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海战期间为什么日军一艘军舰都没有击毁,具体过程是什么样的

黄海海战期间为什么日军一艘军舰都没有击毁,具体过程是什么样的

1894年9月17日午后发生的黄海大东沟海战，是甲午战争中海上战场最激烈的一场战役，也是世界海军史进入19世纪后，空前惨烈的大海战。与战后中国人普遍对邓世昌和“致远”舰的事迹集中关注的情形相似，日本海军在这场海战中也有一个备受关注的事件。

铁甲舰是世界海军发展进入蒸汽时代后出现的主力舰种，因同时具备巨炮和重甲而威名赫赫，当时的海军国家以能装备铁甲舰为傲，一如现代海军对于航空母舰的膜拜。1885年，中国北洋海军获得了德国建造的“定远”、“镇远”号一等铁甲舰，瞬时成为亚洲第一海军，也一度据此控制了东亚制海权。视己身为海洋国家的日本全社会因此产生极大的心理压力，更将中国的铁甲舰视作日本实施“开拓万里波涛”扩张国策的巨大障碍，日本海军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就不断筹谋要打沉中国的铁甲舰。大东沟海战中，日本联合舰队各舰对中国的“定远”、“镇远”号两艘铁甲舰给予集中“关照”，然而竭尽所能也未能实现击沉的战果，甚至还留下了日军旗舰“松岛”上一名重伤的水兵临死前望着岿然不动的“定远”慨叹“‘定远’为何还打不沉”的故事。

唯一让日本海军能够聊以自慰的是，在海战进入到收官阶段的下午5时之后，北洋海军一艘名为“经远”的军舰被其击沉的事件。

迟到120年的疑点

整场大东沟海战中，北洋海军共损失“超勇”、“扬威”、“致远”、“经远”四舰，然而仔细考证各舰的沉没原因便能发现，“超勇”舰事实上是重伤后因为舰上所起的大火愈演愈烈，被火烧沉;“扬威”舰则是重伤后，又被向战场外逃跑的北洋军舰“济远”撞击漏水而沉;中国社会传颂的“致远”舰战沉事迹实际是在向日舰冲锋途中，受伤越来越重，突起爆炸而沉，均不是日本海军直接攻击所致。根据日本海军档案，只有“经远”舰是明确记录的被日本海军第一游击队一直攻击到沉没的中国军舰，更为重要的是，“经远”舰还是一艘被称为“小铁甲舰”的军舰，在没有能打沉一等铁甲舰的情况下，获得了击沉小铁甲舰的战果，也勉强可以拿来彰显国威、军威。

由此，日本海军在关于大东沟海战的叙述中，格外突出的一件战事就是进攻“经远”舰直到其沉没的过程。甲午战争后日本海军官修军史《明治廿七八年海战史》中对于此事就有文辞间十分激动的描写，“不久，‘经远’到了生命最后的时刻，螺旋桨露出在空中旋转，红色的舰底一览无余，我军将士纷纷鼓掌，大喊‘万岁’。”

从大东沟海战结束后，有关“经远”舰被日本海军第一游击队击沉一事，随着日方的叙述而流传开，在一个多世纪时间里包括中国史学界在内，各种关于甲午海战的著述中，但凡涉及“经远”沉没一事，几乎都完全采用源自日本的记载。在为了纪念大东沟海战双甲子而开始的兵棋推演中，有关“经远”沉没情形的史实也依据日本海军档案的记载，但随着120年前的海战以实时再现的方式一点点推演出来的时候，令在场者惊愕的事情便发生了，日本海军引以为傲的第一游击队追击“经远”至沉没这件史实在一个多世纪后被发现存在严重的疑点。

“经远”战史

“经远”号，是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后，清政府为了“大治水师”而向欧洲订造的四艘新式巡洋舰之一。和同批在英国订造的“致远”、“靖远”号穹甲巡洋舰不一样的是，“经远”和她的姊妹舰“来远”是因为北洋大臣李鸿章和时任中国驻德公使许景澄的竭力坚持，而决定在德国定制的装甲巡洋舰，而这也是德国造船工业历史上设计、建造的第一型装甲巡洋舰。

在那时，所谓的装甲巡洋舰与穹甲巡洋舰的区别，在于军舰上装甲的安装方法。略述其大意，穹甲巡洋舰是指在舰内机舱上方的那层甲板上平铺一层装甲板(因为装甲板沿中部全为平面，向左右两舷是斜面，所以称为穹面装甲，简称穹甲)，借以防护从上方击入的炮弹，至于机舱两侧的防护，则指望机舱两旁煤舱里的煤，以及舰体外部的海水来提供防御。而装甲巡洋舰与其防护理念迥异，这种军舰在靠近吃水线部位的舰体舷侧敷设装甲板，可以犹如盾牌一样防卫从侧翼方向击来的炮弹，因为装甲巡洋舰的装甲近似“竖立”的姿态镶嵌在军舰两舷外舰体上，在清末又被中国的一些军事书籍唤作竖甲巡洋舰。又因为这种装甲防护方式类似铁甲舰，于是那时的装甲巡洋舰也便有了“小铁甲舰”的别号。

穹甲、装甲巡洋舰的防护理念各执一端，在没有发生大的战事较量前，当时还无法明确判断孰优孰劣，不过穹甲因为只需要铺设一层甲板，而装甲巡洋舰要在军舰水线外两舷敷设装甲，装甲分量更重，所以相近体量的情况下，装甲巡洋舰一般要显得比穹甲巡洋舰排水量更大，航速较慢。当时西方国家海军主要把巡洋舰投入海上侦察、保护海外殖民地的用途，显然航速快才是巡洋舰应该偏重的性能，不过东方国家因为国力弱，还无法像西方那样只用铁甲舰来进行海战，必要的时候必须以巡洋舰来充当主战任务，此时装甲防护模式和铁甲舰类似的装甲巡洋舰，似乎也就变得更有实用价值，这也是李鸿章竭力坚持要订造这类军舰的重要原因。

德国造的“经远”号巡洋舰于1887年建成，当年9月12日和“致远”、“靖远”、“来远”巡洋舰以及“左队一号”鱼雷艇结伴从欧洲回国，全程由中国官兵驾驶，经过近三个月的跨洋航行，于12月10日抵达福建厦门外海，和丁汝昌率领在彼迎候的大队军舰会合，编入北洋舰队，成为这支舰队最新的主力阵容。担任“经远”首任舰长的是和邓世昌等将领有同窗之谊的福建船政后学堂驾驶班一期毕业生林永升。饶有趣旨的是，北洋舰队对这种德国造的铁甲巡洋舰采取了和英国造的穹甲巡洋舰混编的做法，从此，“经远”的名字便经常性地和英国造的“致远”舰出现在一起。

1894年初夏，甲午中日战争爆发。9月16日包括“经远”在内的北洋海军主力护卫运兵船到达鸭绿江口附近的大东沟一带实施登陆。第二天中午，正在大东沟口外12海里处海面上警戒的北洋海军主力军舰发现了自西南方向而来的日本联合舰队，根据提督丁汝昌之命，原先排列为双列纵队待机阵型的北洋海军主力舰开始变换为称作“夹缝雁行”的作战阵型，北洋海军主力十舰按照每两艘军舰编为一个小队的组合模式，渐渐展开为一个横阵，“经远”仍和“致远”舰编为小队，配置在旗舰“定远”左侧的左翼方向。

当天中午12时50分，大东沟海战打响。北洋海军各舰在战斗爆发后的第一个小时内，竭尽全力想要逼近日本舰队，发起近距离上犹如白刃战般的乱战攻击，用撞角、鱼雷取胜，以此来规避己方火炮射速慢、弹药效能低的劣势。然而日本联合舰队发挥编队航速高的特点，始终保持着和北洋海军的间距，至下午2时之后，北洋海军陷入了被日本联合舰队的本队与第一游击队腹背夹击的境地，战事转入胶着。

下午3时30分左右，北洋海军“致远”舰突出阵列，在向日舰努力冲锋途中不幸战沉，成为大东沟海战中分水岭般的事件，此后北洋海军阵型便出现了“余船星散”的局面。鲜为人注意的是，事实上“致远”舰向日舰冲锋时并非单枪匹马，同小队的“经远”号实际跟随在后，也一起承受了日舰猛烈的炮击，根据北洋大臣李鸿章战后为海军阵亡官弁申请抚恤的奏折称，“经远”舰长林永升就在此期间壮烈殉国，“突中敌弹，脑裂阵亡”。“致远”沉没后，北洋海军“济远”、“广甲”舰向大鹿岛方向浅水区逃跑，“靖远”、“来远”舰为了救火抢险也向这一区域撤逃。和“致远”冲锋时受伤的“经远”在队长舰沉没后，也转舵努力向海战场外撤逃，然而不幸的是，“经远”舰因为处于队末，被日本联合舰队中战斗力最强的杀手组合——第一游击队盯上。下午4时之后，“经远”和尾随“经远”追击的日本第一游击队渐渐离开主战场。此后的时间内第一游击队和“经远”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战斗，在中国方面的档案中只有含混的记载，而日本第一游击队各舰的报告则十分明确，即日本第一游击队追赶上、并击沉了这艘顽强的中国军舰，时间为下午5时30分左右。

庄河沉舰

120年后的9月17日，在威海进行的黄海海战推演活动进入到“致远”舰战沉后的下午3时30分钟后，“经远”舰和第一游击队的情况便开始成为在场众人的关注焦点。

甲午海战当时，留下击沉“经远”第一手记载的就是日本海军第一游击队军官的战后报告，根据日本第一游击队司令坪井航三海军少将战后的报告，当日第一游击队对“经远”的大致追击情况是：

下午4时16分，开始追击“经远”舰。(坪井航三战后的首份报告中误判断为外观和“经远”相同的“来远”舰。)

下午5时，“吉野”等第一游击队军舰猛击“经远”。

下午5时30分，“经远”舰向左倾斜沉没。第一游击队开始向在海战场外浅水区救火的中国军舰“靖远”、“来远”迫近。

下午5时45分，第一游击队接到联合舰队本队旗语信号，向本队靠拢归队。

当时日本第一游击队共有“吉野”、“浪速”、“高千穗”、“秋津洲”4艘军舰组成，4舰的舰长在海战后的报告中也都提及了追击“经远”一事。

第一游击队司令舰“吉野”舰的舰长河原要一海军大佐的报告中描述的情况是：

下午4时16分，开始追击“经远”，当时距离尚远，允许士兵休息和吃零食。

下午4时30分，以14节(海里/小时)航速追击“经远”。

下午4时48分，距离2300-2500米时射击“经远”，“经远”倾斜、冒起黑烟。

下午5时5分，“经远”转向东航行。

下午5时10分，第一游击队后续三舰赶上一起进攻。

下午5时29分，“经远”向左翻沉。

下午5时45分，接到回归本队的信号。

下午6时27分，靠近本队。

“高千穗”舰长野村贞海军大佐的报告称：

下午5时5分，第一游击队各舰集中攻击“经远”。

下午5时37分，“经远”舰向左倾斜沉没。

下午5时40分，接到回归本队的信号。

下午6时35分，接近本队。

“秋津洲”舰长上村彦之丞海军大佐报告称：

下午4时24分，在5000米距离上炮击“经远”。

下午5时，追上“经远”，在3000米距离猛烈对其炮击。

下午5时35分，“经远”沉没。

下午5时47分，接到回归本队信号。

下午6时50分，接近本队。

曾在甲午丰岛海战中击沉中国“高升”号运兵船的日本军舰“浪速”舰长东乡平八郎海军大佐的报告最为简略，有关击沉“经远”如此大事只有寥寥几笔。

下午5时15分，追上“经远”，猛烈炮击。

下午5时39分，“经远”沉没。

下午6时30分，回归本队。

如果仅仅只是看日本各舰的战报，文字间除了能让人发现一些时间节点的记载存在少许差异外，大致记载相同，并觉察不到什么异常之处。但是在推演的沙盘上，追击“经远”一事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要与继续在主战场上作战的中日军舰间发生距离上的关联，站立在俯瞰整个大东沟海战战场的视角再来观察第一游击队追击“经远”这一战场局部，有关这一历史事件上所存在的严重问题便立刻被发现了。

日本防卫省档案所记录了中国军舰“致远”、“超勇”、“扬威”等沉没的大致坐标点，从2013年年末开始在大东沟附近海域进行的水下沉舰考古调查也证实了这些坐标的真实性，由此便基本可以判断出“经远”舰撤离战场时的大致坐标点。更为重要的是，今年在辽宁省庄河黑岛附近海域通过水下考古调查，“经远”舰的船骸准确位置也得以发现。

以“经远”撤离主战场的大致位置起算，到其沉没点之间以直线距离计，接近30海里(50多公里)。日本海军第一游击队当时编队的极限航速为每小时15海里(编队航速以编队中航速最低的军舰的最高航速计)，也就是追击“经远”一事持续将近2小时的时间。而根据第一游击队各舰的报告称，这一过程仅仅只有1小时左右。

假设日本海军第一游击队真的在下午5时30分左右追击“经远”到其沉没，出现在“经远”沉没点附近，那么下午5时45分距离此处约50公里外的联合舰队本队军舰桅杆上挂出的要求第一游击队归航的信号旗根本不可能被观测得到。

这一让人费解的情形唯一合理的解释便是日本第一游击队根本没有追击“经远”直到其沉没，而是在“经远”尚未沉没时就已经脱离接触，改航他处了，为什么在日本防卫省档案中关于大东沟海战北洋海军沉没军舰的坐标记载里，只有“经远”语焉不详，原因可能正源于此。那么由此产生一个新的问题，如何来解释和看待包括坪井航三、东乡平八郎等在内的日本高级军官言之凿凿的战报，甚至于如何来看待这些日本军官此后的官场之途。在甲午战争之后，第一游击队的高级军官出现了界别分明的两类晋升情况，第一游击队司令官坪井航三、“吉野”号舰长河原要一、“高千穗”舰长野村贞都仕途不顺，而在海战报告中对击沉“经远”一事做含混处理的“浪速”舰舰长东乡平八郎、“秋津洲”舰舰长上村彦之丞则明显要运气好得多。

中国有古谚“过犹不及”、“画蛇添足”，以之用在第一游击队击沉“经远”问题上也正恰当。甲午黄海大东沟海战中，中日双方都没有拍摄多少现场的海战照片，最主要的几幅都出自日本军舰“西京丸”上一位轮机军官之手。吊诡的是，在少之又少的黄海海战现场照片中，竟然有一幅第一游击队领队舰“吉野”上拍摄的“经远”沉没前的照片(也是“吉野”舰上这位摄影者拍摄的唯一一幅海战场照片)，拍摄者称画面上一艘冒着浓烟的军舰就是正在下沉的“经远”，而拍摄时间为“经远”沉没时的9月17日下午5时30分，仿佛是对第一游击队击沉“经远”的历史描述不够有信心，专门立此存照。不过细读这张照片，反而又暴露了更多的问题，据称摄于5时30分的这幅照片上，正在向远处的陆地方向航行的“经远”只是一个冒着浓烟的小小物体，可见拍摄时“经远”其实和摄影者所在的“吉野”还存在很大的距离，另外照片上的“经远”虽然是很远处的影像，但可以清晰地看出此时该舰根本没有出现舰体侧倾等现象。这幅照片当是日本第一游击队在追击“经远”的过程中，或者是在放弃追击“经远”时所摄，但为何要将这样一幅照片描述为正在下沉的“经远”，个中用意耐人寻味。“

经远”沉没问题成为甲午黄海海战120年战棋推演的重大收获，证明日本海军在黄海大东沟海战中，实际并没有直接击沉任何一艘中国军舰。“经远”舰最后的航程，很可能是因为舰上中高级军官在此前战斗中几乎全部殉国，在“船行无主”的情况下，舰上幸存的官兵努力将重伤的军舰驾驶到了庄河黑岛附近海岸，自行撞滩，以求人员脱险。这一段不见于中方甲午历史记载中的隐秘史，可能正是为什么民初庄河县志乃至地方传说中竟然有涉及“经远”在该地沉没内容的原因所在。

迟到120年，澄清一段甲午海战中的战场细节，对甲午战争史本身会产生修正，但对于大历史而言并不会有什么大的损益改变。个中耐人寻味的是，“经远”舰沉没事件百多年来沿循着的日本档案占据话语权的现象，而这在甲午战争史研究中并不罕见。

中日甲午战争的过程

这时在清廷内部，以光绪帝为首的主战派占上风。时年慈禧太后六十岁，她盼望从速结束战争，以免耽误她大办庆典，因此倾向和议，但迫于清议，一时尚不敢公然主和。中日甲午战争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阶段进行： 1894年7月25日至9月17日
在此阶段中，战争是在中国境外的朝鲜半岛及黄海北部进行，陆战主要是平壤战役，海战主要是黄海海战。1894年7月下旬，中日两军在朝鲜境内开战。清军在丰岛海面被日军偷袭之后，很快也被在陆上的成欢驿的日军偷袭（详见成欢之战），由于朝鲜政府已被日本控制，叶志超、聂士成等部驻牙山的清军被迫绕道汉城，北撤到朝鲜北部重镇、平安道首府——平壤。毅军以分统马玉昆率五营一队（约2100人），与淮军盛字军以及奉天的奉字练军、盛字练军一起，构成了四大军29营，于8月先期入朝，在平壤与从牙山退回的叶志超、聂士成部汇合，朝廷命叶志超为驻平壤各军总统。
平壤之战是双方陆军首次大规模作战。当时驻守平壤的清军共三十五营，一万五千人；进攻平壤的日军有一万六千多人，双方兵力旗鼓相当。平壤城的地势也非常险要，易守难攻。而且清军还得到朝鲜人民的支持。当时虽然朝鲜政府被强行拉到日本阵营，但朝鲜的平安道观察使闵丙奭积极协助清军作战，甚至连日本推上台的傀儡大院君李昰应都暗中给清军传递情报。 可惜清军并未充分利用这些优势，由于其主帅叶志超指挥失误和临阵脱逃，导致清军失败，以至于影响了整个战局。
日军分四路围攻平壤，兵力分散，由于李鸿章“先定守局，再图进取”的作战方针以及清将叶志超的胆小昏聩，左宝贵等人攻打日军的行动不断遭到叶志超的阻挠，日军遂顺利完成了对平壤的包围。1894年9月15日，战斗在三个战场同时展开：其一为大同江南岸（船桥里）战场。其二为玄武门外战场。其三为城西南战场。在大同江南岸战场，晨三时，日军第九混成旅团在大岛义昌少将的指挥下，首先向大同江南岸清军发起进攻。清军分兵抗拒，重创日军第9旅团。日军中、右两队司令官武田秀山中佐和西岛助义中佐拼命督战，攻陷了左右两翼的堡垒。但随即遭到清军的步炮协同夹击，再遭重创，这一仗日军遭受了重大伤亡，据《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战史》公布的数字，“将校以下死者约一百四十名，伤者约二百九十名”。 中队长级大尉军官被击毙四名，少尉军官被击毙二名。第9混成旅团长大岛义昌少将、第21联队长西岛助义中佐、炮兵第5联队第3大队长永田龟少佐均被击伤。
玄武门为日军的主攻方向，因此集中了优势兵力，由立见尚文少将的第十旅团（又称朔宁支队）和佐藤正大佐的第十八联队（又称元山支队）担任主攻。高州镇总兵左宝贵登玄武门指挥，激战中，左宝贵中炮牺牲，其部下三位营官也先后阵亡，午后二时玄武门遂被日军攻陷。日军向城内推进，遭到清军的奋力抵抗，只得退守玄武门。
在城西南战场，野津道贯亲率日本第五师团本队，于晨七时从平壤西南用炮火掩护步兵冲锋，清军马队进行反击。至中午，野津道贯见难以得手，下令暂停攻击，退回驻地。此时，军总统（总指挥）叶志超贪生怕死，在战局胶着的情况下，竟于午后四时树白旗停止抵抗，并下令全军撤退，日本便在清兵的退路上设下埋伏。当天雨夜，撤退的清军中伏，阵脚大乱，死亡2000人，被俘500余人。平壤之战以清军大败告终。以后6天中，清军狂奔五百里，一路逃至鸭绿江边，于21日渡鸭绿江回国。日军一路高歌猛进，占领朝鲜全境。
黄海海战发生于1894年9月17日，即平壤陷落的第三天，日本联合舰队终于在鸭绿江口大东沟附近的黄海海面挑起—场激烈的海战，这是甲午战争中继丰岛海战后第二次海战，也是中日双方海军一次主力决战。这场战役发生于鸭绿江口大东沟（今辽宁省东港市）附近海面。9月15日上午，北洋水师护送4000余名入朝援军到朝鲜。返航后在大东沟遭遇日军阻截，战斗由此爆发。日本海军在大同江外海面投入战斗军舰则有12艘，包括其全都精华，几乎可以说是倾巢出动。中午开战后，北洋舰队重创日本比叡、赤城、西京丸号诸舰，但北洋舰队中扬威、超勇二舰亦受重创。
黄海海战过程：
1894年9月15日上午，北洋舰队的主力，计军舰10艘，附属舰8艘，在丁汝昌率领下到达大连湾。
凌晨1时，铭军的十个营共四千人分乘五艘运兵船，向鸭绿江口的大东沟进发。
中午，舰队抵达大东沟（今辽宁省东港市），到次日早晨，军队全都登陆。
9月17日上午8时，运兵船卸载完毕。
9时，北洋水师定远号旗舰上挂出龙旗开始返航。
10时23分，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率先发现了北洋水师。便挂出“东北方向发现三艘以上敌舰”的信号旗。
10时30分，北洋水师镇远舰桅楼上的哨兵看到西南方向海面上有几簇黑烟，发现日本舰队。丁汝昌随即命令各舰升火、实弹，准备战斗。
12时05分，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在先，本队在后，呈单纵阵，接近北洋水师。
12时20分，北洋水师在行进中由双纵阵改为横阵，旗舰定远位于中央，其余各舰在其左、右依次展开，舰队呈楔形梯队。同时丁汝昌还发出命令：“各小队须协同行动；始终以舰首向敌；诸舰务于可能之范围内，随同旗舰运动之。”
12时50分，双方舰队相距5300米，北洋水师旗舰定远舰首先开炮。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在距北洋水师5000米处即向左转弯，航向北洋水师右翼。联合舰队航向北洋水师右翼，冒险将舰队暴露于北洋水师阵前。十秒钟后，镇远舰也发出炮弹，紧接着，北洋舰队各舰一齐发炮轰击。三分钟后，日本旗舰松岛舰也开始发炮还击。
12时53分，联合舰队旗舰松岛开始发炮还击。定远主桅中弹，信号索具被炮火所毁（一说因战船老朽发炮时震塌飞桥），在飞桥上督战的丁汝昌身负重伤。
刹时间，双方各舰百炮一齐怒放，硝烟弥漫，海水沸腾。
开战之初，双方的力量对比如下： 名称 火炮/门 鱼雷发射管/架 总排水量/吨 总兵力/人 平均航速/节 北洋水师 195 556 32100 2126 10.2 日本联合舰队 268 568 40840 3916 14.5 其中，日本第一游击队平均航速达19.4节。另据英国海军年鉴统计，当时速射炮的发射速度是原后装炮的六倍，由此计算，日本舰队的火力实际上相当于北洋舰队的三倍。依航行次序，日舰配备情况如下：
第一游击队： 舰名 舰长 排水量/吨 速度/节 主炮/门 “吉野” 河源要一 4216 22.5 150mm速射炮 x 4 “高千穗” 野村贞 3709 18 260mm x2 “秋津洲” 上村彦之丞 3150 19 150mm速射炮 x4 “浪速” 东乡平八郎 3709 18 260mm×2 本队第一群阵： 舰名 舰长 排水量/吨 速度/节 主炮/门 “松岛”旗舰 尾本知道 4278 16 320mm x1 “千代田” 内田正敏 2439 19 120mm速射炮 x1 “严岛” 横尾道昱 4278 16 320mmx1 本队第二群阵： 舰名 舰长 排水量/吨 速度/节 主炮/门 “桥立” 日高壮之丞 4278 16 320mm x1 “比睿” 樱井规矩之左右 2284 13.2 170mm x2 “扶桑” 新井有贡 3777 13 280mm x2 本队左侧： 舰名 舰长 排水量/吨 速度/节 主炮/门 “西京丸” 鹿野勇之进 4100 15 120mm “赤城” 坂元八太郎 622 10.25 120mm 北洋舰队的12艘军舰配备情况如下： 舰名 舰长（管带） 排水量/吨 速度/节 主炮/门 “定远”旗舰 刘步蟾 7335 14.5 305mm x4 “镇远” 林泰曾 7335 14.5 305mm x4 “经远” 林永升 2900 15.5 210mm x2 “来远” 邱宝仁 2900 15.5 210mm x2 “致远” 邓世昌 2300 18 210mm x3 “靖远” 叶祖珪 2300 18 210mm x3 “济远” 方伯谦 2300 15 210mm x2 “平远” 李和 2100 14.5 260mm x1 “超勇” 黄建勋 1350 15 250mm x2 “扬威” 林履中 1350 15 250mm x2 “广甲” 吴敬荣 1296 15 150mm x2 “广丙” 程璧光 1000 17 120mm x3 另外六艘舰艇为炮舰镇南、镇中和鱼雷艇福龙号、左一、右二、右三。
战斗开始不久，北洋舰队旗舰“定远”舰由于下水12年，7年未修，主炮炮塔起火，丁汝昌烧伤，信旗被毁（一说为被日军舰炮击中）。丁汝昌拒绝随从把自己抬入内舱，坚持坐在甲板上督战。可是他也只能鼓一舰士气。日第一游击队4舰利用航速优势绕攻北洋舰队右翼“超勇”、“扬威”，二舰相继被击中起火，退出战斗。日舰“吉野”也被北洋舰队击中起火，但很快被扑灭。13时30分左右，“超勇”沉没，管带黄建勋落水，“左一”鱼雷艇驶近相救，抛长绳援之，黄建勋不就，从容死难，舰上官兵也大部壮烈牺牲。
当日本第一游击队绕攻北洋舰队右翼时，本队也与北洋舰队主力交相攻击。日本军舰“比睿”、“赤城”、“扶桑”、“西京丸”遭到北洋舰队截击。
“定远”、“来远”、“经远”重创日舰“比睿”、“赤城”。“赤城”舰长坂元八太郎阵亡。“西京丸”也受重创。
14时15分左右，日本舰队绕至北洋舰队背后，与第一游击队形成夹击之势。北洋舰队腹背受敌，队形更加混乱。在混战中，北洋舰队一直冲杀在前的“致远”舰受到“吉野”、“高千穗”等的集中轰击，多处受伤，船身倾斜。伊东祐亨令第一游击队救援“赤城”、“比睿”。“吉野号”冲在最前面，正遇上全身着火的“致远”舰。邓世昌见吉野恃其船捷炮利，横行无忌，愤而说道：“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集事。”决意与之冲撞，同归于尽。邓世昌毅然全速撞向日本主力舰“吉野”号右舷，日本官兵见状大惊失色，集中炮火向致远射击，致远舰右侧鱼雷发射管被击中，引起大爆炸，3时30分，以右舷倾斜，在东经123度34分，北纬39度32分的黄海海面上沉没。全舰官兵除七名遇救外，其余自邓世昌以下全部壮烈殉国。（此说法目前最接近事实，致远舰冲向吉野号，有可能就是为了使用鱼雷攻击。也有另外的说法是致远舰是被日舰火炮击沉，战前北洋水师已经把鱼雷抛入海中。）
“经远”继续迎战“吉野”，遭吉野、浪速、秋津洲、高千秋四舰围攻，中丛弹起火，全舰奋勇抗御，经远全舰将士“发炮以攻敌，激水以救火，依然井井有条”。经远舰以一敌四，拒战良久。激战中，管带林永升不幸“突中炮弹，脑裂阵亡”，帮带大副陈荣和二副陈京莹也先后中炮牺牲。最后在浪速、吉野、秋津洲、高千秋的围攻下经远舰中弹累累，不久，“左舷舰首向水中沉下”，在东经123度40分7秒，北纬39度51分海面上，舰首向东，左舷倾覆而沉没。全舰官兵二百余人，除十六人遇救外，其余全部阵亡。
“致远”沉没后，“济远”管带方伯谦、“广甲”管带吴敬荣，临阵脱逃（方伯谦等是否临阵脱逃，有不同看法）。“靖远”、“来远”因中弹过多，退出战斗，避至大鹿岛附近紧急修补损坏的机器。
定远、镇远两舰浴血奋战，中弹甚多，几次起火。
下午3时30分，镇远舰的30.5公分大炮连续击中日本旗舰“松岛”号二次。松岛后甲板四号炮塔中弹后，火焰引发炸药，发生了大爆炸。松岛船轴倾斜5度，冒起白烟，火灾大作。
不久，靖远、来远抢修完毕，重新投入战斗。日本军舰赤城、比睿、西京丸负伤，旗舰“松岛”情况也不容乐观，“吉野”、“扶桑”也受了伤，又见北洋舰队重新集队，伊东祐亨便于17时40分左右下令撤出战场。
北洋舰队稍事追击，也收队返回旅顺。历时5个多小时的黄海海战到此结束。
黄海海战历时5个多小时，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为近代世界海战史上远东战区所罕见。
海战的结果：北洋舰队损失“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广甲”逃离战场后触礁，几天后被自毁）5艘军舰，死伤官兵千余人；日本舰队“松岛”、“吉野”、“比睿”、“赤城”、“西京丸”5舰受重创，死伤官兵600余人。此役北洋水师虽损失较大，但并未完全战败。然而李鸿章为了保存实力，命令北洋舰队躲入威海港内，不准巡海迎敌。日本夺取了黄海的制海权。
黄海海战进一步揭露出了清朝的腐败无能，北洋水师建立之初，舰队在火力和整体吨位上远超当时的日本海军，日本海军的制定扩充海军计划，为筹集经费，天皇甚至从后宫经费中拨款给海军，而清廷则十年不添一舰一炮。大清水师军舰陈旧落后，虽然海军训练程度未见得低，但军械日渐落后。日本海军加紧训练，军舰保养好，在自主造舰的同时，向英国皇家海军购置新舰，学习经验。在海战开始前，北洋水师军舰老旧，锅炉破损，舰炮使用穿甲弹，射速慢，威力不足。而日本海军训练有素，装备了大批的新式战舰，使用大口径火炮，并装备了速射炮，开发出了新型的炮弹，在总体吨位上也超过了北洋海军，在海战上有了极大的优势。
黄海海战的时长。1894年9月17日12点50分海战打响，至下午5点半结束。中国30年洋务运动的自强成果，就在这4个多小时中灰飞烟灭。 从1894年9月17日到11月22日。在此阶段中，战争在辽东半岛进行，有鸭绿江江防之战和金旅之战。
鸭绿江江防之战开始于10月24日，是清军面对日军攻击的首次保卫战。当时部署在鸭绿江北岸的清军共约28000人。清朝任命宋庆为诸军总统，节制各军。日军进攻部队是山县有朋大将统率的第一军，包括桂太郎中将的第三师团和野津道贯中将的第五师团，共30000人。双方兵力不相上下。但是，宋庆虽负节制诸军之名，各路清军实则不服调度，而且平壤新败，士气不振，将领多无抗敌决心。日本则士气高昂，野心勃勃，日方发布由间谍宗方小太郎起草的《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檄文，对满清展开政治攻势，扬言要直捣北京，让清朝皇帝“面缚乞降”。之后的战况遂可想而知。
日军先于九连城上游的安平河口泅水过江成功。当夜，日军又在虎山附近的鸭绿江中流架起浮桥，清军竟未觉察。10月25日晨6时，日军越过浮桥，向虎山清军阵地发起进攻。清军守将马金叙、聂士成率部坚持抵抗，因势单力孤，伤亡重大，被迫撤出阵地。日军遂占领虎山。其他清军各部闻虎山失陷，不战而逃。26日，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九连城和安东县（今丹东）。在不到三天内，清朝重兵近三万驻守的鸭绿江防线竟全线崩溃。
金旅之战也开始于10月24日，至11月22日旅顺口陷落，这是甲午战争期间中日双方的关键一战。日本第一军进攻鸭绿江清军防线的同一天，大山岩大将指挥的第二军两万五千人在日舰掩护下，开始在旅顺后路上的花园口登陆。由于李鸿章一心要保旅顺港，清军便没有在此处设防。日军的登陆活动历时十二天，清军竟坐视不问，只有当地的农民自发抗击日本军，暂时拖住了日军的行动。11月6日，日军击溃清军连顺、徐邦道等部，进占金州（今辽宁大连市金州区）。7日，日军分三路向大连湾进攻，大连守将赵怀业闻风溃逃，日军不战而得大连湾。日军在大连湾休整十天后，开始向旅顺进逼。当时旅顺地区清军有七统领，道员龚照玙为前敌营务处总办，有“隐帅”之称，共辖33个营，约13000人。18日，日军前锋进军土城子，徐邦道的拱卫军顽强抗击，次日，龚照玙竟置诸军于不顾，乘鱼雷艇逃往烟台。19日，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三统领也先后潜逃。1894年11月21日，日军向旅顺口发起总攻，次日，号称“东亚第一要塞”的旅顺陷于日军手中。日军攻陷旅顺后，即制造了旅顺大屠杀惨案，4天之内连续屠杀中国居民，死难者最高估计达2万余人。
随着清军节节败退，在清廷内部，主和派已占上风，大肆进行投降活动。旅顺口失陷后，日本海军在渤海湾获得重要的根据地，从此北洋门户洞开，北洋舰队深藏威海卫港内，战局更是急转直下。 威海卫之战是保卫北洋海军根据地的防御战，也是北洋舰队的最后一战。其时，威海卫港内尚有北洋海军各种舰艇二十六艘。1895年1月20日，大山岩大将指挥的日本第二军，包括佐久间左马太中将的第二师团和黑木为桢中将的第六师团，共两万五千人，在日舰掩护下开始在荣成龙须岛登陆，23日全部登陆完毕。30日，日军集中兵力进攻威海卫南帮炮台。驻守南帮炮台的清军仅六营三千人。营官周家恩守卫摩天岭阵地顽强抵抗，最后被歼灭。日军也死伤累累，其左翼司令官大寺安纯少将被清军炮弹打死，这是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唯一阵亡的将军。由于兵力悬殊，南帮炮台终被日军攻占。2月3日，日军占领威海卫城。威海陆地悉数被日本占据，丁汝昌坐镇指挥的刘公岛成为孤岛。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曾致书丁汝昌劝降，遭丁汝昌拒绝。5日凌晨，旗舰定远舰中雷搁浅，仍做“水炮台”使用。10日，定远弹药告罄，刘步蟾自杀。11日，丁汝昌在洋员和威海营务处提调牛昶昞等主降将领的胁迫下，拒降自杀。洋员和牛昶昞等又推署镇远管带杨用霖，出面主持投降事宜，杨用霖最终自杀。12日，由美籍洋员浩威起草投降书，伪托丁汝昌的名义，派广丙管带程壁光送至日本旗舰。14日牛昶昞与伊东佑亨签订《威海降约》，规定将威海卫港内舰只、刘公岛炮台及岛上所有军械物资，悉数交给日军。1895年3月17日，日军在刘公岛登陆，威海卫海军基地陷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辽东之战持续的时间很长。自日军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后，连占凤凰城、岫岩、海城等地。大清国调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授以指挥关内外军事的全权，并任命湖南巡抚吴大澄和宋庆为帮办，以期挽回颓势。从1895年1月17日，清军先后四次发动收复海城之战，由于指挥不力，皆被日军击退。2月28日，日军趁胜追击，从海城分路进攻，3月4日攻占牛庄，7日不战而取营口，9日又攻陷田庄台。仅十天时间，清朝百余营六万多大军便从辽河东岸全线溃退。

甲午海战的黄海海战——中国鱼雷艇痛失良机

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军在丰岛海面对中国海军的护航舰队和运输船发动了突然袭击。8月1日，中日正式宣战，甲午海战爆发。1个多月后，中日海军主力在黄海大东沟海面遭遇，进行了一场海上大战，史称黄海海战。
9月16日凌晨，北洋水师18艘舰艇组成护航舰队，护送5艘运兵船从大连湾出发，前往大东沟登陆，增援在平壤的中国守军。“福龙”、“左队一号”、“右队二号”和“右队三号”4艘鱼雷艇参加了护航任务。
当天下午，舰队和运兵船平安驶抵大东沟口外，“福龙”等4艘艇与“镇南”、“镇中”2艘炮舰护卫运兵船人口，连夜登陆。“平远”、“广丙”2艘巡洋舰停泊在大东沟口外担任警戒，其余10艘战舰在口外12海里处锚泊，以防日舰偷袭。
17日上午10时，在大东沟口外锚泊的各舰发现了前来搜寻北洋水师的日本联合舰队。12时50分，双方正式开战。北洋水师以10艘战舰迎击日本联合舰队的12艘军舰，无论是军舰的数量、吨位还是军舰的航速和火力，都处于劣势，加之仓促应战，队形散乱，特别是刚刚开战舰队便失去指挥，导致北洋水师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的境地。
当时，日本联合舰队的6艘鱼雷艇没有能够随舰队前来。北洋水师有4艘鱼雷艇，占有绝对优势，本应对敌舰队构成很大的威胁。但遗憾的是，北洋水师的鱼雷艇没能在海战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战斗打响后，停泊在大东沟口外的“平远”、“广丙”2艘巡洋舰和“福龙”、“左队一号”2艘鱼雷艇前往增援。它们加入战斗后，首先围攻日军的“西京丸”号。
“西京丸”是日本的一艘巡洋舰，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中将此时正坐镇该舰。由于“西京丸”火力较弱，又在混战中失去主力战舰的保护，结果多处中弹，船舱进水，舰上燃起大火，信号装置和蒸汽舵也遭到破坏，只得使用人力操舵。
2时40分，“西京丸”发现“左队一号”艇与“平远”、“广丙’向其冲来，便立即集中火力向“左队一号’射击。在“西京丸”4门速射炮的拦击下，“左队一号”被迫规避。
“平远”、“广丙”2舰奋勇前进至“西京丸”右舷500米处猛轰敌舰。正当“西京丸”进行顽抗时，“福龙”号鱼雷艇突然从浓烟烈火中冲出，向其发起了攻击。
3时05分，“福龙”在距“西京丸”约400米处，发射了第一枚鱼雷，从其右舷擦过，未能击中。“西京丸”被迫做躲避航行。“福龙”稍作调整后，又发射了第二枚鱼雷，但仍未能击中目标，鱼雷在距敌舰不足5米处再次从“西京丸”右舷擦过。
随后，“福龙”继续向“西京丸”迫近，艇上的速射炮不停向敌舰猛烈射击。“西京丸”仍在进行抵抗，炮弹不断从鱼雷艇上方飞过。“福龙”向右转舵，从“西京丸”左舷约40米处通过时，由舷侧鱼雷管发射了第三枚也是最后一枚鱼雷，准备给敌舰以致命一击。“福龙”号艇长蔡廷干在战后的报告中写到：当时大家都以为“此次定中无疑”，艇上官兵有的甚至开始欢呼起来。
正在“西京丸”上与6名军官一起观战的桦山资纪中将见鱼雷飞驰而来，已近在咫尺，无法躲避，不禁失声大叫：“啊!我命休矣!”随后便默然无语，听天由命。
然而，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过去了，鱼雷却没有爆炸。双方都大惑不解。直到7，8分钟后，鱼雷才出现在“西京丸”右方的海面上，接着又沉入水中。
原来，这枚鱼雷竟鬼使神差般地从军舰底部穿了过去!
侥幸不死的“西京九”此时被吓得丧魂落魄，慌忙逃出战场，向南败去。
“福龙”号发射的鱼雷为什么会从军舰底部穿过呢?据战后日方分析，鱼雷在发射后会一度较深地下沉，前进一段距离以后才浮出，触及战舰爆炸。由于“福龙”号距离“西京丸”太近，鱼雷下沉时恰好从军舰的底部通过，才使“西京丸”逃脱。也有学者认为：可能是由于“福龙”号转舵之际，船体向一面倾斜，舷侧鱼雷深入水中所致。
据记载，“左队一号”也在海战中发射了全部鱼雷，但未见史料有击中敌舰的描述。日本各舰的战斗报告也没有这方面的记录，只有“左队一号”营救落水官兵的记载。
经过近5个小时的激战，中日海军已厮杀得筋疲力尽。17时40分，日军见天色已晚，由于十分惧怕遭到中国鱼雷艇的袭击，便首先脱离战场，退往朝鲜西海岸的临时锚地。此后中国军舰重新集结，尾追日舰数海里，因相距太远，后转舵返回旅顺。
北洋水师在这场大海战中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先后损失了5艘军舰，日军也有数艘战舰遭受重创。
“福龙”号鱼雷艇在近距离连发三雷，未能将已经多处受伤的“西京丸”击沉，痛失良机，十分遗憾。
北洋水师鱼雷艇未能在海战中取得战果，部分原因是当时运用鱼雷艇作战的技术和战术不够熟练。但主要的原因是中国鱼雷艇官兵平时管理混乱，训练不够，技战术水平较低。战前，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中将就曾警告说：“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污秽狼籍，使或海波告警，业已无可驶用。”黄海海战应验了他的预言。

分析中国在黄海战役失败的原因,越详细越好!

黄海战役也是甲午战争 1895年3月，甲午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一个71岁的老人，中国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东渡日本，作为清朝政府的特命全权大使，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日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规定：（一）中国承认朝鲜独立。（二）中国向日本割让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三）中国赔偿军费白银2亿两（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3000万两共2.3亿两）。以及新开通商口岸，增加内河航线等共11款。甲午战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从此走向更深重的灾难。巨额战争赔款相当于全国3年的财政收入，清政府根本无力承受，只能向英法德俄列强贷款，不但利息很高，还要以海关、税收、财政的管理权作抵押。大面积割让国土直接导致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战后的几年里，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长城以北属俄，长江流域十省属英，山东属德，云南、两广属法，福建属日。而美国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则打着“利益均沾”的旗号，以支持日本为主要手段，谋求在中国的更大权益。战后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跳板，中国东北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台湾被日本割占，使数百万同胞离开祖国的怀抱，饱受欺凌50多年。

日本是战争的最大受益者，得到了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2.3亿两的赔款。这笔巨款相当于日本当时7年的财政收入，日本朝野对此欢欣鼓舞，外相陆奥宗光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之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几亿日元，本国全部收入只有8千万日元，一想到现在会有3亿5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和私人都觉得无比的富裕！”战后，日本经济和军事实力飞速扩张，为其在上世纪30年代大举侵华埋下伏笔。总之，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国近代的反侵略战争中，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响最深，后果最重，教训最多的一次战争。正因为如此，重新学习、研究这段历史，也最具现实意义，这里最重要的是分析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的原因，总结、汲取其中的教训。

长期以来，一些论者从力量对比的角度分析问题，认为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是日本及其支持者实力强大，中国不具备赢得反侵略战争的条件，由此强调落后就要挨打，必须奋发图强，提升国力，才能最终立于不败之地。这个观点自然有其积极意义，但就甲午战争而言，仅作此分析还嫌不够，也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存在一定的片面性，甚至容易陷入“武器决定论”的误区，应该进行更全面、更准确的分析。

实际上，当时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并不比日本差，从经济上看，甲午战前日本的重工业还比较薄弱，轻工业中也只有纺织业比较发达。钢铁、煤、铜、煤油、机器制造的产量都比中国低得多。当时日本共有工业资本7000万元，银行资本9000万元，年进口额1.7亿元，年出口额9000万元，年财政收入8000万元，这些指标除了进口量与中国相当外，其它都低于中国，说明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和中国一样并不强盛。从军事上看，日本在甲午战前的一二十年里，竭全国之力提升军事实力，尤其重视海军建设，到1893年，拥有军舰55艘，排水量6.1万吨，与中国海军主力北洋舰队相当（中国还有广东、福建水师）。日本常备陆军22万人，总兵力不到中国的一半，武器装备也相差不大。很显然，中日军事力量对比，不像鸦片战争时大刀长矛对坚船利炮那样悬殊，有的方面如海陆军总量中国还略占优势。也就是说，甲午战争中国之败，并不是败在军事力量上。

那么，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应该从中汲取哪些教训？这对我们今天维护国家安全和加强国防建设有哪些借鉴呢？

一、对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缺乏预见，准备不足，是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

十九世纪后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转变，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必然引起对殖民地更加激烈地争夺。列宁分析道：帝国主义列强“除了对已经被分割了的世界来作周期性的再分割以外，争夺半独立国的斗争就不免要特别紧张起来。”于是，地大物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便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眼中的一块肥肉。从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从来没有停止过，但1884年中法战争后，由于列强之间忙于争斗，相对平静了大约10年，中国政治家的神经松弛了一些，在人们对西方列强的“友善”感到庆幸的时候，东边的一个邻国正在虎视眈眈。

日本在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得到较快发展，与封建的武士道精神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军国主义怪胎，极具扩张性和掠夺性。

侵略并战胜中国，是近代日本的既定国策。早在1855年，日本的改革派政治家吉田松阳子就主张：“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当开拓虾夷。晓喻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吉田的这一思想，对他的弟子，后来成为日本政要的伊藤博文（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参议院议长）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日本政治家的主流思想。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奠定了大陆政策，大臣田中义一在奏折中说：“明治大帝遗策是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满蒙，第四期征服支那，第五期征服世界。”如果说这些议论还是一个“蓝图”，到了1887年就非常具体了。日本政府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进攻的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舟山群岛。7年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时间表和路线图发动侵略战争，并几乎达到了全部目的。

日本在几十年里将上述国策一以贯之，进行各方面的充分准备，前后实施了8次《扩充军备案》。甲午战前的几年，平均年度军费开支高达总收入的31%。1887年天皇下令从皇室经费中挤出30万元作为海军补助费，这笔钱虽然不算很多，但表达了最高统治者的决心，势必对全国产生很大激励。果然，在天皇的感召下，全国富豪纷纷捐款，一年就有100多万元。这不仅增加了军费，也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日本一面扩军，一面派出大批间谍在中、朝活动，在甲午战前绘成了包括朝鲜和我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渤海沿线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条道路的详图。日本就像一架制作精良的战争机器，时刻不停地运转着，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与之相比，清政府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就显得很不到位，对遭受侵略缺乏应有的预见和警惕。

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祯，台湾巡抚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不以倭人为意”。对国防负重要责任的李鸿章也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清醒的状态下，迎来了一场命运攸关的战争。

甲午战争开端于朝鲜。19世纪后期，朝鲜一直是国际政治力量角逐的重要舞台，也是中日关系的一个热点。日本不仅要在朝鲜争夺权益，更将其视为侵略中国的前沿阵地，一直在寻找机会，1894年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当时朝鲜发生内乱，朝鲜政府请求中国派兵支援（历史形成朝鲜当时是中国的藩属）。就在中国向朝鲜派兵时，日本军队也大举入朝，战争拉开了序幕。这时日本还打着保护在朝侨民的旗号，照会中国政府“日本政府必无他意”。实际上，正如外相陆奥宗光所说：“发动战争的决心，在帝国政府派遣军队于朝鲜时，业已决定。日本假借这个好题目，是为了索性借此时机促成中日关系的破裂。”6月2日，日本组成战时大本营；6月9日，日军在仁川登陆，随即进占汉城。还如陆奥宗光所说：“在军事上一切皆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直到这个时候，清政府对一触即发的战争形势仍然未有准确的判断，还寄希望于中日双方同时撤军。李鸿章给在朝陆军的指令是：“彼断不能无故开战，切勿自我先开衅。”给北洋海军的指令是：“日虽添军，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应令静守。”李鸿章认为：“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谁先开仗谁先理诎，此万国公例。”

为了外交上的主动，避免先开第一枪，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要紧的是不能因为抱有幻想而不作切实的临战准备，使敌军从容调兵遣将，占据险要。直到日军将中国在朝部队围困于牙山时，才匆忙派兵从海上增援，已经为时太晚，完全来不及了。导致陆军在牙山大败，仓皇退守平壤。海上运兵也遭到日本海军伏击，运兵船被击沉，近2000名将士葬身海底。紧接着平壤战役也因为漫无准备而惨败，遭受重大损失，残军一口气溃退500余里，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战争刚刚开始就蒙上了失败的阴影。

朝鲜战场的失利，极大地影响了我军的士气，助长了敌人的气焰。战争往往就是这样，一方有备而一方无备，就会必打、早打、大打；而被侵略方如果头脑清醒，准备充分，毫不示弱，针锋相对，对侵略者必然产生威慑、遏制作用，就有可能改变战争进程，甚至把战争中止于初起阶段。但是，中国丧失了这个机会。其根源就在于对侵略战争缺乏预见性而放松了警惕，造成战前缺乏准备，初战举措失当，这是甲午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也是需要认真汲取的深刻教训。

二、一味依靠外国调停，没有把立足点放在自身力量上来，是战争失败的外部原因

朝鲜战场的失利，虽然造成了一定的被动，但还没有影响全局。这时候，清政府如果能认清形势，坚定地投入反侵略战争，并采取正确的战略，一定能够挫败敌人的进攻。可惜中国最高统治者中掌实权的慈禧太后、奕等都是主和派，李鸿章也坚决主张“羁糜为上，力保和局”。从战争开始到失败投降，他们一直致力于争取英俄德法美等国家的调停，以达到求和目的。

外交和军事一样，都是国家政治行为的重要手段。李鸿章想利用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遏制日本，解除中日军事对峙，用心可以理解。但他显然对列强干预成功的可能性期望太高了，过分依赖外交斡旋而放松了军事努力。他认为“列强必有区处，必有收场”，命令部下“静守勿动”，“保舰勿失”，既殆误了军机，又影响了士气。

李鸿章首先请求英国调停，他考虑英国在华既得利益最多，日本侵华“英人必不答应”。但没有想到英国和日本已经在背后进行了交易，英国照会日本：“中国之上海为英国利益之中心，故须日本政府承认不在该港及附近为战争的运动。”当日本政府承诺英国在长江流域的权益不受影响时，英国不但放弃干预，还与日本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以示支持。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说：“这个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中国的大军还远为有利。”英国甚至对日军击沉本国商船事件保持沉默。就这样，中国被英国出卖了。

李鸿章转而请求俄国干涉，因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主要在东北，与日本有利益冲突。但这时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尚未修通，在远东争夺的筹码还不够，并不想和日本闹翻，只是进行了一番口舌之争了事。担任中国税务司长的英人赫德这样评价：“俄国人在天津挑逗了一番，过了两个星期忽然又推卸了，李鸿章讨了老大一场无趣。”清政府还请求德、法两国调停，那更是徒劳无益，白白浪费时间。

英俄德法调停落空后，李鸿章还异想天开地寄希望于美国调停。伪善的美国回复说：“美国抱严正的中立态度，只能用友谊的方式影响日本。”实际上美国并不是什么中立的态度，而完全是倒向日本的。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公然说：“战争是中国坚持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引起的，过在中国。”美国驻华代办田夏礼说：“应该让战争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如果干涉带来和平，那种和平是不能持久的。惟有使用武力才能使这个国家和世界融洽共处，只要清皇朝不致受到威胁，中国的战败倒是一个有益的经验。”田贝还写信给李鸿章：“彻底放弃求得干涉的念头，背向欧洲列强，面向日本。”这里的面向日本，不是指赢得战争，而是求和投降。美国在支持日本侵华的路上远比其他国家走得远，给日本提供军事贷款，派遣军事顾问，运送军用物资，包庇日本间谍，甚至允许日本军舰挂美国国旗蒙蔽中国海军。美国把日本作为它在远东的小伙计，而日本敢于悍然发动战争，也是有恃于美国作为后台老板。正如列宁在甲午战前所分析的：“日本有可能掠夺东方的亚细亚国家，但是没有其他国家的帮助，他就不可能有任何独立的财政及军事力量。”

列强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经常会有一些矛盾，但在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加深中国殖民地化程度，以攫取更大利益方面是一致的。这是列强的基本立场，对此务必保持清醒头脑。但清政府和李鸿章显然见不及此，对列强“主持公理”抱有过大的期望和幻想。实际上列强的公理只是一种伪善，他们真正信奉的是利益和强权。列强早已看清日本稳操胜券，必然会倒在日本一边。赫德道出了实情：“所有国家均向中国表示同情，并说日本这样破坏和平是不对的。但没有一个国家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帮助中国。”列强十分清楚，日本战胜中国他们都可以分一杯羹，战后的情况正是这样，列强利用“最惠国待遇”“利益均沾”“门户开放”的强盗条约都得到了很多好处。

一味求助别人，而松懈自己，放纵敌人，在战争中实为大忌，无疑是取祸之道。陆奥宗光幸灾乐祸地说：“清政府自始即采取求欧洲列强干涉，速行中止中日战争之政策，李鸿章屡求各国代表援助，且电训其驻欧洲各国之使臣，使直接哀求各驻在国之政府，中国政府不顾污辱自国之体面，一味向强国乞哀求怜，自开门户，以迎豺狼。”于是，日本加紧进攻以求速战速胜，而中国则在一次又一次的调停中丧失时间和机会，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在大小几十次战役中，没能组织一次像样的抵抗，正如礼部侍郎志锐所说：“我愈退则彼愈进，我愈让则彼愈骄，彼则着着占先，我则面面受制。”不但外交上毫无进展，军事上也彻底失败，海陆军主力损失殆尽，最后只能投降求和。

清政府的主战派也看出了问题，光绪皇帝下谕旨说：“他国劝阻，亦徒托之空言，应预筹战守之计。”朝臣责备李鸿章，“观望迁延，寸筹莫展，一味因循玩误，险要之地，拱手让于外人。”说得当然很对，但也没有什么用处。李鸿章上边还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还有军机处，还有慈禧太后老佛爷，都是主和派，而主战派光绪皇帝、翁同和等没有任何实权，只能是干着急，空喊而已，拿不出实际的办法。到了军事上绝望的时候，他们也只能同意进行投降的求和。

历史证明，一些小国依附大国尚可在夹缝中谋求生存，但大国此路不通。庞大而虚弱的中国，如果不能自强自立，把反侵略战争的立足点放到自身力量上，就会成为被宰割的对象。要想求得和平，只有良好的愿望是不行的，靠别人也是靠不住的，必须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个道理，连改良派思想家梁启超也看得很清楚，他说：“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以制某国为主。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必有我可自立之道，然后可以致人而不致于人。”是的，战争不相信眼泪，弱国无外交，战场上如果没有胜算，谈判桌上肯定什么也得不到。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充分证明了这个真理。

三、信奉“武器决定论”是战争失败的思想原因

近代战争中，武器装备的作用远比古代更为重要。在晚清的政治家、军事家中，李鸿章特别重视武器装备。由于他的大力倡导和运筹，推动了洋务运动，组建起北洋海军和新式陆军，有利于提升军事实力。但因为李鸿章把武器作用极端化、绝对化，由“武器决定论”导致悲观情绪和失败主义。

朝鲜战场失利，李鸿章在向朝廷汇报时陈述他的观点：“凡行军制胜，海战惟恃船炮，陆战惟恃枪炮，稍有优绌，则利纯悬殊。海军快船快炮太少，仅是守口，实难纵令海战。平壤之败，因由寡众不敌，亦因器械之相悬，并非战阵之不力。海战之艰危，较陆军尤甚。海上交战，以船行之迟速，船之新旧，炮之大小分强弱。我国快船不敌，故海上交锋，恐非胜算。赶紧设法添购，亦不济急。”李鸿章的结论是“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强于我”。所以中国的武备“平内乱有余，御外侮不足。”李鸿章此论一出，立刻就有朝臣对他予以反驳：洋务运动搞了30年，花费了国家巨额资金，为何尚不能一战，与英法德俄不等相抗也还罢了，为何连日本都不能一搏呢？光绪皇帝十分恼怒，训斥李鸿章“怯懦规避，偷生纵寇”，要求北洋海军集中兵力，迅速出战。但李鸿章不为所动，仍然坚持“北洋千里，全资屏蔽，实未敢轻于一掷”。命令海军“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

战争的胜负决定于军事力量对比，这是一般规律。以弱胜强，以少胜多需要特定的条件，不是普遍现象。但在军力相当的情况下，胜负又取决于什么呢，这就不是唯武器论所能解释的了。作为战争的主要指挥者来说，头脑中打不赢的阴影必然会对战局产生消极影响，这也是部队士气低落，一味溃败的原因之一。

甲午战争无论从总体上还是从主要战役来看，都不是败在军事力量对比和武器装备优劣上。以黄海海战为例：

1894年9月17日，中日海军主力在黄海靠近中朝边境的大东沟一带海域相遇，一场震惊中外，对甲午战争进程产生深刻影响的大海战爆发了。投入这次海战的中日舰队实力如下表：

军舰总数 鱼雷艇数 铁甲舰 半铁甲舰 重炮 轻炮 排水量 中国舰队 14 4 6 0 21 141 3.5万吨 日本舰队 1201 2 11 209 4.1万吨

可以看出，双方舰队的实力不相上下。北洋舰队的优势是铁甲舰和重炮较多，其中定远、镇远两艘主力舰无论装甲、吨位、火炮口径都是当时世界领先、远东一流的战舰。日本舰队的优势是舰速较快、机动性强。单纯从军力上看，中国舰队还略占优势，但海战的结局却是相反。北洋舰队被击沉5艘军舰，受到重创；而日本舰队未失一舰，只有几舰受伤。黄海海战的胜利使日本举国上下欣喜若狂，天皇颁布敕令嘉奖有功官兵，还亲自谱写军歌《黄海的大捷》，歌中唱道：“忠勇义烈之战，大破敌之气势，使我国旗高照黄海之波涛。”而北洋舰队在此之后更不敢出海作战，完全失去应有的战略作用。

北洋舰队黄海战败的直接原因有如下几点：一是指挥失当。本来预定的迎战队形是双列纵队，但逼近敌舰时成了散漫的雁形横列队。其原因有两种说法，一说挂错信号旗，二说部分军舰未能及时到达预定位置。开战不久，旗舰定远年久失修的舰桥被本舰火炮的后坐力震坍，海军提督（北洋舰队司令）丁汝昌从舰桥上跌落负伤，不能继续指挥战斗，而他事先又没有指定代理指挥者，这个致命的疏漏使中国舰队一开始就失去统一指挥。紧接着信号旗也被击毁，旗舰与舰队的联系中断，各舰只能各自为战，陷于混乱。二是有的将领贪生怕死，临阵脱逃。在激战中，致远、经远二舰不幸被敌军击沉，济远、广甲、扬威三舰惊恐万状，仓皇逃窜，济远还可耻地挂起白旗。不但削弱了战斗力，还严重地扰乱了军心。4艘鱼雷快艇有3艘慑于敌威，一直躲在远处不敢参战，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三是炮弹不足，质量不好。这次战斗只打了5个小时，但竟然不可思议地发生了炮弹不够的情况，定远和镇远的主炮炮弹全部用光。炮弹质量也有问题，有的打不响，有的“中敌船而不裂”。黄海战前半个月，赫德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说：“当前的难题是军火，北洋舰队有药无弹，有弹无药，汉纳根（北洋舰队的英国顾问）已受命催办弹药，他想能凑够打几个小时的炮弹，以备作一次海战，在海上拼一下，迄今无法到手，最糟的是他恐怕永远无到手的希望了。”四是军事技术水平低下。北洋舰队的一艘鱼雷快艇在距离敌舰西京丸号40米处发射鱼雷，竟然未能命中（鱼雷从舰底一米处划过），使敌舰逃逸，而日本海军部长桦山资杞正在此船上督战，失去了绝好的歼敌机会。

黄海之战虽然失利，但相比还算是甲午战争中打得最好的一仗，其余大部分战役、战斗，要么一触即溃，要么望风而逃，根本不是武器优劣、装备好坏、兵员多少的问题。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给本国政府汇报时说：“中国军队虽然在数量上较日本有相当的优势，但训练方面尤其是管理方面远不及日本。无远见和缺乏军事知识的中国当局，将面临着海军舰队被彻底摧毁的危险。”事实证明这个英国人确有见地。

军队战斗力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直接因素，但战斗力的强弱不仅决定于武器装备，还有军队的指挥、管理、训练、精神状态，战略和战术等。甲午战争的情况也是这样，把战败单纯归于武器装备说不过去，是一个长期形成的认识误区。

四、放弃和丧失制海权是战争失败的战略原因

毛泽东同志说过：“办法是跟着方针来的，方针是不抵抗主义的时候，一切办法都反映不抵抗主义。”清政府避战求和，消极防御的指导思想，突出表现在忽视和放弃制海权的战略失误，这是甲午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近代战争中，掌握制海权非常重要。所谓制海权，简单地说就是能使自己一方在一定的海域自由航行而使敌方不能自由航行。能否掌握制海权取决于海军的实力和正确的战略。甲午战争的制海权主要指黄海海域。黄海关系到三个半岛，即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海上交通，所以黄海的制海权至关重要。

甲午战争的主战场在朝鲜、中国一侧，日军属于跨海作战，补给线很长，必须从海上运输。中国虽是内线作战，但扰乱和切断敌军的海上交通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措施。因此，集中海军主力，寻找有利时机主动出击，必要时进行决战，对敌方海军形成遏制，不但是必要的，当时也有这个力量和可能。1893年，中国海军居世界第9位，排在英、德、法、俄、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之后，美、日之前。如果战略正确，指挥得当，应该能够取得一定的胜利，收到很大的效果。

日本政府和军方对侵华战争中制海权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他们长期致力于海军建设就是基于这种考虑。甲午战争前，日本“战时大本营”和海军部长桦山资杞针对可能发生的三种情况制定了上、中、下三策。一是如果海战获胜，取得制海权，陆军就长驱直入，进攻辽东、山东及北京；二是如果海战胜负未决，陆军只占领朝鲜，海军尽可能维持朝鲜海峡的制海权；三是若海战失败，则撤退朝鲜陆军，海军协防日本沿岸。日本的战略思想非常明确，把整个战争基点放在制海权的争夺上，在设想的上、中、下三策中他们取得了上策。相反，清政府和李鸿章对这个重大战略问题的认识却很模糊，对战争中海军应该发挥何种作用，怎样发挥作用没有清晰的思路。朝鲜开战后，日本海军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集中主力寻找中国舰队决战，而中国海军却尽量避免与敌军在海上相遇，没有进行决战的思想准备和军事准备。一方主动，一方被动；一方有备，一方无备；一方伺机决战，一方消极避战。一旦海上遭遇，后果可想而知。

在黄海海战之前，李鸿章电令北洋舰队“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保船勿失，只在渤海湾游弋”。光绪皇帝一度要求北洋舰队出战，但李鸿章在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等的支持下，拒不执行主动出海决战的上谕，北洋海军一直蜷缩在渤海门户，向朝鲜运送物资也不敢走海上捷径而从陆上转运。日军则“纵横辽海”，运输船只在海军的护卫下畅行无阻。

黄海战后，中国海军虽然遭受损失但主力尚在，可是李鸿章更加保守，对海战完全失去信心。他命令：“海军舰队，必不远出”，只能“靠山巡走，略张声势”。旅大战役时，海军提督丁汝昌建议主力出战以援旅大，李鸿章斥责说：“汝善在威海守汝的数艘船匆失，余非汝事也。如出海，即令战殁，亦不请恤。”此后，舰队只是困守港口，北洋海军作为一个战略军事力量，拱卫渤海的使命就此不复存在。

制海权的丧失使沿海陆战孤立无援，极为被动，突出表现在两次反登陆作战的失利。

日军兵分两路攻打辽东半岛，一路从朝鲜跨过鸭绿江入侵，一路从海上进犯，在花园口登陆，如成功即可直捣旅顺后路。但日军此着也是一步险棋，花园口不是一个理想的登陆地点，此处沿岸海滩很浅，大船不能靠近，军队与物资需换汽艇和舢板转运。日军36艘运兵船在军舰的护送下，2.4万人及大量军马辎重，从10月23日至11月7日整整登陆了15天。清政府事先得到了这次日军行动的情报，如能派一支劲旅凭险扼守海岸，海军攻袭敌舰，则可对敌形成两面夹攻之势。但奇怪的是，岸边小股清军放了几枪便了无踪影，海军根本没有出动。日军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得以从容登陆，打开了进攻旅顺的大门。很快，清政府经营20多年，耗银数千万两的重要军事基地旅顺陷于敌手，大量船只、武器、装备、粮食被敌缴获。日军兽性发作，残忍地进行屠城，旅顺数万军民被杀害，全城仅有36人幸免于难。

不久荣城和威海又重蹈覆辙。山东荣城距北洋海军基地威海仅有30海里，是日军袭击威海的最佳路线。1895年1月29日，日军联合舰队掩护50艘运兵船共3.4万人，用5天时间在荣城登陆。中国陆军未能组织有效抵抗，海军近在咫尺，但李鸿章命令“以舰队全力坚守刘公岛”，伏匿于威海坐以待毙。日军舰队司令伊东佑享后来承认：“如丁汝昌率舰队前来，用鱼雷艇对我袭击，我军岂能安全上陆？”

登陆和反登陆作战，本是最为惨烈的作战类型，一般来说，反登陆方都会依靠防御体系———包括岸边阵地和海上袭击，使处于不利条件下的登陆方腹背受敌，遭到沉重打击，甚至登陆失败、全军覆没，中外战例中不乏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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