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要起用洋枪队，为什么又处处跟洋枪队队长针锋相对

李鸿章要起用洋枪队，为什么又处处跟洋枪队队长针锋相对

一、第一任队长

清朝咸丰九年(1859)，李鸿章经兄长引荐入曾国藩湘军幕府，协办军务，与已定都天京(今南京)的太平天国作战。

次年，太平军攻克苏州，直接威胁到上海(时名松江府)的清朝官绅和驻沪外国列强。署理江苏布政使吴煦，和买办出身的苏松粮道杨坊，遂雇佣美国人华尔(F.T.Ward)组成“洋枪队”，与太平军作战。因武器先进、指挥得力，“洋枪队”战绩颇佳。

同治元年(1862)初，时任江苏巡抚薛焕，批准“洋枪队”更名为“常胜军”，由吴煦任督带，杨坊会同华尔为管带，实际上指挥权仍归华尔。

同年中，李鸿章由两江总督曾国藩保举，率新近组建的淮军，履新江苏巡抚。对于“借师助剿”策略，他是积极支持的。

但以“理学”著称的曾国藩，却有保留意见，对华尔颇为反感。李鸿章特致信直接上司，陈明“全神笼络”华尔，实为要“常胜军”为官府卖命、与洋人建立良好关系，同时打压非曾、李嫡系的吴煦。由是得到恩师的认可。

是年秋，“常胜军”与太平天国战斗于浙江慈溪，第一任队长华尔阵亡。

二、第二任队长

华尔死后，美国人白齐文(H.A.Burgevine)接任“常胜军”管带。这第二任队长更为跋扈，与吴煦、杨坊也渐生裂痕，竟然于同治二年(1863)初，殴伤杨坊，抢走饷银。

李鸿章借此将白齐文革职，且一并处置了异己人士吴煦、杨坊。经中外方多次磋商，由英国人戈登(Charles Gordon)出任“常胜军”新管带。

当年夏，心有不甘的白齐文投奔了太平天国，在苏州得到慕王谭绍光的接见，还改名为“白聚文”。随后白齐文召集旧部，抢夺清军炮船，设法购买军火，在天京拜见忠王李秀成，也得到了很高礼遇。

此间，太平天国在与湘军、淮军和“常胜军”的对峙中，愈来愈处于下风。加之白齐文旧疾复发，所能够指挥的队伍有限，而放弃苏州、天京，全力北伐的正确策略，又不被洪秀全所采纳。故而在报经谭绍光批准后，他解散了所辖部属。

谭绍光在确认戈登给予安全保证之后，礼送白齐文赴沪就医。到达上海，白齐文在英文报纸发文，声明丝毫没有背叛太平天国。美国领事担心他再生是非，将其送至日本治疗，不许返华。

在天京被清军攻破之际，白齐文潜回中国，招兵备械，意图支援，这让官府颇为紧张。同治四年(1865)春，白齐文听说太平军余部在福建漳州驻兵，即前往投奔，被已得到消息的清廷厦门海关俘获。

白齐文被抓，消除了李鸿章和左宗棠(时任闽浙总督)的一个心头之患。同年6月，在自福州押解至苏州的途中，白齐文于浙江省兰溪县“舟覆溺毙”。

三、第三任队长

同治二年(1863)秋，李鸿章率淮军和“常胜军”兵临苏州城下。几次进攻受阻后，李鸿章决定“智取”。

“常胜军”第三任队长戈登，通过间谍了解到，参与守城的太平天国纳王郜永宽等人，与主帅谭绍光素来不睦，遂定下招降纳王之计，为李鸿章所采纳。

几番密谈后，双方达成投降契约，纳王刺杀谭绍光、献城降清，官府则保全郜及部下性命并予以封赏，戈登作为担保人。不久，郜永宽等人趁城内议事之际，刺杀了慕王谭绍光，打开苏州城门迎接清军，太平天国第二重镇就此陷落。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大大出乎了戈登的意料。李鸿章在营中设计杀死郜永宽等八名降将，并进一步诛杀了城内数万已放下武器、毫无防备的太平军。

李鸿章的背信杀降，彻底激怒了招降计划的“担保人”戈登。在携枪到处找李鸿章算账未果后，戈登声明要其下台，否则就率“常胜军”反攻淮军，交还太平军已占城池。李鸿章则在上报朝廷的奏折中，就此事做了百般辩解。

接着，戈登公开拒绝清廷的万两赏银和头等功牌，并拒收李鸿章事先承诺的七万洋银犒赏。数月之后，清军攻陷常州，“常胜军”解散，部分精锐和大部装备编入淮军。戈登返回英国之时，仍然拒收赏银。

此后，戈登与李鸿章未再谋面。戈登凭籍在中国获得的巨大声誉，后来在非洲做了“全苏丹总督”，最终于1885年战死于喀土穆。

四、“迂腐”与“变通”

金田起义后，太平军对八旗和绿营的摧枯拉朽之势，证明了清廷正规军队的腐败没落和不堪一击。湘军、淮军等民间武装随之兴起。“洋枪队”应运而生，与此同理。

在接触第一任队长华尔之初，李鸿章也循“天朝上国”的惯常思维，认为其为“蠢然一物”，而“常胜军”“均系外国流氓”。但现实中的作战成果，却令巡抚大人不得不刮目相看。

李鸿章系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朝廷高级文秘)，可谓少年得志。但直到咸丰九年入曾幕之前，事业上无甚建树，“书剑飘零旧酒徒”是其自嘲写照。

然而李鸿章并非一介迂腐书生。作为刚刚“自立门户”、负有守土之责的封疆大吏，他主动摒弃“仇夷”思维，忘掉圆明园被焚之耻，选择“变通”策略，积极与“常胜军”合作。在抵沪之初能容忍华尔的无理拒见，也就顺理成章了。

反观华尔，出身于美国西部牛仔，能在不长的时间内打造出一支近代化军队，在逻辑上也断不可说他仅是一个西洋无赖，因为一定的军事专长和管理才能是必须具备的。身为雇佣军的首脑，在大雇主李鸿章面前保持桀骜不驯的“本性”，倒可以评价为“迂腐”了。

第二任队长白齐文的“坚定”立场和人生际遇，更能凸显李鸿章截然相反的“变通”思维。

在雇佣军合约的执行环节，拖延付费显然更符合雇主一方的利益诉求。这是白齐文伤人抢饷的客观原因。在被李鸿章解职后，白齐文转投战争市场中另一“大客户”太平天国，如愿谋到一份更好的雇佣军合约。

先是镇守苏州的慕王谭绍光，接纳他成为太平军的“洋兄弟”，后在天京得到忠王李秀成的礼遇，又组建了自己的小支部队。此时的白齐文应该在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得到了官府所未能给予的满足。也可推测，太平天国“履行合约”情况，较之于清廷要好很多。

基于“诚信”履约的“迂腐”观念，亦或是出于报答“知遇”之恩，因战争形势恶化和个人病痛原因，白齐文在遣散队伍，冒险返回上海后，登报声明从未背叛太平天国。这让李鸿章们情何以堪?在日本治病期间，更是多次潜回中国，直至积极投奔太平军余部时被俘。

白齐文于押送途中船沉淹死，到底是意外事件还是人为所致?充满悬疑。而李鸿章的“嫌疑”不小，因为他有动机、有条件，也比较符合“情理”和逻辑，当然这并无确凿史料予以证实。

第三任队长戈登在苏州杀降事件后，与李鸿章的激烈对立，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军人的强烈荣辱观和西方社会的守诺理念。他最终命丧非洲喀土穆，也与此“迂腐”信念有关。

彼时驻沪的外国领事馆，代表西方列强和外国侨民，签署了一份决议文件，严厉谴责李鸿章，指责其杀降是对人性的彻底背叛。清廷之内也有官员看不过如此“变通”，上折要求处理李鸿章。

由是观之，李鸿章最终以晚清“裱糊匠”闻名于世，位居“第一重臣”，功业超出乃师曾国藩，与其稔熟“变通”、奉行“痞子手段”(雷颐语)有莫大关系。其身前生后的质疑和毁谤，也是无法避免的了。

故《清史稿》论曰：“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五、后人评说

当然，前述队长们的所作所为，背靠殖民主义列强，视生灵如草芥，最终为谋取一己私利，损害清廷主权和帝国利益，应予指摘，也是毋庸置疑的。

不过，李、曾、左、张之洞中兴四大名臣，挽朝廷于既倒，延续大清半个世纪的国祚，对于当时世人和中华民族而言，幸也不幸?只能见仁见智了……

最后附带说明一点，李、曾、左、张四人均为彼时科举制下的知识精英，“学历最低”的左宗棠是举人，其余三人均为进士——张之洞还是同治二年(1863)的探花。

2017年，那张著名的互联网大佬乌镇聚餐照，再次向公众展示了学霸们的功成名就和惺惺相惜。

太阳底下无新鲜事，“读书无用论”可休矣。

乘势而上李鸿章化危为机实现淮军转型！

提起近代中日关系，大多数人都把目光聚焦在为洋务运动埋下伏笔的甲午战争。相比之下，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被严重低估。事实上，它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这种影响，尤其是在一个人身上。当别人只知道骂人的时候，他抓住机会重新打造一个新的军事王国！


他就是——年的李鸿章，提出了“三千年不遇的变局”。


历时1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彻底改变了清朝的权力结构，诞生了一批地方汉族势力。当对手被压制的时候，你们这些看似风光无限的大男人随时会面临灭顶之灾。曾国藩的湘军走上了复员的老路，而李鸿章在镇压捻军等内部势力后，借助天津教案成功执掌直隶、北洋，暂时解决了淮军前途的问题。然而，这毕竟只是应急措施。淮军未能获得官衔，明军等精锐部队仍面临裁撤压力。


李鸿章的计划是以淮军取代绿营，改革军制，使之成为对抗西方列强的主要军事力量，即建立以淮军为核心的国防体系。但朝廷不愿表态，曾国藩的去世让李鸿章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盟友。可想而知，他压力很大。关键是淮军中以刘铭传为首的将领一直想着退位，李鸿章不愿意看到精锐部队继续消耗在平叛中！


矛盾在哪里？绿营。虽然早已失去战斗力，但却有清廷的正式成立。相反，淮军是体制外的非正规部队。一般来说，一个是亲生的，一个是领养的。


战时军队双轨制怎么解决，法院也很头疼，想撞墙。改造绿营，没有效果；重用淮军，你不放心。云南巡抚提出“变勇为兵”的主张，其实是不可行的。一则没有那么多工作，二则相当于回到了旧的军队体制。


李鸿章也特别反对恢复旧的军事制度，这很吓人：


“不变的军事制度，我叫过去搞军事活动没用。今朝以旧制为据，军务犹在章，是以使其危。”


虽然一百人都不愿意裁撤淮军，但李鸿章在巨大的压力下，特别是军饷的困难，不得不做出妥协，做好了接受现实的准备。他给李写信说：


“可是旧部的淮军，分布在各省，很难撤，身边又没有人照顾，又怕撤不合适。每一个想法都势不可挡。若能撤而返朝，或归官邸，则身心俱疲。”


就在李鸿章左右为难，准备放弃一部分淮军的时候，日军侵台事件爆发了，给整个局势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历史，永远充满戏剧性，和小说电影一样精彩！


宰相衙门


李鸿章早就收到了关于日本准备入侵台湾省的密报，只是他不相信日本人会这么做。没想到，形势急转直下，日本兵在牡丹社登陆。沈葆桢受清廷委派，处理台湾省等地的海防，全权负责危机。


李鸿章作为北洋大臣，与此事没有直接关系，但有义务提供协助。在沈葆桢的应对方案中，也明确提出调动直隶、江苏等舰协助防御。到达台湾省后，沈葆桢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第七次


沈葆桢的信让李鸿章眼前一亮。他已经预感到，淮军实现华丽转身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就在眼前，必须牢牢抓住！尽管内心狂喜，但经验丰富的李鸿章在回信中并未提出任何军事援助，只是说福建洋枪太少，不足以对抗日军。他在等，等沈葆桢上了法庭，然后主动提出援助，所以顺理成章。


沈葆桢很快就打起来，声称福建只有几个陆勇，台湾省只有两个营，防御不足，打算招兵设防。李鸿章得到消息后，立即上书沈葆桢，说“赤手空拳能吓贼”，他要出动洋枪队。放眼国内，淮军无疑是第一个走在洋务前列的，推荐了几位将军。同时，他说金陵和天津机器局可以提供军火。


在没有得到沈葆桢回复的情况下，李鸿章致函江苏巡抚张树声、两江总督李宗羲，透露了提前援台的消息。一席话，透露出淮军大翻身的兴奋之情：


“我弟久患，敢突议废之，尤恐众聒噪。”


我的意思是，李鸿章之所以同意裁撤淮军，是因为我受够了朝廷的孙子帮的聒噪。


接着，他给丞相衙门去了一封信，陈述了援台和加强战备的重要性。


后来，他又给沈葆桢写信，说明援台一事已传达到总理衙门和两任总督，并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意图：


“我军为了省钱准备逐步废除，台湾省的消息暂停。除了晋军数千人留在魏集府，陕西数千人相距甚远。然而，唐俊的侯定奎驻扎在徐州的闲置土地上，他仍然是一支大枪队。虽然不敢习惯打架，但还是能稍微帮帮他的气势。”


他甚至对陕西巡抚说，如果中日谈判失败，就派明军十三营去“准备开船援助”。


经过几天焦急的等待，沈葆桢终于回信了，但只字不提借兵的事。这是因为，当时信息传递比较慢，沈葆桢回信时没有收到李鸿章的第二封信。在这种情况下，沈葆桢上了法庭，要求北洋和南洋洋枪队帮助台湾。也就是说，在借兵这件事上，两者其实不谋而合。但借调北洋军队背离了李鸿章的初衷，他要求朝廷按他的计划去做，得到了批准。在接到圣旨之前，沈葆桢首先收到了李鸿章的第二封信，信中说：“久旱逢甘霖，我喜出望外。”


李鸿章的调兵建议之所以得到朝廷的认可，得到沈葆桢的批准，是因为它确实能解决台湾省的燃眉之急。这是李鸿章能够“斩获”的前提！此后，李鸿章因势利导，一步步成功实现了淮军的入关东进，化解了裁撤危机。而且他利用日本入侵台湾的机会，借助总理衙门，在全国掀起了海防大讨论，确立了海防的基本国策和制度体系，成功击溃绿营，可谓一石三鸟。


一言以蔽之，就是：好牛！


项说，日军侵占台湾省的一次外交事件被李鸿章抓住，淮军由临时的猛将变成正规的防卫力量，这一华丽的转身，使人不得不佩服其控制和利用局面的能力。正所谓“乱世出强人”，虽然乱世的人不计其数，但能成为强者的却屈指可数。原因极其复杂，但你是否懂得“顺势而为”大概才是最重要的！

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事迹

史学界对李鸿章在洋务运动的贡献多持肯定意见。李鸿章故居中的李鸿章事迹展对此也褒扬有加。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创造了诸多“中国第一”的历史记录：第一家机器制造局、第一家机器织布局、第一家电报局、第一个海军基地、第一支远洋海军、第一支洋枪队洋炮队、第一家外文翻译馆、第一条铁路、第一批官派留学生。这些都是可圈可点的业绩。怀着富国强兵的目的，李鸿章等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发展。这是史家的定论李鸿章（1823—1901年），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1853年，在籍办团练，协助镇压太平军，屡遭失败，投靠曾国藩当幕僚。1861年在安徽按湘军编制，组织淮军。1862年4月，李鸿章和他的淮军调赴上海。4月25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代理江苏巡抚。在上海，李鸿章雇用外国侵略军头目训练淮军，招募外国工匠制造军火，加强了淮军的反动力量。1862年，淮军配合“常胜军”在江浙地区屠杀太平军。1865年，清政府派李鸿章任两江总督。第二年11月，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去镇压捻军。镇压捻军起义以后，淮军势力越来越大，大批淮军盘踞在长江中游，另一部分淮军驻扎在直隶、山东等地。李鸿章的势力遍及了长江和黄河一带。1870年，在曾国藩推荐下，李鸿章代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管军事、经济、外交等大权，成为反动统治阶级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从70年代开始，他陆续开办军火工厂和筹建北洋海军，同时，又开办一些民用工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局、津榆铁路、上海织布局等。对于外国侵略，他一贯妥协退让，投降卖国。从19世纪70年代起到他临死前，清政府同外国侵略者签订的一系列丧权卖国条约，大多是他直接参与或亲手签订的。如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在90年代，他先后两次被沙俄以总计350万卢布的巨额贿赂所收买，与沙俄签订出卖中国领土主权的《中俄密约》和《旅大租地条约》。

清军武器已经足够先进

清军武器已经足够先进

清朝末年统治者昏庸无能，导致国家危机，列强入侵，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性质急剧转变，开始沦为殖民地，满清落后的大刀长矛在帝国主义的枪炮面前不堪一击，战争的溃败让列强们看到了中国的落后，那里正有数不清的宝藏等着他们去抢夺，纷纷动用武力入侵，前后几次战争让清政府陷入了统治危机。

很多人都说清朝是从中央腐败开始落后的，那么军队是否也是如此呢？赖以生存的保障是如何一步步瓦解的呢？

曾经一档访问节目中谈到，满清士兵守卫京师时的惨状，虽然封建历史很早就有了火器，但是清朝依旧是以冷兵器为主，最有效地打击手段依旧是长矛与弓箭，稍微好一点的也就是“抬枪”，虽说是火器，威力相比列强来说要差了很多，射击速度非常慢，威力小，甚至还需要两个人才能操作，十分繁琐。

战场局势稍纵即逝，因此许多士兵宁愿使用大刀长矛，也不愿用这种落后的枪支，具体使用时需要实现准备好火药，因为是前发枪支，需要人把火药从枪口出填入，很多时候不注意会掉落许多火药，时间一长身边散落的众多火药，一旦被流弹集中会瞬间引燃，造成危害。

面对装配现代武器的外国联军，清军士兵虽然装备落后，但是身后就是自己的父母兄弟，是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因此作战十分勇敢，毫不畏惧，但是实力上的差距不是士气就能改变的，胆子再大也没有用处，最终联军还是一路长驱直入，杀入北京城，肆意抢夺。

从这就能看出，落后就要挨打的真理，大多数人看到这都会以为，武器装备上的差距是清军落败的直接原因，然而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在美国一所军事博物馆中，陈列着一挺年代久远机关枪，根据描述可以得知，这挺机关枪是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缴获得来的，自然不是从“同行”手里抢来的，唯一的解释就是这原本是清朝的东西，而且还是成编制的上百挺机枪。

很多人都会感到吃惊，清军不是以冷兵器为主嘛？那么这些机枪到底是从何处而来呢？带着这个疑问，专家们仔细翻阅西方这一阶段的史料，终于发现原来我们对清朝的认识存在很多误区，下意识认为的事情并不是真实的历史。

晚清时期清政府为了平定各地叛乱，训练了许多“新式”军队，甚至打造出了近代第一支水师部队，从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开始，军队就已经在寻求转型，冷兵器逐渐被遗弃，所用的都是从世界上采集而来的先进武器，曾国藩在组建军队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些士兵多是临时招募，鱼龙混杂，没有战斗经验。

想要肉搏根本无法对抗身经百战的起义军，更别说是西方军队了，当时李鸿章组建的洋枪队表现出色，给了曾国藩启发，随后曾国藩筹集资金购买了西方先进枪炮，装备到自己的队伍中，面对太平天国军队时，曾国藩等人深切感受到了火器带来的巨大优势，因此达成一致，只要世界上研制出了新武器，不惜一切代价都要购买回来。

左宗棠对抗回民时，率领的军队也是装备洋枪洋炮的“新军”，回民民风凶悍，战斗力极强，然而凭借装备上的巨大差异，左宗棠轻轻松松的消灭了回民骑兵，消除了当地叛乱，据说在这场战斗中，英国人偷偷支援了回民许多武器，却依旧没有抵抗的余地，因此许多英国军官认为，左宗棠当时装备的武器要比英军更为先进。

当然在对外作战上，这支部队也有过突出表现，中法战争爆发以后，正是左宗棠曾率领的这支部队，凭借强大的火力，打退了法国人的冲击，一度逼得法国人溃不成军，讲到这很多人都会惊讶了，似乎与我们平时的认识不同，因为洋枪洋炮取得的战果有目共睹，清政府开始大量购置国外先进武器，由此还掀起了“洋务运动”。

甲午战争之前，清朝正在全面推行现代化改革，各地部队都开始装备枪炮，所建造的战舰在亚洲赫赫有名，据说海战前期，清朝军舰一度逼近日本长崎，士兵与与日本人爆发激烈冲突，双方互有胜负，等到清军将舰艇上的火炮对战日本人后，直接把他们吓蒙了。

北洋水师看家法宝，镇远舰和定远舰是当时亚洲最大的军舰，装备德国克虏伯亚发的305毫米膛炮，37毫米哈乞开斯机关炮和速射炮，另外还可以发射鱼雷，整个舰艇总计22门火炮，名副其实的第一“军舰”。

实际上清军武器已经足够先进，为什么一直会有一种落后的认知呢？现在看来多数原因是洋务大臣们为了向朝廷要更多的军费，故意夸大敌我双方之间的差距，何况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隐瞒实际战场情况，很多时候都会把自己描述成以弱胜强的勇士。

造成了中外历史存在很大差别，有时候武器装备也不是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更多的是一个国家和个人的整体素质，僧格林沁曾用骑兵轻松战胜了太平军，面对外敌的时候，他同样想用骑兵去对抗，然而损失却十分惨重，导致敌军攻入京城，皇帝被迫逃走，此后遭到清政府冷落，甚至逼迫他战死沙场效命。

客观来说战败责任不能归咎到一个人身上，李鸿章等人从他身上看到了问题，因此不断购买武器，利用火力进行压制，发展到后期，由清王朝直接管辖的军队所剩无几，只能依靠这些手握兵权的大臣们保护，因此给他们高官厚禄。

内战的众多胜利，让清军积攒了不少战斗经验，整体处于上升水平，但是清政府一有点成绩就会洋洋得意，等到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以后，国力得到迅速发展，甲午战争爆发以后，足以与清军进行抗衡，海战虽然失败，但是陆战清军依旧有能力抗衡，只是李鸿章等人不想再打了，这些士兵是他保命的老本，如果打光了，自己也就失去了利用的价值，僧格林沁的惨剧势必会落得自己头上。

令人愤慨的不是打不过，而是明明有能力却不去拼，一个庞大的国家，人人都在为自己的利益担忧，不需要外敌入侵，自己就会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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