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准备了:司马光大骂李世民的文章,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快来看看吧!
每次提起唐朝,相信都绕不开“唐宗宋祖”中的李世民。可以说,唐王朝能够成为汉朝之后第二个强盛无比的大一统王朝,完全是李世民一首创立的。成为皇帝的李世民,任贤用能,开明纳谏,使得唐朝从战乱之后迅速繁荣昌盛,甚至成为历代王朝中最开放的王朝。在李世民从秦王到成为皇帝的过程中,我们都知道发生了很多故事。今天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首先,就是李世民得位不正了。按照古代皇位继承法,李世民虽然是嫡子,但上面还有一个太子大哥李建成。玄武门之变中,他杀了自己的太子大哥和三弟李元吉,逼迫父亲李渊让出皇位。所以,后世经常有人讥讽李世民。另外,玄武门之变后,他还干了件更遭人诟病的事情——杀死兄弟的他,竟然将弟弟李元吉的妃子收入后宫,封为妃嫔。对她宠爱有加,甚至在后来还要封她为皇后。
残害手足本就让世人指责他无情无义了,强占弟媳的举动更是让人厌恶他的伦理道德。在后世看来,被称为一代英主的李世民做的实在过分!但是,坐拥天下的皇帝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是因为李世民对这个原来的弟媳十分钟情还是有着其他的政治目的呢?现代对于李世民的这一举动非议不少,提出了各种猜测。有人猜测他这么做的原因是为了安抚政变中失势的建成元吉一党,安抚旧部。但这种猜测经不起推敲细琢磨,安抚旧部安抚到把弟弟的老婆收进自己的后宫里,委实是就过分了。而且,为了安抚旧部做出严重损害自己名声的行为,放在李世民身上实在太不靠谱了。
翻阅史料,包括旧唐书和新唐书在内的官方史籍等,都明确记录了玄武门之变这一历史事件,而且对李世民的评论都偏向指责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完全不顾皇帝的面子提出了批评。但史料中对于李世民纳弟媳为妃这件事,却找不到一点记录。或许在史官眼里,这件事压根不够资格被记载到史书里。
终唐一朝,无论是身居高位的官员还是市井百姓,对皇帝强占弟媳的行为基本没有负面评价,更没有说李世民罔顾人伦的说法。这种情况直到宋朝,才开始受到人们的批评和指责,并愈演愈烈。各个时期的史官们议论纷纷,无一例外地对李世民在这件事上的行事表达了鄙视与讽刺。司马光也在《资治通鉴》里明确的指责说:李世民,他不仅亲手杀兄弟,没感到羞耻,而且还娶了弟媳,世上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
那么,李世民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有专家介绍,李唐家族原先为鲜卑族人,虽然后来成为汉人,却在族内保留了不少胡人习俗。而胡俗中常见的有“夫兄弟婚”,也称转房婚,即女子在丈夫死后必须转嫁给亡夫的兄弟,而亡夫的兄弟也得娶她。这样一来,李世民的行为也就不奇怪了。这在当时李唐皇族的风俗,只是在后世逐渐的被世人摒弃,也不再被人认同。
唐朝在当时与西方的国家相比,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前列。由于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时年号为贞观,所以,人们把他统治时期称为“贞观之治”。这一时期也是我国历史上最为璀璨夺目的时期。
李世民,陇西成纪人,祖籍赵郡隆庆,唐朝第二代皇帝,中国封建社会卓越的政治家,伟大的军事家,著名的书法家和诗人。后人称他的统治时期为“贞观之治”。
李世民出生于贵族之家,是唐高祖李渊与窦皇后的次子。隋炀帝杨广大业末年,李世民随父在晋阳。当时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力量日益壮大。李渊、李世民父子看到隋朝将亡,遂于大业十三年,在晋阳起兵,接着南攻霍邑,西渡黄河,攻取长安。太原起兵之初,李渊以长子李建成为陇西公,左将军大都督,统左三军。李世民为敦煌公,右将军大都督,统右三军。
攻克长安后,李渊立隋炀帝孙代王杨侑为帝,改元义宁,是为恭帝。恭帝封李渊为唐王,李建成为唐王世子。李世民为京兆尹,改封秦国公。封李元吉为齐国公。义宁二年,李世民封为赵国公。三月,隋炀帝被杀。五月,李渊即位,国号唐,建元武德,是为唐高祖,李渊以李世民为尚书令。不久,又立李建成为皇太子,封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
相传太原起兵是李世民的谋略,李渊曾答应他事成之后立他为太子。但天下平定后,李世民功名日盛,李渊却犹豫不决。李建成随即联合李元吉,排挤李世民。李渊的优柔寡断,也使朝中政令相互冲突,加速了诸子的兵戎相见。
这一年,李建成向李渊建议由李元吉做统帅出征突厥,借此收掉秦王的兵马,然后趁机除掉李世民。李世民在危机时刻决定背水一战,先发制人。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率秦府幕僚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在宫城的北面玄武门内,一举杀死了太子李建成和四弟齐王李元吉,史称玄武门之变。两天后,唐高祖下诏将李世民立为太子。八月,唐高祖禅位而为太上皇,李世民登上帝位,是为唐太宗。第二年年初,唐太宗改元贞观。
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明君,“玄武门之变”几乎是他一生中唯一受人非议的事情,司马光评论说:“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相容。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太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如此,则事非获已,犹为愈也。既而为群下所迫,遂至喋血禁门,推刃同气,贻讥千古,惜哉!”
司马光认为唐高祖、李世民、李建成三人都有过错。唐高祖没有及时处理好“立嫡以长”和“有功者居上”的矛盾,使“功盖宇宙”的李世民屈居才能庸劣的李建成之下,造成兄弟不容,势同水火。而李建成不仅不肯向古代贤人太伯学习,还极力排挤李世民,想置李世民于死地,迫使李世民对他进行反击。当然,如果李世民有“子臧之节”,兄弟相残的事件也不会发生。
司马光认为,李世民如果不是先发制人,等李建成、李元吉动手后再出手消灭他们还说得过去,然而他被“群下所迫”,在玄武门埋下伏兵,并亲手杀死自己的兄弟,就有点过分了。司马光说,李世民在历史上留下残杀兄弟的恶名,真是可惜啊!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23年,唐朝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政治清明,人民富裕安康,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唐太宗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非常重视百姓的疾苦。他说:“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唐太宗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
唐太宗轻徭薄赋、以民为本的思想,广开言路、虚怀纳谏的胸襟,重用人才、唯才是任的准则,铁面无私、依法办事的气度,构成了贞观之治的基本特色,堪称封建治世的典范。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朝的第二位皇帝,被称为“千古第一帝”。作为中国最有成就的皇帝,他创建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富强的大唐帝国。应该说,李世民是帝王中少有的典范。他因重用人才、广施仁义、善谏而成为历史上家喻户晓的佳话。“但是,李世民也是人,没有人是完美的,每个人都会犯错误。古人云,一切血肉之躯都有不可逾越的局限。李世民晚年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首先反映在易受训练中。经过十年的观察,魏徵发现自己是“由恶而言恶”,这是唐太宗某些错误的开始。
唐朝开国后,李世民身边直言不讳的大臣不下30位,尤其是魏徵,先后写下10多万字的意见书,涉及200多件事。起初,李世民确实乐于接受建议,并受到了朝野一致的尊重。但后来,魏徵清楚地意识到,皇帝变了,他是在“从恶到恶地说话”。贞观十二年三月,李世民亲亲御堂,魏徵毫不客气地说:“这一两年来,虽然我一直不愿被人谏,但恐怕是舍不得。”这时,李世民根本没有听这些话。他大兴土木,修建了飞山宫。他担心大臣们的建议,警告他们说:“如果我不这样做,对我来说就不方便了。”
并为自己辩护说:“人在无事可做的时候是傲慢的,是轻松的,劳动却是轻松的。”这无非是说普通人都是贱骨头,容易惹事,应该长期做牛马。这反映了李世民此时以自我为中心的狂妄,已经完全忘记了“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个简单的道理。其中比较可恶的是贞观十九年。当省务大臣刘基说了几句真话后,李世民怀疑刘基在背后夸奖自己,又加了一条“谋定”的罪名,逼迫刘基自杀。
晚年的李世民不仅盖了很多楼,过着奢侈的生活,还好色放荡,追求美女,甚至是他的小姨子。公元636年,也就是贞观十年六月,李世民36岁的孙子因病去世,身边留下一位“贤妻”。从那以后,他表现出了对放荡的贪欲。他经常命令人们四处寻找美女来填满内院。后来,武则天也在这一时期进入后宫。武则天当时才十四岁。由于她的美貌和聪明,她很快被追封为才子。为了满足他的欲望,李世民甚至放过了他的嫂子。他的弟弟齐王李元吉死后,他的嫂子杨很快就成了的枕边人。庐江王被杀后,他的爱将姬被逼上了皇帝的床。奢侈的性生活掏空了李世民的身体,加剧了他健康状况的恶化。
贞观后期,李世民经常游猎,纵情于世,已经到了怨天尤人的地步。经过十五年的观察,军队开始哗变,侍卫“夜射宫中,瞄准卧房五人”。他们希望李世民停止游泳。最终,这些卫兵因“大罪”被处死。但是,从侧面也可以看出,大名鼎鼎的贞观田字已经堕落到了什么程度。
是唐代修史最活跃的时期,南史,北史,隋书,相继完成。李世民太在乎他生前和死后的名声。他不仅在乎“博采众长”,还干涉历史学家的独立性,甚至建议他们“直写”。这种此地无三百两银子的做法,令人惊讶。北宋名臣司马光对此事深恶痛绝。他认为有罪的李世民强行登上皇位,为唐朝后来的皇帝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当时就连人才济济的武则天也对此事不满。
尽管李世民晚年沉迷于“延寿药”,但他无法逃脱人的生灭规律。他最终于公元649年在孟春去世,享年52岁。在盛唐的晨钟暮鼓声中,一个李世民时代悄然消失。但唐太宗毕竟是名君,晚年反思自己过度奢靡糜烂的错误。他在教太子李治的时候,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反思。“你应该从历史中寻找古代贤明的皇帝作为学习的榜样,但像我这样的其他人是不足以效仿的。我做了很多错事。比如,金碧辉煌的珍珠玉石层出不穷,宫殿、梯田经常修建,狗、马、鹰、猎鹰无处可去,周游世界浪费人和钱。这是一个大错误。不要以为都是好事,总想学着去做。”
李世民28岁登基,在位23年,习武,开创了贞观盛世。他可谓是千古一帝!
统治措施:舒缓刑罚、宽政安民、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同时唐太宗既重视加强国防,平息边患,又致力于改善民族关系,与边地少数民族来往交流,和平相处.
唐太宗深知“为政之要,唯在得人”,欲使治国方略顺利地进行,关键在于广招贤才,知人善任,因而用人不论资历出身,不计亲疏恩怨,凡有治国安邦之术,都委以重任.
唐太宗还能居安思危,时时以长治久安为念.他经常鼓励臣下敢言直谏,指出皇帝的过错,自己也能虚心纳谏,勇于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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