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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二年(1400年)九月，朱允炆又命盛庸率军北伐，以副将军吴杰进兵定州，都督徐凯等屯沧州。十月，燕军破沧州，俘虏了徐凯、程暹以及都指挥俞琪、赵浒、胡原等。十二月，燕军进入山东，至临清、馆陶、大名、汶上、济宁。盛庸与铁铉于东昌“宰牛宴犒将士，誓师励众，简阅精锐，背城而战”，等待燕军前来厮杀。
这时，燕军屡胜轻敌，进至东昌，看到盛庸军，“即鼓噪前薄”，结果被盛庸所率的军队打得大败，朱棣的亲信将领张玉死于战阵，朱棣自己也被围，借朱能援军的接应才得冲出包围。朱棣回到北平后，总结了白沟河与东昌战役胜败的经验教训，说：“比者，东昌之役，接战即退，遂弃前功。夫惧死者必死，捐生者必生。白沟河之战，南军先走，故得而杀之，所谓惧死者必死也尔等奋不顾身，故能出万死，全一生，所谓捐生者必生也。”告诫将士说：“自今无轻敌，无选懊”，要奋不顾身，才能打败敌人。
建文三年(1401年)二月，朱棣又率军出击，先后于滹沱河、夹河、真定等地败盛庸、吴杰、平安的军队，接着又攻下了顺德、广平、大名等地，“河北郡县多降”。建文四年正月，燕军进入山东，济南为铁铉驻守，城坚未易破燕军就绕过济南，攻破了东阿、汶上、邹县，直至沛县徐州。四月，燕军进抵宿州。平安率军跟踪至肥河，袭击燕军。总兵何福率军列阵十余里，沿河向东挺进，徐辉祖又率军前来支援，与燕军大战于齐眉山。燕军损失甚重，骁将王真、陈文、李斌以及都指挥韩贵皆战死。
当时正值暑雨连绵，道路泥泞，燕军北方士兵多不习惯，且又疾疫，多想北归。朱棣竭力设法稳定军心，亲信将领朱能并以楚汉之争来勉励诸将，说：“诸君勉矣!汉高十战而九不胜，卒有天下，岂可有退心!”两军正在肥河相持时，朱允炆左右的一批廷臣认为，燕军快要北归了，京师不可无良将，在此决战的关键时刻朱允炆竟下令把徐辉祖所统率的军队撤回南京，削弱了前线的军事力量。
何福“欲持久老燕师，移营灵璧，深堑高垒自固”，但粮运为燕军所截阻。燕军乘南军缺粮，军心动摇之机，全力进攻何福军，破灵璧，南军大败。“(何)福单骑走，(平)安及陈晖、马溥、徐真、孙成等三十七人皆被执，文臣宦官在军被执者又百五十余人”。平安在靖难之役中，曾数败燕军，斩燕骁将多人，燕军中听到俘获了平安，“欢呼动地曰：吾属自此获安矣!。
灵璧之战后，燕军士气大振，南军益衰。朱棣率军直趋扬州，攻下高邮、通、泰等地，到六月初三日，燕军自瓜洲渡江，这时南军已毫无抵抗能力。十三日，朱棣进抵金川门，守卫金川门的李景隆和谷王橞开门迎降。朱允炆于宫中自焚死，“或云帝由地道出亡”为僧。朱棣便于南京即皇帝位，是为明成祖，也称明太宗，年号“永乐”。这就是明史上所谓的“靖难之变”。
明代的第二个皇帝朱允炆生于1377年12月5日，即他祖父时代的洪武十年。这个年幼的皇孙被描述为早慧、孝顺和正直，据说他的祖父很钟爱他。如果不是遇到意想不到的事变，他可能会一直默默无闻地下去。1368年2月，洪武帝开始为王朝定下传统，即立朱允炆的父亲朱标为太子，因为朱标在名义上，也许事实上是他的嫡妻马皇后所生之子。洪武帝的目标是为皇位的合法继承树立一个正式的原则，希望以此杜绝将来在皇位继承问题上的纷争。朱标在许多方面都不像他的父亲：他是一个性情温和而有教养的人，但不很勇武。明太祖虽然对他的第四子朱棣的军事才能有很深的印象，但为了王朝的利益，他仍把朱标看作他恰当的继任人选。② 使皇帝震悼不已的是，朱标在他的盛年37岁时即于1392年5月17日死去。可是，接班的次序是很清楚的：朱标的嫡妻所生的长子已在10年前死去。因此，皇帝只好找朱标一系的次孙朱允炆——即朱标的活着的最年长的合法儿子——为储君。这个未经过考验的男孩被立为皇嗣时不足15岁，他绝不能与他的祖父或他的叔辈相比肩，他的指定只不过是长子继承制原则的体现而已。虽然朱棣后来声称，他本人可能被入选为嗣君，只是因为那些儒士们的横加干预才未成功，但洪武帝事实上没有考虑把他的其他儿子立为太子。
明惠帝 - 朱允炆(1张) 在他的祖父死去后几天，朱允炆于1398年6月30日在南京即位，时年21岁。他确定下一年为建文元年，并尊封他的母亲——二皇妃吕氏（1402年死）——为皇太后。③关于朱允炆的个性和他在位时的国内发展情况现已无可信材料，因为在他死后，他那一朝的记录都被篡改或销毁殆尽。建文帝时期的档案文献和起居注全遭毁灭，而幸存的私家记述又概遭禁止。 在建文帝继任者在位的时期，朝廷史官关于建文帝的行事写了一些歪曲真象的、极尽批判之能事的报道，想以此证明永乐帝夺权是有理由的。他们谴责建文帝和他的顾问们行为放荡和品行不端，把建文帝形容为不孝、奸恶和邪淫的人，指责他玩忽职守并犯有大不敬罪。后世同情这位被废黜皇帝的学者们关于建文之治则写出了一些与此截然相反的谀词，说这位皇帝又是孝子，又是仁君，称之为遵循儒士劝告和缓和明太祖苛烈行政的一位完美无缺的人物。他们谴责燕王大逆不道的篡弑罪行。④这些残缺不全的、互相矛盾的材料要求人们必须进行最细心的审查。建文时期许多方面的事实真相将始终弄不清楚了。 年轻的建文皇帝书生气十足而又温文尔雅，他继承了他父亲的温和和好思考的脾性。他腼腆，且又毫无国政经验；且不说和他的前皇祖考相比，甚至比起他的雄才大略的叔父们，他也没有那种自信心和坚强的性格，甚至也没有那种能力。这位年轻皇帝的温顺性格和儒家教育，使得他真正关心他祖父的高压行政措施对平民百姓的影响，因此他衷心向往的是实行理想的仁政。因此之故，他在政府的言论和行事上努力实行一些较大的变革，但这些变革却招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建文帝即位以后，他对这几位儒家师傅言听计从，发起了一些政治上和制度上的改革，看来其意图是大大背离了太祖高皇帝所做的安排。1380年因裁撤中书省而使中央一些行政机关被取消，它们在现在已部分地有所恢复；制度被修改，以加强文职行政功能和减轻政府的专制作风。 为了贯彻这些改革，皇帝把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都提升为行政负责官员。1380年裁掉中书省以后，明太祖曾经决定，国家一切事务都必须由他一人作为行政首脑来裁决。因此之故，翰林学士们和六部尚书只有建议权和在政府中执行命令之权。当新皇帝召集这三位士大夫来“参国政”时，这种局面就结束了。如果这些重建活动或多或少地不是虚构的话，这些皇帝的顾问们就不是只领干薪了，而是实际地在管理政府。这样做就大大地离开了第一位皇帝所定下的制度，因为皇帝的顾问们现在被置于在六部之上施政的地位。他们现在又制定政策，又执行政策，极像从前某些王朝中的丞相的所作所为；他们仅仅缺少丞相的头衔。没有这个头衔只是形式上尊重明太祖的《祖训录》，因为《祖训录》是严格禁止任命丞相的。 皇帝还做了一些改革，对帝国政府内部的权力进行重新分配，也使他自己能实施他的新政策。这些发展变化的确切性质至今很难说得清楚，因为大多数改革的记载已被销毁。但是，例如《皇明典礼》这种关于建文时代典章制度的书（1400年），以及此后另外编订的几种书至今仍可见到，它们可以帮助我们大致了解到这个时期政府中已实行和计划要实行的革新的梗概，并对它们的意义作出评价。③ 1398年末，新皇帝听了方孝孺的话把六部尚书从二品提到了一品，又在尚书和侍郎之间加了一个侍中之职。这种制度上的改变把六部尚书提到了与都司同级的地位；自从废除丞相之后都司比任何文官的品级都高。因此，在他有意识地把政府牢牢控制在文官手中时，六部尚书的地位和权威提高了。 在政府官署的大小和数目方面以及在一整套官员的设置上，也都有了改变。户部和刑部的所属司从12个减为4个；都察院中的两个都御史合并成了一个；同时，国子监和翰林院的各项职责和人员编制大为提高和扩大。这最后两项改革表明，重点放在儒家教育上和翰林学士在政府中的顾问作用的加强上。在詹事府也设立了某些新职位，使翰林学士在教育和训练太子及诸年幼王子方面能发挥更大的作用。④ 对六部及其下属司的组织所作的各种改动中，对官员和皇帝侍从的头衔所作的变动，以及对南京各官署的名称所作的改革，都是本诸古代的《周礼》行事的。这些变易不单是象征性地恢复古代的模式，也不像朱棣和他的历史学家们所说的那样是任意变更祖制。它们都是有目的的变革，意在搞一套新的建制，使权力归到皇帝信任的顾问的名下，加强文官之治，以削弱将军们和皇子们的权势。 朱棣
为了贯彻他们设计出来的这些政策，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都被擢升，握有空前大权，这就大大地背离了明太祖所定下的制度的模式。他们在国事中起着特殊的作用，简直就是皇帝的化身。他们即使不对内战负主要的责任，也要负直接的责任，因为他们对朝廷的控制和他们正在推行的变革给了燕王以发起叛乱的口实。燕王说，对建文的顾问们发动的惩罚性战役是忠于王朝的行动。⑤随着建文朝廷的消亡，所有这一切政治改变和制度上的革新都付之流水，它们只是作为复古和反动的背离祖制的失败的尝试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是书呆子皇帝和他的不通世故而迂疏阔大和抱负不凡的，或心怀野心而又有煽动性的顾问们的一个愚不可及的消遣之作。建文朝廷还有一些国内政策和措施值得注意；它们都偏离了洪武时代的既定安排。第一个措施是改进了明太祖所实行的严厉的法律制度。洪武帝曾经颁行了一整套法典，使之成为全帝国的法律准则。他有时用“诰”的形式来给法典做补充，有时又用“榜文”的形式来发布典型的案例。榜文第一次出现在《大诰》中；这种《大诰》在1385年和1387年之间曾经编纂、修订和扩充。它们出现在1397年版的《大明律》中；《大明律》把这些诰和榜文都收在它的附录中。建文帝认为他祖父的律令法典的某些部分过于苛严，特别是那些在诰和榜文中所定下的惩罚条款更是如此。据说，他在他祖父生前即已敦促洪武帝从他的法典中取消73条这样的条款。在他即位以后，他禁止以诰文为根据来进行审理和判案，同时停止张贴榜文，这就使他用正式遵守律令的手法，巧妙地掩盖了他事实上对他祖父的指令的否定。这些变革后来被永乐帝一扫而光；他恢复了太祖的所有严厉的诰文和榜文中的法律效力。① 在财政方面，建文朝廷也制定了一些新措施，以减轻前朝某些过重的税收。其中最重要的是减少了江南的过度的土地税，尤其是减少了富庶的苏州和松江这两个府的土地重税。这些减税措施是继续了洪武朝即已开始的减免政策，但是它们大大超过了以前的办法。富庶而人口稠密的江南地区自王朝开国以来就被课以重税，从而使这里提供了主要的财源。原来的税款意在实行惩戒。1380年4月洪武帝曾下令减税20%，但是即令如此，这里的土地税仍然过于沉重。例如在1393年，仅苏州一地就得全年交纳281万石粮米，这就是帝国2940万石全部土地赋税的9.5%。这样是太不平等了：苏州仅占帝国登记在册的耕地的1/88。由于这样过重的苛索，当地人民往往不能交足规定的税额，特别在凶荒年代更是如此；他们抛荒了土地，变成了游民，从而更加加重了纳税居民的负担，同时也减少了每年的税收。② 1400年初，建文帝因有人申诉南直隶和浙江等地区赋税不公而采取了行动。他下令按每亩地收一石粮的统一标准在这些府里收土地税。洪武帝曾经禁止苏州或松江人氏被任命为户部尚书，借此防范出身于这些富庶州府的人们把持财政，偏私家乡，从而牺牲了国库的利益——现在建文帝也解除了这种禁令。很可疑的
是，这些新措施是否得到了贯彻；到了1400年，建文朝廷已经深深地卷入了和燕王对阵的军事行动之中。 另外一项财政改革是限制佛、道二教寺观所能拥有的免税土地的数量。这项政策是特别针对佛、道僧侣们在江南富庶州府的情况而发的，因为在洪武帝的庇护下僧道们都攫夺了大量的肥田沃土，从而变成了有权有势的地主。他们的财富激起了人们的不满，因为宗教界的僧侣职事们不仅享有免除土地赋税和徭役的权利，甚至还把不法负担强加给当地居民，即占用他们的土地，强迫他们给自己服劳役。朝中的官员上了两份奏疏，请求限制佛教和道教的土地占有数量，建文帝在1401年8月发出的一道诏旨中批准了他们的建议。这一新命令只准每一名僧道拥有不超过五亩免除赋税的土地；多余土地应分给需要土地的人民。这个政策又使得燕王找到了另一口实，说他的侄子如何违犯了《祖训录》；它进一步为他提供了对皇帝进行“惩戒行动”的理由。③ 这些命令未必都曾经付诸实施，因为建文朝廷此后不久就夭折了。但是，由于它们攻击了佛教和道教僧侣们的既得利益，这些政策无疑地疏远了宗教界，特别是得罪了佛教徒。因此，许多佛教僧人都为燕王叛军效劳是不足为奇的：他们的领袖是这位僭主的顾问，即和尚道衍，此人自1382年以来即已为燕王服务（他后来名姚广孝，1335—1418年）。④
编辑本段削夺诸藩王的权力
对诸藩王国度里的行政也进行了一些改革：设置了宾辅和伴读，并让翰林学士以儒家的为政传统教育和辅导诸幼年王子。王子们还进一步不准参与文、武政事；这个命令显然与《祖训录》中的规定大相径庭。这些加强了皇帝对藩王控制的新条令是意在取消半自治性质的封国的总战略的一部分。① 削夺世袭封国的政策的产生是由于担心几个有野心的皇叔可能要发难，特别是担心燕王朱棣。1370年以后，明太祖陆续分封了他年长的九个儿子（其中包括朱棣），把他们封在西北边境和长江中部，王位世袭；这些藩属王国都是用来作为抗击蒙古侵略和镇压叛乱的支柱。王子们都享有巨额年俸和广泛的特权；虽然他们在法律上对境内平民百姓不享有直接的行政权力，但他们每人都节制三支辅助部队，其人数在3000到15000之间。① 为了确保他对分封诸王国的控制，开国皇帝在他的《祖训录》中曾定下了一系列条令规章来管束诸藩王的行为；《祖训录》首次发布于1381年，后来又在1395年做了修改。其中有一条规定：在新皇登极以后的三年时间内藩王们不许来朝廷，只能留守藩封。可是，如果有“奸臣”在朝廷当道，诸王得准备他们的兵力，听候新皇帝召他们来“拨乱反正”，而在完成了他们的任务和驱逐了奸佞以后，他们仍应返回封地。 对于合法的继承原则定下了一条重要的规矩；它既适用于藩封王子的继承，也适用皇位的继承。其中主要的一条原则是继承人应该是长子，并为嫡妻所生。如果这一点已不可能，嫡妻所生的第二个儿子将成为合法继承人。②为了使这些家法垂诸久远，明太祖对后嗣下了严厉的警告，禁止他们对他的训示有一丝一毫的改动；而且他告诫诸王，对任何违犯者，甚至皇帝本人，他们可以群起而攻之。③这位开国皇帝的想法是很不现实的；制度上的调整总是不可避免的。新皇帝现在企图削夺诸王的权力，这就使他与他的叔父们——特别是燕王朱棣——发生了公开的冲突。然而可以理解的是，在这些藩王看来，他想削夺分封诸王一向享有的权利和特权的行动严重地违反了《祖训录》。 朱允炆
人们向来认为削藩的政策是黄子澄和齐泰所出的主意，但是，它也可以说是出自皇帝的圣裁。黄子澄是这一政策最积极的拥护者，据说他使皇帝对采取这项政策的重要性获得了很深的印象，因为他向皇帝讲述了公元前154年汉代的七国之乱反对汉景帝（公元前157—141年在位）的故事，而且也一般地提示了这些强大而又拥有半自治权力的藩封所特有的潜在危险性。①他们曾经考虑了两种行动路线：一是彻底废除藩封诸王国；一是减少他们的政治和军事大权。主要的目标是燕王；到了这个时候，洪武帝的二子和三子均先已故去，只剩下燕王是现在健在的最年长而又权势最大的藩王，同时他也是皇家礼仪上的尊长。几经斟酌之后，建文帝决定走完全废藩的道路。这样便激起燕王举兵反对皇帝，他表面上是要恢复王朝原来的制度，实际上却是要保持他自己的权力和影响。①
编辑本段燕王的叛乱
令人难以对付的燕王朱棣生于1360年5月2日，他的生母也许是洪武帝的一位贡妃。他不是像他自己后来所说的那样为马皇后所生；他的这种说法是想在他从他侄子手中夺取了帝位以后按照嫡长子继承原则使他的即位合法化。他长得坚强有力，同时也精通武艺，而且据说在学习儒家经典和文学方面也是出色当行的。他的文学功底在正史中有所表述，因为这种成就符合一个儒家君主的公开的形象。①1370年5月，洪武帝把他封为燕王，定他的封地在北平（今北京），让他坐镇北方边境，以保证国内的安全和抵御蒙古人的入侵。 那时的燕王只有10岁，直到他成年以后才于1380年4月去北京就国。到了这时，他在宫廷已经接受了优秀学者和佛教和尚们的最好的通才教育。他在明王朝头等将领们的辅导之下也已经开始表现出军事领导才能；特别是徐达（1332—1385年）对他的教导更有效，因为1376年他在皇帝的意旨下娶了徐达的长女。②在往后的数十年中燕王守卫他的藩封时，他经常指挥对蒙古人的战斗，在老将们的辅弼之下很会打仗。他的功绩赢得了他父亲的好评，但也引起了后者的烦恼，因为他越来越变得心志不凡、目中无人和闹独立性。当1392年洪武帝册封他长兄的儿子朱允炆而不是指派他为皇嗣的时候，燕王显然是异常失望的。① 1398年末，即建文帝即位之初的几个月中，皇帝开始考虑怎样增强自己的权力而同时削弱诸封建王国的权力，并且利用或有或无的罪名对那些较小较弱的藩王采取激烈的行动。周王朱橚（1361—1425年）是第一个倒台的，接着另外四个王子也垮了下来：代王朱桂（1374—1446年）；湘王朱柏（1371—1399年）；齐王朱榑（1364—1428年）；以及岷王朱楩（1379—1400年）。一年之内在五个举足轻重的藩封被废之后，燕王便成了下一个目标。朝廷承认他是最棘手的敌人，因此在行动上很小心谨慎；可是，这样一来反而给了燕王集结部队和作准备的时间。① 现在不能肯定，燕王何时才开始下定决心对抗朝廷。据有些材料说，他在道衍和尚（后名姚广孝）的影响下很早就有和朝廷对着干的意思；按，道衍是明太祖派到他的王府里来任事的，并博得了他的信任。道衍据说在朱允炆被封为储君以后曾向燕王进言，说他注定会有九五之分；他并且鼓励燕王谋划进一步实现他的雄心壮志。当建文朝廷开始清洗他的兄弟们的时候，燕王马上觉察到他的地位危殆，因而他就商于道衍（这时道衍已是他的主要顾问和谋略家），应该采取什么步骤来对付这一威胁。①燕王已经用招降蒙古士兵的办法扩充了他的部队，同时他又和那些对新皇帝已不再抱幻想的宦官内外勾结起来。可是他还无意立即行事，因为他的三个儿子正在南京作为人质，以保证他不乱说乱动。与此同时，双方的间谍和代理人来回打报告。燕王在1398年和1399年搞了许许多多鬼把戏，又是装病，又是装疯，请求遣返他的儿子们。直到1399年6月建文帝才准许他的几个儿子回到他们父亲身边——历史学家们把这一决定称为愚不可及；燕王这才决心用军事行动抗命朝廷了。 敌对行动爆发于1399年7月末；那时有个忠于建文朝的军官抓到了属于燕王藩国的两名下级官员，并把他们送往南京以煽惑罪处死。燕王抓到了把柄，利用这个机会在8月5日向邻近几个州县发动军事进攻，借口要清除朝廷里的奸佞官员。这标志着在朝廷和燕王之间开始了一场血腥的、持续三年的军事对抗；后来这场战争被掩饰而说成是“靖难”之役。② 为了给他的叛乱设词辩解，燕王在后来几个月内精心策划了几篇文告：它们包括在1399年8月和12月致朝廷的两封信，以及后来给官民一体知照的宣言。这位藩王坚持说，他正在进行的是终止内乱的正义行动，而且无论衡之以儒家的孝道，还是衡之以规定诸藩王义务的《祖训录》中的条款，他的行为都是对的。①他指责皇帝，特别是指责他没有把他父皇的病情告知他，没有让他奔临丧葬；另外，还指责他毁坏先皇所居之宫室，从而背弃了洪武帝的祖训。 他还指责皇帝受齐泰、黄子澄等宵小之臣的诱惑，对诸皇子进行了迫害，并且错误地指控他在做军事准备来反对皇帝。他争辩说，他所采取的行动是正当的自卫，同时他要求皇帝去掉左右的奸诈顾问们，恢复太祖皇帝的法律和制度。除此之外他还声称，他有义务来执行这次惩戒使命，因为他是马皇后所生的最年长的健在儿子，就责无旁贷；他指天誓日地否认他对帝位感兴趣，只是说他是本诸《祖训录》中的规定而开始清除朝廷中的小人官员的。
根据现代历史学家所提供的材料，他的任何指责是否有充分的事实根据，或者他是否真正能够在当时就把这些论点公诸于世，是值得怀疑的。可是，这些指责对燕王来说却是关系成败的问题；最终地它们要使他对抗朝廷的行动站得住脚，并且还可帮助他纠集能够抗命的人马。这就是为什么这位藩王在篡夺皇位以后要窜改历史记述，把那些和他的言论相矛盾的记载统统去掉，换上支持他的合法继承权利的一些历史说词。①
编辑本段明惠帝朱允炆的下落
建文帝朱允炆是明朝的第二代皇帝，其父朱标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长子，早年立为太子，不幸中年早逝。朱元璋按封建礼法传统，立朱允炆为皇太孙，朱元璋死时，他已21岁了。继位后改“洪武”为“建文”，史称“建文帝”。但在位仅仅四年，即被他的四叔燕王朱棣用武力推翻，而下台后的建文帝下落，却又成了千古疑案，众说纷坛。主要有： 隐居说。永乐二年（1404），何福之弟何禄，携子魁二、魁五与何福季子魁六，祖籍湘潭、原任左军都督顾成之孙顾兴国，战殁鄱阳湖的旗武将军齐成之子、千户齐兴（世界文化名人齐白石宗族之始迁湘潭祖），护送建文帝朱允炆由江西抚州临川来湘潭，护送人的眷属亦在随行之列。朱允炆始藏银塘，先后移居县城东隅之金泥湾和西乡之碧泉，改姓名为何必华，字汝川，娶银塘四甲土著何氏何惠之长女为妻，终年87岁。 据湖北麻城龟山族谱记载何必华乃水部堂何姓二世祖，其后有何应瑞为明朝工部尚书，第二十三代孙何畅（有待考证） 自焚说。据永乐年间《实录》和《明史稿》的记载，建文帝继位后，即用兵部尚书齐泰和大常卿黄子澄谋，定策削藩。领兵在外、身为燕王的朱棣立即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起兵南下，发起“靖难之役”。不到四年，燕王即挥师渡过长江，兵临南京城下，建文帝求和不允，只好死守，但是他的主帅李景隆却打开金川门迎燕王大军入城，满朝文武纷纷投降。建文帝眼看大势已去，不得已下令焚宫，顿时火光熊熊，建文帝携皇后马氏，跳入火中自焚，妃嫔侍从等，大都亦随其蹈火而死。燕王朱棣入宫后，清宫三日，搜查建文帝下落。宫内侍人都说建文帝已自焚，并从火堆里扒出一具烧焦的尸体证明之。燕王见到尸体，分不清男女，惨不忍睹。其继位称帝后，只得以天子“礼葬建文皇帝”。《明史·成祖本纪》及《明史·方孝儒传》均持此说。 削发为僧说。清代名人吕安世和近人蔡东藩等则认为燕军破城后，建文帝无可奈何，遂想一死了之。此时少监王钺告诉他：你祖父临死时，给你留下一个铁箱子，让我在你大难临头时交给你。我一直把它秘密收藏在奉先殿内。群臣急忙把箱子抬来，打开一看，里边有三张度牒，就是做僧人的身份证，上面写好了建文帝等三个人的名字。还放着三件僧衣、一把剃头刀、白金十锭、遗书一封，书中写明：“建文帝从鬼门出，其它人从水关御沟走，傍晚在神乐观西房会集。”据此，建文帝三人剃了头，换上了憎衣，只带了九个人来到鬼门。鬼门在太平门内，是内城一扇小矮门。仅容一人出入，外通水道，建文帝弯着身子出了鬼门，其他八人随之出了鬼门后，就看见水道上停放着一只小船，船上站着一位僧人，僧人招呼他们上船，并向建文帝叩首称万岁，建文帝问他怎么知道我有难，僧人答道：“我叫王升，是神乐观住持，昨夜梦见你祖父朱元璋，他本是出家之人，叫我在此等候，接你入观为僧。”至此，建文帝似削发为僧，继承了祖业。 此外，在《明史·姚广孝传》和《胡濙传》里记载：明成祖朱棣当了皇帝后，对建文帝自焚而死，也产生过怀疑，也有人告诉他那具烧焦的尸体是马皇后的，建文帝削发为僧外逃了。他就把建文帝的主录僧溥洽抓了起来关进监狱长达十余年，逼他供出建文帝下落。并派郑和下西洋“欲寻踪迹”，派户科都给事中胡濙遍行郡、乡、邑长达16年，搜寻建文帝下落，一直到朱棣死前一年的一个晚上，他已睡下了，但听说胡濙回来了，急忙穿上衣服，在卧室单独召见。胡濙访得建文帝离开紫禁宫后，削发为僧，既没有去神乐观，也没有去西南、东南周游避难，而是被僧司溥洽所救，一直藏在江苏吴县普洛寺内，此后一心为僧，无复国之意。近年徐作生也通过查阅大量文献和实地考察后，指出：永乐二十一年（1423），建文帝死于江苏吴县穹窿山，终年46岁，葬于皇驾庵后的小山坡上。 红崖天书
? 也有人指出，建文帝自焚身亡是历史真实，因为当时燕军兵临城下，把紫禁宫团团围住，建文帝想逃也来不及了，更何况经考查也无鬼门、御沟逃路。建文帝也深知他的四叔是个贪权无厌、残暴无情的武夫，落在他手里决无好下场，不如以死了之为上策。燕王朱棣也绝不会让建文帝活下去，否则，他就不能当皇帝。朱棣为了不留下“杀侄夺位”之臭名，故意苦心寻找建文帝下落，留下了历史疑案，这可能是朱棣的用心之机。 综上，朱棣在即位后，下令搜寻建文帝，这是历史事实。但他的真实用心及建文帝的真正下落，至今仍是一个未揭开的历史之谜。 有的学者认为，朱允炆并没有死，而是走了后门，到了山中去做了和尚，红崖天书就是他写下的
编辑本段内战：1399年8月—1402年7月
在叛乱开始的时期，燕王尚不占兵力上的优势。他的军队只有10万人；除了他的封地北京之外他也没有能够控制任何其他领土。南京的建文朝廷有一支三倍于燕王军队的常备军，拥有丰富的资源，并且已经废除了几个封建藩国。但是，这种简单的比较会把人引入歧途。燕王的强大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他自己有领导能力；他的军队素质高——包括来自兀良哈诸卫的蒙古骑兵大队人马；他的战略高超；他又有不可动摇的必胜的决心。反之，皇帝的军队因指挥上无决断和协同作战不好而大受损害；同时朝廷又分散精力去搞那些甚非急务的政府改组工作，这当然也影响了战局。② 从1399年末到1401年中叶是战争的开始阶段，它主要限制在北京（北平）府的附近州县和山东济南附近的据点。战争正式开始于8月末，那时建文帝派遣耿炳文（约1339—1404年）这位退休的高级军官为大将军去平定叛乱。9月11日，耿炳文想把叛军限制在北京附近，便在北京西南的真定部署了13万人的大军，但在两个星期之后便受了重创，被打败了。①于是已故的将军李文忠（1139—1184年）之长子李景隆接过了指挥权；但是，他也同样无能。10月中旬，燕王离开他的封地去寻求新兵；李景隆便乘他不在北京的机会率领讨伐军从南京地区开往北京。他在11月12日合围北京，但是燕王马上回师并击败了李景隆；因为李景隆的士卒大多数是南方人，不耐北方的苦寒，因此他被迫在三个星期以后退兵到山东西北的德州。② 12月6日，燕王又送了一封信给朝廷，指责齐泰和黄子澄。作为战略上的姿态，皇帝正式罢免了他们两人的官职，用茹瑺（1409年死）代替了齐泰。可是，事实上他继续依靠他们出谋划策。在1400年1月月中，燕王又在西北发动了攻势，攻入山西；他在山西攻取了一个关键的府城之后就直趋首府大同。李景隆拖延了时日。当他的援兵在3月份到达大同时，燕王已经回师北京，李景隆便拖着疲惫和深受北方寒冻之害的军队返回德州。① 1400年5月，双方在北直隶中部保定附近的白沟河岸上展开了一场大战。李景隆这一次想用钳形攻势一举粉碎燕王的军队，但是他在5月14日因大暴雨和洪水而失败了。四天以后，两军约60万人马打了一场对阵战。李景隆的军队拥有火器装备；但是他再一次受重创而溃败，在5月30日先退到德州，然后又退到济南。燕王现在却受到平安将军（1409年死）部下一支帝国骑兵队伍的威胁；幸而他的次子朱高煦从北京率援军来到才救他脱离了险境。
燕王朱棣通过靖难之役把他的侄儿朱允文的皇帝夺到手，实在是为历史所不齿。燕王朱棣负责守卫北部边疆，可见其武力值很高，人称马上皇帝，最后还是死在了征服蒙古人的路上。武力值再高的人不可能在千军万马的混战当中毫发未伤，但是朱棣，在与其侄儿的对战当中，从北打到南所有的战役中竟然毫发无损，很多人相信这是他的侄儿朱允文行妇人之仁，念及叔侄之情，命令所有将士凡是在战争中看到了朱棣，绝对不能放箭，更也不能斩杀。但我不相信这种说法，朱允文再弱智也不可能对要夺他地位的叔叔朱棣下这种恩仁慈的诏令。
这里有几个证据可以证明朱允文并没有下这样的诏令。王敖的《王恪公笔记》中记载，当时朱允文方的大将平安在白河沟之战中差点斩杀朱棣，只是因为平安的坐骑折断了腿，就差一步就可以斩杀朱棣。战后平安被俘，朱棣问?，如果你的马的腿没有折，你会杀我吗？?平安说了两个字，?杀之?。再有朱棣的画师为表现朱棣战场上的英武，曾经画过八骏图和四骏图。在这些画作中，把朱棣所祈祷的每一批战马所受的剑伤的位置都画的非常的准确。如果朱允文的部下遵循了其不杀朱棣的这样的愚蠢的诏令的话，朱棣的战马是不可能受伤的。
第三点，两方交战，战场上的飞箭、雷火，都如雨点落下来，那些东西都是不眨眼的，不可能知道你是朱棣还是他是朱棣。即便朱允文下过不伤害其叔叔朱棣的这样的诏令，在战场上混战中也是不可能做到的。
那燕王朱棣是如何做到毫发无伤的。首先他作为军队统帅，所受到的防护是最好的。再一个它的指挥中心肯定是远离最前线比较安全。再者朱棣身经百战，战场经验非常老道，屁股下的坐骑是一流的，遇到突发情况可以瞬间脱离危险。最关键的是即便朱棣受到了伤害，这是作为军事秘密，绝对不不准泄露的，一旦泄露就会有损军心。我是不相信统帅在那么多场战役中，一点小伤也没有的。最后一点就是朱棣比较幸运，没有遇到大的箭伤或者是刀伤之类的，这个是肯定的。
燕王朱棣就是明成祖，是通过叛乱夺取政权当上皇帝的。史称“靖难之役”。
靖难之役，又称靖难之变、奉天靖难，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死后不久爆发的一场政变。明太祖朱元璋把儿孙分封到各地做藩王，藩王势力日益膨胀。因太子朱标早死，皇太孙朱允炆继位，年号建文，是为建文帝。
建文帝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等采取一系列削藩措施，决定先削那些力量较小的藩王，于是首先袭执周王朱橚 ，把他废为庶人，又拘代王朱桂于大同，囚齐王朱榑于京师，湘王朱柏自焚死。与此同时，也在北平周围及城内部署兵力，又以防边为名，把明太祖第四子燕王朱棣的护卫精兵调出塞外戍守，准备削除燕王。
建文帝以为准备停当了，便秘密下令擒拿朱棣，但是没有成功，再加上削藩措施严重威胁藩王利益，坐镇北平的朱棣于1399年（建文元年）起兵反抗，随后挥师南下，史称“靖难之役”。
建文帝无大将可用，只好起用幸存的老将耿炳文统兵北伐，又派李景隆继续讨伐，而建文帝也缺乏谋略，致使主力不断被歼。 朱棣以北平（今北京）为基地，适时出击，灵活运用策略，经几次大战消灭官军主力，最后乘胜进军，于1402年（建文四年）攻下帝都应天（今江苏南京）。
战争历时四年（1399—1402年）。 战乱中建文帝下落不明，或说死于宫中，或说由地道逃去，隐藏于云、贵一带为僧。 同年，朱棣即位，就是明太宗，嘉靖时期改为明成祖。
第二年，改元永乐，改北平为北京。1421年，迁北京，称北京为京师，南京为留都。
影响
1、宗室待遇变化
朱棣称帝后，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十八日，恢复了周王朱橚、齐王朱榑的爵位。随后恢复代王朱桂、岷王朱楩的爵位。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明成祖令周、齐、代、岷四王归藩。
六月二十六日，成祖取消建文帝之父朱标的兴宗庙号，重新称懿文太子；七月十二日，成祖将朱允炆的三个弟弟由亲王降为郡王；十一月将朱标之子朱允熥、朱允熞废为庶人，囚禁在老家凤阳。
朱棣因为反对建文帝削藩而起兵，为了争取诸王拥戴，还改变祖制给予宗室更高的品级。如按照洪武年间规定，镇国将军（郡王之子）为三品，辅国将军四品，奉国将军五品，镇国中尉六品，辅国中尉七品，奉国中尉八品。而成祖“遂加镇国将军从一品，辅国将军从二品，奉国将军从三品，镇国中尉从四品，辅国中尉从五品，奉国中尉从六品” 。
然而由于朱棣自己是武装夺权的，为了保证中央政权稳固，他即位后先将诸边塞王改封于内地，然后逐渐解除诸王的兵权：永乐元年（1403年）削代王护卫及官属；永乐四年（1406年）削齐王护卫及官属，不久废为庶人；永乐六年（1408年）削岷王护卫及官属；
永乐十年（1412年）削辽王护卫；永乐十五年（1417年）废谷王为庶人；永乐十九年（1419年）周王见势不妙，主动献还护卫。洪武朝带兵的十三位亲王，永乐朝削去了六个护卫。与此同时，大封靖难功臣，将大批有经验的武臣保留下来，加强中央政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央和诸藩的军事力量对比 。
虽然朱棣实现了朱允炆当年的目的，但只解决了眼前的问题，并没有改变祖制；其子汉王朱高煦和赵王朱高燧仍然设立了三护卫。宣德元年（1426年），朱高煦叛乱，再次证明亲王典兵不是办法。亲征平定叛乱后，明宣宗利用其威望，迫使绝大部份藩王交出了护卫，并从各个方面对宗室加以控制。此后，宗室与中央的矛盾逐渐由军事上对政权的威胁转变为大量增加的俸禄对中央财政的压力 。
2、强化集权统治
为了更有效率地处理国务，建文四年（1402年）八月初一，朱棣令解缙、黄淮入直文渊阁，预机务。随后扩充内阁至七人。从此内阁开始在明朝政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甚至清朝仍沿用此制度。
另一方面，由于朱棣是造反称帝的，对大臣有所猜忌，故恢复了洪武年间废除的锦衣卫，重新开始实施明朝的特务统治。随后，永乐十八年（1420年），朱棣又设立了东厂，令亲信太监掌权，加强特务统治的同时提高了宦官的地位。有明一代，特务统治几乎贯穿始终，成为一大特点。
由于靖难之役时，京中宦官提供的情报帮助成祖击败惠帝，成祖即位后便改变太祖以来禁止宦官干政的政策，开始重用宦官。一方面，明朝出现了郑和等著名的优秀宦官，下西洋宣扬国威；另一方面，由于司礼监、东厂等宦官掌权的部门地位提高，且地方镇守、监督采办等重要工作皆由宦官担任（不全为朱棣设置），埋下了日后宦官祸国的种子。
3、迁都北京
由于洪武年间，北方的防务多由几位边王（如朱棣、朱权）负责，而靖难后朱棣徙诸边王于内地，导致华北防务空虚；又由于有唐朝之守外虚内、宋朝之守内虚外的教训，故在军事上，定都金陵（南京）、遥控将领守卫边界的风险很大；“天子守国门”则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南京的建文帝影响较大，在政治上考虑，作为朱棣大本营的北平更加适合作为帝都。故考虑各种因素后，朱棣决定迁都北京。
永乐元年（1403年）二月，朱棣改北平为北京，名顺天府（与元朝大都区别）；随后迁徙各地富民于北京 。称北京为行在。永乐年间，迁都北京的准备一直在进行，如建北京城、建宫殿、疏通漕运等；直到永乐十八年（1420年），北京皇宫（即紫禁城，故宫）和北京城建成，遂下令迁都，以南京作为留都 。
4、割让大宁
朱棣在靖难初始时曾将大宁的全部军力（包括朵颜三卫）纳入麾下，朵颜三卫在后续作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故朱棣称帝后，将宁王封于南昌，永乐元年（1403年）三月把大宁封赏给朵颜三卫作酬劳? 。
大宁位于辽蒙冀三省交界处，辽东—蓟州—宣府弓形的中心，军事地位相当重要；洪武十三年（1380年）收复，并建立卫所，至此废除 。大宁可以作为辽东、蓟州、宣府等地的防卫前哨，并影响其防卫效果；失去大宁，从关内到辽东就只能走山海关过锦州。此后（尤其是土木之变后），蓟辽的战事不断。割大宁之事，多为后人所诟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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