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孟子能得到君王的礼待，为何得不到重用

孔子孟子能得到君王的礼待，为何得不到重用

嗨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小编带来了一篇关于孔子的文章，希望你们喜欢。

孔子和孟子，作为思想家，他们创立和发展的儒家学说，在本质上是一种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伦理学说，而并非政治学说，也并非是可以实施的治国理政的方略。也就是说，孔子和孟子是思想家而不是政治家。他们的政治思想，在战国那个时代，仅仅是空想，是对美好未来的期待。

孔子幻想的小康社会和大同世界的美好生活，我们可以看作是乌托邦，是原始的共产主义。当然，他所设计的小康社会和大同世界中的某些制度安排，在今天已经实现，这也说明孔子的远见卓识。但在那个时候，并不适合春秋时期动乱的国际秩序。

孟子追求的是仁政，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以人为本，他所幻想的仁政和王道理想，是典型的以民为本和以道德治国的理念。当然，孟子不仅精通哲学和辩论，对税收等经济学还是比较精通的，他设计的道路，其实和孔子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孔子指出，善政要三步走的战略，第一步是庶，也就是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第二部是小康社会建设，也就是富，第三部就是加强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建设，加强文化教育，提升老百姓的道德水平。不可否认，孔子和孟子的政治思想，在远期规划上来看，是比较有远见和可行的，问题是，这需要时间来实现。

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战国时代，时间是各诸侯国的最大敌人。没有一个国家能有安稳的和平的时间。大国忙着发动战争争霸做老大扩张国土，小国忙着拍大国马屁抱大国大腿左右逢源以求自保。当时战争的数量和规模都比春秋时期大大提升。据说整个春秋战国时期，有500多个小国灭亡，只剩下齐楚燕韩赵魏齐等七雄。就是这七雄还整天互相打来打去，哪有时间坐下来去搞什么经济，搞什么文化和价值观建设。所以孔子的思想不被采用，而孟子的主张更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实施。

也就是说，孔子和孟子的思想是王道，而战国时代，最有效的是富国强兵变法的四处征伐的霸道。

战国是一个心怀鬼胎的时代，大国整天想着如何争霸，小国想着怎么在大国的夹缝中生存，所以，在诸侯国国君们的眼里，孟子的思想“迂远而阔于事情”。目光敏锐的史学家司马迁就说，“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持方枘而内圆凿，其能入乎?”。司马迁认为，孟子拿一个方形木头往圆孔里面塞，结果可想而知。

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王道就像是吃中药，据说是副作用少，适合身体的调理，而霸道就是速效救心丸，紧急时刻来一粒，能救命。

“王道”与“霸道”的区别，实质上是儒家与法家的治国方略之争。孟子是“王道”的忠实信徒和坚定倡导者，一生以反对“霸道”推行“王道”为己任。孟子曾经对梁惠王说，“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只要对百姓仁心慈爱，把百姓的生活水平搞上去;对诸侯国不要以力压人而以德服人，诸侯国就会心悦诚服，慢慢地魏国就强大了，梁惠王就真的“仁者无敌”，成为天下的王者了。孟子的“王道”思想听起来很美好，但就像用中药调理一个心脏病发作的病人，药是好药，但估计没等到药熬好，病人已经死了。所以，孟子周游列国游说诸侯三十年，也没有一个国君肯实行他的“仁政”思想。道理很浅显，在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改革变法富国强兵对外征战杀伐的“霸道”，才是现实的选择。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王道”理想的“诗与远方”固然有文艺情怀，但能活下去才最重要。因此，孟子一生郁郁不得志，他的“王道”思想也一直被认为是“迂阔而远于事情”。

孔子的学说为什么得不到当时国君的认可呢？

其实孔子也是非常向往做官的，他说过“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他觉得，做了官也不能忘记学习，学习东西达到一定的水平一定要通过做官来展示自己，孔子也做过官，但是他的抱负，却一直没能得到实现。

孔子的学派以及核心思想有问题吗？没问题，“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的思想直到现在依旧有很多人来学习，那为什么国君不支持呢？这就要探讨一个问题，那就是当时的形势，礼坏乐崩，周天子大权旁落，那个时候如何能实现君王的抱负才是王道。

当遇到“八佾舞于庭”的情况孔子也非常愤怒，“是可忍孰不可忍”，孔子是希望用周礼来拯救纷乱的天下，他想用尧舜文武的做法来拯救天下苍生，可惜国君也听不进去，被称为“亚圣”的孟子经常与国君讲授仁政的理念以及儒家思想核心，但是其实很多国君都是顾左右而言他，这就说明，儒家的仁爱思想没问题，但是对国君而言，不实用。

孔子觉得，“巧言令色，咸矣仁”巧言令色的在，很少有仁爱的，的确，在当时巧言令色的人很多，但是有些国君就喜欢听阿谀奉承的话，在国君面前巧言令色，孔子不喜欢这类人，但是很多当时的国君却很喜欢这类人，所以，当时很多国君喜欢的是会吹捧会夸人的谋士，孔子游走于陈蔡之间，为的是宣传自己的学说，所以在当时，有很多人就把孔子称为圣人，有一个太宰，太宰是一个官，并不是一个人名，《论语》里面只记录了太宰，并没有介绍他是谁，太宰问孔子的学生子贡，说你的老师是圣人吧？他的才能怎么那么多？子贡说“固天纵之将圣”上天就是让孔子做圣人，孔子听到这句话就就像是遇到了知己一样说，这个人很了解我啊，我从小就贫穷所以学习了一身的才能，真正的君子是不会有这样多的才能的，所以，孔子在当时就已经被称为圣人，当时他的想法却得不到国君的青睐，国君希望能得到更加实用的方法以及国策。

孔子具备执政才能，为什么却总是得不到重用呢？

孔子
　　子姓，以孔为氏，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陬邑昌平乡(今曲阜市南辛镇)人。家中排行第二。我国古代伟大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古文献整理家，儒家学派创始人。相传曾修《诗》《书》，订《礼》《乐》，序《周易》，作《春秋》。他一生从事传道，授业，解惑，被中国人尊称“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后人把孔子的言行语录记录下来，作成《论语》。在天道观上，孔子不否认天命鬼神的存在，但又对其持怀疑态度，主张“敬鬼神而远之”。 孔子与孟子并称“孔孟”，孔子被尊为“至圣”“素王”，曾子则为宗圣。孟子为“亚圣”。他的言行被他的学生写成创世巨作《论语》。他还是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是儒家学派的创始者。
历史记载
　　孔子的祖先本是殷商(华夏族)后裔，故为子姓。周灭商后，周武王封商纣王的庶兄，商朝忠正的名臣微子启于宋(夏邑)。 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即位，微仲即为孔子的先祖。自孔子的六世
孔子全身画像
祖孔父嘉之后，后代子孙开始以孔为氏，其曾祖父孔防叔为了逃避宋国内乱，从宋国逃到了鲁国。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是鲁国出名的勇士，叔梁纥先娶施氏曜英，生九女而无一子，其妾生一子孟皮，但有足疾。在当时的情况下，女子和残疾的儿子都不宜继嗣。故起名为丘，字仲尼（伯、仲、叔、季是兄弟行辈中长幼排行的次第，“伯”为老大，“仲”为第二，“叔”为第三，“季”为最小的。孔子字仲尼，由“仲”字可知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二，但是如果把姐妹也合起来排序，就以孟、仲、叔、季为序了，在兄弟姐妹中，居长的（大哥或大姐）为“孟”。所以孔子在家排行老二，字仲尼，但他哥哥的字是“孟皮”，而不是“伯皮”）。孔子三岁的时候，叔梁纥病逝，之后，孔子的家境相当贫寒。由于身处乱世，孔子所主张的仁政没有施展的空间，但在治理鲁国的三个月中，使强大的齐国也畏惧孔子的才能，足见孔子无愧于杰出政治家的称号。政治上的不得意，使孔子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教育事业上。孔子曾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孔子打破了教育垄断，开创了私学先驱，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人七十二，便是著名的七十二贤。七十二人中有很多为各国高官栋梁。又为儒家学派延续了辉煌。
成就
　　孔子对后世影响深远，虽说他“述而不作”，但他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后世并尊称他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认为他曾修《诗》《书》，定《礼》 《乐》，序《周易》(称《易经》十翼，或称易传)，著《春秋》。《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与《大学》《中庸》《孟子》并称“四书”。通行本《论语》共二十篇。《论语》的语言简洁精炼，含义深刻，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至理。而且古代，小孩进学堂第一个拜的就是孔子。 　　美国诗人、哲学家爱默生认为“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荣”。 　　1988年，75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在巴黎集会，会议结束后发表联合宣言，呼吁全世界“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首2500年前，去孔子那里汲取智慧。”他有众多弟子，如子贡、子路、颜渊等。被后世尊为“亚圣”的孟子是他孙子孔伋（字子思）的弟子。编辑本段政治生涯
　　
孔子像
孔子幼年时极为聪明好学，二十岁的时候，学识就已经非常渊博，被当时人称赞为“博学好礼”。同时，鲜为人知的是孔子继承了父亲叔梁纥的英勇，身高九尺六寸，按西汉尺23.1厘米计算，是221.76厘米。臂力过人，远非后世某些人认为的文弱书生的形象。并且，孔子酒量超凡，据说从来没有喝醉过。但孔子从不以武勇和酒量为豪。 　　孔子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经常思考治理国家的诸多问题，也常发表一些见解，到30岁时，已有些名气。鲁昭公二十年，齐景公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孔子由此结识了齐景公。鲁昭公25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孔子也离开鲁国，到了齐国，受到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甚至曾准备把尼溪一带的田地封给孔子，但被大夫晏婴阻。鲁昭公27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大夫的家臣手中，被称为“陪臣执国政”，因此孔子虽有过两次从政机会，却都放弃了，直到鲁定公9年被任命为中都宰，此时孔子已 51岁了。孔子治理中都（今汶上县）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鲁国大治。鲁定公12年，孔子为削弱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儿子的后代，故称三桓，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采取了堕三都的措施（即拆毁三桓所建城堡）。后来堕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鲁定公13年，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季孙氏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一年，孔子55岁。 　　孔子带弟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非常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6 万，但并没给他什么官职，没让他参与政事。孔子在卫国住了约10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于是孔子带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路过匡城时，因误会被人围困了5日，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又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 　　鲁哀公2年（孔子59岁），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宋、郑至陈国，于是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带粮食吃完，绝粮7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国人，楚派兵迎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孔子64岁时又回到卫国，68岁时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鲁国，但仍是被敬而不用。鲁哀公16年，孔子73岁，患病，不愈而亡。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孔子62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知难而退，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安贫乐道
　　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 从吾所好。”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为，孔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则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直道而行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怀着 与人为善的理念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等等，都是他的做人准则。编辑本段孔子的思想体系
政治思想
　　其核心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实际上已打破了传统的礼不下庶人的信条，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经济思想
　　孔子的经济思想最主要的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义利观与"富民"思想。这也是儒家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孔子所谓"义"，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利"指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谋求。在"义"、"利"两者的关系上，孔子把"义"摆在首要地位。他说："见利思义"。①要求人们在物质利益的面前，首先应该考虑怎样符合"义"。他认为"义然后取"，即只有符合"义"，然后才能获取。孔子甚至在《论语·子罕》中主张"罕言利"，即要少说"利"，但并非不要"利"。《左传·成公二年》记载，干不符合道义的事而获得富贵，就如同浮云一样，②不屑于用不义的手段取得富贵。孔子还认为，对待"义"与"利"的态度，可以区别"君子"与"小人"。有道德的"君子"，容易懂得"义"的重要性，而缺乏道德修养的"小人"，则只知道"利"而不知道"义"。这就是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有人认为孔子既然重"义"，则势必轻视体力劳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论语》中记载他对想学农的弟子樊迟十分不满，骂他是"小人"。这是因为孔子认为人要有更大的理想和追求，要承担的是更大的责任。他要让他的学生成为价值的承担者而不是一个农民。 　　由于孔子保守的政治态度，因此对待经济制度的改革也反映了保守的思想。比如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实行"初税亩"，从法律上承认私田的合法地位，是春秋时代的重大经济改革；但是据《左传》说，孔子修《春秋》时记载"初税亩"，目的是批评其"非礼也"。而民众不富足，国君没有富足的。在《论语·尧曰》中还记载，孔子主张"因民之利而利之"，即对民众有利的事情才去做。另一方面，他又主张赋税要轻一些，徭役的摊派不要耽误农时。《论语·述而》记载，孔子还对当时的为政者进行说教，要求为政者不要过于奢侈，要注意节俭。他说："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同时，还主张"节用而爱人"。这里面包含了把孔子"仁"的思想运用于经济领域。
教育思想
　　孔子首次提出“有教无类”，认为世界上一切人都享有受教育的的权利。在教育实践上他
美学中的孔子
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教师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应该“诲人不倦”，“循循善诱”，“因材施教”。他认为学生应该有好的学习方法如“举一反三”、“温故而知新”；学习还要结合思考“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好学“三人行必有我师”；学习态度要端正。孔子的教育思想，至今仍然有启发和教育的重要意义。
美学思想
　　孔子的美学思想核心为“美”和“善”的统一，也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孔子提倡“诗教”，即把文学艺术和政治道德结合起来，把文学艺术当作改变社会和政治的手段，陶冶情操的重要方式。并且孔子认为，一个完人，应该在诗、礼、乐修身成性。孔子的美学思想对后世的文艺理论影响巨大。编辑本段近世发展
　　孔子学说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是指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儒学。新兴的“大众儒学”是当代新儒学发展的最高成果。
儒学大会：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孔子，“德侔天地，道贯古今，删述六经，垂宪万世”的文化圣人；儒学，以孔子学说为基础，以历代儒家宗师的理论为主体形成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日前，在孔子故里山东曲阜，由文化部、山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一届世界儒学大会隆重举行。它是国际性的文化论坛、高规格的学术盛会，它的召开是世界儒学界的一大盛事。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嘉璐，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日本前内阁官房长官武村正义与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以及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法国、英国、比利时、丹麦、澳大利亚等22个国家和地区、86个儒学研究机构的172位专家学者、各界人士共襄盛举。这些来自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专家学者、各界人士，围绕儒学的历史研究、儒学的当代价值、儒学的现代阐释、儒学的世界传播、儒学与和谐文化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与广泛对话。 　　曾几何时，北京第29届奥运会开幕式淋漓尽致地在全世界面前展现了辉煌灿烂的五千年中华文明。有识之士指出，它的主线就是“乐礼善学，尚中贵和”的儒学精髓。887块活字印刷字盘变换出3种不同字体的“和”字，表达了“和而不同”“和为贵”的中华人文理念。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此在五大洲进一步传播，“孔子热”“儒学热”更加“薪助火传”。 　　周和平说，在历史的长河中，儒学既保持着其仁爱、和谐的精神特质，又带有不同时代的文化烙印，它以开放的姿态生发扩展，为世界文明形态的延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第一届世界儒学大会上，新世纪的儒学又一次发出了合乎历史发展、合乎人类利益的时代声音。
儒学：如何在中国普及、在全世界传播
　　当代最著名的儒学学者之一杜维明曾经指出，跟韩国、新加坡乃至中国台湾相比，中国大陆在保持儒学传统方面还存在着差距。相当多学者认为，随着中国大众对传统文化的渴求，儒学在中国的普及以及在全世界的传播应该成为当下儒学研究的重要话题。 　　山东大学王钧林认为，如果儒学仅仅停留在儒者的小圈子里，它通常被视为一种思想、学说，很难说它是一种文化。儒学只有走出儒者的小圈子，来到社会，深入到大众之间，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东西，推行礼教规范人们的行为方式，倡导仁义改变社会风气，才会从儒学那里孕育出儒家文化。澳门学者也提出，应该在中小学提倡每天读“一分钟孔子”。 　　9月28日，与会代表们前往曲阜孔庙参加了祭孔大典，因此，一些代表对全球各地的祭孔仪式展开了讨论。孔子研究院的孔祥林指出，孔庙遍布于中国、韩国、越南、日本等，中国古代从国家到各级地方政府也都设有文庙，文庙有重要的三重社会公用：崇德、报本、教化。政府通过孔庙教育臣民学习儒家思想，推崇德义，砥砺伦常，加强道德修养。这类文化设施对于一种文化精神的传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今天的社会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和保护。浙江工商大学的赵荣光教授通过考察比较中国曲阜、台北和韩国成均馆孔庙释奠礼，认为孔庙释奠礼应当按博物馆原则再现历史原貌，加强相关制度、礼仪、乐舞、服饰、器物、祭品等一系列具体事宜。在条件具备时，有关方面应向联合国“申遗”。 　　台湾地区的董金裕介绍，古代的祭孔分为“秋祭”和“春祭”，台湾的“秋祭”主要遵循“古礼”，即在礼仪、服装、音乐、舞蹈等方面遵照明代祭孔的规程，并根据时代特点压缩仪式的时间、接纳女性参加祭孔；“春祭”则融进了更多的时代特点，采用年轻人比较能够接受的方式，其主要作用是吸引年轻人走近孔子、接触儒学。 　　一些专家指出，在当下复杂的文化背景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文化也将进一步走向世界，并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人们所理解和接受，从而将把人类带入一个和平、稳定、繁荣、进步的新时代。正像张岱年先生曾经说过的——“盲目的批判孔子的时代过去了，盲目的尊崇孔子的时代也过去了，科学的研究孔子的时代到来了。”孔子是中国的，儒学是世界的。 　　孔子为我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自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一直被历代统治者视作正统学科，以至作为任贤用能的标准，影响延绵数千年至今。 　　子临川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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