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为何会被称为番薯盛世呢,这是很多读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接下来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所谓康乾盛世,即康雍乾盛世,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持续时间长达134年,是中国古代最后一个盛世。
康乾盛世又被称为“番薯盛世”,这是怎么回事呢?
许多人认为,康乾盛世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人口剧烈增长。明朝时期,全国人口在1.3亿人至1.5亿人之间。到了康乾盛世的1790年,全国人口数量前所未有地突破了3亿大关,几乎是全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要养活如此巨大的人口数量,单单依靠小麦、大米、小米等传统农作物,是无法完成的任务。幸好,中国从南美洲引进了番薯、马铃薯和玉米,并积极推广,最终,使得全国粮食产量达到了2040亿斤,能够养活3亿人口。
番薯、马铃薯和玉米真的在康乾盛世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吗?真实情况,可能并没有那么夸张。
的确,番薯、马铃薯和玉米的原产地是南美洲。15世纪初,随着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开启了“地理大发现”,番薯、马铃薯和玉米从南美洲传到了欧洲。明朝后期,番薯、马铃薯和玉米从欧洲传到中国。由于这三种农作物产量高、对环境适应性较强,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成为北方旱地与南方山区重点依赖的粮食作物,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就算从明朝后期算起,到康乾盛世时,番薯、马铃薯和玉米在中国推广的时间也只有100多年,并没有在农作物中占据统治地位,甚至只占据了很小的一部分。
根据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中心教授韩茂莉向澎湃新闻记者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到20世纪30年代,玉米在安徽、察哈尔、福建、广东、贵州、河南、江苏、江西、宁夏、热河、山东、绥远、云南、浙江14省份占地比例很低,几乎视作零,甘肃占地6.5%、广西17.2%、河北15%、黑龙江5.3%、湖北10.7%、湖南3.9%、吉林5.4%、辽宁12.6%、山西5.4%、陕西11.3%、四川13.2%、新疆19.2%,全国仅7个省玉米占地面积在农田总量中超过10%,但也没超过20%。
番薯的情况大同小异,察哈尔、宁夏、青海、甘肃、山西5省份占地面积近于零,其他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安徽、贵州、云南7省份占地为1%,江苏、湖北、浙江3省份占地2%,江西、广东2省份占地3%,湖南占地5%,福建、广西2省份占地6%。
马铃薯也是一样,在黑龙江、热河、宁夏、陕西、山东、湖南、浙江、四川、云南10个省份,马铃薯占地不足1%,吉林、绥远、甘肃、广东4个省份占地1%,山西、广西2省份占地2%,察哈尔占地6%,其余未提及的省份,马铃薯占地比例几乎为零。
由此说明,番薯、马铃薯和玉米进入中国后,对促进农业发展,提高人口数量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并没有达到绝对优势。我们不能将康乾盛世归功于番薯、马铃薯和玉米等来自南美洲的农作物,甚至夸张地说成“番薯盛世”。
事实上,康乾盛世的出现,还得归功于小麦、大米、小米等传统农作物产量的增加,以及在荒地的大量开垦、耕地面积的扩大。
【参考资料:《番薯造就盛世,盛世开发番薯》《美洲来的玉米番薯创造了康乾盛世?》等】
从康熙中叶起,清朝出现了相对繁荣的局面,到雍正、乾隆年间,清朝国力达于鼎盛。这段时期,其时间跨度130多年,是清朝统治的高峰,故中国部分历史学者将康、雍、乾时期称为“康乾盛世”。
“康乾盛世”最主要地表现在人口的增长上,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全国人口突破一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三亿。 有人将此归结为清朝统治者勤政的结果;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是明末引进的番薯、玉米等高产作物在全国推广的结果。
在此期间,清朝统治者对外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中止了明末的西学东渐;对内大兴“文字狱”。所以有人认为,正是“康乾盛世” 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使中国落后于西方,是不值得称颂的。
一种观点认为,“康乾盛世”是骗人的,是中国部分历史学者无视历史、自欺欺人的说法。在康熙年间,对俄作战后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就割让领土,如果是盛世却割让领土真是匪夷所思。无独有偶,同样处于“康乾盛世”的雍正年间,也签订了割让领土的《恰克图条约》。而且在康雍乾三个皇帝在位期间,他们做了什么?制造了一波又一波的文字狱惨案,康乾数次下江南奢靡游玩,自雍正起又耗尽民脂民膏修建圆明园。而同期的西方科技文化迅速发展,鸦片战争前夕,英国侵略者已是坚船利炮,而清朝军队却仍然沿用明朝的火炮,盛世到了这个地步,真是无耻之尤。康熙年间的平民思想家唐甄在他的著作《潜书》里提到:清兴五十年来,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他亲眼看到山西妇女多无裤可穿,而“吴中之民多鬻子女于北方”。而乾隆时期的英国使者马嘎尼来华期间,记载北京街头乞丐很多。许多百姓都是蓬头拓面,衣杉褴褛,因此他形容满清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中国人”正在逐步退化到“半野蛮人”时代(见马嘎尼的中国行记)。
康乾盛世又称康雍乾盛世、康乾之治、康雍乾之治,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同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持续时间长达115年,是清朝统治的最高峰。在此期间,局势较为稳定,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国家财富有所积累,疆域辽阔,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处发展阶段。
台湾等地的史学界及教科书中,将康、雍、乾时期称为康乾之治。西方传统史学界亦认同这种说法,或称这段时期为"High Qing",即清朝高峰时期。但因制度僵化,闭关锁国,使得这一局面无法长久。还有说法是清朝的经济和人口的增加主要归因于美洲作物番薯,甚至称所谓的康乾盛世为“番薯盛世“。
明朝时,有个福建人,叫陈振龙,去到古时候叫吕宋的地方,现在是菲律宾那边去做生意。那时候,很多的福建人都会漂洋过海去做生意。陈振龙到了菲律宾后,看到当地有一种农作物叫番薯。这种植物生命力强,很好养活。叶子也能当菜吃,底下的番薯也可以当主食充饥。
他想到要是能把这东西带回国家,应该能对国家的民众们帮助很大。解决不够饭吃的困境。番薯是西班牙传进菲律宾的。当时西班牙还控制着菲律宾。不允许番薯流到外国。要是被发现外带番薯的话,最严重的会判绞刑。因此陈振龙就想了办法。终于费尽周折将蕃薯藤带回中国。
后来福建大旱,粮食收不上来。老百姓们都饿得不行,也有很多人吃不上饭死掉了。陈振龙和儿子想了办法让巡抚金学曾种植推广番薯。试种几个月后,番薯大丰收。金学曾开始大面积种植番薯,因为番薯的适应能力强,在山地也能存活,因此开垦了很多的荒地。到了清朝,全国推广种植番薯。老百姓们有的吃了,肚子不饿了,才能更好去从事别的行业的,让国家更加繁荣。
大家都很感激陈振龙和金学曾,还给他们盖了个先薯亭。从宋朝一亿人口到清朝四亿的人口,奠定了康乾盛世的基础。而陈振龙当时的贡献,跟现代研究出的杂交水稻的袁隆平老先生一样伟大。都值得被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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