祖籍陇西狄道，唐太宗李世民与隋炀帝之女杨妃的儿子，排行第三。武德三年六月，封长沙郡王。武德八年。改封汉中郡王。贞观元年。晋封汉王。贞观二年。改封蜀王，同时被授予益州大都督。贞观十一年。封为吴王，改授安州都督。
唐太宗英明一世，可惜他没有选好接班人，终于造成武则天之乱，在唐宫搅出一番腥风血雨。
固然，李世民不该选“逆反青年”李承乾，不该选“阴毒后生”李泰，但是最终选择柔弱不明的李治作为接班人，显然也不是一个好选择。于是有人就想，如果李世民选择第三子李恪为接班人，是不是会更好一点呢？
之所以大家觉得选李恪为接班人更好，是因为李世民曾评价过李恪“英果类我”，也就是说，李恪像他李世民一样英武果敢。因为这一点，李世民打算废了李治，立李恪为太子。但因为李治的舅舅长孙无忌坚决反对，李世民只得打消了这个念头。
不过，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李恪的生平，其实可以发现，他在当藩王期间，并没有什么突出的作为。反而是因为耽于游猎，不顾及老百姓的庄稼，被罢官。后来虽然李世民派权万纪给他当长史，权万纪相当厉害，他才有所收敛，但这主要是权万纪的功劳。从这些地方，实在看不出来李世民说李恪“英果类我”表现在哪些方面。
李世民之所以那么喜欢李恪，大约有两点：一是李世民一向舐犊情深，只要是他的儿子，他就喜欢。儿子犯了错误，往往责怪在别人身上。比如李恪犯了错误，李世民不说李恪不对，说李恪当时的长史柳范不对。二是李恪相对于李承乾、李泰来说，知错能改。
那么，李恪如果真的当了皇帝后，就一定是个好皇帝吗？我看未必。就说他知错能改这一点，也是因为权万纪很严厉，压住了，同时他已经吃过一次亏，害怕李世民再次责罚他，才不敢这样。原先给他当长史的人，也多次劝说过他，但他并不以为然。如果将来他当了皇帝，没有了约束，他还会这样吗？这是值得怀疑的。
李恪一生并没有多么突出，后世却对他充满怀念。
后世对李恪很怀念，至少有两个证明：
一是《新唐书》在写李恪的时候，有意地隐藏李恪所犯的错误。《旧唐书》说李恪当初被罢官，是因为“游猎”。同时因为游猎破坏了老百姓的庄稼，才遭致罢官。但是《新唐书》在写这一段的时候，说的却是李恪和他乳母的儿子玩“博簺”的游戏。“博簺”是什么？《旧唐书》上并没有解释。但仅仅是玩一种游戏而已，其罪错，显然是比游猎破坏庄稼轻了很多。
但实际上，《新唐书》这样记载，不过是有意掩饰李恪的罪错而已。据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孟宪实先生考证，“簺”其实是一种打猎捕兽的设置。那么，李恪实际上也是在“游猎”，只是换了一种说法。
二是南唐为了让国家显得正统，特地在李唐宗室中找了一个人来作为他们的“义祖”。他们找的人，就是曾当过吴王的李恪。要知道，李恪最终是被杀掉了，而南唐还要将他作为“义祖”，显然就是因为怀念，对他的一种认可。
那么，后世为什么这么怀念李恪呢？
我觉得根本的原因，除了李世民说他“英果类我”外，还在于他确实死得很惨。
不得不说，李恪最后的遭遇，李世民是要负责任的。当初他决定不选择李承乾和李泰为接班人的时候，就不该冒然选择李治。选择了李治后，又对他不满意，想要选择李恪。而他想换成李恪，不找别人，偏偏找长孙无忌商量。找长孙无忌商量，不是白商量吗？长孙无忌怎么会同时把自己外甥废黜，选一个与自己没有关系的人当太子？李世民自己也认识到这一点，当时就对长孙无忌说，你一定要坚持不废李治，无非他是你外甥而已。李世民错误就在于，你既然已经认识到这点，你就应该防范，而不是仅仅说说而已。
可以说，李世民想换李治最后又没换这一点，给了长孙无忌很大的刺激，让他如坐针毡。最后才利用房遗爱造反案，冤枉李恪，造成李恪被冤杀。
也正是因为他被冤杀，大家又都觉得他能力“不错”，所以千百年来，才那么怀念他。
1、可悲可叹的血统论
我是不太能理解这种理论的，为何所谓的“两朝一脉”在别的朝代都不成问题，肿么到了李恪这里就成了罪过呢？
要知道这隋唐两朝的血统可是人家恪大帝骄傲的资本啊，《旧唐书》在人家的列传中还花了七个字的笔墨特地强调了一番：“恪母，隋炀帝女也”，可见这明明是人家恪大帝数的过来的谈资，结果偏偏老有人非要将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贵血统扭曲成“前朝逆种”，莫非只有这样才能将恪大帝的人生塑造得更为悲情些？
对于这点我是颇为不解的，估摸着也永远理解不了，因为懒得去理解这些火星上的来客的思维回路。反正但凡是对两晋南北朝的历史稍微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娶前朝公主为妻做妾是件多么稀疏平常的事，如北魏拓跋圭的皇后就是后燕慕容宝的女儿；拓跋嗣的姚夫人是后秦姚兴的女儿西平公主；拓跋焘的赫连皇后即夏武烈帝赫连勃勃的女儿，右昭仪是北凉的兴平公主；东魏元善见的高皇后正是北齐太原公主。
至于所谓的两朝血脉那更是再寻常不过了。石虎的刘皇后即前赵的安定公主，所生石世被立为太子；拓跋什翼犍以前燕慕容皝之女为妻，其子即为北魏献明帝；北周宇文泰的元皇后就是北魏冯翊公主，其子宇文觉便是后来的闵帝。
不过也许因为本人比较孤陋寡闻，所以从不曾听说过哪位皇子因为是前朝公主之子而备受冷落的，又或是因为身怀两朝血统而备受猜忌，从而与皇位绝缘的。
本人只知道“破镜重圆”这个典故的女主角就是陈朝的乐昌公主，而那位成人之美的君子正是破陈有功的杨素；还知道隋炀帝的萧皇后便是西梁孝明帝萧岿的女儿，而他们的长子即元德太子。况且萧皇后的亲弟弟萧瑀可是唐朝的重臣啊，若是按照血统论来看待的话，他能在武德贞观年间蹦跶得那么欢？
2、所谓的唐太宗“爱子”
一直以来都有人认为李恪是唐太宗的爱子，理由不外乎如下几点：
①《贞观政要·太子诸王定分第九》
贞观七年，授吴王恪齐州都督。太宗谓侍臣曰：“父子之情，岂不欲常相见耶？但家国事殊，须出作藩屏。且令其早有定分，绝觊觎之心，我百年后，使其兄弟无危亡之患也。”
虽然很舍不得李恪离开长安远赴藩地，但唐太宗为了家国天下不得不这么做。
②《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第十一》
贞观十一年，太宗谓吴王恪曰：“父之爱子，人之常情，非待教训而知也。子能忠孝则善矣。若不遵诲诱，忘弃礼法，必自致刑戮，父虽爱之，将如之何？或汉武帝既崩，昭帝嗣立，燕王旦素骄纵，诪张不服，霍光遣一折简诛之，则身死国除。夫为臣子不得不慎。”
《旧唐书·太宗诸子列传》
十二年，累授安州都督。及将赴职，太宗书诫之曰：“吾以君临兆庶，表正万邦。汝地居茂亲，寄惟籓屏，勉思桥梓之道，善侔间平之德。以义制事，以礼制心，三风十愆，不可不慎。如此则克固盘石，永保维城。外为君臣之忠，内有父子之孝，宜自励志，以勖日新。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故诫此一言，以为庭训。”
唐太宗对李恪十分牵挂，时常写信给他，甚至还说知道他刚离开父母膝下一定十分不舍，所以想给他一些珍玩以作安慰却又怕他不务正业。唐太宗对爱子的挂念之心由此可见一斑。
那么事实是否确实如此呢？
首先，若说唐太宗舍不得李恪离开自己离开长安到藩地上任，只是为了安定天下不让众人起了夺嫡之心而不得不为之，那么同样是成年的皇子，同样依例应当前往自己封国的李泰与李治呢？
李泰不仅到了年纪不“之国”，唐太宗甚至还想过让其“入居武德殿”，最后还是被魏征力谏劝止的。而李治更是“以文德皇后最少子，于后崩后累年，太宗怜之，不令出阁”。李治不仅自长孙皇后去世后就一直由唐太宗抚养在身边，甚至在被封为太子后，仍让唐太宗不惜公然违反礼制也要继续留在身边。这便导致了褚遂良刘洎分别在贞观十八年、二十年相继上疏恳请皇帝不要留太子在身边一味溺爱，放其回东宫。
如果唐太宗真的舍不得李恪前往封地，真的心疼爱子的话，想必李恪也应当能如同李泰李治一般，留在自己身侧，但是李恪没有。也许有人认为是朝臣的反对与力谏，使得李恪不得不远赴封地，但是唐太宗可不是会这么乖乖听话的人。
《旧唐书》中有记载，李泰撰成《括地志》后，太宗“赐泰物万段”“俄又每月给泰料物，有逾于皇太子”，惹得褚遂良上了一篇《谏魏王泰物料逾东宫疏》。唐太宗虽然对褚遂良的观点表示赞同，但并没有因此削减李泰的开支，而是下了一封《皇太子用库物勿限制诏》取消了太子的开支限制，变相地维持了李泰逾制的花销。可见群臣的意见唐太宗虽然会听取，但如果他是真的想这么做的话，总有达成的手段。所以唐太宗若真的想将李恪留在身边以成全自己的爱子之情，是绝对能做的到的。可是他并没有这么做，而是说了一番场面话，什么“父之爱子，人之常情”“但家国事殊”。如此也能认为李恪算得上是唐太宗爱子的话，个人以为这样的“爱子”其实不提也罢。
其次，贞观十一年时唐太宗对李恪说的这番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父亲爱儿子是人之天性，不用教也知道。但你做儿子的若不遵诲诱，忘弃礼法，父亲再爱你，也救不了你，你看前朝燕王的例子，还不懂得要循规蹈矩吗！
很明显，这口吻已经相当严厉了，根本不像是父子之间联络感情的话语，简直就是在训斥了。而联想一下正是在这一年，李恪因为打猎踩坏百姓庄稼的事而被唐太宗罢免了安州都督一职，所以此番话实际上是唐太宗在非常严肃地批评李恪：“虽然你是我儿子，但你若不遵纪守法我也救不了你。”真不知道要如何才能看得出来，唐太宗其实是一副爱子情深的模样的。
至于贞观十二年唐太宗给李恪写的这封信，若只注意到“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这么一句，自然会觉得其间饱含了父子之情，然而此信的题目却是《诫吴王恪书》。诫者，告诫、警告之意。所以这封信可不是什么诉说离别后思念之情的，而是唐太宗写信来告诫李恪要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封地，不要再胡作非为了。
至于唐太宗会如何在书信中表达自己的爱子之情，不妨看一看唐太宗出征高句丽时给李治写的一封信，简直堪称是小肉麻。但是比起对李恪的谆谆告诫之意，或许唐太宗给李治的这封信才更似寻常间的父子之情吧。
《两度帖》
两度得大内书，不见奴表，耶耶忌欲恒死，少时间忽得奴手书，报娘子患，忧惶一时顿解，欲似死而更生，今日已后，但头风发，信便即报耶耶。若少有疾患，即一一具报。今得辽东消息，录状送，忆奴欲死，不知何计使还具，耶耶，敕
大意是：
两次收到宫里来的信，却不见稚奴（李治小名）你的信。爸爸我担心的要死。不久前忽然收到你的信，说太子妃生病了，我的担心忧虑才顿时解除了，就好像死而复生的感觉。从现在起，如果你的头风病发作，要立刻写信告诉爸爸。如果有什么小病小痛，也要一一写信告诉我。刚刚得到辽东那边来的消息，抄录一份给你。爸爸想稚奴你想得要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爸爸，书
3、所谓的大唐三百年来“最悲情的皇子”与“贤王”
某毛同志曾经说过李恪英物、李治朽物，唐太宗选择了李治作为继承人是懵懂一时这样的话。然而说句大不敬的话，看看某毛同志自己选定的继承人就知道他是什么眼光了。
事实上通观李恪的生平，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文功武治的政绩。《旧唐书》中对李承乾的治国才能好歹还有一句“太宗居谅暗，庶政皆令听断，颇识大体”的介绍，对李泰至少还能知道他“少善属文”，也的确编修了一部《括地志》，其他庶出的皇子中，也有因为处理地方政务出色而被当地百姓称赞的。
“纪王慎……十七年，迁襄州刺史，以善政闻，玺书劳勉，百姓为之立碑。……慎少好学，长于文史，皇族中与越王贞齐名，时人号为纪、越。”（《旧唐书·太宗诸子列传》）
然而关于李恪却只知其有文武才，相当笼统的一句赞美之词，至于具体有什么雄才伟略的事迹可以展现其贤能的，史书中便再无一字了。
至于《旧唐书》中所说的“既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要知道李恪作为唐太宗年长的皇子唐高宗的皇兄，又是亲王之封，德行也还说得过去，有声望并不足以为奇，没有名声才是要值得奇怪的。毕竟唐中宗时，身为相王的唐睿宗就是“望实素高”；唐文宗的弟弟漳王李凑也是“贤而有人望”；唐太祖的曾孙李孝逸同样是“素有名望，自是时誉益重”；唐高祖之子韩王李元嘉在则天朝受到安抚重用，不仅是因为“地尊望重”，更是为了“顺物情”。
而李恪被冤杀后史书中又言“以绝众望，海内冤之”，看似评价很高，然而唐太宗在任命魏征做太子太师的时候，也曾说过“用绝天下之望”这样的话。不仅如此，武三思在杀桓彦范等人时，是为了“绝其归望”；王世充杀害杨侗时，也是为了“绝众望”；武则天杀李元嘉更是为了“绝宗室之望”；源休劝朱泚剪除唐宗室的时候，同样是为了“绝人望”。而格辅元刘晏被杀都是“海内冤之”，卢崇道父子被杖毙也是“四海冤之”，崔宁被缢杀后“中外称其冤”，安思顺兄弟被诛更是“天下冤之”，李林甫被构陷同样是“天下以为冤”。可见，所谓的“以绝众望，海内冤之”不过是史官的惯用语言罢了，究竟能有几分分量，可以自行掂量一番。
4、曾经距离太子之位只有一步之遥？
唐太宗曾欲立吴王李恪为太子这件事，历来为很多人所津津乐道。那么事情的真相又是如何呢？
贞观十七年的时候，唐太宗立了李治不久之后又觉得这个小儿子只有十五岁，一直养在自己的身边没有经过什么历练，作为帝国未来的继承人还不够强大有力，担忧他无法很好地驾驭朝政，于是便想到了换储一事。而当时的李恪可以说是唯一适合的人选，一来是所有庶出皇子中最为年长的（二皇子李宽早夭），二来贞观七年便去了自己的封地，再者比起下面明显不成器的李愔、李恽等人，品行也要好得多。相比之下，贞观十六年才开始上朝参与政务的李治自然不够老练成熟。
“贞观十六年七月三日，敕晋王宜班于朝列。”（《唐会要·公主·杂录》）
但是很显然，唐太宗欲立李恪这个想法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是一时冲动所想到的。因为如果唐太宗真的考虑清楚了要改立李恪，或者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换储了，那么长孙无忌是绝对没有“密争之”的机会的，更不可能只凭他一家之言便一锤定音。毕竟这天下是姓李的，不是姓长孙的。贞观十七年时的长孙无忌虽然位极正一品的司徒，但就唐朝的政府系统而言，司徒位高却只是个虚职。在根本没有实权的情况下，长孙无忌又如何把持得了朝政？而且此时的魏征固然已死，但房玄龄岑文本马周这些大臣仍然健在，唐太宗也正值壮年，怎么可能眼睁睁地坐看长孙无忌在朝中一手遮天？
何况废立太子是国家大事不是儿戏，唐太宗若是下定了决心要换太子，肯定会把这件事拿到朝上廷议，再不济也要找几个心腹大臣一起来商量商量，就像当初要立李治一样，“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李绩等计议”，怎么可能只被长孙无忌这么一劝，便立刻就此作罢。而且从正史中对改立李恪这件事一笔带过的记叙来看，很明显唐太宗只是一时心血来潮，突然间有了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对长孙无忌露了个口风，长孙无忌反对，唐太宗想明白了自然也就彻底打消这个念头了。更不要说什么长孙无忌反对立李恪是因为他不是自己的外甥，事实上真正介意李恪不是嫡子的并不是长孙无忌，而是唐太宗本人。毕竟一旦改立庶子出身的李恪，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嫡子的未来就很难有所保证了，这一点唐太宗显然比长孙无忌更为担心。因为当初唐太宗立李治的目的就是为了可以保全嫡子们：
“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旧唐书·太宗诸子列传》）
唐太宗改立太子时，一直都是在嫡出的李泰与李治之间摇摆不定，决定立李治也是因为李治性情仁厚，就是做了皇帝也不会对自己的亲兄弟不利。而在这期间，自始至终都没有想到过还有庶出但年长的李恪可以考虑，李恪在唐太宗的心中地位如何可见一斑了。因为若是李恪在唐太宗心中还算是有些分量的话，唐太宗在改立太子的时候绝对会想到他，而不是等到一切都尘埃落定后才发现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庶长子可以考虑，而且还只是昙花一现的想法。
至于说什么李恪远离京城和朝中大臣没有交情，自然不会有人愿意保举他做太子。事实上朝中大臣的意愿怎样并不重要，关键仍在于唐太宗自己的态度如何。看看李治就能知道，李治这个太子可谓是唐太宗一手扶持上去的。为了册立李治，唐太宗甚至不惜拔剑欲在大臣面前自尽。在正式立了李治为太子后，唐太宗又倾力打造了一个强大可靠的东宫班底以辅佐太子。
“己丑，加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太子太师，司空、梁国公房玄龄太子太傅；特进、宋国公萧瑀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英国公李绩为太子詹事，仍同中书门下三品。”（《旧唐书·太宗本纪》）
“又以左卫大将军李大亮领右卫率，前詹事于志宁、中书侍郎马周为左庶子，吏部侍郎苏勖、中书舍人高季辅为右庶子，刑部侍郎张行成为少詹事，谏议大夫褚遂良为宾客。”（《资治通鉴》）
同时，唐太宗知道李治一直久居深宫缺少历练，便开始加强对他处理政务能力的培养，时常把他带在自己的身边言传身教。
“太宗每视朝，常令在侧，观决庶政，或令参议，太宗数称善。”（《旧唐书·高宗本纪》）
“贞观十八年，太宗谓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朕则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诲谕。’”（《贞观政要》）
所以唐太宗若真的有意改立李恪为太子的话，完全可以把改立李治时的举动照搬过来，而不只是口头上提那么一提，被否决后既不见有过失落后悔的时候，更不曾见对李恪这个改立未果的儿子有什么内疚之情。更何况对于一个历史人物来说，他的重要事件肯定是主要表现在他本人的列传中，然而《旧唐书》却只在长孙无忌传里将此事一笔带过。想来就连史官也觉得，唐太宗虽然有过“欲立吴王恪”的想法，然而最后却让李恪的提名沦为了打酱油的，这件事对于李恪来说绝对算不上是什么多光荣的事迹，所以才会在他的列传中根本就只字未提。
5、从封地与官职看其在唐太宗心中的地位
根据《旧唐书》《唐会要》《贞观政要》《册府元龟》以及李恪墓志铭等资料来看，李恪在贞观一朝的封号及封地变更如下：
由汉王改为蜀王又徙封为吴王，官职则是由最初的益州都督（从二品）、秦州都督（正三品）、齐州都督（从二品）、潭州都督（正三品）、安州都督（正三品），到最后的安州刺史。
值得一提的是，贞观二年的时候李恪与李泰同时受封，却明显受到了不同的待遇。
“吴王恪除使持节大都督益绵邛眉雅等八州诸军事。益州刺史。濮王泰除使持节大都督扬州常海润楚舒庐濠寿歙苏杭宣东睦南和等十六州诸军事。扬州刺史。”（《唐会要》）
单就数量而言，李泰的封地是李恪的整整一倍。而李恪的封地益州，也就是今天四川一带，在唐朝时可绝对不是什么香饽饽，“扬一益二”的说法还得等到安史之乱以后。蜀地自古地势天险，古时候交通又不发达，想想当初唐高祖李渊私下许诺唐太宗要改立他为太子时就曾说过，要将李建成改封在蜀地，原因就是“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可见蜀地在唐初时候人们的心中是怎样一种存在了。
李恪最后一次的官职变更是在贞观十二年，之后终太宗一朝李恪都只是个正四品上的刺史职衔，而且这个正四品上已经是往最大里去说了。因为按国制，只有户数满二万户以上的才能被称为中州，不满二万户的只能算作下州。而根据《旧唐书·地理志》上的记载，唐玄宗天宝年间安州户口最多的时候也不过才二万二千二百二十一户，更不要说唐高祖武德年间安州只有六千三百三十八户人家了，想来唐太宗的时候安州极有可能仍只是个下州，那么正四品上的官职还要再往下降一等。
不过重点并不在于官衔的大小，毕竟身为皇子，官衔再低也不会被人看低了去，但李恪的刺史一职的确是唐太宗的众皇子中比较另类的一个，因为别的皇子都是都督，唯独李恪与其胞弟李愔同为刺史。
也许有人会问都督与刺史有何区别，区别就在于封地同样是在安州，身为都督的时候李恪可以督安、隋、温、沔、复五州军事，而身为刺史时的李恪就只能管辖安州这一个地方了。所以乍一看李恪的封地并没变仍旧是安州，然而从都督到刺史，地位却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那么李恪的官职为何会从都督降为了刺史？原因就要从贞观七年说起了。
贞观七年的时候李恪被授予了齐州都督的职位，并且这此没能再以年幼为由不之官了，《贞观政要·太子诸王定分第九》：“贞观七年，授吴王恪齐州都督。太宗谓侍臣曰：“父子之情，岂不欲常相见耶？但家国事殊，须出作藩屏。且令其早有定分，绝觊觎之心，我百年后，使其兄弟无危亡之患也。”所以贞观七年的时候李恪就去了自己的封地，从时间上来看，是唐太宗诸皇子中最早之藩的一个。
等到贞观十年的时候，李恪又改封为吴王，徙授潭州都督一职。原因就是其墓志铭上所说的：“春秋鼎盛，血气渐刚。傅相怀赐罢之忧，官司申切责之言。”想来是因为年岁渐长，荷尔蒙分泌，惹了祸了。不过李恪被授予潭州都督后还没有就任，就又改封为安州都督了。结果李恪又在安州犯了事，墓志铭上称其“天爵弥厚，逸情转纵。逞骛豊凌践稼穑”，《资治通鉴》上也说：“贞观十一年十月，安州都督吴王恪数出畋猎，颇损居人；侍御史柳范奏弹之。丁丑，恪坐免官，削户三百。”于是李恪的这个都督之位便丢了。
等到贞观十二年的时候，李恪又重新回到了安州，唐太宗还特地写信好好告诫了他一番，只可惜这时的安州已经降了级。《旧唐书·地理志》：“安州中都督府……十二年，罢都督府。天宝元年，改为安陆郡，依旧为都督府。”因为战略需要的调整，安州原先就安置得很勉强的都督府便被撤掉了，于是李恪的都督一职便降级为了刺史。
这样的落差对于李恪来说不能说是不大，因为这样的待遇在当时的众皇子中堪称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就连后来被赐死的李佑，至少在贞观十七年谋反前还保住了都督的头衔；而李恪的同胞弟弟李愔在封地胡作非为成那样，甚至被唐太宗斥责为“不如禽兽铁石”，也是在贞观十三年才被降为刺史的。
而且最令人不解的是，安州的都督府是没了，但别的地方总还有都督府吧。可为何李恪所在的安州降级后，唐太宗想到的不是将其改封到别的都督府去，而是就地将其任命为安州刺史？
等到贞观十七年时，唐太宗在立定李治为太子后又一度想过要改立李恪为太子。然而唐太宗的这想法就如昙花一样一现即逝，之后就像完全不曾有过这档子事一般，带着李治该做什么做什么，再没提及过李恪一次。而李恪的官职也就此定格在了安州刺史上，终贞观一朝再没有改封过，更不曾被重新擢为一州都督。
有的人甚至由此认为是唐太宗畏惧长孙无忌在朝中的势力，而不得不疏远李恪故意做给人看的。真不知道能够说出这样的话的人，究竟是从不看史书，只看NC电视剧与YY小说的纯史盲呢，还是明知史实如何却仍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有心人”。
因为自贞观二年卸掉尚书右仆射的官职后，长孙无忌就只挂了个从一品的文散官头衔，即便是后来授予的司空、司徒，也都只是虚职，既不能参知政事也无实权。而贞观十九年的时候唐太宗亲自征辽，遂令长孙无忌摄了个侍中，结果也是唐太宗一班师回朝长孙无忌就立刻辞了职。至于褚遂良，更是一直到贞观十八年才开始正式参综朝政，贞观二十二年的时候才做到了中书令。何况最关键的问题是，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即便是在高宗朝最如日中天的时候都不曾掌握过兵权，唐高宗想罢免他们只凭一纸诏书便办到了，而魄力更甚的唐太宗居然还需要看朝中大臣的脸色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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