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极人臣却忠心不二!元朝伯颜为元朝尽忠尽职了一生!
纵观历史,不难发现一个颇为有趣的铁律——人永远是不知足的,越是位极人臣或身居高位,便越有可能滋生出野心。无论是三国时代的魏王、丞相曹操,北魏时期的宰相乙浑,又或许是唐代的河东节度使安禄山——这些人在拥有权力之后,便主动将目光放在皇位身上。事实上,权臣与皇帝之间的关系,向来都是剑拔弩张的。
▲曹操剧照
然而在元代,却有一位传奇权臣,他虽然身居丞相高位,却从不骄横跋扈,甚至还懂得韬光养晦。他曾立下过无数奇功,回朝之后却总是闭口不言。元世祖忽必烈驾崩之后,他被任命为顾命大臣,一直兢兢业业,时刻为皇帝分忧,直到倒在自己的岗位之上。此人便是元初名臣伯颜。
▲伊利汗旭烈兀画像
伯颜是蒙古八邻部人,曾祖父为成杰思汗手下亲信,因而伯颜家族数代子弟都是深受蒙古大汗信赖的重臣。伯颜从小在伊利汗国长大,后来奉伊利汗旭烈兀之命,出使元廷奏事。伯颜一表人才又谈吐不凡,得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青睐与赏识。 “世祖见其貌伟,听其言厉,曰:‘非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
▲元世祖忽必烈画像
就这样,伯颜被元世祖下令留在元大都,逐渐开始参与一些国家大事。伯颜深略善断,眼光也很长远,忽必烈于是更加重视他,还将中书右丞相安童之妹嫁与伯颜为妻,并称“为伯颜妇,不惭尔氏矣”。经过十余年间的磨练,伯颜的能力也愈发出众,忽必烈遂将其擢升为光禄大夫、领中书左丞相一职。
▲元朝大臣剧照
事实证明,伯颜的确没有让元世祖失望。据《元史·伯颜传》记载,“诸曹白事,有难决者,(伯颜)徐以一二语决之。众服曰:‘真宰辅也’。” 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伯颜以左丞相的身份,分兵三路讨伐南宋。仅仅用了两年的时间,伯颜便带兵攻进了南宋都城临安城之中,并俘虏宋恭帝赵(xiǎn)和谢太后等人。自此之后,南宋三十七府、一百二十八州、七百余县尽皆落入元朝之手,南宋已实质灭亡。
▲元世祖忽必烈剧照
令人称奇的是,伯颜立下如此大功,回朝之后却是一言不发,丝毫没有邀功请赏的打算。“伯颜深略善断,将二十万众伐宋,若将一人,诸帅仰之若神明。毕事还朝,归装惟衣被而已,未尝言功也。”在灭宋之战不久后,伯颜又亲自率军,将各地作乱的藩王悉数平定,有力维护了元朝中央的统一性。当然,和上次一样,伯颜得胜还朝之后,依旧是一言不发。
▲元成宗铁穆耳画像
正因如此,伯颜才被忽必烈更加信赖和赏识。在后者弥留之际,他还指定伯颜作为顾命大臣,辅佐铁穆耳(元成宗)为帝。不久,伯颜拥戴铁穆耳为皇帝,并助其顺利掌握朝政大权,拜太傅、录军国重事。次年,伯颜病逝任上,享年五十九岁。元成宗感念伯颜大功,下诏追封其为淮安王,累赠宣忠佐命开济翊戴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并赐谥号“忠武”。有意思的是,伯颜除了是元朝丞相以外,他还是一位诗人。据传伯颜善作诗文,曾有过不少佳品,只可惜没有一首诗作传世。
这是元末大臣伯颜的“提案”,不过没有被朝廷采纳,其本人却因专横跋扈、贪污腐败(此公无物不贪,被查抄的家产,除了金银财宝无数外,还有“米糠数房、烧饼一房”),被罢职流放,死于流放途中。 伯颜因接连拥立元文宗(1328年即位)、元顺帝(1333年即位)有功,历任中书右丞相,总领蒙古、钦察、斡罗斯(俄罗斯)诸卫亲军都指挥使,进封太师、秦王,最后出任大丞相,位极人臣,他打击异己、罗织罪名、专权擅断,滥杀与他不和的众多大臣和蒙古宗王,让元顺帝怀恨于心,却因为整个朝政都在伯颜的把持之下,又敢怒不敢言。伯颜家里养着一个吐蕃巫婆,曾“预言”伯颜将死于“南人”之手。为了不使“预言”成真,伯颜上书元顺帝要求杀尽天下张、王、刘、李、赵五大姓汉人、南人,降低“风险”。因为这个主意太荒唐,“顺帝不从”,方才作罢。不久,顺帝与伯颜的养子、御史大夫脱脱等人合谋,于1340年初,趁伯颜出大都城游猎之机,夺其大权,将伯颜贬为河南行省左丞相,一个月后又下诏将其流放到南恩州阳春县(在今广东省境内),途中病死于龙兴路(江西南昌)驿馆内。
元朝衰亡的原因
元朝的衰败与灭亡,在中国历史上是很特别的。它一方面亡于统治阶级频繁的内讧和极端的腐朽,另一方面也亡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具体说来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一、皇室的内争和大臣的擅权。在成吉思汗时代,诸王与大汗为争夺土地人口的斗争就已开始。元太宗死后,术赤之子拔都,不董事会凶定宗贵由即位,逐渐形成自成一方的势力,成为后来趄廷与北方诸王斗争的先声。元统治中心南迁汉地后,一些分封在北方草原的诸王一再发动叛乱。再加之朝廷权臣对皇位的操纵,使皇帝更换相当频繁。公元1308年至公元1333年的二十余年间,换了八年皇帝,其中仅从1328年至1333年,其间不过五年竟换了五个皇帝。每换一个皇帝,都要爆发一场皇室内部的相互残杀,结果造成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和政权的动摇,同时也带给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破坏和人民的灾难。其中以海都、昔里吉与东道诸王之乱最为严重。
由于皇室内部剧烈的内讧和一部分皇帝或幼小或无能,政权之柄往往落入一两位权臣之手。如文宗时的燕铁木儿,因扶持文宗有功,破例封为太平王并授予“独为丞相”,总裁中书省政务。所有王公大臣、公主、附马都不得直接上奏皇帝而必须通过他转奏。独揽朝政,肆无忌惮。以致他的儿子唐其势扬言说:“天下本我家之天下。”再如元顺帝时的伯颜,权倾一时,一身兼有三十八职。官衔长达二百四十六字,创下中国历史之最。他出城时的护卫,塞满大街小巷,而皇帝反倒没有几个侍兵。当时是“天下之人唯知有伯颜而已。”
二、整个统治集团的贪婪、腐朽和堕落。从元朝的第三个皇帝武宗开始,皇帝们一个比一个混蛋。他们只知穷奢极欲,根本不懂治国理财。武宗随意将官职作礼物赠人,公元1307年,他不经总理政务中的中书省而直接授予八百八十个官职。
到了顺帝时,腐败愈益严重。蒙古贵族和喇嘛僧的飞扬跋扈、官吏的狂贪、地主豪强的专横与日俱增。以顺帝为首的蒙古皇室,当时是“丑声秽行,著闻于外,虽市井之人,亦恶闻之”。燕铁木儿生活极其荒淫,占有女子难以数计。其中娶宗皇之女达四十人,并娶泰定帝后为夫人。“后房充斥,至不能尽识”。“一宴或宰十三马”。荒淫至极以致体亏溺血而死。
只知荒淫腐朽,不会治理国家的皇帝们,花起钱来却惊人得很。他们最大的二项开支是赏赐和做佛事。元代皇帝们个个奉佛祈福,大兴土木,建造寺院,挥霍国库。光是奉佛方面的开支,有时高达国家总收入的三分之二。再就是赏赐皇室和官员的钱,更是惊人。武宗即位不到一年,赏赐的钱就花去八百二十八万锭,而当时一年的国库收入仅二百八十万锭。武宗比起仁宗的挥霍来,还是小巫见大巫。仁宗一年的花费高达二千万锭。上梁不正下梁歪。皇帝大臣们如此腐败,下头官吏们群起效仿。官吏贪赃枉法历代都有,但在元代尤为突出。《吴文正公文集》中说:“数十年来,风俗大坏,居官者习于贪,无异盗贼,已不以为耻,人亦不以为怪。其间颇能自守者,千百不一二焉。”官吏要钱的名目无奇不有:部属参见要“拜见钱”,逢年过节要“追节钱”,生辰祝寿要“生日钱”,迎来送往要“人情钱”,无事白耍称“撒花钱”,例行公事要“常例钱”,论诉官司要收“公事钱”等等不一而足。到顺帝时,因监察官职是肥缺,因而估价而给。当时不但官场腐败严重,而且职官设置也滥。所以当时民谣这样唱:“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
军队也日益腐化堕落。到元末,军队几乎丧失了战斗力。当初追随开国皇帝们南征北战、锐不可挡的怯薛军,后来竟白天在宫门宿卫,夜晚到效外去抢劫,形同盗匪。镇戍地方的军队也不习武事,以至将官不知战阵,士兵不知挽弓射箭。
三、人民处于民族上层与统治阶级的双层压迫之下,为寻求活路而被迫举行起义。元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十分尖锐。我们先谈民族矛盾,元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统治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汉族,采取的是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想藉此来延续他们的统治。他们把各族人民分成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制造民族矛盾,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蒙古人为第一等,他们是处于统治地位的民族,拥有各种政治、经济、法律上的特权;第二等为色目人,包括西夏人、回回人、西域人和留居中国的一部分欧洲人,其政治地位仅次蒙古人。第三类为汉人,包括契丹人、女真人和原在金统治下的北方汉人。其政治地位比南人要高。比色目人要低。第四类是南人。主要包括南方的汉人和其他各民族的人。政治地位最低。各级统治机构的长官和掌实权的人都是蒙古人和色目人,其次才是汉人,南人极少有入仕的机会。在刑法上,蒙古人、色目人、邓小平人分属不同的机关审理,量刑也极不平等。蒙古人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打死不要抵命,只要充军,而汉人打死蒙古人则要抵命。此外还规定汉、南人不得私藏兵器和围猎等。
在阶级压迫上,首先表现在统治阶级对土地的兼并,并因之而造成人民的流离失所。元朝自武宗以后,土地兼并日甚一日。可以说到了疯狂的地步。泰定帝为晋王时,曾一次就捐给朝廷土地七千顷。七千顷土地不是小数目,这些土地哪来的,还不是疯狂兼并而来的。顺帝时的伯颜,他先后得到皇帝的赐田就达二万余顷。王公大臣们在兼并土地的同时,寺院僧侣也广占良田。义宗、顺宗时的大承天护圣寺前后二次就得赐田三十二万五千余顷。民间豪强地主的土地占有量也很惊人。如淞江大地主曹梦炎就有湖田数万亩,粮二百万石。福建崇安县土地的六分之五集中在地主手里。
这样一来,失去土地的农民一部分成了流民,更多的成为地主、官僚的佃户,有的甚至沦为了驱口。佃户除向地主、官僚交租外,还要承受其它严重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地位最低的是驱口,相当于古代的奴隶,法律规定他们“与财物同”,可以在人市上公开买卖。
其次表现在人民所受的残酷的剥削和压榨上。元中叶以后,由于统治者的挥霍和夺位战争的耗费,政府经济一直入不敷出。于是加紧对人民的搜括与压榨。但宗时,包银总数比元初时增加了十倍,一般课税(包括商税)竟比元初增加了五十倍。不仅中原地区的人民深受其苦,就是名义上享有特权的塞北蒙古族人也普遍陷入了贫困。和林附近的贫民,甚至卖儿卖女给色目人、汉人当奴婢。元政府还滥发纸币,用“至正宝钞”取代原来通行的“中统宝钞”和“至元宝钞”。结果使物价暴涨,民不聊生。
和疯狂的贪污、搜括,残酷的压榨并行而至的是严重的天灾。公元1333年京城大雨,饥民达四十八万人。公元1337年左右,光江浙二次受灾,饥民就达百余万公元1344年,黄河连决三次,以至饥民遍地。在天灾人祸的双重逼迫之下,成千上万的饥民只有铤而走险,举行起义。
公元1351年,元政府调集十五万民夫修治黄河。民夫受到元朝官兵的严密监视,又经常被官吏克扣工钱粮食,民夫怨恨情绪十分强烈。白莲教首领刘福通利用这一时机,预先埋了一个独眼石人在工地上,以使一直流传的“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民谣应验。果然,石人被挖出,民夫群情激奋,起义随即爆发。紧接着全国其他地方的农民也相继爆发了起义。其中最有影响的有徐寿辉的南方红巾军,朱元璋、郭子兴的红巾军等。不到十六年的农民起义战争,腐朽的元朝政府就被推翻了。
感言
之一: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公元1190-1244年),本是辽国皇族,辽灭入元。是元朝最早期最有见识的一位大臣。当时蒙古军队南侵时,对汉人实行屠城政策,正是他向窝阔台上谏,使汉人成千上万免遭丧命之虞。窝阔台死后,皇后乃马真氏摄政,奥都刺合蛮把持朝政,朝臣纷纷依附于他。可耶律楚材不加苟合。奥都刺合蛮怕先朝重臣耶律楚材阻碍自己专权,派人假手送给他五万两白银,以此来收买他。但耶坚决不受。奥便假手下诏说:“凡奥都刺合蛮奏准的事,谁不奉旨,就砍断谁的手。”耶凛然表示:事情与国家有利,自然遵行;若不合理,我死且不避,何况断手呼!
——曾读古书,有“千金不移楚材志”之句,不知语出何典。现在读了《元史·耶律楚材传》,方知楚材者,耶律楚材是也。耶的大义拒千金,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的正人君子形象。笔者在此把“千金不移楚材志”作上联,胡诌下联,拼成一对:“后为官宦当细想!”
公元1244年,耶律楚材死后,有人诬谄他说:“在相位日久,天下贡赋半入其家。”结果把他的家一抄后,仅得阮琴10余张,古今书画、金石、、遗文数千卷,并无其他财物。事实证明耶律楚材清正廉明,使时人无不惊讶和钦佩。
——是浊是清、是贪是廉,一抄就知道了。耶律楚材是一位真正的清官廉官,生不怕权臣,死不怕抄家!我们现在的一些自擂为清官、廉官者。可否怕查?可否怕抄?
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顺帝针对各地官员贪污腐败等现象,派遣中央官员充当“奉使宣抚”,对地方进行全面大检查。诏旨一下,奉使宣抚奔赵四方,各地人们“若大旱之望云霓,赤子之仰慈母”。迅速形成一场轰轰烈烈的考核地方官吏和整顿社会秩序的运动。
哪知这些“奉使宣抚”多次龌龊不法之徒,他们到各地检查,并不是为了匡救时弊,而是想借机大捞一把。他们有的专门带着记帐收银的随从,争多论少与作买卖一样;有的随便封官许愿,包庇贪官污吏,从中大发横财;有的大吃大喝,过酒色瘾。而对老百姓的疾苦不闻不问。老百姓用顺口溜来表达他们的失望和愤慨:“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又:“官吏黑漆皮灯笼,奉使来时添一重。”“九重丹诏颁恩至,万两黄金奉使回”。
从表面看,元朝顺帝的整顿失败是所用非人。这些“奉使宣抚”皆龌龊不法之徒。他们捧着圣旨从京城奔赵和地,犹如群群饿鬼扑向了面包。但从深层意义上看,是顺帝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贪污腐败,首先是从上面开始的,是从上面烂到下面去的。没有皇帝的腐败,就没有朝臣的腐败,没有朝臣的腐败,也就没有地方官的腐败。我们常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根子在上面、在中央。整顿首先要从上面开始,从中央开始。中央整顿好了,包括奉使他们整顿好了,这些奉使们派下去才能够身正影正,才能够清正廉明,才能够雷厉风行,痛肃腐败。
可顺帝不是这样,他的肃腐是从地方开始,并且是派一群贪墨之徒去整肃另一群贪墨之徒,这样焉有不败的道理!?
之三:几则民谣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为了了解地方社情,调查重点事件、考察地方官业绩和惩处地方贪官墨吏等,都要委派人员去访问、巡视、调查和处理。虽然各朝各代所委派人员的名称不同,但性质是一样的。由元顺帝委派“奉使宣抚”到各地的胡作非为、从而引发民众的抱怨,笔者不禁想起当代的有关这方面的民谣:
其一:检查团未到/惊天动地/检查团来时/铺天盖地/检查团来后/花天酒地/检查团走后/搜括一地/如此检查团/威信扫地。
其二:组长下田头/耕牛在前头/村长下田头/手上有烟头/乡长下田头/秘书跟后头/县长下田头/记者抢镜头。
其三:领导下乡搞调查/ 忽忽悠悠派头大/山山水水尽游赏/“搬砖”通宵把班加/海味山珍饱口福/ “三步”“四步”任潇洒/若问调查怎么样/隔着车窗去观花/转瞬不觉日子到/马上回城要出发/基层同志真热情/临行还要塞点啥/山里长的土特产/沟沟生的鱼和虾/来时早把家什带/满载而归全白拿/问君工作咋汇报/车到山前自有法/只因情况太复杂/还须经常去调查。
之四:小议“东窗事发多偶然
元武宗朝,茶陵出了一个震惊朝野的大案。这个案子牵连800多人,受贿金额达11.5万余缗。而这件案子的起因却是由一件小小的民事纠纷引起。茶陵财主覃乙死后无子,其小妾招婿进门后,却又诬告入赘的女婿拜尸成婚及隐藏玉杯、夜明珠等珍宝。有关官吏在处理此案中广收贿赂,使之数年不决,以至事态逐渐扩大。后由执法神明的王都中才将此案告破。没收赃款11.5万缗、惩处脏官800余人。
由一件偶发的小事引发一桩大案的告破这合了中国的一句古语:东窗事发多偶然。可以说没有重庆綦江县彩虹桥的突然断裂,也就不会有綦江县一窝耗子的爆光与绳之以法。“奔驰”、“宝马”开路,疯狂诈骗三亿元的河南“1.31”特大金融诈骗案,如果没有商丘农行营业部张某对一张定期存单的细心观察、真伪核查,也许这个团伙还在狂骗。
从某个角度来说,贪贿诈骗等案的偶然事发,从一个侧面助长了今天的贪风如炽,腐化成灾。为什么呢?因为偶而事发,是很多很多案件中一件或几件的事发,这是一个很少很少的概率。贪官们在想,只要把手脚再做得干净点,也许连偶然的事情也不可能发生。所以他们放心地去贪、放心地骗。
这里给我们的党和政府提出了一个严峻的课题:怎么样把“东窗事发多偶然”变成“东窗事发乃必然”。要完成这一谭题,笔者认为至少要做好如下两方面的工作:其一是加强制度建设。既要加强党内监督机制,更要加强党外监督机制;既要加强舆论监督机制,也要加强群众监督机制;既要加强业绩、政绩考察考核,更要加强财务离任审计监督等等。其二加大和加强反腐力度,变被动出击为主动出击。不要见了缝才去插针,还应该挖眼寻蛇打。不要等偶然的事件出现,还是要用各种努力使之必然暴露出来。这样一来,使未贪者不敢贪、已贪者早暴露。从而达到反贪反腐、整肃社会的目的。
参考资料;/c?word=%D4%AA%B3%AF%3B%CB%A5%CD%F6%3B%B5%C4%3B%D4%AD%D2%F2&url=http%3A//www%2Eqyyc%2Ecn/ArticleShow%2Easp%3FArticleID%3D605&b=0&a=86&user=baidu
其实这个人就是元初名臣伯颜。可以说是权臣里面比较特殊的存在了,和其他的权臣相比的话,他还真的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在位期间一直兢兢业业,为当时的帝王分忧,最后更是累死在了岗位上。
我们都知道古代的时候越是位极人臣或者说身居高位,也是越会滋生出野心。就像三国时代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丞相曹操,或者说北魏时期的宰相乙浑,还有唐代河东节度使安禄山这些都可以说是权臣,就将眼光放在了皇位身上。而且一般的情况下,权臣和帝王的关系都是比较紧张的。
而元代的这个权臣可以说是一位传奇的权臣,当时的他身居丞相高位,但是却从来没有骄横跋扈,而且还是韬光养晦。他之前建立过无数的功勋,但是回朝之后却一直是闭口不言。
当时元世祖忽必烈驾崩后,他被任命为顾命大臣,也是一直兢兢业业,一直帝王分忧,最后更是倒在了自己的职位上。他就是元初名臣伯颜。
当时他立了大功后,回朝过后却是一言不发,根本没有什么邀功请赏的打算。
“伯颜深略善断,将二十万众伐宋,若将一人,诸帅仰之若神明。毕事还朝,归装惟衣被而已,未尝言功也。”
后来的灭宋之战没过多久,他这次也是亲自带领军队,将各地叛乱的军队也是悉数平定,坚决的维护了元朝的统一性。而这次也是,回到元朝后,一言不发,同样没有邀功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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