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之领导力有多强?学习一下雍正皇帝的“阳”面帝王之术!小编给大家提供详细的相关内容。
雍正皇帝是一位颇有争议之历史人物,同时也是一位“热门”的历史人物,他的皇位继承、政治手腕以及暴毙身亡都是历史争议之“悬案”。然而,除了这些茶余饭后之谈资悬案之外,我认为雍正皇帝有很多更值得我们读史人关注之处,例如作为一位领导人运筹帷幄之能力,这方面之学习更符合我们以史为鉴之读史初衷。
说起雍正皇帝,留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位阴鸷、刻薄,甚至是心狠手辣的一位帝王。实际上,所谓阴鸷、刻薄乃是帝王之术之其一。当然,帝王之术并非仅有“阴”面,这一面也不甚可取。相对必有“阳”之一面,我们通过一些事迹,学习一下雍正皇帝的“阳”面帝王之术。
图1 雍正皇帝,爱新觉罗·胤禛(1678年—1735年)
一、 不拘一格用人才
雍正皇帝继位伊始,西北藏蒙地区又发生叛乱,而且这一次叛军罗卜藏丹津来势汹汹,较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雍正皇帝此时正处内忧外患之际,前任平定西北战事的“大将军王”允禵,乃自己对立之政敌之一,显然不能重新启用。在与怡亲王胤祥等心腹商议权衡之后,雍正皇帝决定大胆启用年羹尧为大将军。
年羹尧乃汉军镶白旗出身(后抬旗汉军镶黄旗),在此之前,这类大规模军事行动的主帅都是宗室皇亲,至少也是宗室挂名,由满洲亲贵实际领兵。一位汉军旗人成为平定西北大将军,闻所未闻,当时朝野上下负面反响之声势可想而知。然而,雍正皇帝不但没有退缩,反而“变本加厉”地赐予年羹尧西北军政“专困”之特权,已然将西北半壁江山交给了这位自己并非熟识的年羹尧。果然,年羹尧不负雍正皇帝之期望,一举平定西北边患。
图2 年羹尧(1679年—1726年)
上述年羹尧是一例,还有雍正朝三大宠臣,李卫、田文静和鄂尔泰,个个都可以说是“标新立异”之提拔,尤其是李卫。李卫的官是花钱捐来的,他自己本人又是一位不喜欢读书之人,起初基本上是一位连文言文都写不出、看不懂的人物。就这样一位“富二代”成了雍正皇帝眼中的可塑之才。经过雍正皇帝仔细而多方考证,以及对李卫的反复捶打,终将李卫打造为雍正朝第一封疆大吏,官至直隶总督。
可以说雍正皇帝真的是一位多元化用人的领导,这些通过“另类”途径选拔而来的人才,恐怕只会在雍正朝脱颖而出。另外再多说一点,说来也许读者朋友们会略感诧异,纵观大清王朝,拥有君臣之间和谐之佳话最多的就是雍正皇帝,这正与他的阴险冷酷,显得格格不入。
图3 雍正通宝
二、 改革创新向来是大刀阔斧
大清王朝能够创建“康乾盛世”原因之一,就是康、雍、乾三位雄才大略之君主,勇于对先皇废弛之政进行改革,其中以雍正皇帝为之最。面对康熙末年政吏废弛之局面,雍正皇帝上位伊始就积极开启改革大业。改革的第一步就是纠正,纠正之第一就是追缴亏空。
雍正皇帝任命自己最为亲信的兄弟怡亲王胤祥为追缴第一负责人,他在授权给胤祥之际,曾说了这样一番话,大意是:朕交给你这是一个重要而得罪人的职务,倘若你不能办好,朕将另选大臣办理,倘若另选之人还不能胜任,朕将亲自督办。雍正皇帝追缴亏空之决心可见一斑。当然,胤祥也没给雍正皇帝另选他人之“机会”,很好地完成了皇兄交代之重任。
图4 爱新觉罗·胤祥(1686年4月16日—1730年5月4日)
在追缴亏空工作持续进行之同时,雍正皇帝之新政也开始陆续上马。雍正皇帝之改革绝对不可谓不大刀阔斧,“摊丁入亩”这一改变,将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沿用的“人头税”取消了,变成为以田地(资产)为基础收税,显然此等制度更为合理,对国家更有利。“火耗归公”这又是雍正皇帝一大改革,为了惩治贪腐和断绝不法官员明目张胆地侵吞民脂民膏,雍正皇帝颁布这一发令。
所谓“火耗”简单解释一下,就是在银钱融化之时会有一定的损耗,这部分损耗由百姓承担,就要在正常税收格外增加一部分,这就是所谓火耗。然则,到底“火耗”是多少,之前政府没有明确规定,那么官员们就可以钻营这个漏洞,以火耗为由大肆掠夺百姓资产而中饱私囊。为了堵上这个窟窿,雍正皇帝将“火耗”明确量化,使百姓清楚知道自己需要承担的火耗数目,如此不至于被官员恣意欺骗。另外,更“狠”的是,这部分火耗归公了,而不进官员私囊,如此对官员之贪腐,必然给予沉重打击。
以上两部分改革,明显是针对官僚和富人阶层,在增加国家税收之同时,更是减轻人民之负担。所以在雍正朝之后,中国人口爆棚,成为稳居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图5 改土归流
第三手改革“改土归流”,这一改革之成功,雍正皇帝得益于自己的得力干将鄂尔泰。“改土归流”这一政策主要是针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主要目的是废黜土司制或土司集权制。西南地区民族混杂,地形更加复杂,自明朝时期在一地区就一直是形式上的归附政府,而实际行政权力都在各位土司大人手中,一种与中央政府“貌合神离”之状态。明朝时期中央政府就有“改土归流”之想法,但是种种原因没有成功。
说了半天何为“改土归流”?
即改土司集权制为流官制,具体一点就是由中央政府任命官员管辖地方行政,将土司之权归还于中央政府。换句话说,将西南省份行政制度归同于其他省份。在推行这一制度过程中,不难想象当地土司们抵抗之顽固,在雍正皇帝“萝卜加大棒”的强硬政策下,云贵总督鄂尔泰终于顶住各方压力,硬生生将改土归流推行下去了,恢复了清政府对于西南边陲的控制主权。
图6 钤盖在公文上的云南布政使司印文 (云南土司)
三、加强中央集权,大权独揽,乾纲独断
中国封建历史,其实就是一部皇权集权史,到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王朝也将集权推向顶峰。说实话,集权制之优劣真是两面性,但既然封建社会就是一个皇权至上的政体制度,如此来看,皇权之集中总比不伦不类的皇权分散制有一定之优越性。
两方面最能够体现雍正皇帝加强皇权:
其一,推广密折并制度化。
其二,设立皇帝直属机构——军机处。
关于这密折制度在下之前以有文论述之,本文不多做赘述。只提一点,密折乃雍正皇帝了解下属官僚以及民间状况之有效途径,并非一些学者所说,雍正皇帝不出京城对地方事物不甚了解,其政令都是在一知半解的前提下下达的。这种说法属实牵强和带有以点带面之攻击性,难道真的像乾隆两位皇帝几下江南就真能了解民间真实而准确的民间状况?就当今我们的工作中,有客户要来审核,还要提前搞搞所谓“5S”,有些东西还要藏着掖着,在封建社会,粉饰太平之能力绝对超乎想象的官员运作之下,皇帝果真能看到真相吗?
图7 清朝 密折和折盒
至于设立军机处,就有一些偶然了。雍正七年,西北战乱再发,在之前两任大将军先后倒台之后,在雍正皇帝帝位稳固之背景下,雍正皇帝决定亲自掌控战局。因此,一改雍正初年大将军年羹尧专困之方针,由中央遥控前方,统一部署供给与制定前线战略战术。
显然,这等庞大繁杂工作,仅靠皇帝一人肯定累死了也忙不过来,所以皇帝亲信之臣怡亲王胤祥、大学士张廷玉和户部尚书蒋廷锡三人战事临时委员会成立了,随着战事之深入,仅靠核心三人也难负重任,“委员会”进一步扩编,而且有必要挂牌以示众,军机处这一存在近二百年的,大清王朝最为重要的“临时机构”成立了。
虽然这次战事打得不咋的,但是雍正皇帝发现,如此政令直接上传下达,省去一些会议探讨的中间环节,确实高效。而且,通过中间环节之省略,一些机密事宜知之之人更少,保密工作更有效,对于加强皇权和乾纲独断有极大好处,所以军机处就一直“临时性”保留了。随着军机处在大清王朝的进一步发展,首席军机大臣已然成为了大清王朝的名义上的宰相,军机处之地位可见一斑。
图8 清朝军机处内景之一
雍正皇帝作为康乾盛世承上启下的一位君主,有很多的“闪光点”被忽视了,这对于我们学习历史和以史为鉴来说是一种损失。笔者始终认为,雍正皇帝之领导力之强绝对属于封建帝王上层,甚至是最好之一,这一点通过他的政绩就可以得以印证。
然而,雍正皇帝并非完人,他自身有很多缺点与不足之处,同时,时代的局限性,对于雍正皇帝之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在此,建议各位朋友,读史以“拿来主义”为方法,本着领悟学习之态度,来提高自我,与朋友们共勉之。
雍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有能力的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勤勉的皇帝。
雍正皇帝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勤勉的皇帝”,雍正的勤奋不仅是过去皇帝,就算在现代领导人,也没有几个可以跟他媲美的。他在位12年8个月里头,几乎每天都工作到深夜。一年之中只有在他生日那天才会休息。而且每天的睡眠还不够4个小时。仅仅在数万件奏折中所写下的批语,就多达1000多万字。雍正皇帝的勤政精神、治国业绩,在中国古代帝王中堪称楷模。
乾隆继位时,国库存银超过5000万两,而13年前雍正登基之际,大清全部家底不足700万两。
华人学者杨启樵说:“康熙宽大,乾隆疏阔,要不是雍正的整饬,清朝恐早衰亡。”有“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
但是为什么在很多人心中,雍正评价不高。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民间文学、小说野史都对雍正皇帝特别不客气。说他改诏书篡位,甚至在他死后不久,就有被吕四娘谋刺死、被宫女缢死、被曹雪芹和竺香玉合谋毒死等等无稽之谈。(在他去世两个多世纪后,又有了关于他死因的新版本——台湾作家高阳认为是“服用壮阳的兴奋剂,导致高血压及心脏病,以中风暴崩”。此说如能成立,则那春药也不是什么伟哥之类,而是权力——封建专制帝王的最高绝对权力。)
他统治严酷,猜忌多疑,刻薄寡恩,这是他性格的弱点,从而容易得罪很多官僚阶级。(同时,也正是因为他的严厉统治和超乎寻常的努力当中大清帝国逐渐走向鼎盛,也才为康乾盛世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而他的励精图治的大胆改革,更是触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末梢神经。
雍正无疑是一个极有个性的人,也是一个杰出的人物。他感情丰富,意志坚强,性格刚毅,目光锐利,而且奋发有为。他并没有因为当了皇帝便泯灭了自己的个性。相反,他还给自己的帝国和时代打上了这种个性的烙印。同历史上那些平庸的君主相比,他无疑更具个人魅力,但同时也更易引起争议,遭受打击。因为他的这些性格,与文化传统对所谓“守成之君”的要求相去甚远。
要知道,我们这个以 “群体意识”为思想内核的文化在本质上是不喜欢个性的。它只在有限的范围内小心翼翼地允许极少数人保持自己的个性,比如开国领袖、末世的忠臣、江湖上的好汉和山林中的隐士等等。即便对这些人,我们的文化也宁愿持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甚至只有在他们失败后才表示同情(如项羽、海瑞)。如果成功,则难免留下骂名(如曹操、武则天)。不挨骂的成功者只有一种,即朝代历时较长的开国君王(如历时较短,也要挨骂,如秦始皇)。人们热情赞美他们的雄才大略,是“千古一帝”,但又希望后代不要有那么鲜明的个性。这些所谓“守成之君”最好四平八稳,中庸因循。处理政务的原则,不是“圣贤遗训”,便是“祖宗成法”,自己不需要创造性,更不要搞什么改革,这样就天下无事,天下太平。
雍正显然并不符合这样的一个标准。因此他不但得不到任何同情,反倒使不少人感到失望和愤怒。他们无法理解:圣祖爷好端端地留下了一个太平盛世,你雍正瞎折腾什么呢?还能折腾出多大个气候?甚至对雍正的朝乾夕惕,宵衣旰食也有人不以为然。皇帝不是宰相,管那么多那么细干什么?真正的圣君、明君,应该是“垂衣裳而天下治”。像雍正这样事必躬亲、累死累活的皇帝,他们可没见过,也不以为然。
这就不能不让雍正感到委屈。为了他的帝国,雍正真的是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十三年干了别人三十年都干不完的事。
雍正,他是注定不会被人理解的。这不但因为他的性格和作派与传统的要求格格不入,更因为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而且是强化皇帝一人的集权。当一个人手中的权力高度集中时,倔与其他人产生距离和隔膜,就完全不能避免。他的权力越是集中,他与别人就越是疏远。或者说,他越是成功,就越是孤独。最后的结果,就是众叛亲离。
因此,如果雍正在征服帝国的同时还想征服人心,在君临天下的同时还想君临众志,那他是成不了赢家的。他只能感到委屈和窝囊。或者如楼主所说,只能被“遗忘”。
雍正,或者说,爱新觉罗胤禛,公元1678年生,1735年卒,享年五十八岁。
雍正出生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爆发,世界在此之前三十八年(即公元1640年)已进入近代史阶段。雍正去世一百年后,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也被除迫进入了近现代。不管雍正当年做了多大的努力,都最终风流云散。
雍正皇帝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公元1678年—公元1735年),满族,母为康熙孝恭仁皇后乌雅氏,清圣祖玄烨第四子,是清朝入关后第三位皇帝,1722—1735年在位,年号雍正,死后葬于清西陵之泰陵,庙号世宗,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胤禛诚信佛教,工于心计,性格刚毅,处事果断。在位仅十三年,但他励精图治,力求改革,整顿吏治,清理钱粮,摊丁入地,扩大垦田,火耗归公,以银养廉,创设军机处,革除旗主,平定青海,安定西藏,改土归流,等等,促进了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国库充盈,政局稳定,边疆巩固,统一增强,为乾隆创建“大清全盛之势”,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具有开拓精神,有作为的皇帝。
雍正皇帝的性格具有两面性 胤禛之所以能登上皇位,主要不是因为他比其他兄弟聪明,而是因为他性格的两面性。胤禛在做皇子的时候,能够“掩短显长”:其长,诚孝皇父、友爱兄弟、勤勉敬业;其短,残忍苛刻、猜忌多疑、虚伪急躁——虚伪造作将“残忍苛刻、猜忌多疑”的性格掩盖,特别是把自己贪禄天位的想法隐藏起来。 所以在角逐皇位时,诸兄弟失败,而胤禛独胜。雍正的两面性格是他取得皇位的秘诀,也是他巩固皇位的法宝。他在做皇帝时,极力表现出节俭、爱民,隐藏其奢靡、残忍。
顺治、康熙都重视吏治。雍正帝仍然重视。他说:“夫吏治不清,民何以安?”为改善吏治,他对官员实行“吐故纳新”。雍正赏识执法严,作风雷厉风行,严猛行政,有开拓气魄,政绩显著的官员。胤禛还是皇子时,曾嘱托内务府员外郎鄂尔泰替自己办些私事,被拒绝。胤禛即位后非但没有打击他,还赞扬说:“你担任郎官,拒绝皇子的要求,执法严格,我很高兴。”后来鄂尔泰青云直上。再如田文镜、李卫在河南、浙江清查钱粮做得好,被誉为“模范督抚”。 “姑息养奸”、“贪庸不肖”,因循贪婪的官员,雍正帝则坚决排斥。雍正初年,山西、湖南、浙江等省就革掉许多这样的官员。在湖南,州县官65人在一年之内就革除了30多人,个别省革除十分之九。清除败类对纯洁官吏队伍自然有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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