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阿德里安堡之败的根由,正在于罗马骑兵的轻率出击,而非哥特人所谓的“骑兵优势”。

世人皆道罗马军团以步兵称雄,此言在共和国与帝国早期确乎不虚。彼时一个军团仅配300骑,辅以900名外族轻骑,骑兵不过步兵的点缀罢了。然时移世易,萨珊波斯铁骑崛起,罗马不得不变。屋大维立帝国后,虽增“翼”(alae)为独立骑兵单位,每翼480至720人,可军团主力仍是步卒。直至四世纪军改,骑兵才真正挣脱步兵束缚,成为帝国机动之矛——五世纪初,骑兵支队尽数独立,驰骋疆场。
此变于禁卫军尤显。屋大维初创禁卫军时,九个大队皆以步兵为骨,仅缀30人小队的骑兵;三百年间,此制未改。然至四世纪,禁卫军竟蜕为骑兵天下:五支精锐骑兵支队拱卫帝侧,外围“警卫军”更纯以铁骑充任。何哉?盖因皇帝疲于奔命救火,真正护驾的,已是这些风驰电掣的马上雄兵。骑兵俸禄最高、升迁最快,俨然帝国新贵。南怀瑾先生尝言:“器利而不得其用,反成祸胎。”罗马人手握强骑,却未悟此理。
公元378年,阿德里安堡的硝烟里,东罗马皇帝瓦伦斯亲率大军镇压哥特人起义。史载此役罗马骑兵数量占优,装备精良,本可凭此制胜。然统帅轻敌,竟令重骑贸然出击,欲一鼓荡平敌阵。岂料哥特步兵以车阵固守,待罗马骑兵深入疲敝,伏兵四起——铁甲洪流顿成困兽,瓦伦斯帝亦殁于乱军。此非骑兵不勇,实乃将帅浪战之咎!
哥特人之祸,实为罗马自酿苦酒。四世纪末,西哥特人受匈人压迫,乞居多瑙河畔。罗马允其入境,却视若奴仆,苛税虐民。弗里蒂格恩振臂一呼,哥特人揭竿而起,帝国境内诸族群起响应。阿德里安堡惨败,恰是这积怨的总爆发。两百年后,西哥特人虽洗劫罗马(410年)、定鼎西班牙,终在八世纪为阿拉伯铁骑所灭。然西罗马之亡,主因在日耳曼诸部持续冲击,哥特人不过推波助澜。其建国制度虽承罗马余绪,却难挽帝国倾厦。
太史公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罗马骑兵的悲剧,不在马劣甲钝,而在心骄气浮。当铁蹄踏碎理智,胜利便化作齑粉。杜牧《阿房宫赋》警世之言犹在耳:“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阿德里安堡的尘埃落定,西罗马的丧钟已然敲响——历史从不宽恕轻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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