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桓公的选择,谁也无法改变郑国的命运

郑桓公的选择,谁也无法改变郑国的命运

郑在卜辞中写作“奠”，“邑”旁是成为地名后加上的。郑国的取名就取得不太好，郑国的“郑”是“奠”的意思，在今天的人来看，就是死人葬礼的时候才会用到，这是郑桓公成为郑地之主，要改变“郑”的字形的根源，可是即便如此，就算加上了“邑”，联系起来也能解释为“祭奠之城”，听起来就非常的不吉利。

那么，郑桓公为什么会选择“郑”这个字作为国家的名字，是个很奇怪的事情。有的东西从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了，这并非是郑桓公所能改变的，比如郑桓公的所谓“郑”地，很有可能在最早受封的时候，就被周天子所定义为“奠”，距离镐京城附近，又是王亲贵族，那么郑桓公之封地，本身就可能是承担着周王室的祭奠事宜的官员。

根据史书中的说法，郑桓公在周幽王时代，已经是王室中的司徒，这个司徒主要掌管的是征发徒役，兼管田地耕作与劳役，考虑到上古时期的天子之家，往往征用奴隶以守卫家族墓园，那么这个郑桓公的职责中，是可能有着这个任务分工的。

郑国这个诸侯国的源起，就注定其破灭的归宿，郑桓公当年选择郑国所在地，本来是为子孙后代谋取福利，想的是为子孙后代选择中原地界的中心地带，郑国国君居于天下之中，即是当年殷商王朝的核心区域，但是忽视了这个区域的危机所在，即是处于四战之地，若遇到霸主，则能成为诸侯们的偶像，赢得周天子般的待遇，而若遇到动乱，郑国则会成为众矢之的，就是四面临敌。

郑桓公在与周幽王的太史伯请教求生之道时，太史伯的推荐也是在情理之中，周天子的镐京城历来为犬戎所惦记，尤其是在西周厉、宣、幽之朝，战争越显频繁，初始的郑地本就在镐京城附近，对于周王室衰微的忧虑，导致郑桓公对子孙的未来充满担忧，便时常与太史伯交流。

太史伯是掌管周王室典籍史书的官员，对王朝的兴衰胜败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面临当时的天下格局，周王室虽然兴起于西方，但西方此时大多已为犬戎所占，方当兴盛起来的秦国尚且处于部落联盟，与中原集权制国家相比，尚且没有体现出更多的优势，即便是周天子的朝臣们也不可能预料到这个西方国家的命运将如何发展。

南方的格局较为单纯，可以说当时的南方，基本上完全脱离于周天子的管控，主要为巴蜀和楚国等诸侯国所垄断。那么，对于郑桓公的希望，就只有东方，即中原文化的发源地，东方。对太史伯而言，那些名正言顺的受封于周天子的传统诸侯国们，尤其是爵位较为高级的齐、鲁、宋、晋等诸侯国，郑桓公要想在这些国家的疆域里“虎口夺食”，无非是自寻死路。因此，太史伯才会选择夹杂于大国之间的东虢国和郐国，这两个国家爵位为最低等级的子爵，且居天下之中，土壤肥沃，文脉传承，这对于急欲摆脱命运束缚的郑桓公而言，是最大的启发。

郑武公和郑庄公相比的话，史书中总是在说郑庄公是霸主，说郑庄公四面为战，是春秋时代中原的小霸主。但其实，郑庄公的霸主之业更多来源于郑武公的数年积累，某种程度上看郑庄公甚至比不过郑武公，郑国之衰与郑庄公不无关系。

当年郑武公到东虢国和郐国的地界，开疆拓土，建设国家，到后来基本上实现了“前华后河，左洛右济”，占据沃土千里，稳固郑国根基，在吞并周边小诸侯国的同时，保持着与周王室的友好关系，尤其是周平王忌讳郑国的战略扩张，要求郑国退还虎牢以东的地区，郑武公一声不吭就将都城进行迁徙，这明显就是主动缓解与周王室的矛盾，此后即便郑国继续推行战略扩张，也会得到周天子的认可，因为郑国至少是“尊王”的，在当时有周携王和周平王两个周天子并存的格局中，周平王对郑国也就只有忍让。

郑桓公、郑武公即便借助周天子，在东虢国和郐国建设新郑国，也是在周天子的认可而后才开始行动，郑桓公只是派遣自己的儿子掘突即郑武公主持兴建事宜，自己仍然在朝中服务天子，甚至与天子共患难，死在犬戎之变中，这就足以证明郑国与周天子的共同战线。

而郑庄公这个人就不同了，跟郑武公相比，这个人更具狡诈性格，首先对周天子的制度他是不够严格遵循的，不仅派大臣祭仲偷盗周天子的麦子，还数年之间都拒绝到周天子的朝廷中参加朝会，以为至于周桓王欲图更换郑庄公之朝中爵位，这是郑国与周天子矛盾的源起，更是春秋时代破坏礼乐制度的开端，郑庄公开的这个头非常的坏，直接导致后来的东方诸侯与周天子的貌合神离。

郑庄公此人虽善用贤臣，可是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颇为欠缺，甚至纵容子女任性妄为，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那时候讲的是君君臣臣，郑庄公后来跟周天子直接开战，这就是给儿子们树立坏形象，儿子们自然对这种礼乐体制充满怀疑，也就不可能绝对遵从，郑庄公的四个儿子后来各自为战，搅乱郑国，最终也就导致了郑国的衰败。实际上说，郑庄公有两个儿子，一个公子忽，即郑昭公，一个公子突，即郑厉公，都不是简单的人物。

此后，郑国的疆域缩小到非常小的区域，春秋时代的郑国，受晋楚称霸的影响，国力已经大为衰微，史书载：“至于衡雍，作王宫于践土”。这个践土的位置在黄河以北，这个区域正是当年郑庄公与共叔段争夺的区域，属于郑国的北大门，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

而晋文公“作王宫于践土”，也就是代表着郑国已经丢失了这个重要的战略区域。郑国地处于中心地带，很多年前就被秦穆公所惦记过，当年就在晋文公和郑庄公新丧之际，秦穆公就率领大军前往郑国，想要夺取郑国疆域。当时的秦国本身就是掠夺者的身份，由于商人弦高的阻止，半途上秦国就将滑国给灭掉了，烧杀抢掠，直接将滑国变成一片荒原。如果没有弦高，秦国如果打到郑国，滑国的命运可能就在郑国的身上出现。

到战国时代的郑国，已经无法与诸侯国们为战，常年处于受欺负的角度，郑国历代国君的生活大多也都非常悲伤。北边的边境比如垣雍纳入魏国版图，西部的长葛则被韩国最先侵占，要知道这个长葛恰好就是当年郑庄公与周天子开展的区域，是郑国立威诸侯的地方，可谓是郑国的幸运之地。而南边的边境，如许国等区域，则终为楚国所占，亦成为楚国与中原开战的缓冲地带。

公元前408年到公元前375年的时间，韩赵魏三家频繁开展对郑国作战，逐年蚕食郑国疆域，最终由韩国完成对郑国的灭亡。“韩伐郑，取雍丘……魏伐郑……韩灭郑，取阳城……韩灭郑，徙都新郑”。

春秋初期霸主郑国是怎么衰落的

郑国的霸业可以说是还没有开始就呈现衰败之势,开国的三代君主郑桓公、郑武公、郑庄公基本上为后来的郑国奠定根基,所有郑国能够掌握的资源大多在这个时期定型,没有再发生过剧烈的变化,只是随着春秋乱战力量逐渐削弱而已。郑襄公即位之时晋国楚国之间的百年称霸之战已经开始,此时的楚庄王占据上风,数次出兵攻打郑国,郑襄公成为楚国的附庸。但是郑国的君主们大多有个毛病,就是对政治的预见性很差,当年的郑昭公,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有机会与齐国联姻结盟,但是郑昭公断然拒绝了联姻的机会,也对齐郑之间的外交关系蒙上若影若现的阴影,即便是郑庄公当时也没有极力促成这段婚姻,说明郑国君主的远谋很差。
当年宋襄公虽说迂腐,而且没有什么征战的本领,但在远谋方面跟郑国的君主比起来还是要厉害的多的,比如宋襄公曾经善待晋国的流浪公子重耳,曾经与齐桓公私定密约,就是在齐桓公死后要帮助自己钟爱的儿子回归齐国。这两大举措都为没落的宋国带来了很多发展之机。这是宋国后来发展得比郑国要好的原因。郑国自庄公死后,国内诸公子先后为君,郑国内政外交可谓乱的一塌糊涂,其间还有郑国君主被齐国君主暗杀的惨剧发生。到郑襄公的时候,郑国改变中原国策,即是放弃了曾经友好的齐国,更是放弃了多次帮助自己的晋国,最终倒向了南方的楚国,这当然也有楚国大举北进中原之策的缘故,但根本上还是跟郑襄公思想上的左右摇摆有关。
郑襄公之后的郑悼公,在父亲死在君位之上后,对当年父亲苦苦支撑的郑国国政必然有着深刻体会,那种生活在超级大国觊觎的目光,以及委曲求全保全尊严的无奈之中,郑悼公可能是非常痛苦的。在当年郑襄公赤膊牵羊,在国都的城门之外臣服于楚国大军的时候,也许郑悼公的意志力就已经消沉了。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郑悼公究竟能够如何选择,根本上就是个非常困难的事情,近有邻国宋国的偷袭,外有齐国、晋国等国的敌视,南方的楚国则根本只是把郑国当做北进中原的跳板而已。
郑悼公其实已经是郑国的第13代君主,事实上郑国最早的三代君主基本上就占据了数十年时间,到郑悼公时代也就是郑国建国200年左右,留给郑悼公的教育体系中也就只有三代君主而已,而且这三代君主在当时别国的眼中也并不是什么名正言顺的春秋霸主,前面有齐桓公晋文公,后面还有楚庄王,在郑悼公的成长道路上,更多可能看到的是郑国的悲伤往事。
史料中有说郑悼公身体不太好,不知道是不是跟郑国的这种颓势有关系,但外部世界的变化日趋激烈,比如楚国的国力越来越强,中原的很多小诸侯国都成为楚国之附庸,楚庄王大军甚至直抵周王城,还在王城是大胆的问鼎中原。郑国周边的那些小诸侯国根本没有思考过如何复兴国家,更多的则是在想如何讨好楚国这个霸主,小诸侯国之间的那种互相猜忌和怀疑也就日趋激烈,谁都想成为楚国爸爸最喜欢的那个附庸,尤其是当时的中原齐晋等国,对这些小诸侯国依附楚国就非常不满,偶尔还会发动大军来征伐这些小诸侯国。当年郑国在中原之地建立国家的时候,曾经欺负过一个小诸侯国许国,我们所知道的郑庄公时代就曾经发动过对许国的战争,可以说是许国本身在那个时候已经成为郑国的附庸。
而在郑悼公时代,这个许国看到郑国发生的衰败之相,积累在内心中对郑国的仇恨可能已经燃烧起来,所以那个许灵公才会跑到楚国去告状,说郑国这点不好那点不好,尤其还是对楚国不尊重。这直接导致楚国的对郑政策可能发生某种微妙变化。郑悼公得知此事后自然不能听之任之,便派出自己的弟弟姬_即后来的郑成公到楚国去,带着大量的郑国特产,一是去表明态度,二是要做出必要的解释,目的就是要修复楚国与郑国之间的友好外交关系,或者更明确的说是请求楚国的原谅,继续大力支持郑国的发展。结果这个姬_不知道怎么搞的,楚国之行并不顺利,在楚国被囚禁起来。这边的郑悼公却做出了个很奇怪的决定,在结好楚国失败而后居然改变了父亲的亲楚国策,转身又投入晋国的怀抱,跑到晋国去主动要与晋国复合。
当时的晋国是晋厉公执政,这位君主虽说在晋国的口碑不太好,但是在当时的格局之下,还是晋国比较厉害的一位君主,曾经在西方打败过秦国,晋厉公本来就在想如何打败楚国,而在中原那些楚国附庸小诸侯国,横亘在双方的边境之间,始终是晋国的后患。而郑国主动选择亲附晋国,当然得到晋厉公的绝对认同,当郑悼公亲自到晋国出访以求两国重建邦交之时,晋厉公就亲自接待,而且规格不低,双方签署了很多相关军事政治经济等等合作项目,会面可谓是皆大欢喜。但是在郑悼公的内心之中,到底对这种丧尽颜面之事作何感想似乎是能想见的。不过此次会面之后,晋国的确得到郑国的支持,此后晋国在鄢陵之战打败楚国,一改晋楚称霸的颓势,也就是说郑国的倒戈相向对遏制楚国也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楚国对自郑国的这种两面三刀非常不满,不过在晋国之虎视下也不敢做出大规模作战,尤其是在鄢陵之战后,楚国军力受到严重影响。但是楚国对晋国不敢怎么样,可是对郑国还是要好好教训的。史书中说郑悼公身体不好,只是当了两年君主就撒手人寰,可是郑悼公的死亡非常蹊跷,即便是身体不好,刚刚与晋国结盟,签署那么多重大项目准备要大干特干之时,突然就得病死掉了,难道郑悼公对自己的身体一点儿都没有认识,这是不太可能的。而后来被囚禁在楚国的姬_却在郑悼公死后成为郑国君主,可见姬_已经与楚国达成某种共识。这就是说,郑悼公想要建立的晋郑联盟,也就是一两年之间,就被姬_破坏掉了。

京襄城遗址：多行不义必自毙，不到黄泉不相见

在现在的高中语文课本中，有一篇节选自《左传》中的名篇叫《郑伯克段于鄢》，里面的内容与今天要介绍的古城有直接关系，同时这也是两个成语即“多行不义必自毙”和“黄泉相见”的起源。

《古文观止》

这个古城就是京襄城。遗址位于现在荥阳市东南郊，当地依托着遗址西侧的城墙建起了一个京襄城遗址公园。

京襄城遗址公园

我们先来聊聊京襄城的历史。说到京襄城的历史，就不得不说郑国的历史。公元前806年（西周时期），周宣王将郑地封给弟弟郑桓公，郑国始立。最初的郑国位于现在的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东部，郑桓公也成为郑国的开国国君，同时也是西周末代君主周幽王的叔父。

公元前775年周幽王任命郑桓公担任周王室的司徒，掌管全国土地和户籍。郑桓公在司徒任上兢兢业业，颇得民心。但是当时周幽王宠幸褒姒，每天沉湎酒色，不理朝政，并重用奸臣虢石父，加重了对百姓的剥削，导致民怨沸腾，又为了取悦褒姒而烽火戏诸侯，诸侯们也颇多不满，对周幽王失去了信任。

烽火戏诸侯

郑桓公见周幽王一意孤行，预料到国家终将再起祸端，自己只好先作打算，于是在太史伯的建议下，于公元前773年将郑国财产、部族、宗族连同商人、百姓等举国迁移到东虢国和郐国之间的京城（即现在的京襄城遗址）。公元前771年犬戎之乱时郑桓公为保护周王室而战死骊山，桓公之子掘突被郑国人推举为新国君，是为郑武公。武公即位后联合秦晋卫三国联合击败了犬戎，又辅佐周平王东迁洛阳，同时也把京城作为郑国东迁后的国都进行营建。郑武公高举“尊王”与“爱民”两面大旗，着力发展经济，并先后灭亡了郐、东虢以及其他八个附庸国，势力发展到今河南洛阳附近。

荥阳郑氏三公像（郑桓公、郑武公、郑庄公）

后来，为了东周王室的尊严和利益，郑武公主动让出制邑（今荥阳西北虎牢关附近）以西的大片土地，着力向今河南荥阳的东南方向发展。公元前765年，将郑国都城由京城“迁到溱洧（今河南新郑一带）”。

也就是说郑国东迁之后把京襄城作为都城大约有5-6年的时间。后来到战国初期，郑韩两国交兵，郑国都城（新郑）被韩国攻破，郑国再次把都城迁回到京城，一直持续到公元前375年，郑为韩所灭，郑国也成为战国时期最早灭亡的大诸侯国之一。所以说京城既是郑国东迁的初都，也是郑国的末都，郑国立国共计432年，传位24君。

京襄城东北角

那为什么又把京城称为京襄城呢，大部分的解释是是因为公元前636年，周王室有“子带之乱”，周襄王从洛邑出避，郑文公迎周天子暂居此城，后亦名襄城，清朝时合京、襄二字称为“京襄城”。但我查了相关史料，当时周襄王确实是避难于郑，但是被郑国安顿在“氾”（今河南襄城南），所以并不确定周襄王是否曾经在京襄城暂住过。另外一种说法是京襄城为京县城的讹音，《元和郡县图志》中记载：“京县故城，（荥阳）县东南二十里，即郑京城太叔之邑。”因此京襄城为京县城的讹传可能性很大。但我们还是按照目前的命名，称之为京襄城。

京襄城整个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1775米，东西宽1425米。在城址的东侧和南侧原来有京河环绕同时也具备护城河的功能，现在已经干涸，但河床距离城墙依然有十余米的高度，城墙西侧和北侧也有壕沟保留，北侧壕沟有十余米深，西侧壕沟则大部分已淤积。

京襄城护城河

京襄城的古城墙至今保留了多段，不规则分布在城墙的东西南北四面，且大都比较巍峨，城墙外就是深约十余米的护城河。其中北城墙东段、东城墙大部、西城墙南段均有保留，南城墙因紧邻京河，城墙遗迹很难寻找，但大体沿京河走向东西布局。城墙上的夯土痕迹非常明显，每层夯土高约10cm，木棍孔及夯层也十分清晰，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雨洗礼，能保存成这样实属不易。

清晰的夯土层（东城墙）

东城墙北段内侧

在京襄城内部偏东侧有一条深涧贯穿南北，将京襄城分为东西两部分，西侧面积为东侧两倍左右。这条深涧与护城河相通，可以推断在当时既可取水也可行船。在东城墙中段位置，也有一深沟从护城河延伸到城内，城内侧则非常像是一座小型码头。

城墙及阴司涧遗址

除了那两条深涧之外，京襄城遗址内大部分地方则是一马平川，现在被果园和农田所占据，只有在南部现存有一个村落就叫京襄城村，村落并不算大，占据了京襄城十分之一的面积，即使紧邻郑州市区，村里面人口也不多，和现在中原地区大部分的农村一样，几乎没有什么年轻人。

东城墙护城河入城处

京襄城村中间有一个古老的寺庙叫洪福寺，建在那条南北贯通的深涧之上，庙中有一座1761年（清乾隆年间）立下的古碑，碑文中有“（此涧）名阴司涧，古今相传有来历，不及黄泉无相见，郑伯克段即此地”。

城墙遗址（部分）

根据《郑伯克段于鄢》的记载，郑武公去世后，太子寤生即位，是为郑庄公。郑庄公的母亲武姜由于生郑庄公时难产而受到惊吓，因此武姜不喜欢郑庄公，而喜欢庄公的弟弟共叔段，多次要求郑武公立段为世子，但因周朝礼制有“立长不立庶”的规矩，郑武公仍立寤生为世子。庄公即位后，其母武姜请将共叔段封于制邑（今荥阳西北虎牢关附近），但因制邑地势险峻且又是与东周王室交界的地方，郑庄公没有同意。武姜又请封于京（即京襄城），郑庄公答应了武姜的请求。

共叔段到封地京城后，被称之为“京城大叔”（“大”通“太”），开始修筑城墙，厉兵秣马，整备战车。郑国大臣祭仲向庄公谏言，京城规模宏大，不符合分封礼制，劝庄公早日铲除共叔段以绝后患。庄公说：“多行不义必自毙，您就等着看吧”。很快共叔段就发动叛乱准备突袭郑国首都，武姜则计划作为内应打开城门，但共叔段的叛乱计划很快就被郑庄公探明，并派兵主动出击京城，共叔段的叛乱也并没有得到京城百姓的拥护，很快被郑庄公所平定，共叔段逃往共国。

郑伯克段于鄢示意图（春秋时期）

郑庄公对母后武姜很生气，把母后武姜从都城新郑驱逐到颖（今临颖）。郑庄公发誓：“不到黄泉下永不相见！”但又很快就后悔了，可惜君无戏言，所以庄公很是苦恼。颍考叔听说此事后，想化解他们母子的关系，于是故意在和郑庄公一起用餐时把肉留下不吃。庄公感到非常奇怪，颍考叔说：“我母亲只吃过平民百姓的饭，还没吃过君主赐的肉羹，我想给她带一些回去。”庄公说：“你有个老娘可以孝敬，我却没有！” 颍考叔故意装作不知问询原由，庄公把原因告诉了他，还告诉他后悔的心情。颍考叔答道：“这有什么为难的呢？只要挖一条地道，挖出了泉水，从地道中相见，谁还说您违背了誓言呢？”庄公依了他的话。于是颍考叔迅速行动，很快挖成了一个地道，请庄公和母亲在那里见面。母子二人见面后抱头痛哭，从此言归于好。这即是著名的“掘地见母，黄泉相见”故事的由来。

掘地见母，黄泉相见

我们再来讲一讲郑庄公。作为郑国的第三代国君，郑庄公是一个有战略眼光，精权谋、善外交的政治家。其过人的政治才能，也是他在春秋初期列国纷争中能称霸中原的重要原因所在。郑庄公一生功业辉煌，在位期间，分别击败过周、虢、卫、蔡、陈联军及宋、陈、蔡、卫、鲁等国联军，攻伐陈、许、息等国，抵御燕国和北戎，都是攻必克，战必胜，可谓战绩显赫，使得郑国在春秋早期空前强盛，就连当时的大国——齐国也跟着郑国东征西讨，史称春秋小霸。

公元前707年夏，周桓王不让郑庄公参与周朝政，郑庄公便不再朝觐周桓王。同年秋季周桓王率领周军及陈国、蔡国、虢国、卫国四国军队讨伐郑国。周桓王亲自指挥由周军主力组成的中军。双方在今长葛一带展开战斗，战斗开始一段时间后，蔡国、卫国、陈国的军队便开始败逃，周天子的军队因此也陷入混乱。郑国的军队便从两边会拢围攻周军，周军大败。郑国大将祝聃一箭射中了周桓王的肩膀，周桓王虽然受伤，但还能指挥军队。祝聃请求追击周军，郑庄公说：“君子不希望欺人太甚，哪里敢欺凌天子呢？只要能挽救自己，国家免于危亡，这就足够。”于是郑军便没有追击。晚上，郑庄公派遣祭足慰问周桓王及其随从。但从这件事情开始，周王室天子的权威便开始衰落，进入到了孔老夫子说的“礼崩乐坏”的时代。

作为东周的第一大国，郑国对周天子产生了哪些影响和后果？

郑国是我们很熟知的诸侯国，它始建于西周晚期，为商代奠国（郑）的承续，初始地在今陕西华县，始封君是周宣王的异母弟、周幽王的叔叔郑桓公姬友。西戎乱周前夕，郑桓公看到了西周将亡的苗头，为了郑国的前途，郑桓公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放弃原有的基业去东部重组郑国。在太史伯的协助下，郑桓公看中了东都洛阳以东那一片寸土寸金之地，但当时洛阳以东一带被以郐国（河南新密市东南）、东虢国（河南荥阳西北）为首的东洛十国牢牢占据，并没有多余的土地。最后郑国以“寄帑”的名义向郐国等小国借地，相当于近代流行的“租界”。郑桓公将陆终后裔之国的郐国定为重点对象，以王亲国戚的身份向郐君借地，郐君为了巴结到这个威震宗周当今周王的叔叔，慷慨献地。自此，郑桓公、郑武公两代凭借这一席之地逐渐发展壮大，成功利用周室东迁的历史机遇蚕食东洛十国，为后续郑国的崛起打下根基。

郑国真正的崛起得归功于周室东迁，幽王末年，西戎乱周，郑桓公为保护周幽王被西戎所害，其子郑武公继位后，与秦、晋、卫联合击退犬戎，协助平王东迁，执掌周室大权，并获得了向周边拓地的天子特权。转型后的郑国控制王都洛阳以东大片土地，郑庄公“挟天子以令诸侯”，打着周天子的旗号东扫西讨，威震四方，成为当时姬姓诸侯中威望最高实力最强的诸侯国。周平王在位五十余年，郑武公、郑庄公两代凭借周室攒足了人气，威望一度威胁到了周王的权威。继任后的周桓王借助虢公忌父分摊郑国势力，免去郑庄公卿士之职，致郑庄公强烈不满，在谋臣祭足的策划下，带人潜入周王畿收割周王的麦子以挑衅天子权威，周郑自此失和。公元前707年，多年积怨的周郑爆发了繻（xū）葛（河南长葛市北）之战，周桓王亲征败北，天子颜面彻底丧失。郑国的崛起可以说是两周交替这一特殊社会形式下一大怪胎，是打破森严周礼近三百年机制大周朝的第一个吃螃蟹者。

然而物极则反，郑国的鼎峰时期也是衰落的开始。郑国从鼎峰走向衰落的过程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权臣祭（zhai）足。祭足是祭国后裔，是郑庄公身边的重要谋士，郑庄公做的那些僭越的事，很多都出自他的手笔。郑国称霸后，成为郑国乃至整个春秋史上第一大权臣。郑庄公死后，祭足一手掌控郑国君位废立大权，先立郑昭公公子忽，后与宋国合谋改立郑厉公公子突，后郑厉公忌惮祭足权势欲杀祭足，事败出逃国外，祭足再次迎立郑昭公。郑昭公死后，祭足又陆续拥立郑子亹（wěi）、郑子婴两任国君，直到去世。短短七八年间，祭足前后废立更替四位五任君主，使郑国内政陷入混乱，也给郑国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郑庄公的霸业徐徐落下帷幕。

但真正导致郑国衰败的是“七穆轮政”，七穆，郑国七大贵族，即驷氏、罕氏、国氏、良氏、印氏、游氏、丰氏，皆为郑穆公之后。郑国七穆与晋国六卿、鲁国三桓齐名。我们熟知的郑国名臣子产，即出自七穆之子国一支。郑穆公死后，郑襄公即位，开始了七穆轮流执政的生涯，国君君权逐渐旁落。七穆之间因为权力时有冲突，致郑国内乱不断，如西宫之难、纯门之师、伯有之乱、子晳之乱等，大大削弱了郑国国力，七穆轮政从郑襄公时期开始到郑声公时期结束，前后长达一百余年，直接导致郑国的衰败。虽然郑简公时期子产当政，对郑国进行了一系列改制，如田改、铸刑鼎（公开律法），七穆在此期间关系较为缓和，主持与晋国、吴国、楚国等国结交，使得郑国政坛气象一新，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郑国的衰退，但历史的进程无法阻挡，子产死后，七穆之间继续争权夺利，消耗国本。

春秋末年，苟延残喘的郑国又迎来了新的死敌：新兴的韩国。三家分晋后，韩国正式成了郑国铁邻，春秋末年天下诸侯兼并成熟，战国七雄规模初成，韩国地处中原腹地，四周强邻，无力拓展，郑国成了韩国唯一要吞并的对象。而此时的郑国仍然内乱不断，直到郑繻公即位，郑繻公是郑国后期较为有所作为的君主，也曾力挽狂澜，拯郑国大厦于将倾。据《史记·郑世家》载，郑繻公统治期间，为抵抗韩国的侵犯，做了不少实事，并多次击退韩军，收复失地。无奈执政后期做错了一件事，“杀其相子阳”，直接导致郑国内乱，自己也被子阳的余党刺杀，使得韩国有机可趁，加速了郑国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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