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官员数量多吗冗官一说从何而来

宋朝的官员数量多吗冗官一说从何而来

嗨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小编带来了一篇关于宋朝的文章，希望你们喜欢。

一方面固然是选拔寒门子弟做官，弱化贵族势力，这样选拔就是打工仔，而不是股东，皇帝面对臣子，就有了先天优势。另一方面才是最重要的，皇帝阶 级 矛盾，给底层人一个上升通道，防止通道堵死，让有理想的年轻人通过造反来走上仕途。黄巢、洪秀全都是科举考试失败了，才选择造反的，皇帝的想法是，你别造反了，我给你机会当官。北宋仁宗朝，曾有个穷酸秀才给成都知府写一封信，“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这是赤裸裸的反诗了，结果呢，仁宗说，“穷酸秀才想当官罢了，给他个官做做吧!”唐太宗有一次去视察御史府(考试进士的地方) ，看到许多新智取的进士鱼贯而出，便得意的说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这句话就是说：“天下的有为青年，都已进入了我的圈套了!” 。

所以，宋朝很好的继承了这一点，选拔人才，多多益善。唐代每届取进士三四十人，宋朝动辄四五百人。公元991年，朝廷取士总计竟达一万七千三百人。宋朝对宗室、亲信弟子特为优宠，随意授官，皇朝宗室男孩七岁便可以授官，有的甚至在襁褓中也有官阶，并领取俸禄;宗室之外，其它旁支、异姓、门客，都可以得荫补官，每年成千上万的人涌入官僚队伍。唐太宗时曾将中央政府官员从两千多减至六百三十四人，宋仁宗时代中央内外属官已超过一万七千人，而北宋所辖疆域仅为唐疆域的二分之一。这是一点，选拔官员人数非常多，第二点，选拔人才后，这些人怎么办呢?赐给他官职，给级别，给俸禄，不给实职，养着你。这就是唐宋官制的另一个特点，官与职是两回事，官是虚名，宋朝称为寄禄官，用以表示一定级别与领薪俸，职才是管理具体事务的，宋朝称为职事官，后来因官员膨胀，许多职事官也不管具体事务了。只有特别差派负责某事时的官员才有事做和有实际职务。

比如唐朝某某节度使，节度使不是官，没有品级，他是使臣，某名臣“吏部郎中、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这一官号，吏部郎中是官，龙图阁学士是职，知开封府才是实际职务，前两项为空头衔，而这样的高官充斥中央和地方政权机构。再比如，唐朝德宗、宪宗朝，河北三镇之一的幽州镇赫赫有名的节度使刘济的墓志铭上的官衔，代表了他一生最终所担任的官衔。故幽州卢龙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支度、营田、观察处置、押奚契丹两番、经略卢龙军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司徒兼中书令，幽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彭城郡王，赠太师。

使职：幽州卢龙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支度、营田、观察处置、押奚契丹两番、经略卢龙军等使;散官：开府仪同三司;职事官：检校司徒兼中书令，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勋官：上柱国;封爵：彭城郡王。明朝的袁崇焕什么官职?袁崇焕的官职是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另外崇祯皇帝后来还加封其为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都是职事官，兵部尚书是正二品，是兵部的最高长官，右副都御史是都察院右都御史的副职，正三品。

太子少保是东宫官员，负责教导太子的，虽然也是职事官，但后期变成了一种虚衔，太子少师是从一品官员。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是“使职差遣”，这才是他的权力来源。说这么多，就是想说，唐宋开始，官职、差遣是不同的，官职只代表他的品级，俸禄的高低，差遣、使职才是真正的官。

宋朝不仅选拔官员多，而且给的工资高啊，清朝官员工资低，一品 大员年俸180两 ，大米180斛 ，养廉银16000两(总督)看看人家北宋的，宰相、枢密使每月俸钱300贯，春冬衣料每年绫40匹，绢60匹，棉100两，罗1匹，每月禄粟100石;地方官员如大县(万户以上)县令每月俸钱为20贯，小县县令12贯，每月禄粟五至三石，且地方官员还配有职田。除正俸之外，还有各种补贴，如茶、酒、厨料、薪、蒿、炭、盐诸物、喂马的草料及随身差役的衣粮、伙食费等，数量与具体官职挂钩。同级别的官员一大堆，都给养着，就是不干活，不给实职。

冗官现象只有在宋朝才有么

有记载的只有北宋时期比较严重。
在中国古代，人浮于事、机构臃肿常成为社会沉重的负担，北宋时期尤为严重，历史教科书上就有北宋的“冗兵、冗官、冗费”的记载。历北宋一朝，官员浮滥成灾始终困扰朝廷。
唐代每届取进士三四十人，宋朝动辄四五百人。公元991年，朝廷取士总计竟达一万七千三百人。宋朝对宗室、亲信弟子特为优宠，随意授官，皇朝宗室男孩七岁便可以授官，有的甚至在襁褓中也有官阶，并领取俸禄；宗室之外，其它旁支、异姓、门客，都可以得荫补官，每年成千上万的人涌入官僚队伍。唐太宗时曾将中央政府官员从两千多减至六百三十四人，宋仁宗时代中央内外属官已超过一万七千人，而北宋所辖疆域仅为唐疆域的二分之一。是因为官与职是两回事，官是虚名，宋朝称为寄禄官，用以表示一定级别与领薪俸，职才是管理具体事务的，宋朝称为职事官，后来因官员膨胀，许多职事官也不管具体事务了。只有特别差派负责某事时的官员才有事做和有实际职务。例如“吏部郎中、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这一官号，吏部郎中是官，龙图阁学士是职，知开封府才是实际职务，前两项为空头衔，而这样的高官充斥中央和地方政权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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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内外官不过三、五千员，到景德年间(1004一1007年)就增到一万多;而在景德以后的三十多年，即宋仁宗皇佑年间(1049一1052年)，激增为两万多员;几乎每隔三十年，官僚群即翻上一番。宋对官员们的俸禄又是极为优厚的，一般官员除捧钱、禄粟之外，日常所需，无不应有尽有。正如赵甄北所说:“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赵翼<24史札记>)随着官员的倍增，官员们的俸禄也就倍增。

“冗兵”一项尤为惊人。宋太祖时养兵二十二万，到宋仁宗庆历年间增至一百二十五万，为百分之五百八十........

所谓“冗费”，是与“冗官”、“冗兵”紧密地联系着的。官和兵“冗”到什么程度，“费”也就“冗”到什么程度。如郊祀之费，这是皇帝每年祭祀天帝时对官员们的例赏，景德年间为六百万缗,到皇佑年间则为一千二百万缗。官员增加了一倍，“冗费”也增加了一倍。士兵增加了六倍，因而开支尤为巨大。皇佑年间任过三司使的蔡襄，在《论兵十事》中，把当时总数为一百一十八万一千五百三十二人的军队开支，同国家总收入、总支出作了比较,军队岁支总额为四千八百余万，总全国总收入的六分之五。稍后，张载也计算军队开支的情况，称“养兵之费，在天下十居七八”。不论是六分之五，还是十居七八，军队开支之巨大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

宋仁宗庆历以后，每年入不敷支，差三百万缗左右(张方平《乐全集》卷二三，《论国计出纳事》)。宋仁宗时已经无法应付“三冗”所带来的巨大开支。据蔡襄统计:皇佑年间的两税收入，钱四百九十三万二千九百九十二贯，不足额为二千一百八十五万五千五百五十贯，绢帛三百七十六万三千五百九十二匹，不足额为四百九十八万一千九百四十三匹;粮一千八百七万三千九十四石不足额为八百八十七万四百八十一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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