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汉灭亡之后,彻底结束了五代十国割据的局面,完成了一统大业。不过,对于宋太宗伐北汉的这场胜利,历史上却有不同的声音。讨伐北汉之处,宰相薛居正就表示反对,以为要谨慎一些。太宗于是询问枢密使曹彬,为何在太祖朝两次进攻北汉没有取得胜利。曹彬说,太祖进兵时军营驻扎在甘草地,中原士兵多因水土不服,上吐下泻,军中引发疫病,战斗力大减,只能中途退军。作为将军的曹彬,当然希望尽早和北汉决战。
而宋太祖在世之时,就和赵普商议过先南后北的国策,而对于北汉,也一直是把他作为宋契丹之间的缓冲地区。宋太祖一直把收复燕云十六州作为自己的目标。只要燕云之地收复,就割断了北汉和契丹的联系,北汉自然不战而降。而当宋军以倾国进攻北汉之后,在以疲惫之师进攻强敌契丹,却屡遭败绩,最终只能退兵。
宋太宗所率宋军虽平灭北汉,但是几个月围攻太原,宋军粮饷将尽,将士疲乏。宋太宗想乘大胜之势,一鼓作气,攻取幽蓟之地。曹彬、潘美等宿将多不言语,惟有殿前都虞侯崔翰揣摩上意,以为机不可失。宋太宗借机发挥,即刻命枢密使曹彬发兵进攻契丹。盛夏七月,赵光义率大队身心俱疲的宋军北征,他本人已驾发镇州。由于军士意怠,随从军队都有不能及时赶到的,士气如此,宋太宗仍执意伐辽。
开始,宋军取得了小规模的胜利,可之后辽军由杰出的将领耶律斜轸和耶律休哥指挥作战,形势大变。而宋军在进攻辽国重镇幽州时,苦战不下。这是耶律斜轸派部将耶律沙救援幽州,宋军及时组织进攻,在城内外辽军合围之前成功击溃耶律沙部队。可是,正当宋军庆贺刚刚的大胜之时,耶律休哥率领精锐部队抄小路突然出现,此时,幽州守军也一起赶到,宋军陷入三面包围,高粱河之战最终以宋军大败结束。 高粱河一战,是宋辽战争的转折点,基本上在这次战争之后,北宋就处于下风。而耶律休哥也成为北宋军队的噩梦。宋太宗自己也被流箭射中,狼狈到只能乘驴车逃走,最终也因箭伤发作身亡。
辽宋时期的幽州之战正式称为高梁河之战,发生在公元979年。当时,宋太宗赵光义率领300,000名宋朝精锐部队征服了北汉(今山西省中部和北部),然后向东移动,打算一举收复燕云十六州。同年9月,宋军西路总管命令副总管杨业前往朔州(今山西省朔州市)接应南撤的居民,在朔州南部与 辽军总管耶律希真发生激烈战斗。
燕云十六州,又称幽云十六州,指的是以幽州(今天的北京)和云州(今天的山西大同)为中心的中国北方的十六个州。这一地区的地理特征是北高南低。只要占据了燕云十六州,北方就有了对中原地区的统领地位。因此,燕云十六州之战历来对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经过一夜的激战,占压倒性优势的宋军逐渐夺回了战场的主动权。此时辽军统帅耶律舒哥心中十分清楚,一旦宋军发现辽军人数的真实情况,那么等待他们的必然是宋军的猛烈进攻。于是,耶律舒哥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
他亲自率领辽军中最精锐的骑兵部队进攻宋太宗所在的黄罗天幕。从未亲身经历过战争残酷的宋太宗,一见辽军拼命冲锋,顿时慌了神。辽军专司和地夫君,而杨继业有一个人,不能退给陈家沟,与宋军路老大说好在陈家沟埋伏,但事实是杨继业老大已经率军逃走,不顾本人生死,杨继业独自发生,最终全军覆没,杨继业被俘,饿死。宋朝为收复幽云十六州而发起的幽州之战,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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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60年,后周皇帝柴荣的宠将,殿前禁军统帅赵匡胤于陈桥驿黄袍加身,代周建宋,北宋统治政权由此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北宋王朝在立国之初,就秉承了周世宗柴荣励精图治,馀剩未尽的威力,经过先南后北、“缓进急战”的战略部署而统一了半壁江山。
可是,赵宋王朝在和东北地区由契丹人建立的辽朝政权乃至崛起于西北之地大夏国政权的长期周旋对立中,北宋却是一直败在下风,处于劣势,而败多胜少。
赵宋与契丹的之争,首先是源于疆域所属的问题,也就是“幽云十六州”统治权的纷争。
众所周知,“幽云十六州”的军事价值,自秦汉、魏晋南北朝、唐朝时期就一直是极其重要的边陲重地,原隶属于中原王朝所有。
公元936年(清泰三年)间,五代十国时期,开辟后晋政权的后唐政权大将沙陀族人石敬瑭起兵反唐,后唐兴兵讨伐,大军兵临城下。
石敬瑭则受困于太原城,在内忧外困之际,向辽国皇帝耶律德称臣纳贡,为了能得到契丹人的帮助,而把雁北地区与华北平原上的十六座军事重镇,大手一挥,拱手献给了契丹政权。
公元979年(北宋太平兴国四年)间,北宋太宗赵光义统帅三军御驾亲征北汉政权。
北汉末主刘继元献城而降,立国二十八年的北汉政权自此亡国。北宋在消灭北汉之后,乘势北上,欲借歼灭北汉之余威就势攻陷幽州之地。
但是,公元979年和986年间,宋辽政权在幽州地域先后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的军团鏖战,最终皆以北宋大军全面败北而告一段落。
从此,赵宋王朝由主动攻击变为战略防御,至宋亡,也未在主动击之。
公元1004年(北宋景德元年)间,辽国太后萧燕燕和辽圣宗耶律隆绪亲率契丹铁骑再次纵深踏入到了中原腹地,大军兵临澶州城下。
北宋王朝迫于形势所迫与辽国签署了城下之盟,采取向辽国进贡岁币的形式来交换暂时性的政局安定。
(宋朝每年送给辽国十万两白银,二十万匹绢。宋真宗赵恒与辽圣宗耶律隆绪结为异性兄弟,并尊称辽国的萧太后为婶母。此次事件发生于澶州,因而称之为“澶渊之盟”)
宋夏之争!
但是,伴随着西北地区党项拓跋氏族的崛起,宋朝和西夏政权之间“战与和”一直是北宋王朝外交政策的中心焦点。
公元1038年,党项族魁首李元昊建国称帝,立国号为大夏,宋夏之间的诸多矛盾也日益激化频发。
公元1040年,西夏的党项大军屡次发动攻宋战争,先后在三川口之战、好水川等一系列战争中连续战胜北宋军队。
公元1048年,元昊之子,西夏太子宁令哥在没藏皇后之兄,国相没藏讹庞的唆使下持刀弑父,西夏政权过渡到李谅祚,李秉常两朝。
公元1071年,由于西夏内部政变不休,北宋统治者决定部署五路大军伐夏,但依旧是被西夏所击败。
最终,北宋因为战败所迫,为换取西夏王朝能息兵休战,再次复用进贡岁币的方式向西夏妥协。
公元1127年(靖康二年)间,北宋王朝战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阶段,金国的大军一举攻陷北宋京城,劫持了宋徽、钦二帝等众多大臣与百姓,北宋政权自此沦亡。
不得不说,北宋王朝自建国到灭亡,一个存在了大约一个半世纪,期间频频与辽朝、西夏、金国等政权爆发了诸多的大小兵戈争锋。
但是,北宋却是败多胜少,究其原因是为什么呢?
首先,站在客观规律而言,宋朝军队的战斗力量远远逊色于一直游牧于北部地区的骑兵。
因为,活跃于西北地区的党项羌、崛起于东北地区的契丹、女真等皆是游牧民族,其具有机动灵活、善于骑射的特点,站在军事角度上来看,这种特征属于是集团化的骑兵作战体系,所以在旷野地带开展大规模的奔袭作战中拥有绝对性的优势。
鉴于北宋王朝没有足够的马匹,北宋军队仅能以步兵为主,部队在跋山涉水后征战于地势险要却又非常不熟悉的地域环境中,自然也就难以施展出自身的优势。
另外,由于“幽云十六州”等军事要地均隶属于辽朝,以至于北部地区的天然边防屏障尽失。
阴山山脉、燕山山脉、恒山山脉,本是中原历朝统治政权历防范东北地区各游牧民族进犯的天险边防,在其陷落北方政权后,游牧于东北地区的辽金铁骑可以随心所欲地驰骋南侵,所以,北宋军队无险阻可据守,自然难以与之对抗。
所以,客观来讲,北宋王朝显然已是处于极为不利、甚为严重的一种环境与形势下,可是若是站在主观意识形态上来加以剖析,宋所处于的境况貌似甚是不利。
为何这么说呢?
首先,拿第一次幽州之战来说,宋太宗赵光义攻陷北汉太原之后,轻率盲目、恃勇轻敌,没有顾及将士们的疲劳不堪,仓促北上。其最终的结果则是停顿困于坚城之下,故未能及时有效地阻击敌人的增援之兵,以至于宋军遭受腹背夹击,导致宋朝大军全线溃散。
其次,在第二次爆发幽州之战时,恰逢北方辽国政权势力正盛,赵光义判断失误,自以为辽国主幼小、母弱,趁其之危,兴兵伐辽,结果又是大败亏输,赔了夫人又折兵,无功而返。
公元1125年,金国大军首次陈兵开封,围而攻之,得于诸路北宋勤王之师陆续驰援而迫于形势所迫北撤。?
此时,北宋的执政者非但没能从中总结以往失败的教训,加以强化边防战备,反倒下令驱散诸路之增援之兵,卑躬屈膝,一味求和,最终导致金国大军修生养息之后,重整旗鼓,再度挥师杀来,致使北宋京都城破国亡。
根据以上之剖释,足以说明北宋王朝在战略部署指挥上,犯下了极其严重的决策性失误,这也是其频频在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的首要原因。
同时,北宋政权的军事轨制上的弊端亦是失败的原因之一。
人尽皆知,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及其弟赵光义皆是行伍出身,又是依靠军事力量而篡取的王朝,所以针对统御英勇善战,兵多将广的武将们持有防范戒备之心。
赵匡胤先是演了一出“杯酒释兵权的好戏,劝退了一批身经百战的沙场老将;其后又创建了枢密院三衙统兵的军事制度,部署与实施了“发兵之权”与“握兵之重”兵事体制的分离。
“兵符出于枢密,而不得统其众;兵众隶于三衙,而不得专其制”。《靖康要录》 非但如此,北宋政权的统治者为了有效地预防边防将帅们拥兵割据一方,固守自重,又推行与实施了“更戍法”,致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非自然现象,形成了兵将互不相识的一种严重恶果。
又因为,宋朝时期的执政者奉行“重文轻武、用文制武”的国策。因而自宋真宗赵恒即位以后,采用文臣受命充任地方统兵的最高领导者来监督将领外出征战亦成常规做法。
另外,宋朝为了能削弱与制约诸武将的领导权,居然奇想天开,不切实际地独创出了“将从中御”的举措。
“将从中御”意指就是以阵图之法约束前线的统兵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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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意就是说在与敌交战之前,先是由帝王与朝廷的臣子们根据自己主观臆度拟定好的战略战术攻防阵图之略,将其交给前线作战的统兵武将,按照阵图之法依次排兵布阵。
因而说,这种荒诞失实的形式彻底地背离了军事作战指挥最基本的大纲。
毕竟,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北宋政权这种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的行军布阵之法显然也是导致战争失败的罪魁祸首其一。
北宋政权推行军事轨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无非是为了想巩固强化皇权对军队的掌控,以防御武将以下犯上,拥兵叛乱。
但是,从某种角度而言,北宋的这项革新举措,的确是显现了其厥功至伟的影响。
可是,这种统治者权力的强化怎是以放弃北宋部队战斗力为代价所交换而来的一种后果,其直接导致的恶果就是以北宋大军在外部战场上的懦弱无能。
最后,北宋王朝长期形成积贫积弱的现象,也是直接致使其对外战争发挥不力的主要原因之一。
尽人皆知,北宋政权本是经济强盛,文化繁荣,按理说,其与辽、金、西夏等政权相比较而言,是一个国力富足强盛王朝,不过,因为历史因素与实际处境等缘故,财政问题却一直捉襟见肘。
北宋王朝财政穷困的原因,是由两个方面的因素所导致。
第一、冗官冗兵的问题,北宋皇权在中央集权制度下,由于主观意识的日益膨胀,豢养了数量庞大的官员与军事力量,为此要担负着数额巨大的俸禄与军费开支。
虽然北宋军事数量庞大,但却源于军事轨制的诸多弊端而萌生出种种软弱无力的一种现象。
第二、岁贡的问题,北宋为了向辽国与西夏王朝年复一年地支付数额巨大的“岁币”,因而,日积月累导致繁重的“岁币”现象,引发国库空虚,民穷财尽,以至于国势再无繁荣富强之机。
妇幼皆知,任何的军事行为均凭借国家的财政作为依托,积弱积贫的北宋王朝既然没有办法为增强国防军事力量投入巨资,北宋政权武装部队战斗力的强化因而也就属于是无稽之谈。
岐沟关之战是北宋与辽国之间的一次重要战役。雍熙三年(契丹统和四年,986年)春,北宋三路攻辽。主力东路曹彬部求功心切,孤军进至涿州(今河北涿)后,因粮草不继,被迫撤回雄州(今河北雄县东)。不久虽又裹粮再进,但部队疲劳,战斗力下降。辽军则以逸待劳,全力对付东路宋军。
对于宋太宗赵光义,史称其:“沈谋英断,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以慈俭为宝,服浣濯之衣,毁奇巧之器,却女乐之献,悟畋游之非。绝远物,抑符瑞,闵农事,考治功。讲学以求多闻,不罪狂悖以劝谏士,哀矜恻怛,勤以自励,日晏忘食。”
看起来还是个明君,但实则不然。此人猜忌多疑、刻薄寡恩,更要命的是自己明明是个军事白痴还要对前线指手画脚。他为了成就自己的私心,逼死了武功郡王德昭(太祖之子),害死了涪陵王廷美(自己的弟弟)。高粱河之败就是他一意孤行的结果,满城之战前他还授以边将阵图,多亏将领们知道变通,没按照他的意思作战,结果打了个大胜仗。像这种不懂军事却总以为自己在军事上很高明的人真的无可救药,宋军的最高领导是这样一个人,也难怪要失败。
反观萧太后,真乃女中丈夫,是中国古代女性政治家、军事家的杰出代表。观其在秉政后的内平不服,外御强敌,亲征澶渊等一系列活动中的作用,可以看出此人的雄才大略诚可谓当时的佼佼者。用人方面唯才是举,韩德让、耶律斜轸、耶律休哥等人尽其才。比起她的对手----一无是处而又自以为是的赵光义真的强之百倍。
那么辽宋各自的将领能耐又是如何呢?
宋:曹彬、米信、崔彦进、田重进、袁继忠、潘美、杨业等
先说说曹彬。他在歧沟关之战中是宋军的“幽州道行营前军马步水陆都部署”,也就是东路主帅。东路军是此次战役的主力,有大约十万之众,还有“西北道都部署”米信一部作为犄角,所以说宋太宗把大部分赌注都压在了曹彬身上,那么曹彬作为统帅又如何呢?
曹彬在宋太祖时期主要参加过两次战争:一为伐后蜀之战,当时作为归州路都监;一为灭南唐之战,作为主帅。观其在这两次战役中的作用不难发现,此人是个儒将,战术无奇,不能制下。这样的人显然不是统帅之才。这样,在歧沟关之战中,他的一系列错误决策再加上不能压制众将,最终几近全军覆没。
米信、崔彦进完全是战将类型的。米信(奚族人)活生生的一个大老粗,竟然也被委以一路主帅;崔彦进是宋初将领中参加战役最多的一个,经验丰富,勇猛善战,在歧沟关之战中作为曹彬的副将,但起的作用不大。
田重进、袁继忠。一个是定州路都部署,一个是定州路都监。这两个人在歧沟关战役之初倒是打了几个漂亮仗,但是辽兵援军一到就不行了。不过从整体上看,袁继忠倒还算个可用之才。
潘美在宋太祖时期就受到信任,伐南汉一战更是铸就了他一世的威名。潘美指挥宋军征伐南汉,战胜攻取,如行云流水,畅快淋漓,其中又巧用战术,以智取胜,以少胜多。但是在歧沟关之战中,潘美好象完全换了一个人。刚开始时,率军出雁门,取云、应、寰、朔四州,实为辽守军单弱,故所过皆降,无足称道。而东路曹彬败后,辽十万大军西进,潘美、杨业等受命掩护边民撤回雁门。潘美不听杨业的建议,而听信大言不惭的王侁,又违约不援救杨业,致使狼牙村、陈家谷兵败,杨业被俘,绝食而死。
杨业自降宋之后,官职从左领军卫大将军、知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到云州观察使,一直镇守雁门关。多次击退来犯的辽兵,最精彩的一次就是980年的雁门之战。是年,辽遣大军十万,自云州南下侵宋,至雁门关前。雁门关内仅有守兵数千,杨业自知寡不敌众,乃自领骑兵自西陉出关,延小路迂回至雁门关北口,自辽军之后掩杀。辽军方欲攻关,忽遭背后袭击,又不知虚实,所以大溃,驸马侍中萧咄李被杀,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悔被擒。此役,杨业因功迁至云州观察使,更加受到太宗信任。
歧沟关之战,杨业部出雁门,收寰、朔、云、应四州后还屯雁门。曹彬歧沟关战败,田重进、潘美蔚州战败退后,潘美、杨业受命护四州百姓撤退。耶律斜轸大军来追,杨业建议避其锋锐,结果遭到王侁的讥讽,受激出战,狼牙村中伏大败,退至陈家谷,不见援兵,遭擒而死。
总体来说,宋军的将领脱胎于五代,勇猛方面不输契丹人,但极少有谋略过人的。此次参战的将领中,只有潘美在战术上有些造诣,但这次完全没有发挥出来,表现的与其他庸将无二。
辽朝有:耶律休哥、耶律斜轸、耶律抹只、耶律奚底等
耶律休哥,字逊宁,契丹大将,号称“战神”。
休哥早在979年高粱河之战中击败宋军主力,名声大震。
歧沟关之战,曹彬拥兵十万,声威浩荡,幽云震恐。休哥措置有方,与曹彬对峙,自知兵少,不与争锋,时常派轻骑袭扰,又切断宋军梁道。曹彬因粮饷不济,下令退师雄州,又被宋太宗阻止,裹粮复前,与米信军会合。此时,萧太后引援兵至涿州。曹彬无法压制部下的贪功情绪,只得强攻涿州,遭到休哥与萧后两路钳击,冒雨南撤。休哥率精骑自后追击,至歧沟关追及,曹彬军大溃,曹彬、米信引数骑遁走,宋军退至拒马河,争先恐后抢涉,自相践踏,折兵逾万,血染河水,尸塞河道。
耶律休哥在此战中与在高粱河之战中一样,在契丹军中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宋军与辽军初期的历次战役,耶律休哥都参加过。而且百战百胜,真正的失败只有一次,就是徐河之战中败给了“黑面大王”-----宋将尹继伦。
史称其“智略宏远,料敌如神。每战胜,让功诸将,故士卒乐为之用。身更百战,未尝杀一无辜。”
契丹得将如此,夫复何求?
耶律斜轸,字韩隐,契丹重臣。
公元979年,宋太宗征太原,再征幽蓟,他先于白马岭救出耶律沙,后在高粱河之战中与休哥携手击破宋师。休哥与斜轸,是当时辽军的两大支柱。
辽景宗死后,萧太后称制,时人心不宁,内忧外患。耶律斜轸与韩德让二人倾力辅佐太后,契丹才稳定了内部。
歧沟关之战,宋师三路并进。萧太后亲征赴援幽州,将西线的战事交给了耶律斜轸,拜为山西路兵马都统。
耶律斜轸不负众望,在蔚州巧施计谋击败宋军。宋军田重进、潘美两路均败。不久,“杨无敌”被迫迎击。耶律斜轸在狼牙村设伏,击败杨业,追至陈家谷,将其生擒,杨业绝食而死。
耶律斜轸横扫山后,将被宋军夺取的山后诸州尽数收复。
耶律抹只,字留隐,契丹皇族大将。
公元979年,宋太宗征河东,辽主应北汉主之请,发兵相援,谴南府宰相耶律沙、冀王耶律敌烈为主将、枢密副使耶律抹只为监军,一同引兵赴援,在白马岭被大涧所阻,宋将郭进严整以待。耶律沙主张待后军赶到再行攻击,敌烈与抹只都认为迅速出击可一举歼灭郭进。结果两下交战,耶律敌烈和他的五个儿子全部阵亡,耶律沙与耶律抹只也陷入绝境,若不是耶律斜轸及时来救,两位契丹大将可能就此终结了。
高粱河之战,抹只协助休哥大破宋师,才以功释罪。
满城之战,辽军溃败,抹只部伍不乱,整师而退,受到诏书褒谕。后拜东京留守。
歧沟关之战,抹只领东京(辽东京为辽阳府,今辽宁辽阳)兵援南京(幽州),与休哥克宋军于涿州之东,迁开远节度使。
耶律抹只在当时的契丹虽地位不算很高,但与耶律沙等齐名。史称“当高梁、朔州之捷,偏神之将如沙与抹只,既因休哥、斜轸类见其功,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耶律奚底,契丹皇族大将,勇武过人,箭法奇精。
此人是员战将,歧沟关之战在耶律斜轸帐下听用,陈家谷之战一箭射中杨业,使其落马成擒。其余没有什么建树了。
综上所述,契丹诸将,能够团结对外,比起争功贪利的宋将为优。就个人能力而言,休哥为名将,不逊色于当时任何宋将。斜轸其内小有政绩,其外大有战功,当时的宋将中,亦罕有其比。抹只、奚底之辈,寻常战将,而此类将领,宋军比比皆是。
在战略战术方面,宋起初采取的是外线进攻,辽是内线防御。
宋军的意图是,以曹彬军主力持重缓行,吸引辽军的注意,使其不能兼顾宋军其余两路的进攻,等到田重进、潘美尽得山后诸州,再一举拿下幽州。
三路大军相去百里,各自情况岂能尽知?况且辽军骑兵神速,援兵不消时日,东路大军缓行,辽兵早已严阵以待,安能保其必胜?
三路大军无统一主帅,赵光义远在汴“遥控”指挥,犯了“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的错误。萧太后可是亲征的啊!
辽军面对宋军三路来功,取舍有次。
以保卫幽州为初期目标,待宋军锐气已失,再行逐个反扑。
战术上,休哥一开始采取防御态势时,疲敌之法,运用巧妙,使宋军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在彷徨中全军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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