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皇帝是一国的象征,君临天下。而皇后则是一国之母,母仪天下。漫漫历史长河中,不乏有许多杰出的皇后,她们不单是作为皇帝正妻,统领后宫佳丽,更是参与朝政与皇帝共同治理天下,这被后世称为“后宫干政”。
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死后,其后呂雉便开始了夺权之路。在群臣的自保下,汉惠帝刘盈死后,吕雉便临朝称制,行使皇帝的权力,她改变刘邦”非刘氏不得为王“的定制,大封诸吕为王,这在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改朝换代。
司马迁做《史记》将吕后列入本纪,实际上就是承认她是皇帝。若非吕氏诸男没有吕后的政治能力,周勃平叛能否成功还是未知数。
吕氏之后,长期把持朝政的是文帝的皇后窦氏。窦太后和其女馆陶长公主刘嫖权势滔天,甚至可以左右景帝立嗣。
在景帝去世后,升级为太皇太后的窦氏把持朝政,武帝亲自任命的重臣赵绾只因提出“窦氏不应再干涉朝政”,窦氏就迫使武帝罢免了自己任命的丞相和太尉,并把赵绾逼死在狱中。在其母王太后的建议下,武帝采取韬光养晦之计,不再过问政事才得以保全。
武帝时代,儒学兴起。儒生根据夏桀、商纣、周幽王宠爱女色、荒政亡国的事实得出“女色亡国”的结论,甚至把帝王宠妃视为“祸水”。
不过儒家的兴起并没有阻挡住后宫干政之路,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在元帝病故后,便开始了60年的当政生涯,先后经历了成帝刘骜、哀帝刘欣、平帝刘衍和刘婴五朝,最终由王莽篡汉。
民国初的历史学家蔡东藩对王政君作了高度评价“孝元皇后,无傅太后之骄恣,又无赵氏姊妹之淫荒,亦可谓母后中之贤者。乃过宠王莽,使其罔上行私,得窃国柄,是则失之愚柔,非失之骄淫也。”但是经历了新朝代汉的者班彪认为“孝元后群弟世权,更持国柄,五将十侯,卒成新都。位号已移于天下,而元后卷卷犹握一玺,不欲以授莽,妇人之仁,悲夫!”
明学者王夫之对汉代母后这一现象做出了总结“所见所闻不出于闱闼,其择贤辨不肖、审是非、度利害,一唯琐琐姻亚之是庸”,故“母后临朝未有不乱者也”。
这确实言中要害。后妃得宠一般是凭借色相而非才能,即所谓“女以色进”。这其中有少数极具政治才能的女性,例如秦昭王的母亲宣太后、吕后、汉和帝皇后邓绥、武则天、清孝庄太后等人,但更多的女性从未接受过治理国家的教育,加之年纪尚幼便入深宫,对国情民意一无所知,一旦掌握权力很容易带来灾难。另一方面,后妃没有执政合法性,她们又不得不依靠外力干预朝政,一般后宫干政都与外戚干政相连。
尤其东汉政权实际上是在豪强地主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而光武帝刘秀不同于其它开国皇帝的是,没有大肆屠杀或者压制开国功臣,反而对他们礼遇有加,功臣们大多能保全性命、待遇和地位。东汉时,婚姻讲究门当户对更成为一种牢固的观念,于是,与皇帝结亲的大多是将相功勋和世代公卿巨族的家庭,他们本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当他们的女儿姐妹甚至姨姑成为后妃特别是皇后或太后时,靠着这种裙带关系,他们会得到更多的恩宠,获得更高的权力和地位。
如汉章帝的窦皇后在年仅十岁东汉和帝即位后,尊窦氏为皇太后,窦氏临朝称制。窦太后的兄弟窦宪、窦景、窦笃等人都在朝中任要职。窦家兄弟为所欲为,公报私仇,凡是对他们专权不满的人都被致死。在近五年的时间里,窦太后一直把持朝政,和帝听之任之,是一个傀儡。永元四年(92年),和帝14岁时,与宦官郑众合谋,将窦氏兄弟一网打尽。窦太后被迫归政,临朝称制5年。
另一方面,由于汉朝又确立了皇后的嫡正地位,在皇帝年幼、懦弱、昏庸或皇嗣中断时,皇太后可以监护人的身份监督、选立嗣位人,以至临朝称制。太后临朝称制,其权力与皇帝相等,东汉“临朝者六后”,这种情况下,太后们在选择嗣君时大多“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有些太后为了满足自身的权欲,还废长立幼。
如和帝皇后邓氏,以长子刘胜有痼疾为由不立,而偏立少子刘隆,其生时才百余日,刚立不久就夭折,后又立刘牿,也才12岁,一太后竟两立幼帝,把持朝政达16年之久。
公平的来讲,无论是章帝皇后窦氏、安帝皇后阎姬、顺帝皇后梁妠以及桓帝皇后窦妙都知书达理,其家族外戚并非市井,虽然行事跋扈,处理政事也算及格。但灵帝生母董氏以及皇后何氏出身市井,一贪财一贪权,董太后打开卖官鬻爵的地狱之门,何皇后家族则将士大夫排挤出权力中心,两人的争权夺利加剧了东汉末年动荡的局势,最终导致天下大乱,群雄割据。
首先权臣干政是封建王朝迈步过去的一道坎,权臣干政主要有几种,一重是手握重兵权力滔天;二是托孤忠臣最后不放权,最后导致皇帝无实权;三是外戚干政,外戚主要是皇室联姻的结果,皇帝联姻主要对象要么是重臣,要么是大家,一旦提升地位和实力很容易获得影响力;四是宦官弄权,特别是托孤的宦官和昏庸皇帝拥有实权的宦官容易弄权;最后为什么说外戚干政是皇权加强的结果,主要是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利地位,一般都联姻一些豪门世族,这样权利都集中在了皇权手里,皇权加强的反面是藩镇割据,皇帝控制不了地方,但一但外戚获得一定的实力,在很多决策方面会比较支持皇帝的决定,皇权+王权这样组合来巩固中央集权。
外戚又称“外家”、“戚畹”,乃帝王的母族、妻族一脉。若是外戚安分守己,作为帝王的亲戚,自能享尽荣华富贵。可惜,历数千年中华历史,偏偏是外戚的野心最为膨胀,甚至远远超过乱臣贼子,其干政乃至篡权的现象时有发生,叫帝王之家头痛不已。
发生外戚干政事件,尤以汉代为甚,确切地说是东汉。大多数史学家认为,东汉外戚干政颇多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小皇帝多,一个是尚书台的设置。
幼帝登基,难以亲政,似乎是历史的惯例。当然,也不乏康熙皇帝这样的异类,因为他碰上了没有强烈野心的外戚,加之自身心性早熟,且拥有治世的莫大勇气。但东汉就不一样了。
东汉幼帝多,根子还在秦始皇那。嬴政确立皇位继承制之后,希望子孙统治万世,虽然秦国未能昌盛千年,但嫡系继承帝位的规矩却被汉代完全吸收。因此,一旦遭逢皇帝英年早逝,其子嗣不管多么年幼,都要继承皇位。虽然西汉时期的帝王大多中年以后亡故,但到了东汉却连续遭遇几代皇帝三十余岁驾崩的情况,其幼子继承皇位,后宫的势力便不可遏止地膨胀起来。
后宫女性不能直接干政,自然是通过扶持本家的势力来掌握政权。然而在汉代,外戚不只是有后宫势力可以依靠,他们还有一个突出的优势,便是大多为有功之臣。东汉的外戚,主要有“马、窦、邓、梁”四大家族。东汉明帝的马皇后,是功臣马援的女儿;章帝的窦皇后,是功臣窦融的曾孙女;和帝的邓皇后,是功臣邓禹的孙女;顺帝的梁皇后,是功臣梁统的后代。四大家族既是功臣又是外戚,封地广大,势力雄厚,真如豪强慢慢地蚕食东汉的江山。
皇帝年幼只是外戚干政的原因之一,另有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光武帝刘秀遗留的历史问题——尚书台的设立。光武帝刘秀在南方建立政权之后,为了稳固皇权,遏制相权,虽然保留了过去的宰相“三公”之职,即司徒(丞相)、太尉、司空(御史大夫),却将三公的实权抽走,徒留地位和俸禄,而设置名为“台阁”的尚书台掌握实权,由自己直接指挥。
最早的尚书是相对外部朝廷的内部朝阁,由皇帝统管,相当于机要秘书的工作单位。汉武帝刘彻在位时期,尚书被私下称为“内朝”,与三公九卿的“外朝”相对应,没有什么实质的执政权。但是,光武帝却将尚书机构的地位抬高至超过“外朝”的地步。虽然尚书台内的官员品阶不高,但比“外朝”中人更有权力。很快,这样的弊端就凸现出来。一旦皇帝早逝,幼帝登基,便无力掌控尚书台。自然,掌管尚书台的“重任”就落到后宫、外戚的手里。
光武帝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做法,就这样令东汉江山一点点落入他人手中。而外戚专权的直接后果,便是宦官权力的膨胀。因为幼帝唯有后宫宦官近侍可以依靠,长大后宦官帮助皇帝夺回皇权有功,受到土地、俸禄上的巨额封赏,势力便迅速扩大,甚至超过外戚。东汉末年的“十常侍之乱”,便是由此引起。
在以后的朝代当中,虽有外戚干政现象,但与东汉相比,实在是望尘莫及。
宦官专权,后宫干政,历来是各个朝代的一块大心病。宦官专权和后宫干政,严重一点的,直接导致了王朝的覆灭,轻微一点的,也祸害不浅。
历代皇帝都有对宦官专权和后宫干政的防范,但是往往防不胜防。这是因为,宦官和后宫离皇帝最近,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不论从皇帝角度来说,还是从大臣的角度来说,他们因为贴近皇权,实际上都是有着特殊权利的人。
宦官专权
自秦汉以来,从赵高算,出现了不少宦官专权的情况,而且像赵高这样专横跋扈的,甚至最后导致秦王朝灭亡。
三国时期的曹操,对宦官就深恶痛绝,当然这一方面是出于其自身心理因素,也就是他自己也是宦官之后的原因,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说,所具有的政治敏感性,他看透了宦官专权的危害,因此非常痛恨宦官。
一个王朝的奠基者,往往会主动总结前朝覆灭的缘由,进而指导他制定统治天下的策略,比如严格限制宦官的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
宦官的一生,因其特殊的生理,而处于变态扭曲的病态,所以往往发起飙来,疯狂异常。
后宫干政
后宫干政也是由来已久,汉朝吕后专权,差点让大汉王朝改姓更名,唐朝更是出来一个武则天,慈禧太后差点让中华民族被吞并,差点亡国灭种。
要说后宫这种耳边风,实在不好防范,尤其是历代皇帝大都好色而淫,很少有哪个皇帝能够独断专行,彻底摆脱后宫的影响。同时,还有在以孝治天下的封建传统制度下,皇太后太皇太后的话,皇帝们可能不得不听。
虽然历来皇帝大都看到了后宫干政的危害,也制定了相应的防范措施,不准后宫干政,但是落到实处的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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