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因是如何盗走敦煌藏经洞文物的

斯坦因是如何盗走敦煌藏经洞文物的

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简称斯坦因，文献中亦见“司代诺”、“司坦囊”等。原籍匈牙利，是一名犹太人，1904年入英国籍。世界著名考古学家、艺术史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和探险家，国际敦煌学开山鼻祖之一。他是今天英国与印度所藏敦煌与中亚文物的主要搜集者，也是最早的研究者与公布者之一。

他的许多著作至今仍是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者的案边必备之书。曾经分别于1900-1901年、1906-1908年、1913-1916年、1930-1931年进行了著名的四次中亚考察，考察重点是中国的新疆和甘肃。斯坦因在中国积贫积弱、有关人员愚昧无知的情况下，用极其不光彩的欺骗手段搞到敦煌遗书。

藏经洞文物被盗

第一个来敦煌窃取藏经洞文物的是英国人斯坦因。斯坦因原为匈牙利人，1862年生于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家里，后加入英国籍。作为一名考古学家，斯坦因曾先后四次来我国西北考察。第二次中亚考察时，斯坦因来到甘肃河西，以不正当手段非法从王道士手中骗取大量敦煌藏经洞文物，成为劫掠敦煌文物的始作俑者。

早在1879年，匈牙利地质学家拉乔斯·洛克齐(LajosLoczy)参加塞琴尼伯爵探险队到过敦煌。1902年，在德国汉堡举行的国际东方学会议上，洛克齐报告了敦煌莫高窟保存的精美壁画和雕塑。斯坦因也正是从他的朋友洛克齐那里听到了莫高窟的情况，这就更进一步刺激了斯坦因到敦煌考察的欲望，所以，在1904年，他在向英国政府提交的第二次中亚探险计划书中，就将考察的地区扩大到甘肃敦煌。1906年4月，斯坦因踏上征途，开始第二次中亚探险。

1907年2月，斯坦因从楼兰遗址出发，沿罗布泊南的丝路古道，经过阳关，3月12日早晨，斯坦因一行到达敦煌。此前，斯坦因在喀什聘请了一个中国师爷—蒋孝琬，作为他的翻译和助手。斯坦因初到敦煌时，并不知道莫高窟发现藏经洞的事，原准备在敦煌稍事停留，考察莫高窟，补充一些粮食和饮水后，前往罗布泊进行考古发掘。但不几天就从一位定居敦煌的乌鲁木齐商人那里听到莫高窟发现藏经洞的情况，斯坦因当即改变注意，动身前往莫高窟。

3月16日，斯坦因来到莫高窟，这时候，王道士已在藏经洞门上装上门锁，并亲自掌管着门锁的钥匙。斯坦因到来时，碰巧王道士外出化缘未归，但他仍从一个小和尚手里看到一卷精美的写本，这使斯坦因欣喜若狂。他决心留在敦煌，等待王道士的归来。这期间，斯坦因返回敦煌县城，雇了一批工人，考察并发掘了敦煌西北的长城烽燧遗址，获得大量汉代简牍。

5月21日，斯坦因返回莫高窟，此时，王道士也已化缘归来。由于前几天莫高窟正在举行庙会，往来香客很多，为防止好奇的善男信女可能进入藏经洞，王道士用砖块代替木门，堵住了藏经洞的入口，这使斯坦因非常失望。于是，斯坦因说他是来莫高窟拍摄壁画照片的，只字不提藏经洞之事，而是通过蒋师爷和王道士进行了初次接触。

蒋师爷向王道士表示斯坦因愿意提供一笔捐款帮助他修理洞窟，希望能看到一些写卷，王表示同意，但当蒋师爷表示斯坦因实际上想购买一些写卷时，王道士立刻警惕起来。一方面藩台衙门有封存藏经洞的禁令，另一方面王道士也怕这样做会被别人发现，对他本人和他所做的“功德”不利，因此，王道士拒绝了斯坦因的要求。接着，他提出请王道士领他参观洞窟内正在进行的修建工程，王欣然同意。

在参观过程中，斯坦因虽然对王道士的新塑像极为鄙夷，但他却从中发现了王道士对宗教的虔诚，因而借机表示对王道士的敬佩，王道士对斯坦因渐渐有了好感。接着，斯坦因又向王道士吹嘘说，他是玄奘的忠实信徒，又娓娓动听地向王道士述说自己是如何追寻着玄奘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历经千难万险而来到敦煌的。这番话果然打动了王道士的心。

当夜，王道士悄悄地将一捆经卷交给蒋师爷拿给斯坦因进行研究。说来也巧，这些经卷的题记表明，佛经是玄奘从印度带回并从梵文译为汉文的。这个偶然的巧合，给斯坦因带来新的希望。第二天，斯坦因对王道士说他之所以能在这一天看到由玄奘带回并翻译的佛经，完全是圣人玄奘在冥冥间作的安排，目的是让他把这些来自遥远的印度的佛经送回原来的地方。王道士是一个十分迷信的人，斯坦因这番话使他感到这一巧合的确是神的召示。入夜，王道士拆除了封堵藏经洞的砖墙，向斯坦因打开了藏经洞之门。

进洞之后，在昏暗的油灯下，斯坦因看到“经卷一层一层地堆在那里，密密麻麻，散乱无章。经卷堆积的高度约有10英尺，后来测算的结果，总计约近500立方英尺。藏经洞的面积大约有9平方英尺，剩下的空间仅能勉强容得下两个人。”由于洞窟太小，光线又暗，不便阅读，王道士就允许斯坦因把几捆卷子移到洞窟前室的一间小屋。为了防止被别人发现，又将窗户用纸糊上。之后，每天夜里，由王道士入洞，取出一捆捆写本，拿到小屋里让斯坦因研究。

由于写卷越来越多，斯坦因放弃了原来准备叫蒋孝琬给每个写本都编出目录的打算，只是从他的考古学标准出发，尽可能多、尽可能好地选择写本和绢、纸绘画。最后斯坦因捐出一笔钱作为酬劳，送给王道士，并约定在离开中国之前，除他们三人外，不向任何人透露这些写本、绘画的来源。

对这笔交易，1921年，斯坦因在其出版的考古报告里写道：“当我今天回过头来检视我用4锭马蹄银换来的无价之宝时，这笔交易简直有点不可思议。”6月中旬，斯坦因带着从王道士手中获得的藏经洞文物，前往安西“探险”。四个月后，斯坦因在返回敦煌附近时，给王道士写了一张字条，蒋孝琬拿着字条又秘密去了一次莫高窟，从王道士手中得到了230捆文书。16个月后，装满24箱经卷和5箱经过仔细包扎好的绢画、刺绣等艺术品，便平安地存在伦敦的英国博物馆里了。

第二次中亚探险结束后，斯坦因于1911年写出了此次考察的个人笔记—《沙埋契丹废墟记》(两卷本)，1912年在伦敦出版。1921年，斯坦因的正式考古报告《西域考古图记》(Serindia，又译塞林提亚)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西域考古图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翻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发行。

1914年，斯坦因第三次来中国进行考古“探险”时，再次来到敦煌，又通过王道士等获得了5大箱写本文书。虽然，大部分文献已被伯希和探险队、大谷探险队及北京政府运走，但斯坦因此次所得，大部分是王道士早已取出并转移到安全地点秘藏起来的，少部分则是当地官僚所有和散佚在民间的。由此，斯坦因成为获得藏经洞文献最多的人。

敦煌藏经洞的珍贵文物为何被一个道士给“贱卖”了呢？

王圆箓是谁？没听说过吧，他是一个道士，一个小人物，名不见经传。如果说起敦煌藏经洞，许多人就应该听说过了。如果说起敦煌藏经洞中那些被外国人骗买走的经卷，也有更多人应该听说过了。王圆箓就是那个卖敦煌藏经洞中的经卷给外国人的那个人。这下，你应该知道了吧？

听到这一介绍，相信许多人心中一定会升起一股无名之火，忍不住要大骂这个小人物，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贝轻易地卖给了外国人。甚至，有人想将他推上历史的审判台，对他的罪行进行庄严的审判，让他对自己的罪行负责，为整个民族的屈辱负责。

王圆箓

当王圆箓听到这些指控的时候，他会是什么反应呢？看看他留下的那张照片，瘦瘦的，黑黑的，小个子，目光呆滞，穿着脏兮兮的道袍，一点不起眼。他就是那个时代普通中国人的缩影。当历史的回音传到他的耳畔时，他那种茫然不解的目光，他那种不知所措的态度，会让你的心禁不住收紧。他会问，我做错什么了？因为，那个时代的他，还没有清晰的国家意识、明确的民族观念。当你问他为什么不好好保护那些古老经卷的时候，他会说，我已经尽了我的力了。

下面，我们看一看王道士做了一些什么。

1900年5月25日，王道士与所雇敦煌贫士杨某发现莫高窟藏经洞，里面积满写卷、印本、画幡、铜佛等。自从发现藏经洞后，王道士就向当时的敦煌县令报告，希望引起重视。那位县令不学无术，把王道士带来的两卷经文视为废纸。1902年，又来了一位敦煌县令，王道士又去报告，那位县令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王道士仍不甘心，他又去肃州（酒泉）向当时的道台廷栋报告，那位道台也没有重视此事。1904年，当时的省里下令将经卷就地保存。仅此而已。王道士无奈之下，给清王朝写了秘报信，也是泥牛入海，杳无音信。王道士有些灰心了。

1907年，匈牙利人斯坦因来到敦煌莫高窟，他通过与王道士深入交谈，骗得了王道士的信任，最后用四块马蹄银（重二百两）骗买了写卷、印本、古籍共二十四箱，佛画、织绣品等共五箱。交易是“正大光明”的吗？当然不是。有斯坦因回忆录中的记载为证。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来到敦煌莫高窟，以白银五百两骗买了写本、印本、经卷、文书、佛画等六千卷，并拍摄莫高窟照片三百七十六帧。

当斯坦因把敦煌经卷宣传于全世界时，清朝的官员们才懂得了这些经卷的重要价值。1910年，清朝学部令甘肃藩司将剩余经卷运京保管，但是，那些清朝官员们不是考虑如何保护好这些文物，而是千万百计窃为己有。一时间偷窃成风，敦煌经卷流失严重。王道士也私藏了若干经卷。

王道士为什么要私藏呢？《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记录了王道士对他说的一段令人深思的话：“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收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这是斯坦因于1914年第二次来到敦煌莫高窟时听到的话。这一次，他用白银五百两骗买了经卷五百七十余件。此外，1912年，日本人吉川小一郎等来到敦煌莫高窟，用白银三百五十两骗买了经卷四百余卷。

看了以上这些介绍，生活在现代的我们还能再把王道士送上历史的审判台审判他吗？还能再骂他愚昧无知吗？他的确做了自己该做的事，但是，他没有做成功。假如王道士没有把那些经卷卖给外国人，那些经卷又会怎么样呢？余秋雨在《道士塔》一文中讲道：但当时，藏经洞文物不是也有一批进京的吗？其情景是，没有木箱，只用席子捆扎，沿途官员缙绅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有些官员还把大车赶进自己的院子里精挑细选，择优盗取；怕到京后点数不符，便把长卷撕成几个短卷来凑数搪塞。

在那个时代之下，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能够做什么呢？能够做到什么呢？王道士为了修缮莫高窟，不仅卖了大量的敦煌经卷，而且破坏了大量的精美壁画。虽然他愚昧无知，虽然他的初心是为了修缮莫高窟而筹措经费，但这些并不能成为他出卖敦煌经卷的合理理由。他无疑是应该受到谴责的，可是，他承担得了这个历史责任吗？

那些被王道士卖掉的流失到海外的敦煌经卷，已经成了中华民族永远的痛。当我们赶到外国的博物馆，透过厚厚的玻璃去仔细阅读那些古老的经卷时，我们看到的是中华民族这个古老机体流出的暗红色血液。

这些经卷流失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归结起来，就是当时的清政府腐败无能。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导致国力的衰退、国家的落后，受尽外国列强的欺负与凌辱，不仅保护不了自己的国民，也保护不了自己国家的财富，当然也保护不了那些文物，那些古老的经卷。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终于再也不受外国列强的欺负了。那些老祖宗留下来的古老文物，受到了很好地保护。身在敦煌莫高窟的那些古老经卷正在众多中华儿女的保护与研究中发出耀眼的光芒。那些古老经卷承载的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将再次惊艳世界。人们将从那里得以审视世界几大古老文明在历史上的相会与融合。

这一些，那个时代的王圆箓是无法理解的、无法认识的，是他想破脑袋也想不到的。对于他，我们只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经卷流失的责任，不是他一个人的，而是整个时代的、整个国家的。

饱经沧桑的中华民族再也不会让历史重演。

敦煌的壁画、佛教、卷轴被盗走和破坏了多少？

敦煌的壁画、佛像、卷轴，数量浩如烟海，之前的各种损失学界并没有准确的数字，只能列出一个大概。
第一个来敦煌盗窃藏经洞文献的外国探险者是斯坦因，他原籍匈牙利，后来在英国所属的印度政府供 职。斯坦因用很少的几块银元和一个绝对严守秘密的保证，换取了王道士满满24箱写本和5箱经过仔细包扎好的绢画或刺绣等艺术品，入藏英国博物馆。1914年3月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中，王道士又把早已经他转移到安全地点秘藏起来的570卷敦煌文献，送给斯坦因。可以说，斯坦因是盗走藏经洞文献最多的人。
第二个前来敦煌盗宝的人是法国的伯希和。伯希和是专门研究中国学问的汉学家。伯希和以600两 银子，换得了藏经洞写本的精华，它们的数量虽然没有斯坦因进取的多，但质量最高，说不清有多少件是无价之宝。伯希和等人结束了敦煌的考察，一面派人把大批文物运往巴黎，一面又沿河西走廊进入中原，从藏经洞劫得的大批文献已安全运抵巴黎，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
清政府让敦煌县知县调查清点藏经洞文献，不许卖给外人，并让甘肃布政使何彦升押运送京，交京师图书馆 （今北京图书馆）收藏。但王道士早把一些比较好的写本转移收藏起来。而前来押运的清朝官吏很不用心，并没有把藏经洞文献收拾干净，而且沿途又遗失了不少。当运载写本的大车进了北京城后，押运官何彦升并没有马上移交学部，而是拉到自家宅院内，伙同亲友李盛铎、刘廷琛等人，把其中的许多珍贵写本据为已有，总共约九千多件。何家藏品后来卖给日本京都藤井氏有邻馆，李家藏品一部分归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今在台北。其他也大部分转售日本了。王道士隐藏起来的写本，一部分后来送给了斯坦因，还有一部分在1911－1912年间被日本大谷探险队的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买走，总数也有数百卷。后来流散各地，甚至不知所在。
最后一个来藏经洞盗宝的人是俄国的奥登堡。他是帝俄时期的著名佛学家，在1914－1915年间，率领俄国考察队来敦煌活动，他们测绘了莫高窟四百多个窟的平面图，还拍摄了不少照片。据说他们还在已经搬空了写本的藏经洞从事了挖掘，结果获得了大批材料，虽然多是碎片，但总数在一万件以上，它们收藏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因为奥登堡的工作日记一直秘藏在苏联科学院档案库，所以奥登堡如何搞到这么多藏经洞文献，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敦煌文献的被盗，是中国近代学术文化史上的最大损失之一。

藏经洞的文物是怎样流失到海外的？？？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震动了国内外学术界，它为世界提供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藏经洞发现的5万多卷敦煌遗书，实际上是一座中世纪文库，胡适曾称它为“和尚图书馆”。近百年来，各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敦煌遗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学者们发现敦煌遗书不仅对中国史的研究，而且对世界文化史的研究都起到或将要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许多历史上的重大疑难问题可以在敦煌遗书的研究中获得新的启示。因此，研究成果大批涌现，在国际学术界形成了所谓“敦煌热”。但是，现在你若想看看藏经洞发现的敦煌遗书，那么你必须跑遍全球。由于西方盗宝者的劫掠，使这些文献分散在十几个国家、30多个博物馆中，现藏我国北京图书馆的敦煌遗书不过是被劫后剩余的残卷。敦煌遗书中的精品流散海外，它给中华民族文化财富上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一

　　据著名书画家、鉴赏家谢稚柳记叙：清光绪年间，敦煌寺院，王道士雇了一人在莫高窟七佛殿替他抄经。抄经人把点旱烟的芨芨草似芦苇插进墙壁的裂缝里，发现壁内深不可止，用旱烟杆敲壁，似有空声。王道士用镢头刨开墙壁，发现有一小门，又刨开泥封的门，是一间复室，约丈余见方，内堆积有许多白布包裹，每一包都包着经卷，整整齐齐，白布包下铺着经幡、绣像等等。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

　　王道士愚昧，不懂这些文物的价值。他拿了些经卷、画像送给敦煌县知事汪宗瀚。汪是识货的，但他仅仅把这些东西当做鉴赏的古董、官场结交的礼品。1902年，甘肃学政叶昌炽从汪那里看到几卷古书，几幡画像，叶昌炽知道这批文物的价值，就建议当时的藩台衙门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藩台衙门算了算，把这些古物从敦煌装车运到省城，至少得花费几千两银子，太不值得，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但公事总得敷衍一下，于是藩台衙门给敦煌县衙下了一道公文“经卷佛像，妥为封存”。县衙接到公文，又下了一道公文给王道士，责成王道士“妥为封存”。历史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一大批稀世瑰宝的命运掌握在王道士手中，而堂堂满清政府的各级官吏却对此无动于衷。

　　王道士当然不会“妥为封存”，他带了一箱经卷到酒泉，呈送给安肃道道台满人廷栋。但廷栋不识货，以为这些缮本经卷的书法还不如他的好，只是拿了随便送人。恰巧，嘉峪关税务司有个比利时人任满回国，向廷栋辞行，廷栋送他几本缮本书，还告诉他是敦煌石窟发现的古书。比利时人路过新疆时，又把这些古书分赠给新疆的长康将军和道台。敦煌藏经洞遗书的发现就这样传播开了。

　　二

　　自1840年鸦片战争英帝国主义者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大门之后，西方的所谓学者、传教士、考古学家、探险家纷纷深入到中国腹地，打着传教布道、测绘地图、勘察地质、调查民俗、研究方言等等幌子，肆无忌惮地无孔不入，疯狂掠夺我国大量的珍贵文物。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在劫难逃。

　　我国著名学者郑振铎1956年访问苏联时，在列宁格勒参观了冬宫博物馆，并到东方研究所阅其所发现敦煌卷子多至万卷，甚为兴奋。

　　这上万卷的汉文古抄本，一定会有惊人的发现。他“已经发现了两卷‘维摩诘变文’，又看到了‘刘知远诸宫调’……，皆是早欲见之，今始偿愿者……”郑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天上午，续看敦煌卷子。共看了二三百卷。都是他们事先挑选出来的；未被挑选的，不知还有什么‘宝物’在内。就这几百卷东西内，已有不少十分惊人的……。”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收藏着约12000件敦煌藏经洞遗书，是1905年10月俄国人奥布鲁切夫和1914年奥登堡从敦煌窃去的。奥布鲁切夫在敦煌如何窃走经卷的，如今已无人知道，其实他是第一个到达藏经洞的西方盗宝者，早于英国的斯坦因二年。当后来另一个俄国人奥登堡到达敦煌时，藏经洞内遗书已所剩无几，奥登堡在向王道士收买的同时，还到附近居民人家搜购，得到不少精品。具体情况，奥登堡在他的旅行手记中作了记录。这份记录现藏原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倘能公诸于世，或许能告诉人们他和他的同胞在敦煌窃取遗书的情形。

　　三

　　1879年，匈牙利地质调查所所长洛克济和斯希尼到我国西北甘肃一带调查地理。洛克济到了敦煌，莫高窟无与伦比的精美壁画和塑像使他叹为观止。莫高窟留给他的印象实在太深了，乃至事隔20多年后，在1902年德国汉堡召开的国际东方学者会议上，他做的关于敦煌佛教艺术的报告，对莫高窟的壁画、雕塑的精致、美丽的价值推崇备至。他的“热烈的叙述”使得在座的一人垂涎三尺，心驰神往。此人就是斯坦因，也是个匈牙利人，但却在英国殖民地印度政府的西北边地担任总视学，后来又转入印度的考古学调查所。他在做了充分的准备后，两次到了我国新疆，当他从比利时人那里知道敦煌发现遗书，便迫不及待地在1907年5月赶到敦煌。

　　斯坦因是著名的梵文学者，虽然看不懂汉文，但他雇了翻译湘阴人蒋资生。斯坦因在他的《西域考古记》里说：“从王道士所掌微暗的油灯光中，我的眼前忽然为之开朗。经卷紧紧地一层层地乱堆在地上，高达10英尺左右。据后来的测度，将近有500立方英尺。小室约有9英尺见方……”除了缮本卷子之外，还有“用无色坚韧的画布作包袱的一个大包裹，打开之后，全是古画”、“颜色调和，鲜艳如新”。他不露声色地暗暗观察王道士，他看到王道士对这些宝贵的经卷和艺术品毫不在乎，很为“惊异轻松”，他想“到了这一步，热烈的心情最好不要表露太过”，果然，“这种节制立刻收了效”，“道士对于遗物的漠视因此似乎更为坚定一点”。

　　斯坦因窃走的遗书共一万余卷，还窃走了许多绘画、刺绣、绢画，其中有长及丈余、宽到五六尺的唐绣观音像，有木版雕刻印刷的金刚经，经卷上有精致的佛像，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最早的版画艺术杰作。斯坦因付给王道士的代价是14块马蹄银。这14块马蹄究竟是多少两银子呢？据《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上说约合720两，十六进位制。16个月后，这批中华民族的国宝被陈列在伦敦的不列颠博物馆。

　　四

　　接踵而来的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他当时率领一支探险队在我国新疆进行考古发掘，当他看到长庚将军送给他的一卷佛经是唐代写本后，便迫不及待地问明来源，于1908年3月赶抵敦煌。伯希和是学识渊博的汉学家，他凭着深厚的汉学功底和丰富的考古知识，把藏经洞中所有的遗书通检一遍。他自己说：“洞中卷本未经余目而弃置者，余敢说绝其无有。”有一张伯希和盗窃藏经洞遗书的自拍照：他蹲在洞窟里，面对堆积如山的经卷，正在蜡烛下一件件、一页页地翻检……他在藏经洞里待了3周，“不单接触了每一份文稿，而且还翻阅了每一张纸片”。他纯熟的汉语基础和中国历史知识，使他选走藏经洞里的全部精华。所以，他盗走的经卷是最有价值的。比如有关道教经典的卷子几乎全被伯希和盗走了，大约有六七十件全部收藏在巴黎。敦煌遗书最大的价值是保存了许多古代学说，保存了古注。比如《论语》，现在读的只有一种本子，即何晏注的本子。藏经洞发现了皇侃注的本子，收录了两汉和魏晋之间所有人讲《论语》的要点，都被伯希和盗走了。伯希和自己也曾自诩说，他拿去的卷子在敦煌卷子里几乎都是最有价值的。他把斯坦因依靠翻译而忽略的更珍贵的经卷和语言学、考古学上极有价值的6000多卷写本和一些画卷，装满10辆大车，运往巴黎。

　　五

　　继奥布鲁切夫、斯坦因、伯希和之后，1911年10月，日本大谷光瑞率领的探险队也到过敦煌，成员中有桔瑞超和野村荣三郎，他们从王道士手中骗到500多卷经卷和两尊精美的塑像。

　　1909年5月，伯希和再度来华，他为了向中国学者炫耀自己取得的辉煌成果，将随身带来的敦煌遗书在北京六国饭店展出。中国学者罗振玉、董康、蒋斧等人闻讯，拜访了伯希和，伯希和向他们通报了敦煌藏经洞的情况。据罗振玉记载：“博士指伯希和为言石室尚有卷轴八千轴，但以佛经为多，异日恐他人尽取无遗，盍早日购致京师。”《集蓼编》中国学者这才看到几卷敦煌遗书，“摩挲赞叹，扼腕不已”。当时的《顺天时报》、天津《大公报》也以“石室藏书出现”为题进行报道，敦煌发现“藏经洞”的消息这才传遍京城内外。清政府到这时才如梦初醒。

　　1909年8月22日，在敦煌藏经洞被发现的第9个年头后，清政府学部教育部才发出电令，并拨经费6000两白银，令搜买敦煌遗书，敦煌县存档的第47号《移文》中记载：“奉学部搜买，敝县会同学厅传及绅民，尽其洞中所存者一律搜买，护解省垣……搜买千佛洞前代写本经卷解省，领价改修文庙。”1910年三四月间，敦煌县将第一批敦煌遗书6004卷装车启运。这批劫后的遗书自敦煌运至北京途中，因偷盗而散失无数。当运送遗书的大车抵达北京时，新疆巡抚何彦升字秋辇之子何震彝字畅威竟将大车接到自己家中，约其岳父李盛铎字本斋和刘廷琛、方尔谦等人，挑选遗书，取其精好者藏匿下来，而将较长的经卷，一拆为二三充不足之数。根据李氏及家人以后出售的卷子目录，看出李盛铎当时攫取四五百卷，何震彝藏掖得更多，因他死得早，又将经卷大都作为礼物馈赠了亲友，所以何氏究竟拿走多少至今是个未知数。现藏东京的一部分卷子，现藏台湾中央图书馆的150余卷经卷，就是何、李当年私下藏掖下来的。对于这种明火执仗的偷窃行为，学部侍郎宝熙上章参奏。因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土崩瓦解，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总之，这批敦煌遗书在1910年入藏京师图书馆时，卷数比敦煌起运时还多，变成8697卷。1929年，京师图书馆将卷移交北平图书馆时，则成了9871卷。如果以卷数而言，现在的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已近万卷，成为世界上著名的收藏敦煌遗书的三大图书馆之一了。

　　六

　　自1900年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经卷之后，1944年，常书鸿先生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以外的地方又发现了经卷残片。1944年8月30日，他们在莫高窟中寺后面的一座小庙移动三尊清末价值不高的塑像时，由于塑像里面的木棒埋在土台基座下很深，所以无法移走。因此只好毁掉塑像，拆毁后发现，塑像里包裹木棒的材料既不是草，也不是芦苇，而是写有经卷的残片。常书鸿和考古学家夏鼐、敦煌学专家向达等人一起进行鉴定，共发现经文66件，残片32片。这是继藏经洞发现以来的又一次重大发现。拆毁的三座塑像，在1900年藏经洞发现之前就已存在了，可见这些写经不是藏经洞里的经卷。从纸质和字体上看，是六朝的遗品。这说明在莫高窟藏经洞之外，也有发现写经的可能。敦煌莫高窟今后一定会发现新的藏经洞，而且是不容置疑的。

敦煌的宝物怎么丢的

1900年6月22日(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五月26日)，敦煌莫高窟16窟甬道北壁后沉睡了几百年的藏经洞(现编号为第17窟)被莫高窟主持王道士雇来清理沙土的杨姓伙计无意中发现，一个震惊世界的宝库豁然洞开，史称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四大发现之一。

　　　　王道士，退伍清兵，因生活无着，在甘肃酒泉皈依道家，后云游到莫高窟，其时约50岁。

　　　　王道士虽读书不多，但对突然出现的古物，还是感到很有“价值”，于是开始拿出部分书写精美的佛经和漂亮绢画，换取一些功德钱，后来，还向驻扎酒泉的安肃道道台兼兵备使廷栋赠送一部分，廷栋不知其价值，又赠送回国的外国使节，自此，敦煌国宝开始从王道士手中陆续流向西方。

　　　　最早掠走敦煌遗书的是俄国人奥勃鲁切夫，1905年10月，仅以6包劣质石蜡为饵，就从王道士手中换得藏经洞珍贵写本两大包。

　　　　接着，那个最著名的敦煌劫掠者——匈牙利裔英国人马克·奥利尔·斯坦因来到敦煌。他聘请了一位助手——蒋孝琬蒋师爷。在蒋师爷的帮助下，斯坦因打着要把“圣僧玄奘”从印度带来的佛经送回原处的鬼话，以4锭马蹄银(约200两银子)，盗走精美的佛经和绢画上千件，共29箱，动用了一个浩大的马车队。斯坦因认为“以前所有的发现无一能同此相提并论”。

　　　　由于斯坦因不懂中文，王道士也做贼心虚，故都是蒋师爷深夜前往挑选并背回，因此，并未得到很多历史学家更加重视的关于世俗生活记载的卷子。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来到敦煌，又以500两银子，从王道士手中换取了570多个名贵手卷。斯坦因第三次来中国时，终被已经察觉的中国政府所知觉，没有获得太多更有价值的文物。斯坦因最终因其特殊的贡献，被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授予爵士称号并在世界考古界大获殊荣。

　　　　斯坦因之后是法国人伯希和PaulPeliot　。伯希和是一位年轻的汉学家，精通汉语，在敦煌他凭借卓越的汉学知识，在微弱的烛光下翻阅了整整三个星期，以500两银子的代价，将藏经洞中的精华悉数盗走，计约6000余卷，10大木箱。

　　　　如今，要想看到敦煌藏经洞遗书，就得准备一次长途跋涉，前往印度、日本、俄罗斯、美国、韩国、瑞典、芬兰、丹麦、德国、英国、法国，最后才是中国。因此，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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